文艺批评 | 洪子诚：我们如何面对挫折

洪子诚

各位朋友上午好，感谢贺照田带领的创新小组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刚才萨支山已经说了，上次开柳青的会也邀请过我，但是开会前些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晕厥，好几分钟不省人事，就没参加成。刚才小萨也说了，他是蔡翔的“粉丝”，其实我也是。在80年代，上海、北京的一帮年轻学者、批评家，我都认真读过他们的书。如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吴亮、蔡翔、许子东、程德培等，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是知识更新的一个时期，今天能跟蔡翔一起开会很高兴。会议论文我已经提交了，就是《秦兆阳在1956》。这篇文章其实不是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而且写得有点辛苦，中间曾三次想放弃，觉得并没有什么学术含量，我的书里，也处理过相关的资料。不过最后还是完成了。其中的动力，主要是过去在读材料的过程中，有一些情感上的积累无法释放，总觉得应该为秦兆阳写点什么。有点像是欠债，感情上的债，应该偿还。文章水分很大，不像论文的样子。大家已经读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换个题目讲，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挫折”。电话里贺照田问我讲什么，我随口这么说出来。后来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合适，口气太大，好像我要开药方一样。哪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挫折，特别是在投身时代激流中，追随革命中，会遭遇许多挫折。但是不同的人的反应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有一致的方式。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丸山昇先生是怎么面对挫折的”，这样可能比较实际。这是我要谈的一点。

丸山昇

另外一点是，我们今天开会是在北京东南边左安门外的龙爪树。龙爪树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不陌生，50多年前我在这里待了将近7个月。1965年10月下旬，我跟北京大学中文系1963级的学生一起，作为“四清”工作队成员来到这里，住在老乡家里，同吃同住。我在肖村大队，离龙爪树也就几里路，它们都属于小红门公社。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北京出了永定门、左安门走不多远，就是农村，就是菜田。现在这里是马路、楼房，没有一草一木可以让我联想起过去，过去的那些痕迹好像都已经擦抹干净了。这当然是飞速发展的成果。这个变化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我也说不清楚。我记得十五年前和吴晓东、钱理群、吴福辉、赵园老师去俄国旅游，在圣彼得堡走在碎石铺的街道上的时候，导游有点开玩笑说，“大家注意了，我们说不定会碰到拉斯柯尔尼科夫。”我们都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人公。这位年轻的俄国女导游很有趣，她频繁提到彼得大帝的时候，总是用既亲切又尊敬的口吻说“我们彼得”。“我们彼得”这个称呼不大可能出现在莫斯科人嘴上。说我们在21世纪初的圣彼得堡可能邂逅19世纪的人物，这是有点胆量，也有想象力的话，重要原因之一是，圣彼得堡城市风貌，街道，涅瓦河上晚上12点就吊起好让大吨位轮船通过的桥梁，还基本保留一百多年前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的北京，在西直门、西四东单，我们有胆量说可能遇到祥子，遇到虎妞吗？这几十年，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大了，很多历史痕迹都见不到了。

就是“四清”这个运动，也有点恍如隔世。“四清”究竟是“清”什么，一时也想不起来。后来查资料，才明白开始在农村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主要就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后来扩展到城市，包括北京大学也搞过“四清”，名字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也变化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我在肖村大队当监察组长，就是牵涉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的。为什么要在这里待6、7个月，都干了些什么？回想起来也有点模糊，好像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提供线索。查干部的“四不清”，最后成果是查出来一笔购买农资的瞒报款，三十几块钱吧。记得还到北京北郊的昌平沙河、河北永清和山东德州的农村那边去“外调”。和工厂开卡车的一个师傅——也是工作队成员，从北京南郊骑自行车到沙河，一天中往返两次穿过整个北京城，记得当天还刮着大北风。那时候年轻，有力气，有“革命干劲”。我们经常讲革命这个事情。1961年底我毕业参加工作到1980年代，经常会填履历表，里面有一项是“何时参加革命工作”。“参加革命”？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填，问过系里的人事干部。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参加“四清”运动，也就是参加“革命”了。

接着我谈这个“挫折”的题目。丸山先生我是熟悉的，也有很多见面、向他请教的机会。他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日本左翼革命者。1950年代初，他就读东京大学时，因参加反对美国占领日本的学生示威运动而两次入狱。1991年到1993年，我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上课，教养学部在目黑区的驹场，和在本乡的东京大学本部不在一起。当时，丸山是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但是两年中，我去文学部拜访他只有一次，就是1991年年底，东京大学在本乡的山上会馆举行外国人教师的招待会，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村田雄一郎教授带我去拜访丸山先生。那次见面我们的谈话大概不超过20句，时间也不会超过一刻钟。其实，丸山先生平易近人，和蔼亲切，但是我有一种陌生人的恐惧症。

《鲁迅 · 革命 · 历史》， [日] 丸山昇 著

王俊文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2005年秋天，北京大学的20世纪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左翼的文学世界”的研讨会，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国的1930年代文学，探索左翼文学遗产的现实意义，也庆祝丸山先生论著中文译本《鲁迅·革命·历史》的出版。丸山和另外几位日本学者都来出席。我也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却没有去参加。主要是当时没有写出会议论文，加上丸山先生的著作中译本刚出版，还没有来得及读。后来听说会议很成功，论文和讨论质量都很高。最后半天是丸山先生著作出版座谈，结束时与会的不少学者上台一起高唱国际歌，场面热烈感人。我没有亲历其境有些后悔。为了弥补这个损失，便认真读了《鲁迅·革命·历史》这本书，读得很仔细，而且非常感动。我觉得那十几年里头，读到的理论书里最受感动的就是丸山先生的这本书。中译者是王俊文——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说，在这本书里面，能够真切感到“那似乎琐细的材料考证背后的热诚”（《鲁迅·革命·历史》译后记）。确实是这样。丸山先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得了急性肾炎，没有能治好，到了1976年需要开始做人工透析。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普遍认为，即使透析也只能维持四、五年的生命。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丸山写道，得知这一情况，“我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就这样连一趟中国都没有去过就死呢。其次想到的是，在中国承认‘文革’是一场错误那一天之前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死”。读到这里，真的有点读不下去，以至流下眼泪。因为即使是我这样经历“文革”的中国人，好像也没有这样强烈的情感，这样要彻底弄清真相的强烈欲望。因此，我写了题目是《批评的尊严》的读后感。2007年1月，我请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将文章转给丸山先生，得到的回复是他已经在2006年12月26日离世。我的敬意竟然未能向他表达。

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是一代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专业工作，是建立在一种深切的历史关怀上面的。丸山说，他1950年代初选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由于对“现实中中国革命的进展”的关注，他试图将日本近代史进程与中国现代史进行对比，从中寻求日本批判的立足点。木山英雄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说他们的学术，“乃是先于学术专业与同时代人之关怀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三联书店2016年版）。这是个重要的思想情感的基点，是他们选择论题、确定视角和方法的出发点和依据。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丸山他们是将中国革命和新成立的共和国，当作自己憧憬的对象的，在上面寄托他们的热情。但是，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现实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大幅度”超出当初的想象，甚至发生如丸山所说的“震撼性”打击。这是他们遇到的严重挫折。外部发生的这些事变，在丸山心中留下阴影，也提出了让他困惑的问题。

我们常说20世纪是革命、战争的世纪。这个世纪的特征是历史不断出现激烈的变革、转折和断裂，给“时代弄潮者”带来考验。他们都要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境，这个情况是无法回避的。在中国，日本，还有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都经历过这样的考验，也分别作出了他们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留下了很多的文字记录。比如说茅盾的小说《蚀》，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罗曼罗兰的日记，阿拉贡、加洛蒂上世纪60年代的文章，美国左翼作家法斯特的退出美国共产党的声明，冯雪峰反右运动中的检讨书，韦君宜的《思痛录》，郑超麟、李锐、扬帆、潘汉年、胡风等五六十年代的旧体诗……在座的贺照田的文章《当革命遭遇危机》，就是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的，里面重点讨论台湾的陈映真的生活道路。我们都知道，陈映真、尉天骢、刘大任开始是同一个斗争阵营的好友，后来也发生分化。遭遇“挫折”的回应，也可以说是一个“20世纪现象”。

丸山先生属于这样的情况：中国的反右运动和“文革”的发生，给他原先对中国的“尊敬而憧憬蒙上了阴影”。对于胡风、丁玲、冯雪峰、萧乾、周扬这些人成为“敌人”，成为“反革命”，可以说完全超出他的想象力。但是，他也没有就放弃那个“蒙上了阴影”的“憧憬”，完全修改他的“初衷”。他选择的是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要尽力去探求“历史真相”，弄清楚发生这样的历史错谬，其根源在哪里。

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可能难以实现的目标，丸山在他的书里，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也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比如说，他提出要有敏锐的“时间感”，要重视连结思想和现实的“中间项”，提出个体和时代之间建立“最具主体性的结合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讨论。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些命题，是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指向是发生这些让“憧憬蒙上阴影”的事件在思想层面上的根源，另一个指向是那些想探求“历史真相”的人的“思想构造”问题。丸山说的“中间项”，不能简单理解成是指事情的“过程”。他说，在中国和日本，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比起将思想当成包含从终极目标到其现实连接点的多重“中间项”的整体，人们往往只重视终极目标的层次，而忽视围绕它产生的特定条件，忽视参与其中的个体的差异性，忽视那些很难看清楚的涉及个体的细微部分。只重视路线、派别，并简单地将所有的人分配在对立的路线和派别之中，而没有意识到即使有“路线”存在，也是由许多活生生的人来承担，况且，现实中的人的无数实践，有许多其实是“无法全部还原为路线”的。

我觉得丸山先生提出“中间项”的命题和重要，不仅在回顾历史上有意义，而且也有现实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让我联想起阿拉贡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阿拉贡是法国著名作家，也是法共党员。也经历了面对苏共20大之后的重大事件的考验。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敌人……》，中译刊登在内部出版的刊物上，应该是《现代文艺理论译丛》。题目有点怪，为了弄清它的含义和写作背景，我曾经请教过北京大学法语系的车槿山教授。但是车老师说没有查到。我想，阿拉贡想说的是，在“有梦的地方”还是要做梦，即使有严重的挫折，也还是有可以信赖的理想；不过也要认识、研究“敌人”，而且“梦”与“敌人”之间并不是总是有清晰的界线。也就是丸山说的，有时候，历史中的人、事是无法还原为“路线”的。阿拉贡同样认为，不应该将概念、终极目标作为“宗教律令”看待；他在谈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时说，要从“叫什么，就是什么”，转移到“是什么，就是什么”上，从对概念的崇拜，转到对事实的尊重上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短语，来自阿拉贡1959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我摊牌》，“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书中一章的标题。

丸山还进一步讨论“思维构造”的问题。他的提问是，投入时代“洪流”的人是否应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还是应该全部被“洪流”所淹没而失去“主体性”？这也是中国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丸山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坚持认为，具有左翼立场、视角和行动意志的人，并不意味着要失去个体的“主体性”，而“主体性”的建立，需要通过转化引起他共鸣的思想资源来实现。这些资源，不仅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也包括那些“非革命”、“非无产阶级”的部分，这样，才能建构个体与时代之间的“最具主体性”的结合方式（《鲁迅和﹤宣言一篇﹥》），在多层的参照中，也才能有效防止概念、范畴的固化，防止将概念、范畴的作用无限放大，避免陷入“理论的自我运动”的陷阱之中。

鲁迅

为了说明这一点，丸山举了鲁迅的例子。鲁迅在丸山那里，属于思想“原点”的人物。他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与左联时期，鲁迅对于像日本的厨川白村、武者小路、有岛武郎这样的作家，就不是从阵营、路线出发将他们作为要超越的，毫无用处的“遗留物”来对待。这些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他们有的是自然主义、纯文学的提倡者、守护者。但是鲁迅从他们那里发现了引起“共鸣”的东西：这些作家的文学要“忠于自己”，要发自“本心”，要有作家人格的充实，要有内在生命等论述。这些资源，支持了鲁迅确立了这样的信念：革命文学“作为文学”，“只能是作家主体的存在状态，决不放过将文学的存在根据委托给‘政治’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在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上，在把握世界、把握文学的方式的形成上，丸山说，这些作家所起的作用“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鲁迅和﹤宣言一篇﹥》）。这也是上面提到的阿拉贡的看法：“为了洞察一个时期的现实，为了理解它，神秘主义者或银行家的观点，工人或熟读经过审定的教科书的好学生的观点，对我来说是同样必要的。”（《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敌人……》）

人们通常说，有了时间距离，有了时间的淘洗和过滤，对历史的理解和判断会变得准确，变得清晰。这当然有道理。在这样的理解上，当代人对同时代的历史叙述常被诟病。但是历史距离也有可能失去丸山强调的“时间感”。思想、观念、人、阵线等等，总是由不同的具体条件所支撑，聪明的后来者在这一点有时也容易失误，导致不同程度失去说明、处理历史现象的能力。失去时间敏感的后来者对历史的观察，有时会出现阿拉贡描述的这种情况，“即便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今天也会嘲笑一个1917年的人——不管他是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可能有的想法”，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现在更懂得一切”，他们对历史作了“简化”的处理（《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敌人……》）。这种“简化”经常发生。“文革”期间，1930年代周扬、李初梨、成仿吾、钱杏邨他们被批判为“右翼投降主义”，受到无情打击，鲁迅则被构造为他们的对立面，是“正确路线”代表。这个时候，丸山的论述表现了对这种历史“简化”的抵抗。他说：

这种不抛弃“时间”维度的，设身处地的中肯、平实之论，和当时厌弃、激烈的流行论调形成对照。丸山还说：

上面我谈了丸山昇先生在探求“历史真相”上的勇敢、执着。不过，我觉得他好像也有一些困惑，甚至有一些悲观。这是个推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种“悲观”是隐晦的，不是容易察觉的那种。当然，我的感觉如果有道理，那么，这个因素也是次要的。王俊文在《译后记》里用了“热诚”这个词，很恰切。不是“热情”，而是“热诚”。“热”是热情，“诚”是诚实和诚恳：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惑。虽然说悲观等是“次要”的因素，也很难排除，“降解”。一方面是自然规律，来自晚年体力、精神、生命活力无法逆转的衰减。他说已经没有力气跟踪、把握中国文学现状，感到为自己没有多大长进，而且文章不断的重复过去讲过的事情，他感到了自我厌烦。这一点我特别能够理解，能引起共鸣。70岁之后，我也常常有“自我厌烦”的情绪。没有新鲜的话可说，词也就那几个词，也不能再到各处走走，即使去一个新的地方，也难以有发现，有新的感受……

不过也不能说这个就一定是老年人的必然现象，比如钱理群老师就绝对不是这样。他总有不能穷尽的精力，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计划。开个玩笑，这就是前面说的不同个体，不能都归于同一个“路线”。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有几位老师都出生在1930年代。乐黛云、谢冕、严家炎老师在1930年代的头，1931年到1933年；孙玉石老师是中间；我和钱理群老师是末尾，1939年，我们可以说都是“同时代人”；确实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但是“不同”也是有的。拿和“革命”的关系说，1930年代头几年的他们和末几年的我们就不同。乐老师在1948年曾经参加北京大学学生地下运动，散发过传单。谢老师参军，在部队一直到1955年考大学。严老师也进过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参加过土改。我和钱老师对这些“革命”经历，大概更多是一种想象。不过我说过，都是1930年代尾巴也不是一个“路线”：大家都说我是消极浪漫主义，钱理群是积极浪漫主义。这是高远东总结的，他总结的很到位。钱老师一直非常有信心的，对未来，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效果。

回到丸山先生的困惑、悲观上来，除了年龄、精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同时代的人的感受，他们的思想情感，精神志向，是否能为他人，为隔代的人理解、共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丸山先生可能有点疑惑。这个疑惑，在他的在一句话里无意泄露出来。他说，“希望大家替我们将以我这一辈人的感觉无法感知的问题一个个弄清楚”。这当然是一种殷切、执着的期望，但似乎也有一种隐隐的无奈，而且可能也有对这个嘱托是否能够实现的忧虑。

这个无奈和困惑，在他的朋友木山英雄那里，则以预测自己的书的读者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在《人歌人哭大旗前》这本书的序言中，很例外地使用了一个有几层限定语的、一口气念不完的长句，说这本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写作的书，在日本，它的读者是“不至于完全忘记自古以来就成为日本文学素养之一部分的古典汉文‘训读’法所特有的文体和对毛泽东革命的深刻印象的，也便是如我自己一样的即将走向消灭的那一代同胞”。这些读者有这样的三重身份，一个是对中国古典诗文熟悉，一个是对中国革命的密切关注，还有就是年已古稀。木山先生1934年出生的，年长我几岁。记得2016年10月15日，在北京大学文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人歌人哭大旗前》的研讨会上，汪晖先生的发言就是讨论思想精神能否为不同世代，不同生活经历的人共享的问题。他根据木山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三联出版后热销，一两个月中就多次重印的现象，得出了乐观的结论。这当然是有说服力的。但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个例。这次研讨会，木山先生就在座，听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吗？我们不得而知。

最后，我读一首诗来结束这个已经超过规定时间的发言。今年（2021年）的4月30日，有单位在杭州的一所大学，组织一次现当代文学青年教师的教学研讨班，他们请了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杭州大学吴秀明教授讲现代文学的史料问题，也让我讲一课。我讲的题目是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当时我就感觉到这次讲课的失败。听讲的老师大多漠然，没有什么反应，互动阶段也没有人发言，提问。主持人张雅秋是我的学生，怕我下不来台，就说，洪老师也累了，我们让他早点休息。讲课不成功有多种原因，如内容不充实，表达方式方面的缺点等等，但也有这里说到的那种不同世代的隔阂。过了半个月，主办方转来一位学员写给我的诗，写到他在听课时感知到的那种困惑和悲观。作者的姓名和任职的学校，我现在仍然不知道。诗有点长，我摘录一段都给大家听： 

本文原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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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将晓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