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刘复生：为什么非得是《伤痕》？

刘复生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造成社会轰动，也引发了新时期第一波势头强劲的文学思潮，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贯穿于后来的所谓“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中，并弥散开去，为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提供了素材和动力。而这股控诉文革创伤的文学思潮正是以《伤痕》的名字来命名的。“伤痕”书写影响如此深远，它几乎笼罩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以至于有人说，八十年代唯一的文学主题就是文革，即使是很多寻根文学甚至先锋文学，仍然不过是对“伤痕”主题的变奏。

可是，开启了这股持续深远的文艺思潮的《伤痕》实在是过于单薄。这篇大一中文系学生的短篇习作，按现在主流的审美标准来衡量，简直惨不忍读。即使在当时，主流的文艺界大概也不会认为它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有什么过人之处。那么，它为什么享受了开启一个文学时代的荣誉呢？仅仅因为起了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名字吗？须知，“伤痕文学”的命名在一开始其实是个贬义的称谓。那么，是不是因为出现最早，率先发出了控诉文革创伤的第一声呢？当然也不是，事实上，早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就已不断地涌现“创伤”写作，其中不乏思想艺术性远超《伤痕》的作品，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正式发表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广受关注的《班主任》，且发表时间早了《伤痕》将近一年。为什么要到《伤痕》出现，才正式掀起了“伤痕”书写的巨大浪潮？ 

时也势也。

某种意义上说，《伤痕》的真正作者并不是卢新华，而是历史情势，是陡然到来的“形势”选择了它，并一下子把它抛入政治与文化的漩涡。于是，《伤痕》被推上了争鸣的风头浪尖，获得了标志性的历史意义。围绕着它的修改、发表与论争，进行着一场关于历史创伤的命名与定性。小说通过个人命运的叙述，重新组织了人们的经验，重建了主体与历史的想象性关系。文艺争论其实是不同的政治力量通过文学展开的关于历史和未来道路的博弈。这场关于文本意义的争夺与命名，反映的是在新的时代关节点上，体制力量内部的矛盾和分裂。随着这场意义博弈的尘埃落定，新的思想文化体制也正式确立，其实，新体制正是在引导《伤痕》的意义生产中慢慢成形的。这种对意义的争夺和再生产过程，也是去除杂质或异质性，消除文本内部暧昧空间的过程。最终，随着新体制的确立，文本所指也中止了滑动，意义被锚定。

卢新华

《伤痕》的“原意”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各种力量就介入了文本意义的生产。从修改和发表，到评论、研讨和争鸣，再到获奖和最终的经典化。

让我们重温一下《伤痕》发表前后的时代语境。

众所周知，1978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性年份，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传递了国家大政方针转向的信号。会议举行期间，11月14日，北京市委为“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接着召开了影响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并确立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从而成为历史转折的正式标志。它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历史性胜利和“左”的路线的终结。

但是，这个结局的到来，却是经历了1976年以来的复杂的博弈才达成的，除了持续的政治布局和人事组织安排，改革派在文化舆论领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它为争取全社会的支持准备了条件。经过一年左右的人事调整，作为文革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很多重回文化管理岗位，再度成为文艺创作的组织者和评判者，从而决定了文化生产的方向[1]。

我们不妨再梳理一下《伤痕》发表前后的重要的“文宣口”事件：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27日，中国文联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9月2日，刚复刊不久的《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前一年发表的《班主任》和刚发表的《伤痕》，此后“伤痕文学”开始广受关注；1979年1月，中宣部和中国社科院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召开，胡耀邦发表讲话，继续批判“两个凡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

《伤痕》/卢新华 编文/齐雁 乐健 绘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5

而《伤痕》在《文汇报》发表，是在8月11日。正是处在一个关键时期的关键点上。

1977年至1978年上半年，体制内的裂隙在扩大，但改革派开始占上风。全社会也酝酿着一种强大的情感势能，既有不满，又有变革的冲动。在阴晴不定的早春天气，人们既有些困惑消沉，又有按捺不住的憧憬。改革派需要把这股势能引向有利的方向，从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也为走向改革的新主流意识形态铺平道路。它将呼应全社会对文革的普遍不满，通过否定历史而确立合法性。这必然是一场关于创伤性经验的讲述，一次利比多的经济学话语实践。

改革派一直在等待着一种对历史创伤的正确的讲述方式和恰当的命名仪式。

其实，关于创伤的讲述并不缺乏，随着老干部、知识分子纷纷落实政策和知青返城，这两个群体开始成为新时期的话语主体和文化生产的主力军。尤其是年轻的知青群体，更是广泛地发出了对历史的强烈质疑，进行了激越的创伤情绪的表达。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知青或前红卫兵的创伤性书写就已形成了颇具声势的潮流。

可是，这种创伤性写作却一直处在暧昧的地下状态，不但受到“凡是派”的压制，也受到了改革派的排斥。

同样是“知青”写作，同是写历史创伤，而且艺术水平更高，如《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必须是《伤痕》才适合时代的需要？

不妨先反向思考，为什么另外的创伤性写作就不合法？

早期的创伤性写作主要来自“知青”群体，它和红卫兵群体有很大交叠。如果单纯从文学史脉络上看，正如白洋淀诗歌构成了朦胧诗的源头一样，“伤痕”文学的真正开端其实也应该是七十年代初开始涌现的知青地下写作。代表性作品有赵振开（北岛）《波动》、靳凡（刘青峰）《公开的情书》、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等。

“知青”的创伤写作比《伤痕》更加富于情感的强度和悲剧性的精神深度。“知青”写作携带着红卫兵的暧昧的前史，自带反体制的基因，往往释放出失控的激情，其中夹杂着“革命”的原始冲动，以及被“背叛”的悲愤，要求历史对债务的清偿，总是暗含着对历史正义顽强追索的执拗。

知青-红卫兵群体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理想主义是不必否定的。

“地下写作”开始于七十年代初，正是文革理想退潮，重建“常规秩序”的“压抑”时期，9.13事件进一步轰毁了知青-红卫兵的精神支柱，导致了普遍的怀疑，由此分化出两个精神走向，一是犬儒主义的幻灭和颓废，二是积极的思想求索。当然，更多的则表现为两种因素的交织混合。

积极的思想求索，一开始呈现为回溯到马恩的革命原典，重申红卫兵一代参加激进“革命”的理想，这形成了全国各地兴起的“新思潮”运动[2]，它在遭到压制之后开始慢慢向西方现代性思想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内参读物”即“灰皮书”和“黄皮书”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当了异端思想资源的角色。在实质上，此时萌发并在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所谓启蒙主义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即1968年之后形成的高度压抑和专断的政治体制。正如郑谦所说：“革委会基本建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民主’之类的说法已很少被提及，代之而来提集中、权威、纪律、群众组织停止活动等。我国的政治体制大体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只是集中程度更高。革委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它所许诺的那些民主、平等 、公平、廉洁和高效。相反，借助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摧残，官僚主义、特权、‘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更加肆无忌惮、日甚一日、难以遏制。”[3]

转向西方现代思想，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另类探索，是知青-红卫兵一代对现实和自己曾从事的“革命”实践失望之后的替代性选择，它和过往的“理想”仍具有深刻的连贯性。从这一意义看，“西方现代”是虚拟化的彼岸世界的指代，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想象的能指。当然，这套思想体系毕竟具有强大的自身逻辑，它最终还是导引“知青”群体走向了实质的现代性，只不过，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故事了。究其实质，正如蔡翔所说，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所谓启蒙主义，不过是一场社会主义的自我修正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已[4]。

我们不妨清点一下“知青”们的思想资源，它的重心转移往往遵循了这样的线索：最早是马恩原著，尤其是某些重点篇目，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等，这也是文革前官方正式出版并号召学习的文献[5]。此后，重点转向“灰皮书”，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内部批判自身弊端的“异端”理论著作，如德热拉斯《新阶级》，安娜·露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托洛茨斯《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等[6]。逻辑上，最后才是苏联“解冻”时期的文艺作品，以及所谓西方现代派的先锋文学——很大程度上，它们其实是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作品，有些还是西方六十年代文化革命的产物，在彼时的语境下，被解读出反秩序的自由的颓废英雄主义意味。

我想，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这决定了“知青”地下文学的基本面貌，那些自发的对创伤性经验的书写，极具情感深度和思想的尖锐性。它一直在寻求甚至索要着承认，对文学的承认，更是对一代人的政治的承认。

可是，这种创伤性写作的主旨不是彻底否定文革，甚至不是回到十七年，创伤指向的是控诉背叛，是抗争新的压制政治，它表达的是拒绝服从的态度。换言之，它形式上反文革，其实反的是具体的文革实践——在某些知青-红卫兵看来，具体的文革实践是被某些力量带偏了，是对文革理想的背叛。

这显然不是当时的体制所能容忍的，也不是正在形成中的改革主流意识形态想要的。地下写作的创伤性指向带有方向性的错误。

那么，早于《伤痕》近一年发表的《班主任》为什么也不能成为“伤痕”文学的起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张法所言：“《班主任》用了‘文革’的叙事模式讲出了一个反‘文革’的故事，启动了以伤痕文学开始的新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变革，这反‘文革’的故事用‘文革’的 叙事模式讲出，有一个光明的主调，因此 《班主任》只是启动而没有自身成为伤痕文学。只有当卢新华《伤痕》将光明主调转变为忧伤主调 ，伤痕文学的主体才正式确立，并很快形成为一个时代的巨流。”[7]事实是，《班主任》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伤痕文学”，更没有开启“伤痕文学”，它的起点只能是《伤痕》。

《班主任》/刘心武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6

正在形成中的新体制接纳《伤痕》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作者和故事主角是知青-红卫兵，它以象征的形式为“知青”一代人的创伤命了名。当然，这种正名也是收编，更是取代和覆盖。

对于改革派来说，《班主任》只不过是从正统的角度肯定了恢复现实秩序的合理性，却没有暗示改革的正当性，这是根本的缺陷。虽说它也触及了所谓的伤痕，一则无关痛痒，“受害者”过于年幼，无知无觉，所谓内伤，只是主流价值代理人“班主任”旁观者的感受。二则，小说叙事笼罩在强大自信的全知视角下，受害者还不具备成为历史主体的资格，缺乏主诉者的切身性，无法让读者共情与代入，从而产生询唤效果。

总之，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技术上，《班主任》都无法达成引导知青创伤转向否定文革，支持改革意识形态的目的。

而正在形成中的改革的意识形态对“新时期”文学的要求，是全面扭转过渡期间的文化状态。当时的情形是，文艺创作仍在文革文艺的惯性中滑行，只不过是正反面调换了位置而已[8]。最多也不过是希望恢复十七年的创作路线。

面向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在焦急地等待，等待一篇关于历史创伤的合格的作品。它必须全面否定文革，从而在转喻的意义上否定十七年的方向，进而确立现代化的社会方案的正当性；因此，它最好是由文革的历史主体知青-红卫兵一代讲述，从而深刻地完成历史的自我否定；它必须进行适当切割，把批判与控诉限制在一定范围和强度，不得瓦解正在形成的新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必须是哀而不伤的，创伤已经结束，它将成为痛定思痛，面向乐观的改革未来的养料与动力。

关于创伤的讲述难道不是关于疾病的隐喻吗？伤口正在愈合，只留下一个结痂的伤痕。

《伤痕》呼之欲出了。具体的作者是谁并不重要。

《伤痕》式的小说的出现是必然的，当然，卢新华的《伤痕》的出现是偶然的。可是，它在《文汇报》发表却又并非偶然。

《伤痕》得以发表是曲折的，最初这篇小说首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栏里，后在《文汇报》正式发表。期间还曾投给《人民文学》被退稿。

《文汇报》是改革派的一个舆论重镇。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于《文汇报》

报社的主要领导和关键岗位几乎都是改革派：总编辑马达在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后被打成“陈曹死党”，受到巨大冲击；主管文学的常务副总编唐海长期在《文汇报》工作，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文艺部主任史中兴在文革前在上海市委从事文教工作，文革中被打倒下放。文艺版的编辑原则，就是编辑们本着政治敏感性四处打探消息并主动组稿，《伤痕》初稿正是编辑得知讯息后从复旦教师孙小琪那里拿走的。但他们也深知发表这样一篇小说不是小事，为稳妥起见，编辑部还打出小样在上海、北京文艺界征求意见，并送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专门请示。即使在小说发表后，编辑部还专门派人到复旦大学调查当初写作情况和见报后的反响。这也能印证作品的发表不同一般的政治背景[9]。

从一开始，《伤痕》就已卷入了时代的角力场，它的意义生成将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在发表之前，编辑部即介入了修改，虽然幅度并不大，但有些改动并非无足轻重。据卢新华自述，“我现在手上还有当时《文汇报》主编给我的十六条修改意见，其中第一条，我原本写的是‘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地漆黑’，但他们说这可能有影射，‘四人帮’粉碎了，怎么还会漆黑一片呢？于是改为‘车窗外五彩缤纷的灯火时隐时现’；最后小说还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晓华大踏步地向南京路走去”[10]。

我认为，对所谓影射的顾虑，大概不是主要的。光明的尾巴，则是必须的，这是改革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是否定文革，告别创伤之后迎接改革时代的正确姿态。这样的结尾也使《伤痕》和《枫》一类的知青写作划开了界限。不过，修改过程也显示，即使卢新华这样没有红卫兵经历的边缘性知青，还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知青”地下创伤写作的影响。他开始并无意给出一个乐观光明的开放性结尾。从访谈语气不难体会，卢新华多年之后对此还有些耿耿于怀。

当然，决定《伤痕》意义走向的更大的力量，还是发表后的评论，包括争论、获奖和经典化。关于这一过程，已有较多研究，就不再重复。总之，两个政治派别针对《伤痕》以及延展出来的“伤痕文学”进行了语带机锋的较量，它涉及诸如“伤痕小说”要不要“暴露”、“歌德”与“缺德”、“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等议题，显然，在争辩中，改革派掌握着更充足的资源，取得了上风。

《伤痕》意义的确定，使它成为一个意义生成的原点，不但向前开启了“伤痕文学”思潮，还向后回溯性地重构了历史，追加并重新生成了此前作品的意义，如《班主任》。同时，也将七十年代以来的创伤性的地下写作纳入了官方认证后的“伤痕文学”的外围，尽管总有一些无法彻底收编和消化的意义的剩余。

1978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伤痕》《班主任》均最终获奖，这标志着《伤痕》取得经典化地位，也标志着改革派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还标志着由《伤痕》确立的创伤性书写的模式成为规约性的标准。

《伤痕》手稿

或许，对于《伤痕》的殊荣，有很多人不服气。同时代或早于《伤痕》的创伤性写作，通过读者流传筛选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白洋淀诗歌不提，赵振开、礼平、靳凡、毕汝协甚至遇罗锦等人的小说，无论从经验的质密、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表现力，都是卢新华的能力所远远不及的。但是，《伤痕》自有过人之处。它之所以能开创新时期伤痕叙事的模式，并不全是靠运气，从改革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它表现出了叙事上的高明，尽管并不一定是有意的。

《伤痕》刻意淡化了“知青”作为前期文革运动参加者的身份。这就避免了与文革的政治复杂性有所牵涉，以免引申出深层次的政治议题，如文革发动的原因、过程和责任问题，都很可能会触发“知青”过于强烈的对抗性情绪。而且，《伤痕》的主角王晓华以单纯的“知青”身份，完全被动地卷入政治灾难，既无须承担主体责任，也不必对历史进行泣血追问。另外，小说将“知青”与红卫兵分离（二者的关联是一个普遍性的事实，至少是精神上的事实），从而以含蓄的方式赦免了对红卫兵群体的问责，释放了历史和解的信号，传达了收编的积极吁请，“团结一致向前看”。

“知青”一代单纯的历史受害者的形象确立起来，他们不过是被动的历史卷入者和旁观者。小说中的真正受害者，或受害最深重的群体其实是上一代人，即“母亲”们，他们也是具有充分“民事责任能力”的历史主体，而“知青”不过是这个“革命干部家庭”的出走与归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右派”一代的归来者，作为体制修复者和后来的改革者，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当初被子一代命名为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派”）。“母亲”一代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以英雄般的受难，为王晓华们的未来铺平了道路。当然，他们也原谅了子一代的愚昧和错误，象征了修复后的体制对造反者的宽恕[11]。

书写伤痕的目的是埋葬创伤，“痕”的用词恰如其分，它的重点在旧伤的愈合。事实上，对于这种不清不楚的和解和告别，不但红卫兵一代是不情愿的，即使前代群体也是不太能接受的，比如季羡林就曾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12]

不过，不管从哪个方向，对历史责任的追问都是不合时宜的。就让历史过去吧，复出的“右派”一代有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去完成。

所以，《伤痕》其实是以虚假的“知青”一代的视角，悄悄地讲述了一个“右派”老干部或知识分子的创伤性故事。这是《伤痕》最大的秘密。它只是一个过渡，改革的意识形态真正需要的是“右派”一代的“伤痕”叙事，也就是被一般的文学史命名为“反思文学”的创伤性书写，它才代表了“伤痕文学”的成熟形态和最后的完成。当然，“反思文学”的最后秘密其实在“改革文学”，它才是伤痕书写的归宿。这就是新时期文学的意识形态逻辑[13]。

伤痕写作，最适合的写作主体当然是“右派”一代，但这一群体相对谨慎，在新时期早期阶段普遍持观望态度，似乎也没有“知青”-红卫兵群体那样的激越痛切的表达欲望。他们要等到大局落定之后才款款出场。

《伤痕》的叙事策略相当完美地促成了改革意识形态的目标。

小说将主人公设置为柔弱的年轻女性。相对于带有自叙传式的一般“知青”写作，这是颇为反常的写法，通常情况下，“知青”作者倾向于设置同性角色，以便于讲述个人经验。王晓华不单是年轻的女性，小说还重点强调了她的单纯、轻信和心理脆弱等刻板化的“性别气质”，这无非是突显她的无辜。卢新华重复了男性叙事的老套：单纯的年轻女性等待着男性的引导和拯救，男友只不过是男性秩序或秩序本身的代理人罢了。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郑义的《枫》，主人公卢丹枫虽为女性，却是去性别化的，显示了充分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性和反秩序精神。相较之下，王晓华则只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时时需要外力引导。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启蒙的对象[14]。

《枫》/导演 张一/编剧 郑义/1980-1（中国大陆）上映

小说表现出回归情感的倾向。关于母爱和家庭关系的戏码被浓墨重彩地呈现，比如王晓华在返城火车上的所见所感和所想。它导向情感化和伦理化的故事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控诉政治的人道主义大潮。故事在强调，文革最大的伤害是对人的正常感情的剥夺，它仿佛给置身其中的人们施加了魔咒。而随着邪恶政治暴力的撤除，王晓华似乎突然之间就恢复了对母亲的正常情感。在这里，创伤的性质陡然发生了转向，小说的前半段是母亲的政治污点对王晓华的负面影响，如身份歧视和政治冷遇，以致无法融入当时的主流政治，再也无法做红卫兵，并由此造成了人生的创伤；后半段才转变成伦理性的创伤，母子分离以至最后阴阳永隔的亲情悲剧。

这种矛盾虽说令当时细心的读者心中略感不安，却完成了伤痕叙事的勉强的过渡。从此，“伤痕文学”的伦理化模式正式确立。从政治（革命）回到人，从国退回到家，从阶级性退回到血缘。后来，谢晋式的第四代电影将这一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与伦理化的叙事相配合，《伤痕》采取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使故事笼罩在“大他者”的光芒之中。这种视角的选择也明显不同于一般“知青”自叙传式写作。红卫兵的创伤书写惯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有时甚至以书信体的形式直抒胸臆。正如许子东所分析的，“为什么‘红卫兵-知青’这个集团的作家，总是以表现自己感受的方式来研究自己的行为，总是以宣泄自己情绪的方式来解析自己的处境？或许，这正是‘红卫兵-知青’角度的特点，这个群体曾在文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个群体寸步都无法离开自己的视角去记忆文革。这是一种只管自己表现宣泄的，只属于一代人的文学”[15]。虽说是纯批评性的，却也说出了某种实情。

全知视角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使叙事变得相当克制，从而避免了“知青”自叙传叙述的情感泛滥。它使讲述话语显得客观和理性，仿佛历史正义的自动实现。

《伤痕》之后，“伤痕文学”模式逐渐确立，接着，改革的意识形态也建立了历史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新时期的文化格局之中，当初曾激烈反抗七十年代体制的地下文学反而获得了机会浮出地表。因为，尽管它仍带有不驯服的锋芒，和新意识形态存在差异，却已无力挑战“伤痕文学”模式的中心地位，反倒以其差异性构成了“伤痕文学”的边缘或外围，在反对“蒙昧的文革”上达成了形式上的一致。于是，某些知青地下文学得以发表，如北岛的《波动》、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一些具有同类色彩的原创作品也集中问世（不一定是知青写作），它们大多发表于1979年，如小说有郑义的《枫》、徐明旭的《调动 》；诗歌有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剧作有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王靖的 《在社会档案里》、 李克威的《女贼》，等等。

这些作品，有的因超出必要的限度，脱离了“伤痕文学”的意识形态边界，而受到了批评。这是为了维护“伤痕”模式的权威性和正统地位。

不过，真正成熟的“伤痕文学”还是要由“历史的归来者”即“右派”一代来书写。“伤痕文学”将在他们手中达到意识形态所期望的理想状态，也将在他们手中走向终结。

复出的“右派”一代陆续进入文坛，“反思文学”以反思的名义中断了真正的反思，将“知青”一代的伤痕书写强力置换。“反思文学”继续书写伤痕，它沿着《伤痕》确立的方向在时间上延伸，对“十七年”的历史开始进行清算。名义上是对文革的政治基础追根溯源，其实反倒是进一步模糊了文革悲剧的真正根源。

“右派”的创伤不同于“知青”的创伤，他们作为胜利者归来，以英雄的身份而凯旋。对他们而言，噩梦醒来是清晨，伤痕成为人生的徽章。而知青的创伤则是无法愈合的伤口。

“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首尾相连，本就是一体。事实上，“改革文学”往往是复出的厂长和市长们大展宏图的故事（如《乔厂长上任记》《花园街五号》等），所以，在“改革小说”中，会不时地插入一个历史创伤的闪回。于是，“反思文学”的创伤性书写完成了一个过渡，之后就迎来了没有“伤痕”的意气风发的李向南（《新星》）。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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