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则新闻，要想成为议题竞争中的佼佼者，必须有聚焦点，热点新闻尤其如此。热点小组成立后，记者经常为选题匮乏发愁，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没有选题，而是缺少发现选题和议题设置的能力。如何增强发现选题和议题设置的能力？至少有以下三点可以尝试：

第一，要有质疑精神，这点在社交媒体人云亦云的时代尤其重要。比如有媒体报道称一辞职的记者卖地瓜年营收过亿元的新闻。现在生意难做，农产品的生意尤其难做，这是常识，一个毫无从商经历的记者，转行卖地瓜一年就能实现营收一亿元的目标，这本身就违反常识，追下去大概率会反转。事后媒体的跟进报道也证明了当事人的讲述有夸大不实之处。

第二，杜绝断头新闻，一件重大新闻发生后要有专人长期关注。比如2021年6月，15头亚洲象进入昆明市地界，这群大象一年多前从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北上500多公里。在进入昆明市区之前，这群大象突然折返，最终在11月回到普洱市的传统栖息地。以《新京报》为代表的媒体从头到尾对此进行了报道，年底还做了年终盘点。

第三，换个角度切入，或许会收到奇效。到现场、做原创、抢首发是热点新闻的基础原则，但有些情况下，除了抵达现场，针对热点新闻还有没有其他的介入方式？笔者认为，独家事实固然重要，独家视角、独家角度、独家观点同样稀缺。

以李佳琦学历遭质疑为例，2021年“双十一”前夕，李佳琦涉嫌学历造假的新闻一度冲上各平台热搜。以李佳琦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以及“双十一”的背景，这类新闻肯定能带来流量，而且新闻是由李佳琦作为上海浦东新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的简历引发的，所以关注该新闻不是单纯的蹭热点，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共价值，但其新闻价值不足以让我们派记者去现场采访。于是我们让记者改变思路，梳理了前几年媒体提及李佳琦学历的相关报道、南昌大学官方微博与李佳琦的互动、李佳琦为南昌大学百年校庆录制的祝福视频等，再辅之以对南昌大学学籍科和李佳琦公司的电话采访，形成一篇爆款文章。这说明，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那么在对公共材料梳理的基础上提供其他媒体不能提供的思路和价值判断，也算是一种原创。

再比如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工作人员在哀牢山遇难的新闻，作为山东的媒体，我们不太可能远赴云南采访，但是否可以联系采访当地野外考察工作者，谈谈哀牢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山，过往有哪些故事和风险点，作为对这一热点新闻的补充，同样会为读者和用户理解这一新闻带来助力。

2021年11月，河南安阳市发生一起“狗咬人”的新闻，在当地媒体介入两个月、十次报道之后依然无解，以致女记者面对镜头被气哭，舆论大哗，全国媒体包括央媒纷纷跟进，但所有调查、评论基本围绕“狗咬人”这一点展开。11月20日，《济南时报》刊发独家报道，提到狗主人8年前涉及的一起刑事案件，从而将这一新闻引向了另一个更纵深的角度，也让这一新闻的价值被进一步放大。

类似热点新闻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做好了，对机构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提升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但全媒体时代，一家媒体从头至尾通吃一条热点新闻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更普遍的情况是，各媒体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源和自身定位，在一个点上突破，然后其他媒体跟进，在大家的接力下，最终还原出新闻的全貌。

记者追逐真相，这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接踵而至。比如，李云迪嫖娼案发后，要不要像个别媒体那样，在半夜里打电话给他当年就读四川音乐学院时的年迈老师，只为了告知他一个让他感到伤心的消息，然后记录他的反应，第二天又把此当做独家新闻在各大平台上广泛传播？

在孙海洋寻子事件中，个别媒体的表现就很值得反思。在孙海洋寻子的14年中，媒体有义务有责任报道事件进展，揭露拐卖儿童的真相，但当孙海洋找到亲生儿子后，尤其是陪儿子孙卓回自己的湖北监利老家以及山东聊城时，这一事件就从公域转到了私域，其公共属性就大大地削弱了，此时媒体除了可以继续探讨养父母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剩下更多的是两家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媒体就不宜介入这类私人领域的事了。但不管是在监利还是聊城，不仅有大量的自媒体主播，也有大量的机构媒体的记者围堵孙海洋一家人，据了解，在传出孙海洋和孙卓要于2021年12月8日回到聊城阳谷时，当天仅在孙卓养父母家蹲守的国内机构媒体就多达一二十家。

主流媒体与小报、自媒体的区别，就是对有些所谓热点新闻，不管多轰动多热闹，哪怕到处人人言说，如果不是为了揭示这种社会现象和背后的逻辑，绝对不做报道。一哄而上，往往也意味着一哄而散。这一点应该成为所有机构媒体面对热点新闻时的底线。

2021年11月18日一大早，齐鲁晚报微信公号在关注到微博热搜后，头条刊发了整合多方消息的报道：《这个山东医生破防了！去世前最后一个快递是压缩饼干，特殊医嘱感动全网》。这在各媒体微信公号中是首发，也成为当周本地媒体竞相报道的一个主题。

当天上午8点多，分管领导在热点小组群里分享了这个链接，并安排相关部门跟进。考虑到同城媒体在看到齐鲁晚报微信公号的报道后有很大的可能也会迅速反应，在当天上午10点的采前会上，我们对这个题目进行了重点调度，文字、视频记者全面跟进。中午12点左右，有同事打听到杨医生爱人的工作单位，首席记者郭春雨放弃原来的出差计划，主动请缨，反复做杨医生爱人的工作，最终说服其于当日下午接受采访。下午3点，本报社评《杨文军的“医嘱”，是温暖世道人心的良药》在齐鲁壹点发出。晚上6点多，采访杨医生爱人的视频制作完成并全网分发。晚上11点，四千字的稿件完成，并于第二天以一个整版的篇幅见报。19日，这篇稿件登上微博热搜第二位，阅读量过亿，评论基本以正面为主，也获得了家属的认可。

在医患矛盾依然突出的当下，这样一位好医生的离世无疑让普通民众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多的理解，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山东的形象。从技术的角度看，这组报道报、网、端、微联动，内部各部门打破壁垒，图文、评论、视频、微信、微博话题组合出击，让这组正能量报道在最大程度上获得了最大传播力。面对重大热点新闻，类似的协同作战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一味追求高点击量背后也存在隐忧，即传统报纸的优质用户正被替换掉，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被标题吸引、因噱头而来的浅层阅读者。某种程度上，“唯点击量论”让我们的文章变快了，但同时也变浅了，耐读的文章越来越少。怎么破解这一难题呢？将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热点新闻进一步挖掘，适时地将其转化为深度报道。

2021年2月，围绕南方都市报前记者马金瑜被家暴的新闻在网络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互撕，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看到了真相。这说明，在全媒体时代，面对一条公共新闻每个人都会本能地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判断，也必然引发互撕。在这个时候，主流媒体只有把新闻放到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些公共价值下讨论，才能取得一点共识。如果大家都在关心马金瑜的债务，扎西是否长得“扎心”，她当年在大学的演讲是不是欺骗了学生，她是不是个文青……这就让这个新闻的焦点——是否存在家暴——被模糊甚至转移了。家暴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反对家暴是大家都认可的价值观，也是这个新闻的最大价值。马金瑜在债务问题上是否诚信更多是她与债主之间的纠纷，不应成为严肃媒体追问的重点，至于马金瑜一时一地说过哪些做过哪些并不重要，谁都不是完人。在这一认知基础上，马金瑜被家暴这一新闻就有了转化为深度报道的可能。

再比如李子柒，有关她与杭州微念公司的恩怨炒了好几个月，最终双方对簿公堂。我们的记者对此类新闻要有预判力，根据经验，这类新闻往往是中长期的，其间会有一个爆发点，甚至几个爆发点。我们要做的，一是积累采访资源，包括联系当事双方及他们周边的利益相关者；二是积累相关背景资料，比如李子柒的创业经历、杭州微念的股权结构、相关的知识产权知识等。一旦那个爆发点来了，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推出重磅深度报道，这时候产生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平时围绕李子柒写十篇八篇不痛不痒的稿件。

还是以孙海洋寻子的报道为例，在一众媒体和自媒体追着孙海洋一家人的行踪，做粗鄙化视频直播和碎片化报道的时候，澎湃新闻却于2021年12月28日推出孙海洋夫妻的自述《被偷走的14年，找回孙卓后的20天》，两口子在自述中敞开心扉，首次透露了大量细节和个人感受，就是这样一篇毫无修饰和技巧的报道，让之前所有有关孙海洋寻子的报道都相形见绌。

新闻媒体最终还是要靠优质内容、优质用户来立足，在全媒体时代，没有点击量、没有爆款就没有说服力，但“唯点击量论”也不可取，希望媒体在追求新闻产品高点击量的同时，通过项目制、产品化的运作，能够让内容真正实现质与量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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