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不敢奢望此生还能看见这个半岛，以及高加索。所以，当我的两眼里真地出现了“卡拉-成吉斯”（Kara Chengis，黑海），我知道：自己遇上了求之不得的美事。辛菲罗波尔的正午，阳光亮得晃眼。一个长长的黑影从脚尖伸出去，一直铺在荒原的边缘，像一个孤独的迷路人，一个插在旷野的“蛮诺儿”[1]。那是本子上少了一个“唐姆嘎”（tangmga，印章），一直不能回家的塔塔尔牧人。一脚踏上辛菲罗波尔的荒原，他想寻找传说中家乡的“白寺”[2]，但只看见了丛生的马莲草。左瞥一眼“和俄罗斯在一起”的公投宣传画，右听一句它是乌克兰的“固有领土”，像被割了舌头，他哑了，一言不发。不管怎样，哪怕变成了一个影子，如今他回到了克里米亚。“唐姆嘎”的印盖在纸上，“努特格”（nutuq，家乡）的草踩在脚下。参观传奇的花园宫殿巴赫奇萨莱、在塞瓦斯托波尔读托尔斯泰的夙愿，要实现了！出发前，重读徐迟翻译的莫德《托尔斯泰传》时，我就意识到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五稜堡是托翁思想转变的决定地点。从那时我就暗想，若是有一天能到达，我要做一件事：在第五稜堡旧址上读那篇散文。我感觉那一天的自己，就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维加·马列耶夫。虽然结结巴巴，但说的是俄语，而且脸上可能都是小学生表情：“我想去马拉霍夫库尔干，对我这是第一次，所以，当到了的时候，请您说给我……”售票员是一位和善的妇女，她连声安慰我“Я скажу，скажу，（我说，我说）”，到了马拉霍夫库尔干站，她赶快示意我们下车。等我再回头时，她隔着车窗使劲挥手，给我们指着大门。修整豪华的公园，使人要费好一阵功夫才能醒过神来：这座小山的土壤山石曾被炮弹翻起，再与炸成碎块的士兵一起落下。不管多么难以想象，这里曾名副其实地堆尸成山。在还没有“精准打击”的新式杀人技术的十六世纪，山岗被鲜血与火药搅拌得黑红泥泞。海军上将和普通一兵尸首叠压，数以万计的士兵被大炮炸死，双方兵士的遗体无法分开，于是一堆合葬。![]()
克里米亚战争的核心-马拉霍夫库尔干全景图
克里米亚战争最惨烈的战场，如今当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顺着参观路走着，我心里并不能认同。本来已是一条刀刃上筑起的帝国，又偏偏非要“南进”——万恶的异教野蛮人，他们居然打败了拜占庭甚至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新的凯撒当然要完成复仇。南进！去征服和奴役一切野蛮人回教徒的土地！南进军人的脚踩在锐利的刀刃上，鲜血四溅。南进要用大量死尸铺路。而托尔斯泰恰恰在这条锋刃路上留言了，我从手机里找出《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不是这一篇。在前一篇，即受到沙皇本人激赏并命令译成法文、还下旨保护作者的《1854年11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托尔斯泰曾写过：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俄国人心里的一种羞涩的、难得形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感情——对祖国的爱……这篇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会使它的丰功伟绩在俄国万古长存,而这篇史诗的英雄就是俄国人民……
核心词是“对祖国的爱”。但是到了1855年5月的这一篇，在结论之前那支笔虽还在犹豫，但面对成堆的死尸它没有再顾及荣誉。经历了高加索之后，此刻年轻的军官已经有了心事。他不再轻浮。望着尸体他失控一般，径自写下了诅咒的段落：“这个老头，我都不认识他了，”一个正在收尸的士兵托着肩膀抬起一具胸膛被打烂了、头肿得老大、脸又黑又亮、眼珠朝上翻的尸体，一面说，“莫罗兹卡，托着点背，要不然，可就要折断了。好家伙，这个臭！”
“好家伙，这个臭！”——这就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一切。……[3]
被争夺的是鞑靼旧地克里米亚，死尸却一半是俄国人一半是法国人。在爱国主义主旋律下刚写过受到沙皇眷顾的第一篇的托尔斯泰，面对着漫山遍野的尸体，思想在一刻裂变了：还是请您瞧瞧这个十岁的男孩吧!……当他捧着一大束花回家去时，他捂着鼻子避开随风吹来的臭味，在一堆被堆在一起的尸体旁站住，望着离他比较近的一具可怕的无头尸，望了很久。他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走得更近些，用脚踢踢那具尸体的僵硬的胳膊。胳膊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他又再一次使劲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孩子忽然大喊一声，把脸藏进花里，便拚命向要塞跑去。
小孩踢死尸，我猜这一段一定来自他的目击。不只为恐怖的细节，而由于刺激的强烈。一旦笔尖触上了纸，他就坚决一气写下：难道他们就不会含着欢乐和幸福的眼泪象弟兄般地互相拥抱吗？不会的！……制造死亡和苦难的工具又在吼叫了，无辜的鲜血又在流了……也许我说的话是属于恶毒的真理之一，它不知不觉地藏在每个人心里……在这个故事里，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应该避免的恶，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值得仿效的善呢？它里面的恶人是谁，英雄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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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军功章
我从他的用语中辨出了高加索的音素。从这一篇开始，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开始大步前行。只不过，以前的我们缺乏同质的体验，不可能留意他的“祖国”与“英雄”概念已被置换。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爱他,我要尽力把他的全部的美都再现出来,而且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是美好的——那便是真理。[4]
这个时点，距伊凡四世攻克喀山的大征服起点，已经度过了帝国全力拓边、殖民体系完成的三个世纪。金帐、白帐、帖木儿，基辅、波兰、莫斯科——从钦察到阿速，在东方与南面，战场上枭雄们此起彼伏，嗜血斗勇，各种混血的死者，一层层夯下了俄罗斯人的脚下地层。他一生中最勇敢的行为，在《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之中做到了。他的思想遗产：对不義祖国的诅咒，也就要公开了。马拉霍夫库尔干的受阻，换来了俄罗斯的掉头“东扩”——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进军：东方有多遥远，俄罗斯就要抓住多远。亚洲有多少个国度，帝国就打算吞噬多少个。“Kрестьянин”（农民/基督徒）被激励得疯狂了。“史诗英雄俄国人民”不疲倦地大步跳跃，他们并不接受托尔斯泰式的思路。人人传说，教堂在讲，“祖国”与“英雄”的喊声在空中呼啸。俄式殖民主义不同于西班牙或日本，它不是在“内地”以外进行、而是在一个异样而辽阔的母体“鞑靼”中进行的，像一个低矮的破毡帐里养大了一个巨无霸。当扩张被描述为“祖国处女地的开垦”——就不能不侵蚀了它的思想，影响了受益的农民和知识阶层。不止高加索和黑海、在东进或曰东扩的大进军中，西伯利亚、黑龙江、甚至间宫海峡（鞑靼海峡）以东的大陆尽头——他人的故乡一块块收入自己的版图。俄罗斯的神圣国境和“固有领土”在三个世纪里一遍遍刷新，帝国的大一统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一起实现了。伏尔加河——它以前是东方和西方，即世界另一半的界河。它浩淼的水流以东，绵延着塔塔尔斯坦、巴什基利亚、中亚细亚、蒙古利亚、直至阿穆尔河以东的密林。而现在，“把世界分为两半”的大河变成了新帝国东进的起跑线。如今它流过帝国的脊柱，把工业化以后的大炮和铁轨、把哥萨克民兵和垦殖农，源源输送到河东的莽莽大陆。它不仅扫荡了“蒙古之轭”的宿怨，功业也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拔都汗的蒙古帝国，包括屠戮与残暴。极目以东，凡残存的蒙古邦国，都是当年的“左手东翼”。而抵达了钦察草原的各部塔塔尔，已经被它改造与消化，精神和基因也被它吸收。现实的存在，是脉管里混淌着塔塔尔的血、怀抱里居住着多种少数群体的大俄罗斯。只不过它绝不承认与野蛮亚洲的纠葛。它的自我认同，是白种的、西方的、欧洲的、工业化和艺术化的，是优等的民族。在十九世纪终于闭幕的时点，扩张终于穷尽了整个欧亚大陆。像是要为母亲祖国的东部边境打上一个界桩，在1900年7月15日，帝国军民以“羞涩的祖国爱”，制造了一次灭绝人寰的黑龙江大屠杀。我曾在《鞑靼海峡》中引用过，此文换一些段落再引用——明治天皇的近卫军官、后来当了志愿间谍的石光真清在他的四部作（城下之人、旷野之花、望乡之歌、究竟为谁）第二卷里，目击了“史诗的英雄即俄国人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屠杀中国人的“史诗”：俄罗斯的男子不分老幼，都被分配了枪支弹药。……突然，开始了对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清国人的抓捕。不问店主苦力，也不管是否为俄人所雇，一律从门里拉出来。干的是彻底的：哭喊的铺子伙计、俄人家宅的仆人，连手提什物也不得允许，都被毫不留情驱赶拉扯，赶进了支那街。哥萨克兵、警察和民兵包围住的清国人，大约有三千人。从下午两点禁止渡江到抓捕清国人只用了短短五个小时，这对一向慢悠悠的俄国人来说实在是干得快。……不知多少人就地被杀，我看见的尸体就有五、六十……
我们跟着的队伍在新布拉戈维申斯克停了下来，那时另一队人顺着扎亚河在走。东方天空赤红，黑龙江被映得像流着血一样。……到达后立刻被赶到河边，命令不许喊叫。接着兵士们挺着刺刀围上来，说是包围，其实对河水一面敞着，包围愈来愈紧，军官骑马指挥……河岸上人的雪崩开始了，纷纷被推搡着跌入浊流。哇哇的乱喊声一起，人全都疯了。推开人流往里挤的，踩着女人孩子只顾逃的，骑兵冲上来马踢刀刺，接着步枪一齐射击。喊叫声、枪声、怒骂声，实在就是地狱，无法用嘴形容。说是分成两队，其实差不多两千人被杀在一堆，被杀的和为了不被杀的，逃跑的，都是拼死的面相。挣跳的、奔跑的、磕头的、躲藏的，杀人的和被杀的都宛若梦中，是疯子还是鬼？……把抱着孩子逃的母亲像芋头一般刺透，把小孩扔在地上踏烂，把被马蹄踩破头的少年和火烧般号泣的人用枪托砸死，把抱着腿先生先生地哀求的孩子踢翻再拖着扔进浊流——[5]
他若能像这名日本浪人一样目击黑龙江屠杀的细节，他若是目击了俄罗斯移民刀上的淋漓鲜血——他会说什么呢？他会对自己的小说《哥萨克》怎么评论？在殖民主义已经胜利、体制已经牢不可破的二十世纪肇始的时点，他思索的主题是什么？他似乎很少具体地涉及。或许他的笔在避开太具体的细末？但我想，托尔斯泰已经被逼到了最后的限界。思想，在等待最后的清算。壮美的城市不让巴黎柏林，魅人的绘画至今人人称羡。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标识的文学处于世界顶峰。面对如此文明，批判噤口了。“殖民主义带来进步”的定理，愈是在奴隶的嘴上愈是倒背如流。直到今天，代代殖民主义的受益者们换上晚礼服，去观赏天籁一般的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没有谁留意鞋底踩着浓稠的血。前进（вперёд）、祖国（родина）、胜利（победа），这些俄语课的第一批单词，如今我听出了蛊惑的语感。还有，包括宗教。以神圣的名义杀人，如托尔斯泰所说，“它们令人毛骨悚然”[6]。居然，谴责者是另一个帝国的马前卒，是下一代殖民主义的拓荒者。抛弃了俸禄远投黑龙江的日本浪人，像是要对超级大国俄罗斯宣布“末日预言”。他独自一人，在黑龙江边大声喊道：有良心的人怎能做出这样的事呢？人已经变成没有良心的野兽了么？
当枪托把孩子的脸砸烂时，自己的良心也一块被砸烂了吗？[7]
低贱者在歧视与压迫中，受难者在三百年之久的磨蚀忍耐中，若是只得到了痛苦，岂不是一种最大的悲剧？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几乎就在喀山陷落的同时，强迫改宗东正教的运动被猛烈推行。“受洗礼者”一词诧转念为“克俩申”（кряшен），而且克俩申还分为 “老克俩申”和“新克俩申”。有趣的是“老”（старый）对应的塔塔尔语是表述“未开野蛮”的kara（黑），而“新”（ново-）对应的译语恰恰是游牧民描述“文明成熟”的“白”（ak）——这是一个转述错误[8]还是一个恶作剧？但不论新老黑白，受洗者中有大量“隐藏穆斯林”，他们的心从来没有变。就像在观音像背后刻十字的日本“隐藏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一样。“克俩申”还严丝合缝地对应着西班牙的“摩里斯科”（morisco，被迫改宗天主教的摩尔人）。至于佛朗哥时代的法西斯口号“一个西班牙”（España uno）对应着哪个词呢？不是别的，正是托尔斯泰反思的“祖国”！于是，驱赶着败退者和逃亡者，入殖的大潮汹涌向东。农民入殖者涌入昨天的牧场，空出的黑土地令他们惊喜。他们填塞了主人的家园，并把这一段历史涂抹掉。对“鞑靼之轭”报复的三百年，同时是俄罗斯农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殖民者——向东侵占了塔塔尔斯坦迆东、直至亚洲极东的三百年。不再赘述：这个时期也是俄罗斯多数派（большевик）智识阶级，包括他们的文学，以及地理学、东方语言学羽翼养成的三百年。压迫细致入微，一篇难承其重。关于塔塔尔人在俄罗斯的受难——不能抄书太多，我只勾勒几笔：1589年叙阶的喀山大主教宣布禁止新建及修复清真寺。1628年敕令打击了塔塔尔农业，1654年明文禁止塔塔尔人在死后由子女继承遗产、而必须把遗产交给基督徒“远亲”，俄罗斯人改宗为穆斯林（即已经形式上改宗但又恢复原来信仰的克俩申）将处以火刑。1713年敕令要求喀山等地的穆斯林地主在六个月内或者改宗或者剥夺其土地。手段不胜枚举：隔离受洗儿童与父母、在修道院幽闭改宗者、五倍课税、长期兵役、奖励密告……[9]他们被大量地同化，融入了俄罗斯人之中——所以你能从大量俄语姓名里剔别出突厥语（多是阿拉伯-波斯语借词）的词根。维持了自己民族认同的塔塔尔人多次挺身反抗，但是当殖民主义如日中天，弱者最终只剩下绝望的时候，他们开始向东逃亡——更加剧了伊斯兰日益从城市宗教向乡村宗教的渐变。而且，欧亚内大陆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现象出现了：少数民族的东逃。它的最后一波，可能是1918年以后塔塔尔、犹太人、尤其哈萨克的东迁。它是哈尔滨文化的背景，也是祁连山历史的一页。既然1918年人在逃命，它就是苏联本质的注释。既然政权变了而对他者的压迫不变，那么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没有变。不道德的同化，宛似拿着课本的强奸。它将生下以文化的批判为母亲复仇的儿子。所有殖民主义者都是顽固的同化主义者。但是，抹灭民族语和强迫语言同化的唯一而且再无第二的好处：就是让被压迫者获得双重的水平，使用压迫者的文字揭露同化罪。于是在漫长的同化时期末尾，一代代启蒙思想家在塔塔尔人中出现了，操着娴熟的俄语。在托尔斯泰一步跨过局限，让《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成为俄罗斯的启蒙新起点时，宛如喀山岸边的伏尔加河涨水，塔塔尔的启蒙正掀起着强劲的浪头。必须提及：启蒙运动的发生仰仗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圆熟统治。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刚即位，便取缔了针对穆斯林专职压迫的机构。她倾倒于喀山的魅力，喜欢穆斯林情调，也是她最早明白：想赚游牧人的钱，要靠塔塔尔商人。由于想让塔塔尔商人成为帝国与哈萨克草原的贸易中介，1767年在喀山她下令恢复清真寺。到了1773年她不仅宣布了帝国境内穆斯林的信仰自由，还废除了对塔塔尔传统行商的限制。到了1788年，新设的“全俄穆斯林宗务协议会”任命了穆夫提（教法解释长老）和卡迪（法官），穆斯林获得了相当多的权利。1799年女皇的决定惊动朝野：东正教对穆斯林的强迫改宗行为被严令禁止[10]。连穆斯林也震惊的是：穆斯林聚集地模仿东方正教设置了教区，到帝俄时代末期共有5771个称作“马哈拉”的教区存在！[11]最迟被吞并（1783）的克里米亚汗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失去了国土却维持了一定权益——它是“阿速”，蒙古大潮的西线，也是今天俄乌喋血撕抢的克里米亚的末代主人。它的最终破灭，要等到斯大林的民族驱逐。![]()
伊凡雷帝攻占喀山
三百年塔塔尔的故事太过繁缛细密，就像对他们的受难只能一瞥，对塔塔尔的启蒙史也只能粗略掠过。一代代先驱继往开来。马尔加尼被称为“塔塔尔历史学之父”，他历历细考俄罗斯大公们曾对蒙古的恭顺，考证鞑靼和喀山塔塔尔时代的贡献，解释伏尔加保加尔-金帐汗鞑靼-喀山塔塔尔——这一连锁认同的意义。早年在布哈拉留学时对传统经学院的失望，使他决心扫帚一挥，讨伐跋扈的教法学谬论。因为对中世纪的穆斯林来说，除了伊斯兰没有别的资源。而塔塔尔的毛拉，从来都保守甚至是虚伪的。还远不是幻想民族主义或解放的时候，要务是突破教士阶层的原教旨主义控制。而塔塔尔商人——在北亚穆斯林世界中它的文化水平最高，这个集团一定要分娩深刻的思想和人物。在宗教学者马尔加尼的思想中，理性与独立思考乃是“笔直的正路”。马尔加尼的历史思想中闪烁着对鞑靼-蒙古帝国征服的反思。马尔加尼的学术特征里包括对俄罗斯文化的谦虚，也包括摒弃复国主义。面对压迫的环境，他主张学习俄语的重要性，甚至说俄罗斯社会与塔塔尔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共通”，它们有着“能够互相交换的长处”。他指出“通过对俄罗斯语言的摄取，塔塔尔人和俄罗斯人或许能达到不带偏见的互相理解”[12]。这虽然可以被划为审时度势的话语，但必须说：在对语言同化抗击的斗争中还能摈除狭隘——这实在难能一见。再如，远离着伏尔加河及喀山，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是克里米亚塔塔尔人。他是马尔加尼之后又一代启蒙代表，向原教旨主义的宣战更坚决。在克里米亚旧都巴赫奇萨莱，他编辑的报纸《翻译者》从1883年开始，一直出版了二十五年。环顾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尤其对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回民——他们缺乏文化的基础，也没有留意“塔塔尔方式”的敏感。在俄帝国治下塔塔尔走过的道路，内涵远未得到开掘。![]()
在篾切齐-马尔伽尼门口
新冠瘟疫袭来的四个月之前——2019年9月，我在喀山的卡班湖边散步。一个身材高挑的喀山美人，头戴着雪白的盖头，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篾切齐·马尔扎尼的门口。篾切齐（мечеч）是阿语mesjid（清真寺）的俄语音译。它静静地敞开着门，似乎在对客人说：漫长的受难结束了，来吧，让我们享受今天的民主。这一线民主很像春天田野里的一派绿色。它新鲜诱人，但娇嫩柔弱，在我这样的中国来客看来，它实在太像一个虚幻的梦。但漫长的噩梦确实过去了，哪怕还会有新的坏事会降临——包括从市区驱逐、夺走信仰、禁止文字、流放与绞刑，都已成过去。让人心疼的安宁，正徐徐在喀山的天空降下，被赐予塔塔尔。旅游客见到传奇的鞑靼美人，都凑过去请求与她合影。她明亮地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依着以马尔扎尼命名的大寺。喀山所有的清真寺都一模一样，绿顶白墙，显然都是被毁掉后又重修的。马尔扎尼寺的特殊，不是由于它几经毁坏，而是因为它是被帝国蹂躏良久之后恩开一面，被特许用石头盖的第一座寺。马尔扎尼雕像蹲踞在卡班湖边，它是鞑靼古城与沧桑的标志。若没有它，今天在喀山你根本不能想象，这迷人街区曾经是被驱逐的穆斯林贱民们麇集的棚户。沿着卡班湖散步时，对面的克里姆林和苏尤姆别凯塔一连剪影，在湖水山岡的上方像背光的谜底。马尔扎尼，这样的伊斯兰宗教人物溢出了西海固、叶尔羌、马六甲，对我是一种陌生的体验。从那天散步时听闻了他的梗概，我便一直在思索他：自我认同的尊严、痛斥教条主义、与俄罗斯共存——在血光迷离的今天，每一条都变得恍然遥远，宝贵得难以置信。他们怀念苏尤姆别凯女王，但并不鼓动为她复仇。他们从不畏惧牺牲，但敢于放弃冤冤相报。他们对“民主”不奢求太多，只须信教自由和允许传统。他们是穆斯林，即便自卫中也禁止过份。他们是游牧民，比起国界更在意亲人故乡。他们的思想被一部苦难史随时纠正着，从自己卷入的帝国遭遇中他们深知：吹嘘昔日荣光是危险的，压迫他者就是自寻灭亡。至二十世纪前夜，1897年喀山县会读写的塔塔尔人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人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难道不是不可思议吗？被驱逐到外布拉克渠贫民区的塔塔尔人，在文化上已经能与俄罗斯人并肩对话。1906年第一场塔塔尔语话剧在喀山上演，而塔塔尔语报纸早已问世一年。到了1916年，“新方式”学校在全俄已达5000所。随着教育改变，一切都跟着变。文学、戏剧、风俗、妇女，报刊、印刷，喀山在跻身俄罗斯名城的同时，也不露声色地变成了欧亚内大陆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它的故事在远近传诵，渐渐与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并肩，四城媲美。噢——就在这一背景下，我读过汉译本校样的《东方五史》手稿，从塔城装上了驼队的货架，穿越沙漠，远赴喀山印刷。
锋刃的另一侧，是地理上的西欧。越过北大西洋加上美国，那一边是“西方”。它凝望着俄罗斯：一群骑光背马吞毛啜血的野蛮人，他们那苟合的“兀鲁思”（国）居然一气膨胀成了巨无霸，这令人不安。从西欧投来敌意的凝视，它一连在几个世纪里一眼不眨。它的瞳孔里烧灼着苦痛的历史，仿佛它正目击着呼啸而至的蒙古骑兵扫荡着“孛烈儿”，成串地拉走了条顿的奴隶。那瞳孔里更奔流着一条永恒的界河，好像那条亦得勒-伏尔加大河向西移动了，如今它沿着黑海——再一次“把世界分成两半”。就在这目不转睛的凝视之下，百无顾忌的俄罗斯却雄心勃勃。它丝毫不怀疑，唯自己才是正教的捍卫者，新一代的罗马帝国。沿着彼得堡向南，它要与天主教的西方一决雌雄——何止东扩鞑靼地，何止南进高加索，这儿才是第一战场，前进！目标是多瑙河与地中海。从寒冷的湾岸向温暖的黑海，一路的地名令人谈虎色变。阿速（黑海迆北），孛烈儿（波兰），马扎儿（匈牙利），边境看似平静，其实杀气潜藏。这块犬牙交错的窄长土地，不像塔塔尔斯坦那种“无边的原野和森林”。它是一条竖立的刀刃：从波罗的海沿着湾岸，向南一字排着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个个都是俄罗斯的怨敌。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时代，刀刃上的敌人更增添了一群。“民族恨”，在受压迫的历史、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尤其全无自由的人的漫长受辱中——成了难解的死结。自由的渴望，在无辜的受辱中像心头的疤，与悲愿的民族主义孪生共存。此外，一种罗马天主教对拜占庭正教的正统优越心理、以及西欧文明对东方野蛮的厌恶和蔑视，也在不断地蔓延。俄罗斯的大国崛起，是伴随着对钦察塔塔尔、西伯利亚、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东蒙古的征服实现的，但想不到却被西方扣上了一顶“塔塔尔-塔塔罗”（Tartaro，地狱来者）的帽子。西方心理深层的意识是：“撕开一张俄罗斯人的脸，就会露出一个塔塔尔人! ”西欧人固执地说：不，不光是基因，俄罗斯活脱就是野蛮人，它即是蒙古之轭的复制品——要记住：波兰以东，就是“亚细亚的野蛮”[13]！确实，光是拔都汗，就攻打过波兰七次。如前引佐口透书，1241年拔都汗在里格尼茨大败波兰与条顿联军的战役，是东欧史的大事件。传奇老将速不台的在匈牙利只是稍露峥嵘显示了一下他的统帅才能，若不是凑巧因窝阔台大汗骤死而匆匆撤围，波兰的覆灭无可避免。[14]但是西方的“鞑靼戒备”，更像一种天主教士的布道故事。它没有更多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思想的奥深处，还存藏着对“哈扎尔-卡薩”犹太人的知情、憎恶、警惕、以及迟早一战的情结。一个被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其实早在北亚草原横行的突厥系王国——哈扎尔国，进入了眼界。有谁能知道：这是一个视角，日后它或许还将成为解开世界死结的纽绊。哈扎尔-卡萨尔，这一名称很像哈萨克与哥萨克，归根结蒂是突厥语的gaz，流浪、自由。在严谨的犹太研究著作与“阴谋论”之间被议论传闻的《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15]一书，指出这个词汇是对游牧、骑兵的描述，特别说德语的Ketzer，有“异教徒”即“犹太”之含义。在新兴的阿拉伯哈里发国崛起，并给予波斯的萨珊王朝以最后一击之后，原来残存散落于亦得勒（伏尔加）左右的西突厥诸族中较大的保加尔、哈扎尔、马扎儿诸国里，渐渐地哈扎尔称霸了。一时间，世界北方曾出现过——拜占庭、哈扎尔、阿拉伯的鼎立。哈扎尔与号称无敌的阿拉伯双方，都想越过隔离它们的高加索山脉——熟悉它们的元朝所谓的“太和岭”。在“众门之门”的高加索隘口打耳班，双方攻防几度。前述伊本·法图兰前赴保加尔的取道就不惜绕过浩茫里海，为顾忌犹太的哈扎尔，而放弃了打耳班近路。他们辛苦地绕行阿姆河口，“河水将解冻三个月，眺望着它的景色，宛似看见地狱之门打开着”[16]。至于哈扎尔人的皈依犹太教，阿拉伯史料与希伯来史料都有记载。简言之，逃避拜占庭帝国的迫害流入黑海以东的犹太人，是哈扎尔王国犹太化的主要动力。号称“阿拉伯的希罗多德”马苏迪（Al-Masudi）在十世纪地理名著《金矿与宝石的草地》里，对亦得勒的居民构成记述道：这个城市里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异教者。犹太徒包括王、随从和同族的哈扎尔人，他们的王早在哈伦·阿尔·拉施德哈里发的时代就已经成了犹太教徒，从伊斯兰各地以及希腊人的国家（拜占庭）来的犹太人也集中在这里。实际上，现在也即希吉拉三三二（943-4）年希腊人的王强迫王国里的犹太人改信基督教……这么一来，很多犹太人就从希腊人的国逃到了哈扎尔。[17]
他所说的“希腊人的国”即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这是十世纪中叶的一次异类驱逐事件。希伯来史料呼应了马苏迪的记录，使用的表述是“下一任国王的迫害不是灭国，而是慈悲的逐出国外”。这场迫害能够确认。因为它甚至引起了欧洲西端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注意，详细记在著名的《哈扎尔书简》里。[18]总之，里海之滨的哈扎尔国犹太化了，它将给世界带来复杂至极的影响。以中国式的蒙古-鞑靼常识，很难想象这里说的是西突厥的一支。但是，若对哈扎尔王的称号是“可汗”心怀疑惑，那么听说了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努斯和哈扎尔王女结婚后呼唤她的爱称“其其格”（常见至极的蒙古语名字“花儿”），我们该目瞪口呆么？[19]这个黑海与里海间的霸权虽然一度强大，但还是被新称霸的罗斯人打垮了，它在里海之滨的要塞亦得勒被毁，渐渐地声名黯淡。蒙古-鞑靼给了它致死的一击。拔都汗的蒙古怒涛席卷而来，哈扎尔最后亡国了。他们经过熟识已久的乌克兰，一路渗透留居，主要进入了波兰。而此时的西欧，以罗马天主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也已成熟，他们对继承着拜占庭（东罗马）宗教与传统的俄罗斯、以及从牧畜蛮族里变身而来的东来犹太人，充满了排斥、厌恶、歧视和仇恨——这一主题，这种思想，就是后日欧洲人“排犹意识形态”的根源。但它只是根源之一，不是全部。尤其经过了希特勒时代以后，这个问题成了“世界的最大禁忌”。因为禁忌的威胁，以及不歇的宣传，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认识过程尚远未起步。欧洲人的犹太认识，复杂得多也深沉得多。涉及它，必须从一开头就分寸准确。但我们不仅缺乏基础，而且对史实难窥全豹。哈扎尔人向西，向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的迁徙移动，是一场绵延“五、六百年血与汗的大事业”，有趣的是“匈牙利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着太过相似的特权地位”：即职业都是“造币局长官、专卖盐业管理人、收税吏、贷款业（银行家）”。[20]而宗教歧视本来就根深蒂固，于是对犹太人的限制加剧了。1496年波兰议会在封建领主与教会双方的压力下，决议“禁止犹太人获取农地”。[21]这一结果是：移民从农村转向都市，哈扎尔彻底洗去了突厥痕迹，变为了城里人。到了十九世纪德意志帝国兴起，西欧的意识形态正式奠基。对亚细亚的认识偏见，浸染了各式的知识阶层：从文学界的畅销小说《借方与贷方》[22]，到最左翼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观。顺便说：或许由于暗中运行的、资本宣传的禁忌与控制——中国虽然自近代以来几番鼓漾起翻译大潮，但一直不得见《借方与贷方》的中译本问世。也许，恰是此刻在“新俄罗斯-顿涅斯克”的巨炮对轰，换句话说：是在“阿速”与“孛烈儿”原野上的死拼——才是剔除政治表层、打开“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数百年敌视的钥匙。这种“敌视”，至少它是“蔑视与误解”，甚至能使恩格斯在其《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这样写道：正是对俄罗斯的憎恶，才是德国人中间出现的最初革命热情。[23]自由主义的白，马克思主义的红——如此内裏三重的“西方”，虽然被中国各派启蒙知识分子亦步亦趋地模仿，但它的内中包藏，其深莫测。由于他们与俄罗斯共有的殖民主义历史与意识形态，人们常常忽视了他们对“波兰以东”的斯拉夫民族、以及“更野蛮的”亚洲怀着怎样的种族意识。若不是因为他们白纸黑字地写了，我们显然不相信他们居然认定：俄罗斯的血液里流着鞑靼-蒙古的基因。一个短语的概括最深刻：“蒙古人与黑人”[24]。这一提法，这种话语，虽然对北亚草原的牧人和我听来，它简直匪夷所思，但它却是一种西欧上流对东方的种族主义情结。于是，就在近代世界渐渐成形的时点上，西欧的种族主义者把他们厌恶与仇恨的焦点，称为“犹太蒙古人”。反犹主义者盖沃尔克·弗里茨在1915年写道：在东欧犹太人中成为问题的，是数百万之多、穷窘、不仅肉体道德都乖僻而且人种也属劣质的人，即犹太系蒙古人。[25]
他指的“犹太系蒙古人”，就是阿什肯纳兹-哈扎尔犹太人。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不是在别处，正是在今天战火熊熊的乌克兰敖德萨一带，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大批东欧犹太人逃亡涌进德国境内，造成了德国的憎恶犹太人风潮加剧。如今这个情结愈来愈清晰了，当然只是在一个侧面清晰：在西欧知识人与贵族阶级的心底，有一个深深的、烙印般的戒备符号。他们一直在心理上对抗着这个追逐他们的敌人。远从前13世纪，迟到哈扎尔犹太人定居波兰，危险的“东方蛮族”就成了西欧心底对匈奴、哈扎尔、钦察、鞑靼、蒙古、俄国的一个顽固认识：自匈奴的阿提拉以来，嗜杀的成吉思汗、从哈扎尔变身的犹太人、野蛮的苏联俄罗斯——它们是文明的永远敌人。拔都汗扫荡的哈扎尔国消失了。但在它故地的北西，却出现了“离散”以来未曾有过的“高密度的犹太人的出现”[26]。在西欧的罗马天主教的眼中，他们与渊源不同的、其进入欧洲的时间能远溯罗马时代的另一些犹太人相比，是更另类低等的一类。与他们源头不同的一批犹太人，早在10世纪末的法兰西与莱茵兰就已经扎下了根，并发育得羽毛丰满。《第十三支族》的一笔概述，可谓一针见血：他们在英国被厚遇为王室的高利贷借债人身份，其主要的工作是为政治经济的投机事业……提供资金。[27]
说它一针见血，是因为读着这一分析，便不能不联想到一度几乎搅乱了元朝的“斡脱”（ortaq）[28]。“斡脱”问题在元史中异常醒目，它曾在元朝引起很大的社会骚动。那也是个难缠的蒙古史宿题，也许这条注释倒是一个横向的启发。那也是由于一种与最高权力攀附孪生的“人”，他们以一种“特权地位”对各阶层实行了伤害，因此必然地身处冲突的焦点。愈是对照元朝，愈是觉得《第十三支族》的揭露酣畅淋漓：这些高利贷者靠着暴利砌筑了莫大的财富，然后再为王室的利益把钱财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吐出。他们完全处于王室的庇护之下，相当长久地继续着富裕的生活。谁都没有留意：豪宅美衣及强大话语权的背后，隐藏着他们所身处的危险。且在不觉之间，遍及各阶层的负债者们的愤怒，在一点点地蓄积着……[29]
欧洲的历史叙述在此后渐渐暧昧，仿佛存在一个断层般的缺环。只剩下我们，被四方的地平线束缚了视野的游牧民，心理上还想不通：他们不是亚洲内陆的一支“白鞑靼”吗么？在中国唐代文献里被写作“可薩突厥”的，与阿拉伯、拜占庭围绕着高加索的“门中之门”打耳班隘口争夺里海草原的哈扎尔，怎么一场鞑靼暴风之后就连骨头都改变了？我们显然低估了伏尔加河流域亦牧亦商的经济构成。尤其我们牧人的脑袋，小觑了商业本身孽生的“高利贷”是什么东西。我们从来就对“资产阶级”一脑子浆糊。由于浅薄的灌输，到老了还把糊涂当常识，反资反帝一辈子，却对资产阶级的生成变迁，一字不识，陌生无知！血统和缘起，愈来愈宛似迷宫。但无疑人群在经济处境中被改造。一些哈扎尔缘起的人，就是先经营高利贷、后操纵银行的金融资产阶级。他们——与巴勒斯坦毫无瓜葛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发动了在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征服，制造了一个以色列犹太国。于是当代世界被植入了一个毒癌，至今天癌已几番发作。就是它，导致了不尽的流血，导致了不熄的战争，导致了911事件以及藉它出现的“反恐”历史时代。它是蒙古史关联的最远、也最大的话题。以日本思想家板垣雄三的一句话结束它吧：催生了以色列的，正是效率化地驱逐犹太人的帝政俄国以及继承了它的纳粹主义。还有英法——它们企图遮蔽欧洲基督教（它与中东基督教不同）的反犹思想，一边叫嚷“补偿”纳粹的犯罪，一边向中东钉进控制的楔子。[30]
话题虽然延伸得太大，但它环环相扣，考验着人的智力。确实它难以捕捉，但惟有它，是打开世界之谜的钥匙。不。正是在抵达此处之后，求学蒙古史的初衷才得到了回应。一部鞑靼-蒙古史，如一幅长卷画面终于到了它的末尾。在追究之末，旧有的印象淡漠了：天之骄子，横扫欧亚，都一阵风消逝远去。昔日辉煌的追求者，大概只感到了失落。蒙古史的考据与通论多得像连绵的山，读久了渐渐会觉得隔阂。在漫长的过程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自从离开了乌珠穆沁草原，我想向这个领域求索的，不是考据，不是通论，只是一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游牧的美”。我想用五指刨开草皮，我想找到像我家额吉的那种……宽容、忍耐、善良、平等对待每一条生命的天性。我也想找到，能够超越乌珠穆沁善良的、身在潮流前头的蒙古-鞑靼气质。我想发现它的人物。那种人和他们的思想，能串联我一生经历的游牧与信仰，牧人及穆民。无疑，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早把他们脚下土地上的那个克里米亚塔塔尔人——伊斯玛依勒·贝·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排斥于九霄云外。不仅忘光，更挤出了今日的血腥残杀、挤出了半岛和黑海。但伽斯普林斯基在克里米亚播种的不是战争，而是文明的《翻译者》。它早晚会成为克里米亚的重要文物，在良知恢复后闪烁光彩。俄乌战火燃起前不久，我曾徜徉在巴赫奇萨莱。一条条辨认着路名，把拉杆箱拖过山道，找到了“布尔什维克路11号”，一个克里米亚塔塔尔姑娘经营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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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奇萨莱，布尔什维克街11号
踩着那条半山上的沙石小路，我几趟寻觅，但直觉找不到当年的印刷所了。因为我很了解什么是“迫害者”（kafir，卡费尔），他们把一切都凶恶地毁掉，再无耻地涂得光光。而当年伽斯普林斯基掀起的“新方式”教育，使俄罗斯穆斯林跃出了麦德莱斯（经文学校），并宣示了与教条分子的泾渭两界。它是真正的文化提升，而并非陈旧的“复兴”。不仅有思想而且随之行动，麦德莱斯在启蒙的风暴中成批地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新方式学校”，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人——直至今天，中国的穆斯林也没有抵达这一步。能看到一幅宝贵的讽刺画，1908年第42期《毛拉纳斯拉丁》（即阿凡提）：伽斯普林斯基手里拿着的报纸上写着“翻译者”，对面一黑一白两个长袍教士是“格迪米斯特”（古典派、老规矩主义者），一个抡着大棒，一个举着鞋子，他们跳着骂着：“卡费尔”（异教徒）！“新方式是对教法的背叛”！![]()
也许争论的双方都没意识到：十九世纪末的“新方式”开辟了塔塔尔各族的未来。人们曾忧心忡忡的，镇压与同化苛政之下的“文化经济双绝灭”，居然因教育的一线牵动，导致了民族的升华。可以列出的多是塔塔尔人，也有其他不同的“白鞑靼”。他们中很多人最终埋骨异国，也有的决计留下，默默在自己家乡迎送生死。比如末代全俄穆斯林宗务会穆夫提（法官），在遥远日本博得大名差点被日本军国扶为设计中的“穆斯林王”的阿布杜拉希德·易卜拉欣；有巴什基尔民族解放领袖，独立运动被镇压后改投学问的突厥学大师图坎（揭秘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第十三支族》后来突然死去的作者所引用《伊本·法图兰行记》时，就使用了他的译本）；还有亲赴革命中的俄国，竭力于联合布尔什维克抗击英法的事业未果、转身加入了中亚“帕斯马奇”游击队战死在帕米尔的、原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恩维尔·帕夏……在塔塔尔斯坦历数它的人物，像是注视一幕幕悲剧的皮影戏。但他们都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他们都曾竭尽全力地去突破狭隘的束缚。他们都渴望挣扎出内陆草原，朝着自己意识到的“人类”或“国际”攀爬。当然他们都失败了。或者说他们一定会失败，因为历史正处在蒙昧阶段。但是作为人，他们以生命的鲜烈异色点亮了黯晦的历史，把遍地的猥琐照射得无地自容。他们可能被封存良久，但宝藏都是深埋的。它否决了滚滚泛滥的污浊文字，等待着地球襁褓中未来分娩的青年。就在托尔斯泰因一夜阑入乞丐收容站，突然目睹了底层的极度贫穷而导致思想激烈转折的1881年前后，一个重要的人物诞生在塔塔尔斯坦——他就是穆斯林共产主义者苏尔坦·加利耶夫（Mirsäet Soltan-galiev）。读者感到陌生，人们全不知道：苏尔坦·加利耶夫处于列宁时代政权体系中穆斯林的最高点[31]。他的志向，是发掘伊斯兰内藏的社会主义底蕴，企图让它与共产主义的“革命”相熔合。没有篇幅了。也许只挑这一节能简洁地介绍这个人物？请留意他对殖民主义批判的视野和措辞：他早就和“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一划两界。克里斯托·哥伦布！这个名字被欧洲的帝国主义者由衷喜爱赞叹不休。但正是他为欧洲的掠夺者“开拓”了通往美洲的路。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在对“土著”美洲的抢夺、破坏和荒废中各逞一能。它们在“土著”美洲的牺牲之上建起了自己资本主义的城市和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文化。在欧洲人“发现”的美洲、在它们那些蹂躏者作出的残虐行为面前，连帖木儿或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对欧洲的侵入也黯然失色！……“爱和平”的现代美国人为了创造“进步与技术”的富裕“大都会”文化，有必要让数千万美洲原住民和黑色非洲人死灭，把出色的印加文明从地上斩草除根。芝加哥、纽约，以及“欧洲化”的其他美国都市的摩天楼雄姿，是在被不人道的种植园[32]折磨致死的“美洲印度人”和黑人的尸骸、以及被毁坏净尽的“印加”城市的废墟上建起的。[33]
它的超前意味也许将在未来振聋发聩。当帝国呼喇喇地大厦倾，当绝望的小民族有了机会的时候。苏尔坦·加利耶夫从塔塔尔和各少数民族的苦难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本身就具备无产阶级性”的命题。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分割已经完成的时点，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解放的一致性。针对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宣传，他把伊斯兰定义为：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征服中“受压迫的与抵抗的宗教”。他批判的锋刃，笔直地对着西欧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东方主义”，指出西欧诸国工人阶级事实上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殖民地财富的一种间接享有者，因为他们从殖民利益中分了一抔羹；马克思主义是西欧文明中产生的，它的东方认识中隐现的西方优越思想，挥之不去。——巧的是，对这一点托尔斯泰也怀着同感。他说，“我认真地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可以通过《资本论》的考试，”他接下来对马克思的批评尖锐得似乎离谱，但也许又是道理被他一句说破：“使我惊讶的是，他把十分普通的东西讲得相当复杂，相当深奥，让人读了很不舒服。”[34]苏尔坦·加利耶夫当然不能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但是，或许他比起托尔斯泰，瘦弱的肩头还扛着一个民族的重负。在暴力称雄的革命中，他的思想使他每一刻都冒着被划入异端的威胁。何况，从巴什基尔到哈萨克，几乎所有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都拒绝他的“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思想。也许没有谁读过《我是谁》（Кто я）。有点像瞿秋白，苏尔坦·加利耶夫用自传文体，以俄语披沥，记下了一些少数民族布尔什维克的心事[35]。生下我的是环境，隶属的环境，痛苦的压迫和贫困绵亘几世纪的环境。我是被压抑民族的被压抑人群的儿子，哦，尽管作为革命者我也是奴隶的革命者。我一直意识着这一点，总对自己不满。我有思想，也有感情欲望，但意志却不足。意志比起思想和感情显得少。……
“我一生目标都向着自由，但一生都感觉自己是奴隶”（波斯诗）
这是一个定居的游牧民、一个喀山塔塔尔人的悲剧故事。他的“环境”——“主要由患着‘伊斯兰过敏症’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首脑层”，他们的意识与思想里，带着“几乎‘成了皮肤感觉的’对亚细亚的无知与偏见”[36]。于是，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们话不投机的他，既然在与布尔什维克联手的过程中口口声声“穆斯林”，凶险的结局就命定难逃。![]()
苏尔坦·加利耶夫
读者已经猜到了：苏尔坦·加利耶夫先是被投入著名的卢比扬卡监狱，再被斯大林不动声色地抹杀。由于对他多角度的污名化，甚至今天在喀山，即便在他的母族同胞中，知音和理解者也不多。最忠诚的儿子得不到同胞敬重，也许是世间的常象。但是思想和魅力，并不以俗世名誉的多少衡量。他们如埋在岩层里的宝石，靠自己的资质与时间长久地对抗。一旦发掘之日到来，表层凿开，污名误导纷纷破碎——他们将与真理一块显现。喀山，我在离开它时觉得自己犯了错：一切都还没看懂，什么都还没想透，就到了尽头，到了离别的时分。
叙述要先回到那个名字: Tatar。西欧——至少波兰和普鲁士的贵族们不能忘记: 那个恐怖的拔都汗刚一露面就杀到了他们的家门口，他们名副其实，是“从地狱里来的”（ex tartaro，拉丁语）！难忘塔塔尔的恶名，恰恰就是“地狱恶魔”（前文已述，tatar与拉丁词tartaro谐音）！更难忘野蛮人居然战无不胜，它硬是长驱直入到了匈牙利，还团灭了西欧联军。所以当英法震惊地发现：“半野蛮人”的俄罗斯，居然真地打算占领君士坦丁堡挺近地中海，而且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动脉——多瑙河的出口，“国家核心利益”让英法不再犹豫，他们断然出兵，援助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只因这个原因，托尔斯泰才目击了塞瓦斯托波尔的血战。而俄罗斯，它以种族主义的竞赛当作回答。它狂妄地自诩：唯我才是西方的旗手，唯我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正牌的十字军。这一俄式意识形态，经过了苏联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延续到它对高加索少数民族的灭绝式镇压，与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当年它的目标，一是南进并粉碎令西方五百年咬牙切齿的奥斯曼帝国；二是沿着鞑靼蒙古的来路向东，征服一切亚洲游牧蛮族。黑海舰队的奇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唯有上帝才能使帆船穿越黑海，在传奇的锡诺普、在天下闻名的奥斯曼海军母港一鼓全歼它的舰队！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最后的南进”一直是俄罗斯右翼的口号。战争惨烈至极，但终战无期。对奥斯曼的系列战争一直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沙皇和帝国自己灭亡了，还没有完！对俄罗斯的政治地理感到古怪和刺激的人可能不少，但我猜看破这种地理的第一人，也许是明治巨谍明石元二郎。他在遗稿《落花流水》中，开篇释义第一句就是：距今约千年前之今露西亚帝国欧洲封疆内，斯拉夫种族以贯“诺夫哥罗德”、“基辅”、“敖德萨”之狭少长带，为其生息区域。[37]
大公时代的俄罗斯，东西只达到伏尔加流域，南北更不过是窄窄一条。与后日不仅穷极了地尽头、而且抵达了海尽头的膨大帝国相比，它的古代地盘，狭窄得不可思议。北起波罗的海的湾岸三国、南至直到黑海的波兰与乌克兰，它们与俄罗斯吞并分割恩仇情怨，纠缠了数百年。如今它们一字甩手，如盾牌阵，结成了一道敌视的壁垒。上一次怒斥俄罗斯的是波兰，伴随着电影《卡廷森林》的热演。此一轮怀着血海深仇的是乌克兰，大打出手的战场正是“诺沃罗斯”（新俄罗斯）——昔日克里米亚汗国的牧场。站在塞瓦斯托波尔，绵延的大陆通向圣彼得堡。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宣传画，一个在黑海之滨披着俄罗斯三色旗的美女伴着一句口号：“回到未来，我们和俄罗斯在一起！”（Назад в будущее, Мы с Россией）![]()
“回到未来：我们和俄罗斯同在”
离开北京前看了一个乌克兰电影《顿巴斯》。不消说那电影里的口号是相反的，而且针刺死穴一般，挨个讽刺了公决、民兵、正教、尤其讽刺了“新俄罗斯”这个词儿——但我没觉得它批判的是殖民主义。确实，从鞑靼人的马鞍之间远远望去，高喊着祖国的两家之间，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在锡诺普博得大名的俄罗斯海军，这回把奇迹让给了别人：绕过地球远去中国旅顺的波罗的海舰队，在不远万里的远航之后，就在到达当天，在日本海上被全军歼灭。曾经的哈扎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究竟何时与原在英法的犹太人合流，留待别人细考——此刻的他们不仅早已身价百倍，而且已然是操纵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金融巨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在乌克兰发生的屠杀，使他们与沙皇及罗曼诺夫王朝结了仇。1905年前后爆发的日俄战争，究竟是日本为了确保朝鲜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而铤而走险，还是这股国际金融势力要操纵新兴的日本军国去毁掉俄罗斯——并不易细究。在滚滚的巨额金钱流动下，所有的仇敌都站了起来，像注入了活力。日本驻俄罗斯使馆“武官付”、后来大致职务为驻斯德哥尔摩武官、但在整个欧洲各地展开谍报工作的明石元二郎大佐，据记载在日俄战争期间使用了73万日元（此笔巨款在上世纪80年代折合20多亿）活动经费[38]。但书中关于钱的来源语焉不详。从他煽动的各式各样造反来看，他的成功过于巨大，超出了一般天才间谍的能力。但日本陆军以欧式的骑士道尊严，不愿留下不洁的间谍战痕迹。于是“一个人比得上十个师团”的明石元二郎业绩被删除干净。他的世界顶级的行动与那个时期世界的最核心记录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笔记本。笔记本被这位风流巨谍题为《落花流水》，被一代代日本军人文人抚卷兴叹。这个本子里记满了从芬兰到波兰一切反对党的密码，列宁的名字被以汉字记为“礼仁”[39]。用日文汉字“礼仁”转写列宁：レイニン/reinin”/ленин，读音惊人地一致。那是1917，真是呼喇喇地大厦倾，从芬兰湾到黑海，没有一个盟友，没有一人同情，为俄罗斯帝国送葬的喊声响彻云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一七（1917），天下大吉。无数人都苦苦等待那一年。![]()
当年还是皇太子时曾在日本遇刺的尼古拉二世，于十月革命中被送到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乌拉尔，全家七口都被残酷地枪决。如今他的家族受到同情，被封圣为“牺牲与拯救的圣徒”。但是，流水的悲欢故事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不灭的帝国。俄罗斯并不是塔塔尔。但从拔都汗到查干汗，也确有内在的一根线——它就是“也客 兀鲁思 /ike - ulus”（帝国），不祥的魔影。记得某一次回草原，在日暮时分乔布格我家的努特格“nutuq、营盘”上，我和哥哥阿布盖随意地聊天。那一天，不知怎么讲到了苏联和“沙皇”。用蒙古语说出“查干汗”（沙皇）这个词时觉得挺顺口。但感觉古怪，像沙子粘着舌头。
当喀山与克里米亚的塔塔尔知识分子掀起启蒙的巨浪时，托尔斯泰也抵达了一个作家可能的辉煌顶点。是的，《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等一系列炫目巨著，也许并不能解决内心的矛盾。托尔斯泰在激烈的精神搏斗中，意识到了启蒙的意义。穷人的悲惨无助、司法的存在荒唐、暴力的永远危险、宗教的侵略潜质、私有的万恶原罪——这是托尔斯泰总结的人类社会几大病灶。应该再数一遍，一共五项：每一句都开人心窍，每一条都千真万确，每一字都不失分寸，每一个都是今天更要思考的原则。他针锋相对地开始了长久的，对国家主义的讨伐。他把国家暴力比作一根黑线，“珠子是人，黑线是国家”。他对着俄罗斯大声疾呼：“摆脱对国家，对祖国的迷信，不再对任何暴力政权唯命是从”！这种彻底的号召，提升了整个俄罗斯人的水平。因为“一旦人对国家和政权的态度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旧世界的末期，新世界的开始。[40]”![]()
托尔斯泰
彻底自由的个人，可能达到罕见的高度。在日俄战争中爱国主义还曾被突然唤醒，“听见亚瑟港（旅顺）沦陷时他哭了”[41]——但是很快，托尔斯泰“对拒绝服兵役的情况极其感兴趣”，他的飞跃是坚决的：他反对参军当兵，“拒绝学杀人”。他那颗伟大而敏感的心灵中一种思想矗立而起，即：“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之间的根本冲突”[42]。他较真地为工农和儿童编写启蒙读物，这就是被整个世界称道、然而难能模仿的《识字课本》和《读本》。我最吃惊的是：对于我，理解过去和警示未来特别重要的两部——《高加索的俘虏》和《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居然都收录在《读本》里，供工农和儿童阅读。这是两种不同的启蒙么？托尔斯泰与他们是在殊途同归么？二十世纪塔塔尔启蒙者的谱系中，有一个早期共产主义者穆拉.努尔·瓦希托夫（Мулла-Нур Вахитов）曾企图沟通两种启蒙：他先在喀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后来在彼得堡上学时，发表的论文里出现了“东方被压迫人民”的概念。他被学校处分的1910年，正值彼得堡民众悼念托尔斯泰逝世、要求废止死刑。受了托尔斯泰的感染后，瓦希托夫的视野已经不停滞于自己民族的解放，他的口号是“全人类的爱”。在1917年他甚至充满信心地宣言：“未来的塔塔尔斯坦，将是亚细亚革命的跳板！”[43]俄国人传统的襁褓，很有东方色彩，总是用绷带把婴儿紧紧地裹在里面，据说是为了扳正婴儿的骨骼。小托尔斯泰一生中第一个记忆就是被捆绑着的感觉。他想把胳膊伸出来，却做不到……[44]
这是我在乌珠穆沁看惯了的习俗，每个蒙古包里都支着一个木架。它让人浮想联翩：蒙古-俄罗斯的血液，居然达到了如此之深的交融……托翁记忆中婴儿被捆进的木架，乌珠穆沁蒙语叫做“乌里给”（ulogi），它曾给无数怀念母亲的蒙古诗歌以灵感。我二十岁就会唱的长调《乃林古和》（修长的青马）里，用蒙古句法，“u”作头韵的那一节是：乌里雅斯（杨树）的木头哟，用上了
乌里給做了的，是阿爸……
托尔斯泰的潜意识，循着一声襁褓的呼唤。这个细节也更让我坚信：想读通一部蒙古-鞑靼兴衰史、要揭露“查干汗”俄罗斯的罪与罚，托尔斯泰是开锁的一把钥匙。当帝国疆土抵达了大陆尽头，当自己也抵达了思考的尽头并决意选择朴素的启蒙时，“鞑靼”游牧民给了他灵感。就这样托尔斯泰追上了在喀山与他擦肩错过的知识，写成了伟大朴素的作品：《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这一篇，从思想到形式实在太过超前了。隐藏在儿童读物里的道理那么明快、诙谐、好懂，以致我们都像孩子一样，听完了有趣故事就忙着跑去玩耍——而今天不得不花费力气指出：这一篇，把欧亚内陆游牧民的价值观，置于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另一极。板垣雄三在批判日本幕府对虾夷-爱依努的殖民主义征服时，对《旧约》中该隐残杀胞弟亚伯的故事提出新解。板垣指出这个古老故事里藏着人类古老的基因——该隐的农耕缘起中，天性追求土地占有，改造自然。唯因此，疆土扩张、私有制与国家、帝国霸道都随之而生。而其兄弟亚伯的游牧传统，却习惯于与大自然的共存，尤其不在意土地的私有。板垣雄三的揭破一针见血：“圣经中该隐杀死亚伯的兄弟相杀，是人类最初的杀人事件。杀人犯是农民这一点，暗示着农业的攻击性。”[45]
这一论断是看透殖民主义的聚光镜。托尔斯泰虽然顺着这一思路把俄罗斯农民也划入“亚伯”之中[46]，但《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表明，他的晚期思想在向着游牧民的思维倾斜。他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古人用“Mиp Bам”[47]这句话来相互问候。那种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现在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并且岂止是消失，人们还努力借助科学来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于和平，而是在于所有人的彼此斗争。[48]
连句式都与塔塔尔穆斯林的问候语“平安（和平）给您”一模一样：Mиp Bам就是和平给您。“古人以Mиp Bам问候”……古人是谁？这句俄语的语源是什么？不知道。我们只读出托尔斯泰在强调问候语不仅使用“和平”而且它“永远是最高幸福”。我想说，若具备这一句的双语体验，或许就能触碰托翁的感悟。![]()
阿拉伯文“赛俩目”：平安（和平）给您
是民族的救亡。为了解放他们才思考宗教，不过不是托尔斯泰式的天马行空。也是为了解放他们才思考帝国，由于包括蒙古帝国带给他们的苦难。肩上一个共同体的负重，不允许他们随心所欲。由于他以一个巨人的个体投身，因此思想的伟大历程完成了；也由于思想者只是个人，他没有实现与民众的同在。那些“形而下”地泥泞血污、与自己的亲生母族一起奋斗的勇者，都在凶残的暴政之前消失了。而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却在人类的传诵中永生。
我打着手势，想问开小旅馆的姑娘，克里米亚塔塔尔人被“集团驱逐”的事。我绝望地没去翻《维加·马列耶夫》——这样的话题太难了。这个小旅馆蹲踞的山岗，怎么看都像格拉纳达。包括它上方漂浮的空气，低谷里穿过的风。也包括这个表情沉着的姑娘——她是克里姆塔塔尔（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她清晰地回答说。不知为什么，好像听她亲口说了，我才确认了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全民族地、被斯大林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事。昨天她回答我说：“Да , я крымтатар.(是的，我是克里姆塔塔尔。)”。在克里米亚半岛中央的巴赫奇萨莱，亲耳听一个克里米亚塔塔尔姑娘说她出生在中亚的塔什干，那一瞬心里的滋味无可形容。![]()
塔塔尔旧妆
待到他们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一个民族只剩下12万人。故乡早在别人手中，今天正被俄罗斯和乌克兰喋血争夺。他们能说什么呢？可能有人关心他们的苦难，但没有人承认他们的权利。“国际社会”在无视他们的基础上援乌挺俄，并不承认殖民主义的罪恶。这样的一种性格（它只是性格吗），默默地传遍了黑海以东，也浸入了喀山的行为和性格之中。是的，不仅只在塔塔尔人中。它如一个缄默的魂，潜入了整个喀山。沿着当年隔开棚户区的布拉克渠，我散着步，数过一座一座清真寺。俄语把清真寺读作“篾切齐”（мечеч），车站篾切齐、牺牲者篾切齐、接着是篾切齐·努伦拉，紧挨经学院的篾切齐·伽里，再一座不知名的篾切齐……还没算上最出名的篾切齐·马尔扎尼。在篾切齐·努伦拉门口和人搭话，一个老汉不由分说把我拉进门去。他告诉我塔塔尔斯坦现在有1500座清真寺，光是喀山市就有85座。他脸上泛着满足的神情，“我在乌兰巴托……我士兵”，他曾是乌兰巴托的驻军，会说一点蒙语。我们一块度过了一个黄昏，告别时拥抱着，用蒙语互道了“巴依尔太”（再见）。他的神情神秘甚至快活。我不由暗自盘算，若是能再来喀山和他一块过两个月，会有很大的收获。和塔塔尔人在篾切齐的殿上并肩紧挨，心里的感觉不知是怅惘还是留恋。我忆起奥斯曼的“米拉”（自治），只觉得恍如隔世。他们罕言寡语，我也从不饶舌。人群内部的少数自治，是一个飘渺的梦。虽然更多的人懂了：“允许别人生存”会带来宝贵的和平。正如所谓Pax Tatarica，“鞑靼和平，蒙古的和平”一样：它被人诟病，被人遗忘，一逝而再不返，但其实它并不落后，反而令人再三深省。但那条渠是从现代喀山市剔露出古代的标志，喀山陷落后塔塔尔人被驱逐于布拉克渠之外，度过了三百年的忍耐偷生。1917年革命后，一度还曾有一个“外布拉克”自治共和国愤而独立过。小雨沙沙，从篾切齐·努伦拉出来，在古旧的建筑里转着，旁边是一座东正教堂。天色已晚，该抓紧了，于是我拦住一个刚从教堂出来的女人问路，还是维加·马列耶夫的句式：“对不起请问，在哪儿有布拉克渠？”我的句子让她明白，说清楚很麻烦。一连走过了两条街。这么远！我想为耽误了她道歉，但没那么多单词。她表情坚毅，大步走着，不管雨下大了。我直觉她知道我是谁，更知道我刚从篾切齐出来，正因此才要帮助我。![]()
当年塔塔尔人被驱逐于这道渠外
我想告诉她，我真高兴，因为目击了塔塔尔人与俄罗斯人的亲切相处。我想说，只要我们都有这样对别人的好意，只要我们……但暮色已浓，雨脚更密，我只说了一个“大的谢谢”（спасибо болъшое），像一个没说出的祝福。巴赫奇萨莱是唯一没被涂改掉的塔塔尔语地名。骄阳西沉之后，日暮时分的“花园宫殿”那么朴素，如折磨尽头残剩的一息，如干涸后没有水滴的流泪。这么一想我更不能容忍普希金那恶俗的诗了，他哪里懂得“鞑靼的深沉”！[49]曲解算得了什么，彻底的污名也习惯了。他们知道自己受的苦，也曾由自己带给别人。听不到他们吹嘘蒙古骑兵的无敌、横扫世界的传奇——像在内蒙古听到的一样。巴赫奇萨莱朴素的风景在落日下染红。在慈悯的暮霭中，它与众世界，包括他人的世界融作一体。它的孩子，克里米亚塔塔尔与裸石灌木厮守着，艰难地活着，决不发一言。遥对冥冥的创造者，他们真心地顺从了。都议论他们是蒙古人，是的，他们是蒙古运动最深沉的一支后裔。都知道他们是穆斯林，是的，他们的沉默令穆斯林感悟不已。游牧民的家乡一语，用 “营地-努特格”（nutuq）表达。这很有趣，也是一个难题。确实“家乡”里藏着一个占有权，但是对游牧民来说，努特格更是变移的。关于蒙古语表述的nutuq，我年轻时曾写过：“努特格，它是远方山麓下的一块圆形的墨绿色的草，它是毡房迁走后留在草原上的一块痕印……隔年的青色努特格是冬春盘，也是不冻盘；而当年的黑色努特格因为是夏秋之季留下的，并没有那层干透的硬壳，所以羊群卧上去就会冻病……我曾多次见过一个牧人那样静静地凝视着一个远远山麓下的努特格。我似乎听见过他们和那个黑绿的印迹之间往复传递的一支音乐。
也许十个努特格就可以构成一个牧人的青春，一百个努特格就意味着一部草原史。”[50]
但努特格不是边境，而且“边境问题从来不是游牧民的问题”[51]。与热土躬耕的农民不同，游牧民族珍惜的家乡一词、蒙古语的“努特格”（nutug）和突厥语“亦勒”（il）、以及阿拉伯语“瓦坦”（الوطن /al-waṭan），都与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概念大不相同。我亲身体验过——由于草场、盐碱需要、灾年迁徙等缘故，“努特格”的边界与比邻的生产队之间发生过的摩擦与宽容。1970年的大雪灾中，我们走场远投邻居额仁戈壁的冬营盘，住了整整一冬。我唯一的长篇小说《金牧场》里描写的避灾走场的牧业队，在东部乌珠穆沁各地游牧了二十年——没想到那种体验在今天发酵了：我懂得了游牧民族的家乡边界是弹性的，“邻人的生存”是更大的事。是的，“家乡爱源于信仰心”[52]。而信仰的名字叫“和平”，所以最珍贵的家乡——是和平。漫步走着，看见了一座中亚式样的钴蓝色拱门，招牌上写着“узбечка”。问服务员，那憨厚的姑娘回答说：是的，我是узбечка!于是我猜这个店叫做“乌兹别克姑娘”。饱餐中突然意识到：俄罗斯到处都有清真餐，这是一个民主的记号。![]()
莫斯科机场的乌兹别克快餐店
我吃着，回味着出发前带来的念头：无边的原野，鞑靼和喀山，托翁的指导，帝国的陷阱。是的，在这最后的一站，在这篇写得艰难的文章结尾，该对他们写几句祝福。我喜欢在街角，散漫地一眼望去，和我的环境作些比较。每辆汽车都为过马路的我们停住。涅瓦大街和红场旁，年轻人的演奏让我们入迷。卢比扬卡监狱和旧克格勃大楼前，人民已经敢去公开抗议游行。虽然还有人想当新沙皇，虽然对“东方”还露出十字军口音，但一次次观察后我还是确认了：俄罗斯拥有托尔斯泰和苏尔坦·加利耶夫，他们正在经历最大的难关，但他们并非“东方的野蛮”。我愿作证：普通的俄罗斯人——他们正在呵护手里娇弱的民主。因为我宛如在为自己作证：我们和他们不可思议地形影不离，我们与他们都迎送着酷似的命运。在临别的一刻，我们走在街上。也许只有在彻底的无言中，人才能达到真实的交流？他们与我们都在沉默，包括此刻。我一笔笔写着，切肤地感受着一种交流，在难测其深的底部流淌。我们命定一样，在缄默中度世。缄默者的痛苦，他人不知。那是一种遗产般的罪孽，被帝国强加给每个臣民，一点一滴，不见尽头。那个护照上缺少一个印章的克里姆塔塔尔牧人，在辛菲罗波尔迷了路。机场人员把他赶了出来，他不知该去哪儿才好。“唐姆嘎”（印章）陌生而无情，“努特格”（家乡）再也寻不见了。传说中的家乡原在“钦察”，到了爷爷的爷爷，家乡已是“阿速”。如今家被占，路已断，受尽了压迫，也欺凌过别人。在辛菲罗波尔机场外的原野上，“原住民”克里姆塔塔尔人形单影只。Pax Tatarica，“鞑靼的和平”？没人理睬它。他被赶了出来，痴痴地站立在马莲草丛中间。我看见他的眼角流着泪，显然他无计可施，无处可投。暮色降临的一刻，他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扑在草地上，独自哭了起来，一面喃喃地祈求。噢，Pax，Mиp，Salām！你像天堂一样美好，你让人盼望得心痛。[53]啊，和平，和平，和平！你像暴风中的一根细苗。不知哪一年，你才能发芽抽枝长成森林，用宽阔的荫凉为人们隔开烈日！
那首姐姐唱的歌，题目其实是《乌拉尔的山楂树》。它遍布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在那里开着白色的花。
帝国全都灭亡了，只留下人民和植被。
我决定以后接着读维加·马列耶夫，哪怕未必再来俄罗斯。我有个野心，想哪一天抱着原文念一遍《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哪怕半懂，读得结巴。
是的，这就是鞑靼或蒙古，我游牧的尽头，我求学的起点。
从在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的“色赫腾-加洛”（知识青年）时代开始，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穿越了欧亚内大陆，抵达了伏尔加河，如今它教给了我最后一课：
骄横的帝国只留下仇恨，失败了才懂得尊重他人。
[1] 蛮诺儿：manor，词源与“守夜，manna”同，冬夜蒙古牧人安插在营地外吓唬狼的假人。
[2] 克里米亚半岛中枢机场辛菲罗波尔的原地名，是“Ak masijid”(白色清真寺)。
[3]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中短篇小说集-上》P.109-1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4]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中短篇小说集-上》P.158-164，芳信译。
[5] p.34-40，中公文库，1968年
[6]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p.393
[7]《旷野之花》、同上页。
[8]《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52
[9]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52-60
[10]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62-64
[11] 小松久男：《易卜拉欣，日本之旅》（イブラヒム、日本への旅）、刀水书房2008年，p.14
[12]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85
[13] 伊藤定良：《近代ドイツの歴史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マイノリティ》（《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少数族群》），有志舍，2017年，ｐ.56
[14] 佐口透《モンゴル帝国と西洋》、ｐ129
[15] The Thiteenth Tribe-The khazar Empire and its Heritage（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Arthur Koestler著，日译本《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宇野正美译，三交社，1990年，P.42-43，本文或简称《第十三支族》
[16] 同上注，p.62。Arthur Koestler使用的伊本·法图兰纪行文，是本文涉及的巴什基尔民族革命家、后日的突厥学家图坎（A.Z.V.Togan）的译文。
[17] 同上注12，此处三条史料均转译自《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日文版，P.100-101
[18] 同上，注14。《哈扎尔书简》事在p.106-122。
[19] 同上，“其其格”见《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日文版《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P.79、133
[20] 《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P.226
[21] 《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日文版P.230
[22] 关于古斯塔夫·福莱塔可这部影响了当时德意志社会的著名长篇小说《借方与贷方》的介绍，见前注伊藤定良：《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点 少数族群》，有志舍，2017年，ｐ.59-67
[23] 恩格斯此语见伊藤定良：《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 少数族群》（有志舍2017）ｐ.156转引的大月书店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p 284（1961年）
[24] 同上伊藤定良书注16，P.178-179。语出1914年10月4日由93个著名文化人连署的《告文化世界书》。
[25] 伊藤定良：《近代ドイツの歴史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マイノリティ》（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少数族群），有志舍，2017年，ｐ.207。盖沃尔克·弗里茨之名据日文ゲオルク・フリッツ音译。
[26] 《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P.240
[27] 《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 P.241-242
[28] 斡脱（ortaq）是元朝诸王贵族豢养的高利贷经纪人，对他们的描述是游牧民语言“羊羔儿利”。对之考据无数，一说这种职业乃犹太人专营；也有研究说：回回人从事这种伊斯兰严禁的行径。
[29] 《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P.241-242
[30] 《シャルリ・エブド事件を読み解く：世界の自由思想家たちがフランス版911を問う》（解读查理·埃布德事件：世界自由思想家质疑法国版911）、板垣雄三監訳、第三書館，2017年、P.379
[31] 苏尔坦·加利耶夫：红军总政治部东方局长、民族问题人民委员会委员、联邦土地委员会议长。
[32] 此处原文为プランター。据文脉译为“种植园”。《イスラムとロシア》（伊斯兰与俄罗斯），p.38
[33] 《伊斯兰与俄罗斯》，p.37-38
[34]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p.377
[35] 《イスラムとロシア》（伊斯兰与俄罗斯），p.64
[36] 《伊斯兰与俄罗斯》，p.76
[37] 黑羽茂：《日露战争与明石工作》，南窓社、1976年、ｐ.104
[38] 见前注33：《日露战争与明石工作》，ｐ.76
[39] 《日露战争与明石工作》多处提及，如ｐ.124、167
[40]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宗教论著，倪蕊琴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P.501、506、507.
[41] 《托尔斯泰传》，徐迟译，P.917
[42] 《托尔斯泰传》，P.812
[43] 《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夢》（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p.132-134
[44] 李正荣：《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p.25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5]《響きあうパレスチナとアイヌ，第一回反植民主義フォーラムin北海道》，（巴勒斯坦与爱依努的共鸣-第一次北海道反殖民主义研讨会）2005年8月28日，札幌市教育文化会館，P.95。又见拙著《鞑靼海峡》，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46]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宗教论著，倪蕊琴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P.543.
[47] Mиp Bам：俄语：和平给您。
[48] 同上，第15卷P.553。Mиp Bам同阿拉伯语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al-Salām ʻlīkum (祝您平安、和平给您）。
[49] 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这一篇也不喜欢。见托尔斯泰的长子谢·李·托尔斯泰回忆录：
“父亲不太推崇普希金的叙事诗《巴赫契萨拉依的泪泉》、《高加索的俘虏》……”，收入《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P.307。同书P.413，波利瓦诺夫夫妇也记载了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批评：“就拿普希金来说吧，他写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的东西。给他塑了全身纪念像，他站在广场上……您去向农民解释这个塑像的意义和普希金为什么值得竖立塑像吧。”
[50] 拙作《金积堡》，收入散文集《绿风土》，大约写于1985-86年。
[51] 此语出自岩村忍《游牧的命运》（遊牧の運命、人物往来社、1967年）ｐ.130，他是在批判帝国边界时说的，下半句是“（边境问题）只是英帝国的对俄罗斯政策”。
[52] 家乡爱源于信仰心（حب الوطن من الإيمان）,这句伊斯兰圣训常被用为爱国口号。
[53] Pax Tatarica，见前述佐口透《蒙古帝国与西洋》，ｐ379
本文原题为《边境上的托尔斯泰》，原载于《十月》2020年第3期。张承志老师于2021年4月开始重写本文，经过十数次修改后于2022年8月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