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 | 锋刃上的帝国 （上）

“东方人的草原到此为止！这条大河把世界分割成两半！”

今日的伏尔加河，它曾叫作亦得勒河

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才能把脚踏上一个地点。我久久凝视着这条大河，再一次回味那句“把世界分成两半”。

一瞬间突兀地感到，自己像是回到了草海牧羊的过去。

马上它又莫名地变成一种——从术赤的一个营地，远远眺望察合台④地盘的古怪念头。

中世纪游牧民族的地理感觉，已经真被抹消了么？如今除了游牧民，任谁都对这句话无动于衷。但我喜爱它。不单由于它引人发掘真实，还因为它无比传神的语言。

如今我的脚踏着喀山的土地，我凝视着“喀山克里姆林”的宫墙。

已经在莫斯科和这里两次确认：它就是“赫仑姆-克仑姆”，草原上“圈墙”一词的延伸，一个围起的堡垒。

空气里传来飘渺的唤礼声，令人莫名地联想土耳其或马六甲。托尔斯泰和列宁曾经就读的喀山大学，此刻就在我的眼前，与喀山的标志、传奇女王苏尤姆别凯的尖塔毗邻并肩。远处，大名鼎鼎的伏尔加河正与喀山河汇流一处，在晴空下波光粼粼。

我感到，自己正站在自己蒙古史求学的尽头。

或者，是站在开头。

“鞑靼……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所谓白鞑靼者，颜貌稍细，……遇父母之丧，则嫠其面而哭。……

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

这一篇言简意赅至极，它一语点透了北亚诸族的特征与联系。但读懂它，不仅需要知道它写的是什么，还要亲身接触它一笔勾勒的人。

其中“黑、生”常指原始、不开化、游牧；而“白”则指发达、部分农耕与城郭、或者所谓文明。它们也包括肤色：只不过多是印象，看着黑，有的是被烈日晒的。

但“颜貌稍细”一语，揭示了北亚古代游牧世界的种族构成。

“白鞑靼”，它一直溢出了我的知识体系。直到揭开了旧日“牧民印象”的眼障，我才意识到——突厥语族的规模之大，它们之中的白种成份。

“黑”大致就是“生”，黑白生熟之间，也意味着种族与文化的过渡。游牧草原的杂居、毗邻、混血、联合——规模是宏大的。通俗些说可能更难懂：“白”常指突厥，“黑”多是蒙古。

白鞑靼确实是蒙古，但它是突厥化了的蒙古。以拔都汗侵入俄罗斯为断代线，它与我跻身其间的“生”鞑靼，渐行渐远，后来便不再互相认同。

——其实颜色词“黑”与“白”，正是突厥与蒙古语言最深奥、最有滋味的表达点！由于它们给我的感触太过刺激，我曾忍不住借《黑山羊谣》《错开的花》等框架大肆抒发。⑤

但它却被宋人读懂，简洁列入汉语。只是在通俗传播开的过程中，一再地被无视或误解。“黑、生、古”，“白、熟、新”，“鞑靼”一语从宋代至民国乃至世界，成了草原蛮族的代名词。

概念的“狭义”使愈是蒙古人愈不懂：为什么蒙古汗国的旗号，招致了众多的争夺者。既然它们另有别名，而且满口突厥语。

比如哈萨克族至今坚持说：成吉思汗与他的长子术赤都有一半蔑儿乞惕血统，而蔑儿乞惕不单由于和成吉思汗家族两代抢亲而著称，而且至今仍是哈萨克内部的部落（il）之一。

我的一个蒙古朋友有过一次有趣的体验：他与一位哈萨克人闲谈，那哈萨克不解地问他：“咦，你们怎么说成吉思汗是蒙古人？”

听懂这句问话并不容易。

更官方的例子，是片头有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题言的哈萨克斯坦电影《游牧战神》。我想对那个电影最感费解的可能是蒙古人，因为哈萨克的阿布赉汗骄傲地以成吉思汗的光荣，号召迎战蒙古的准噶尔。影片中充当反角的准噶尔大汗有一句话：“哪怕你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发生了概念的混乱么？

不，成吉思汗和拔都汗是蒙古人，但他们也更是突厥人。随着动地的蹄音，在新一页蒙古史中，鞑靼这一称谓脱褪了宋元古籍的费解，鲜明地凸显出突厥的音色。一点都不是悖论：因为“蒙古”一词随着成吉思汗黄金氏族的崛起炫目而震耳，它遮蔽了认识它的目光。

这遮蔽，包括了对“白鞑靼”范畴的实情细部，与在它之前的突厥诸汗的遮蔽——比如，遮蔽了让人一无所知、如今不得不特加审视的“可萨”⑥的存在。

而这一股烤灼地球的烈火，这一片呼啸向西的怒潮，这遍布北亚大小数十的部族之群——它们啸聚于蒙古大纛之下，闪电落雷地涂改世界史。它的名字，那个一直到伏尔加河以西令人谈虎色变的名字，虽也叫作“蒙古”，但更响亮地被传诵的是“Tatar”，它宋译鞑靼，今称塔塔尔。

本文在现代意味上多用“塔塔尔”，依从文脉间或使用“鞑靼”。

它与漠北的邻居，比如与总括为“林木中百姓”,与Oy-arat /Oy-irgan，斡亦剌特、瓦剌、卫拉特、尤其语焉不详的准噶尔——等蒙古部落之间的大划分，早已开始。

我在莫斯科与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聊过，他对“本是同根生”的塔塔尔人，显然缺乏认同意识。

为什么呢？回答这个为什么是很费力的：它涉及了前十三世纪北亚游牧民的双语流行、各大部落的混居共处、它们的各个独立、地域的过于辽阔、尤其宗教涂染后彼此的隔阂。

慢慢地称谓也不再共享。不仅“突厥”，包括“鞑靼”一词也渐渐划给西边，而“蒙古”只被东翼（Jegun-gar，左手，左翼或东部）留用。

分断一旦形成，彼此便形同陌路。何止乌珠穆沁，连阿勒泰也完全听不懂塔塔尔的故事。被争抢的只余下“成吉思汗”——这远逝的名字。

就世界意味和领域面积而言，蒙古运动的主流，蒙古人的三分之二，都在大规模的“西征”运动后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东部亲戚，包括我的乌珠穆沁，虽然效忠一般倾诉对成吉思汗的爱、对马踏俄罗斯的昔日威风陶醉不已，却一步步地对他们本人——感到陌生了。

“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儿”。

尤里安一行径直走到罗斯的尽头，知道了蒙古已经开始向东欧的侵犯。尤里安在南罗斯草原上遇到了大量难民，他们告诉他，保加尔和其他很多的王国，都被tartar人（指蒙古的词）完全毁灭了。tartar人说自己是“大地的强力”，他们要让全世界服从自己。……

蒙古侵略的恐怖使西欧诸国战栗，在里格尼茨，西欧联军的失败特别使神圣罗马帝国发抖。西欧人坚信，这东方的蛮族要全灭基督教，呼吁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向着这恐怖的tartar派出十字军。⑩

保加尔王的王子被哈扎尔王抓去当了人质。而哈扎尔王又获悉保加尔王有个漂亮女儿，就派出了求婚使节。保加尔王找了些借口没有同意，而哈扎尔不管自己是犹太人而公主是穆斯林，另派人强力带走了公主。最终，公主在哈扎尔的宫里死了。

哈扎尔王又派来了使者，要求保加尔王再送一个女儿给他。但是趁使者到达之前，保加尔王已经紧急地让自己女儿和阿斯吉尔大公结了婚，由于担心哈扎尔王会像对姐姐一样硬把人抓走。于是保加尔王开始和哈里发通信，请求帮助修建要塞。唯一的原因就是，害怕恐怖的哈扎尔王。

那么，要怎么对我作这个胡图白呢？

我回答：那要根据你的名字，还有你父亲的名字来作。

他接着说：但是我那父亲，可是个不信者哟。我可不愿把他的名字刻在胡图白台上。而且我也一样，所以刻我名字也免了吧，何况唱我名的都不是信徒。不过，我的主君、敬虔的信士之长⑭的尊姓大名是？

我于是答：他叫贾法尔。

这么一来他说：那我能不能也使这个名字当称呼呀？我说：没问题。

于是他说：那就这么定了！我的名字是贾法尔，我父亲的名字是阿布杜拉。把这个决定，告诉念胡图白的海推布！

我按照他说的办了。从此，对他的胡图白词就是：“我们的主啊，请你给予你的仆人贾法尔·本·阿布杜拉,即虔诚的信士之长的仆人、保加尔的首领以安宁吧！”⑮

“弗拉基米尔自己也找过保加尔穆斯林，打听他们的信仰实情，为究竟投向伊斯兰抑或基督教一时犹疑不决。不过因为拜占庭皇帝把公主下嫁于他，就挑选了基督教。⑰”

若回首瞭望宋朝人《黑鞑事略》的时代，确实，不仅白鞑靼、包括黑鞑靼或生鞑靼，凡是抵达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包括位置更靠东一些的西伯利亚汗的游牧民，都完成了大变身。

他们的整个人和部族都脱胎换骨——此即历史的第二步：语言和体质的突厥化、以及与突厥化大致同步的伊斯兰化。

长久以来学界重视这一现象。有人认为突厥化尤其伊斯兰化是“与定居同步”的，可能这是一个锐利的看破⑱。但一旦定住以后，不祥的厄运也临近了。所以比如游牧的哈萨克就厌恶定住，尽管他们是突厥化的主角，而且坚持着“易行的伊斯兰”实践。

游牧的生活方式，渐渐地被人们放弃了。虽然他们还喜欢怅惘地唱着牧歌，毕竟定居的日子更便利。曾几何时，“塔塔尔斯坦”（鞑靼斯坦，Татарстан）已经不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绵延牧场，而是伏尔加流域密集的、穆斯林村庄的代名词。

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塔塔尔村庄

喀山汗，克里米亚汗，都不过是金帐汗国的一隅或延伸。而统治了“钦察”到“阿速”，俯瞰着乌克兰与伏尔加流域数百年的金帐汗帝国，又只是古代蒙古运动的西北角。

那一部吸引着人们津津乐道、也吸引着刚脱下乌珠穆沁袍子的我不顾一切投身的“蒙古史”，除了元朝和“林木中百姓”的一段，都次第更衣，口中色兰⑲，变成了伊斯兰史。

只有从最远的视角来重新回顾，人才真地觉得震惊。

它的规模居然这么宏大，它席卷的民族居然如此众多！……突厥化及伊斯兰化，这真不是一句干瘪的学术话语，而是“蒙古”给从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到克里米亚半岛带来的巨变。它是一幅无边的历史图景，也许还能说，是一个无常的前定、不可抗拒的宿命。

当年一叶障目懵懵懂懂，如今才仿佛靠近地触碰到了——什么是世界史的蒙古运动。

金帐汗与塔塔尔，连接着中亚的察合台汗、波斯的伊尔汗、印度的莫卧儿汗。它们当然各具色彩，却更是似若相识。它们都演绎了那么伟大的历史，还宛若暗踩着鼓点，完成了酷似的变身。它们彼此毗连，但远隔山海，它们互为犄角，却又各自独立。它们每一个都悲剧连连，可是都千年余韵，魅力不死。它们的故事连襟接踵，一个个都富于哲理，诉说着命运的无常，胜利的短暂。

它们一样有过“帝国的野蛮”。

掠人城池、强征贡税，与征服地人民或贵族的交涉中，一旦遇到抵抗，就还以恐怖的屠戮。

罗马教皇的特使普兰伽宾的行记《蒙古史》中，有1246年雅罗斯拉夫大公列席贵由大汗即位仪式时被毒死在哈拉和林、同1246年米哈伊尔大公因拒绝向成吉思汗像行跪拜礼而被活活踢死、再用小刀割掉头颅的记载⑳。

另据佐口透转引的《亦帕提耶夫年代记》，在1250年战败的贵族丹尼尔生不如死，遭受的屈辱从日常习惯直到内心：

当然仇恨深埋心里。这位丹尼尔·罗曼维奇大公就是这样，确保了他对卡里奇·沃伦尼公国以及基辅公国的统治权。而且与此同时，他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得到了匈牙利国王与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支持。㉑

蒙古-鞑靼大汗的心理，是天空之下、万国之王。由于从法国皇帝到天主教教皇都急切想了解塔塔尔，从1235年尤里安到蒙哥大汗去世（1259）的几十年间，西方一连向蒙古汗派遣了四批修道士信使。大汗们回复欧洲君主的信件至今犹存，它们鲜明地描画了帝国大汗的跋扈心理。

本文只引用其中最短的一封复信。

第七次十字军期间驻军在塞浦路斯岛上的法王路易，幻想着联合传说中信仰基督的蒙古汗，完成对中东穆斯林的夹击。于是他派遣了多明我会修士安德鲁等人，前赴未知的、可能藏着他的十字军盟友的鞑靼草原。

历尽千山万水抵达了蒙古汗廷时，恰值贵由汗驾崩。给这位法王路易回信的，是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

女后斡兀立海迷失的复信堪称奇文。它惟妙惟肖，几句话勾画出了帝国汗王的蛮横：

事有两面。只不过，就像这位游牧皇后的蛮横一样：蛮横中又埋下了一个关键词：和平。

一旦获胜之后，它并不逼迫被征服者改宗弃教。因为它服从一个规矩：“宗教不强迫”。在掠夺与重税的同时，它大致也允许臣属的各族自治。金帐-钦察汗国伊斯兰化是在1273年前后，到15世纪之前，早已放弃了游牧的它已然变容，拥有娴熟的统治术。

它并未自视高尚，更不想执行一项人道国策。只是远近的叔伯亲戚，从它警惕的察合台诸汗，到它讨厌的伊尔汗——到处都这么做。所以它也一样。它要求俄罗斯诸大公跪下纳贡，但是也让他们率子民享有自治，家族里谁都这么做，这是一项伊斯兰规矩。

这一点早就应该强调，其实不必等到——只是为了诅咒某个帝国、才对另一帝国不惜绝赞的“大元史”出场。说到底，在“大元史”喧嚣中对蒙古帝国的赞美话语里，能辨出一丝“亚细亚主义”中右翼的老调㉓。虽然其中有明治以来蒙古研究的蓄积，但它选中蒙古的原因仍然多少暧昧。而且，除了华丽学术包装的政治性外，它还是小觑了鞑靼。

因为一旦变身之后，游牧民便接受了一种“思想”。这里藏着古典帝国与殖民主义帝国的区别：金帐汗对伏尔加流域的间接统治，与奥斯曼帝国为各种非穆斯林宗教信徒划出的“米拉”（ملّة/millat）聚集区，水出同源，法依一处。那是一种共存的契约。它源于麦地那时代（622-632）穆斯林与其他诸族的共同约法，是一种“守约则享自治，违约严加惩罚，宗教各行其便”的协议，后来被尊称为“麦地那宪章”。

包括伊本·巴图塔，很多到过里海北端的西方旅行家或传教士，都记载了金帐汗的首都萨莱。他们描述了它的繁盛，以及一种传奇般的、称作“鞑靼和平”（Pax Tatarica）㉔的景色。

也许，从曾经膻食酪浆的游牧民族伏尔加塔塔尔人身上，我们更会吃惊于那个“鞑靼和平”时代的力量，感受到它依据的思想，以及那思想的浸透之深。终于在今天，在人类只因差异便相互杀戮的文明今日，人们开始对穆斯林的古代刮目相看了。

至于潜伏的霸王、北亚的新主角俄罗斯，一本内容特殊、受人注目的《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一书这样归纳：

而拜占庭人称谓的罗斯，又被蒙古人改叫了“俄”罗斯。

如我的乌珠穆沁蒙族哥哥Rahua，名字的起首辅音必须加上一个元音a读成Arahua——罗斯被加上一个元音o，读成了“俄罗斯”（oroz）。

而“俄罗斯的查干汗”（白汗，Chagān Han）这一现代蒙语中，藏着“被赋予的权利和被承认的地盘”的含义。“白的汗”，它有高贵的语感。

他们很快就“坐大”了。

从给鞑靼人充当征税吏，到把“达尔罕”证书（领地与财产的不可侵犯）拿到手㉖，罗斯的贵族们渐渐确保了自己的地位。如拔都汗曾对领有基辅等地的大公丹尼尔说的一样：“汝，已经和朕等一样是鞑靼人了。那么就饮俺们的马乳酒吧！”㉗

强权，自治——以双重的手段，鞑靼统治了俯首称臣的罗斯。

恭顺，强兵——跪在蒙古大汗脚下的罗斯贵族还不敢幻想帝国，他们还只是一些武装的小公侯集团。但金帐汗是他们的大可汗（常被标示为“合罕”）与保护伞，二百多年毕恭毕敬，他们暗中壮大了实力。“恭顺则自治”，这是求之不得的幸运。他们毕恭毕敬，平时为鞑靼汗收税，打仗时充当前锋，等着崛起与报复的一天。

帝国像一种转圈的魔鬼。

二百五十年卑微俯首于鞑靼的马缰之下，几辈子在“鞑靼之軛”下喘着粗气的罗斯贵族、小“查干汗”不敢料想：称王称霸、杀人如麻、恣意蹂躏的大帝国大可汗的好运气，居然转到了他们头上！

耀武扬威的日子，就要来了。

宫殿就是要塞，首都建在边界——你不觉得奇怪吗？

无论东方西方，比如咱们的慈禧老佛爷哪怕唐太宗，敢把他们的黄金床放在边境线上么？

而圣彼得堡，就是一个矗立在刀锋上的首都。

圣彼得堡，作为一个首都它令人惊叹。这种首都的位置选址，显示了彼得乃是帝王中第一大胆。

把国都筑造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涅瓦河上还不够，他还要把自己的“颐和园”建在海上要塞喀琅施坦德的旁边，紧贴虎视眈眈的敌国。在彼得霍夫夏宫的喷泉绿茵之间散步时我抑制不住惊叹，这儿本该是一个岸炮连队的哨所，却成了一个帝国大王的花园。他也许是西欧诅咒的“野蛮”异类，但也确是新鲜血液的儿子。他不在乎危险，喜爱扮演边境卫兵。

他的根子就在这北海之滨。他与芬兰湾、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关系弥深。彼得堡与其说是俄罗斯的首都，不如说是陆战队的滩头堡。从海边开始算，国土南北并无多少纵深。而且，既然伏尔加河曾经是“把世界分成两半”的东方边界，那么俄罗斯大帝们“固有的”帝国领土也并不宽，就本质说——它只是南北窄窄一条，窄得像一条刃口朝上的刀锋，左手是鞑靼故地，靠右则都是敌人。

奢求是无用的，从出发的一刻我就明白：只能作最粗略的一瞥。

那么追究就只能从北到南，在这条国境线上观察。

第一站先去圣彼得堡。

我总大睁着眼睛。既然听不懂几句，就不能再放弃掠过视野的东西。

我竭力想看懂圣彼得堡的平面。我猜想若能看懂它，就能看出帝国的布局。因此当听说可以去喀琅施坦德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待到从喀琅施坦德再回到彼得堡，首都的“要塞性质”一目瞭然: 铸造的大炮瞄准着海洋，首都是一条边境的北端。

它的工业崛起、帝国扩张、文明飞跃，如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到今天仍让人们称奇：冬宫迅速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与前辈列强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一字并肩。

不久前听说话剧院上演的《静静的顿河》长达八小时，中间数次幕间休息、包括一次正餐——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了一种象征性。它意味着殖民主义建设起来的“物心两面”的财富，践踏着伏尔加流域以东的草原，积累发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我很想弄清知识人怎么想。确实，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文明、它对内的民族压迫与对外的殖民扩张呢？

这就是此文重读托翁的原因。我直感，托尔斯泰是回答这一质疑的人。他的理想引诱着我，他的思想脉络，可能给我们指一条路。

弗拉基米尔大公在988年于赫尔松受洗，确立了希腊正教的意识形态。沙皇（Царь）作为称号，最初只是夸耀对鞑靼宗主权的颠覆。后来随着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完婚，Царь显示了新的志向：它将成为拜占庭的帝号㉘，俄罗斯将成为第三罗马帝国，去征服一切已知和未知的世界。

标志性的胜利是它对喀山的占领。

这个胜利太辉煌了，“从此后俄罗斯靠它使塔塔尔等异族对自己的服从，也从此开始了向多民族帝国的变身”㉙。为了纪念这一胜利，在一望异色的、鞑靼穆斯林风格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城堡墙外，一座俗称“喀山教堂”的众塔攒尖彩色大圣堂拔地而起。

追逐着塔塔尔蒙古大汗曾经的辙印，前进——向东！俄罗斯的军人与农民，踏上了向着天尽头地之角、永无休止的开拓与征服之路。

同时，“南进”是帝国更永恒的口号。一个与祖国、前进、胜利同样响亮的名词“新俄罗斯”（Hово-россия），在黑海以北的茫茫草原出现了，一直使用到与乌克兰撕咬的今天。血斗的双方好像都没意识到：当他们在地图上或者在嘴头使用这个词组时，他们是在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杀人以千万计、把中美洲墨西哥一带叫成“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殖民强盗老前辈!

新帝国向着东方，向着南方，怀着复兴罗马帝国与东方十字军的自信，急速地扩张。

以喀山落城的1552年为断代标志，帝国炮队逐次征服的异族土地是: 克里米亚、高加索、西西伯利亚、哈萨克草原、中亚细亚——我们即使知道也常常没意识到：这些地方大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是伊斯兰化之后的鞑靼。

到进入二十世纪（即它在黑龙江沿岸建设了海参崴、海兰泡等一系列新城）时，新帝国怀抱的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百分之13，共计有2000万之多。只不过意识到这一点还要等上近百年，等到帝国的大解体和俄罗斯的崩溃。

东，西，南，俄式殖民主义吹着军号挺进。在高加索，在乌克兰，在西伯利亚，傲慢与武力塑造了一个“大国精神”。车臣人决死地抵抗着，塔塔尔反抗后沉默了。新帝国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很难抵挡，巨炮传统衍生出炮队，专打穷乡僻壤的弱小民族。

在西伯利亚它甚至不屑使用正规军。

凶恶的武装农夫团，划着木浆，推着小炮，向东朝着地尽头和日出处，杀戮、抢夺、占有，而且把侵占的他人故乡浪漫地称为“处女地”。他们就是“哥萨克”，俄式殖民主义的民兵——他们贪婪地携家而来，把古老的游牧草原，变为星罗棋布的新村镇。

记得好些事都是火车上发生的么？

列宁是坐着火车回来讲演的。沙皇是在火车上被迫退位的。好像俄罗斯使劲地修铁路，不单是为了运军火运移民，而是为了运历史。

是的，新帝国的特色是坐火车。

先把铁轨铺上，帝国再去征服。铁轨延长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哥萨克和俄罗斯农民的殖民地。

鞑靼帝国由于贪恋骑马所以被淘汰了，罗刹帝国的铁骑是火车。

莫斯科的喀山火车站2站台

令人瞠目的西伯利亚铁道，它破天荒的规模，表达着新兴殖民主义的野心。它掠过一丛丛乌拉尔的“山楂树”，穿越了哈萨克草原、横贯了蒙古利亚。它深入了森林渔猎的通古斯人，使一个个让黑泽明着迷的“德尔苏·乌扎拉”变成了它的臣民。

脑满肠肥的蒙古王公，病入膏肓的清朝皇帝，都眼睁睁束手无策。

火车在铁轨上轰鸣，像蒙古骑兵的逆袭。

乌拉尔被“发现”了，并人为地定为欧亚分界。其实在拔都的骑兵或西部的牧民看来，乌拉尔山不过是从阿勒泰西行路上起伏的草原山岗之一，是他们从斡难河或额尔齐斯河走来时经过的一片“mongul-in sayhan oron”（“蒙古美好家乡”，纳楚克道尔吉的诗句）。

殖民主义也催生了一代学者。制作了一套回鹘文铅字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W.Radloff，名著《回鹘语言资料集-Uigurishce Sprachdenkmaler》的编者），在天山山脉西部发现硇砂、并正确揭示了天山煤层自燃成因的地理学家谢苗诺夫（П.П.Семёнов），都是一个领域的奠基大师。谢苗诺夫说得实在：

“人种学上的属于亚洲的大片土地”，就是“蒙古美好家乡”。已反复说过：它更被称为鞑靼斯坦，说突厥-蒙古语的、游牧民的的无垠牧场。只不过朴素的表达被强势的术语取代，变成了“中部亚细亚”（Cредняя Азия）和“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把乌拉尔山脉宣布为欧洲和亚洲分界线，不是一个符合自然文化真实的学术结论，而是帝国主义的厚涂铅粉。

俄罗斯挤进了18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殿堂。随着新帝国的疯狂扩张，它一再刷新着成绩单。

必须承认殖民征服之后的建设，以及它造成的文明。只不过，“教育”不能列于其中：如下文将述的殖民主义教育家伊利民斯基，他们为民族同化施行的一系列措施，将被历史厌恶地抛弃，被进步的科学一笔剔除。

火车一开，不舍昼夜。它沿途播撒着殖民者。

铁道铺成一尺，国土便扩大千丈。西伯利亚、鲜卑利亚、东清铁道、南满铁道，如今“寓兵于农”一语里的凶恶毕露无遗。

俄罗斯农业殖民的占领与掠夺，像一道一道窜着黑烟火苗、在草枯风高时烧焦大地的“霆沐勒”（tuimur、火灾）。它向东燃烧着挺进，吞噬着一片片草原牧场，也吞噬了人民文明。蹂躏过它也统一了它的蒙古大汗，如今遭到了灭顶的报复。

铁道，铁道，铁道上跑疯了的帝国！

沿着铁道，三个词响彻了云霄：Вперёд（前进）！Родина（祖国）！Победа（胜利）！三个都是我在中学就背熟的词。

海参崴的俄语地名毫不韬晦：Владивосток，抓住东方！若不是帝国在地理上和气数上都走到了极限，终于在日本海遭遇了毁灭的大破局——何止蒙古，何止黑河，包括朝鲜，甚至日本，“东方”的命运谁也不敢浪言！

——但以上的奇迹，包藏着一股浓烈的不祥。

是运气太顺了么？是作孽太多了么？是帝国肚子里活吞下的“他人”和他人的土地太多了么？

不知道。但一个不祥的危机在孕育。

它很耐心。它冷冷凝视着，如一个魔影紧随着帝国。

太沉重的历史，像一把巨锁。

我只凭直觉，决心把托尔斯泰当作解读俄罗斯的钥匙。

也把思索地点放在喀山——不仅因为喀山是俄罗斯帝国的主要殖民地。还因为就在这里，托尔斯泰，后来因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作家的托尔斯泰，不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而是在喀山进入了大学（1844-5）并准备学习阿拉伯-塔塔尔语。

可惜没有人记录他在喀山大学读书时，是否觉察到了喀山塔塔尔知识分子激动的自救。估计没有。早期的托尔斯泰，还仅仅是新兴帝国里上层文化的享受者，一个贵族，欣赏地瞟着“东方情调之最”的喀山、打算去它那排名第一的“东方学系”一试运气的青年。

他自己更回忆说，那是他迷失于赌博、情欲、“任何旁的坏习惯都没有像对女人的渴望那么难于克制”㉚的时代，要求那时的他洞悉塔塔尔问题并给我们留下指导，是过份的奢望。

但对一个认真走向信仰的人而言，“不信阶段”常是重要的信仰基础。一个对他者怀抱大爱的人，也一定曾把热情胡乱挥洒。

至于阿拉伯-塔塔尔语，如今人们懂了这一类语言的重要。但托尔斯泰命定不是在大学，而是在社会和现场、在与人的相处和回味里、在笔划过稿纸的思考中——对它们学习感悟，直到生命最后。

说“生命最后”，是因为描写帝国侵略高加索的小说《哈吉穆拉特》显然使他费了不少心思。这部直截描写俄罗斯扩张与殖民运动的作品，被他反复修改，久久不愿刊出。

他为什么犹豫？

我想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对《哈吉穆拉特》迟疑，久久不能定稿出版的原因，就在他意识到的这个情结或死扣。毫无疑问，当他对着阿拉伯-鞑靼语讲义犹豫时——在同化与自救的两极，喀山正发生着最激烈的意识形态动荡。年轻的他可以毫无觉察，而晚年的他不能再若无其事。

意识形态动荡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塔塔尔人的自救与启蒙（后述）。

而另一方面，则是祖国的行为。其代表，是帝国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天才、语言学家与教育学家伊利民斯基（Н·И·Илминский）。

伊利民斯基喜欢住进塔塔尔街区，爱去麦德莱斯（清真寺附属的经文学校）听讲。这位喀山神学大学数学物理系的理科生尤其对语言学情有独钟。他毕业后留校，成了塔塔尔语讲师。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殖民主义和同化主义者。由于塔塔尔穆斯林顽强地守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他意识到:在强力推行俄语同化的同时，必须把“异族人”的子弟培养成教师，再经过他们嘴中的母语，去推行东正教。

像一切著名的殖民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都有的光环：传说他精通八种地方语。他和他的同志者，对宗教洗脑怀着执倔的热情。他创建的以异族人子弟为对象的初级学校和师范学校，是帝俄殖民征服的有力工具。

在托尔斯泰放荡迷失的1848年，伊利民斯基被任命负责“把东正教仪礼文献翻译为塔塔尔语的委员会”。到了1851年，托尔斯泰已离开喀山参加帝国军队一头钻进了穆斯林的腹地高加索——而这位伊利民斯基虽然已被内定为喀山神学大学宣教部的伊斯兰诸语教授，却自视鸿鸪另怀大志，一个人跑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埃及和叙利亚，目的是去“学习伊斯兰的弱点” ㉛。

其实这种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是在生存威胁下已经被迫集体改宗正教的“克俩申”（кряшен，后述），又一度“集体再改宗、伏尔加-乌拉尔地域的非正教少数民族向伊斯兰皈依”的现象，日趋显著㉜，令统治者心神不安。

在比暴力征服长久得多、也固执得多的民族同化史中，伊利民斯基未必是第一主角。但伊利民斯基是一个象征，他的履历证实着一种知识分子和一种时代思想在国家主义蛊惑下能达到的程度。

与殖民主义列强一样，为了从文化与精神两面摧毁塔塔尔并强迫它同化，俄罗斯夺人子弟，毁人风俗。乡村东正教堂的教士们是最主要的圣战者。而伊利民斯基以及与他承前启后的一类，则努力营造一种装饰着繁缛理论、特别强调语言学的“同化文明”。喀山大学是他们的桥头堡。谁若批评他们的学术是野蛮的，大学门卫会赶走他。

没有篇幅征引托翁的文献。但可能在此时，已经到了评论一下托尔斯泰“早期”的时候？

无论关于国家主义者伊利民斯基或是塔塔尔的启蒙主义者马尔扎尼——年轻的托尔斯泰知道他们的行为吗？

各种传记都鲜有涉及。

显然传记和回忆录作者对这样的话题，缺乏知识也缺乏敏感。托尔斯泰与帝国——对1851到1853年的他来说一切尚早。

他可能并未被伊利民斯基之流的学者腔吸引。但是他也像无数人一样，成长在俄罗斯十九世纪前半——在南俄异族环境中设计小说或叙事诗主人公的文学情调中。用一个读者对《边境上的托尔斯泰》（本文前一版）的读后感来形容，是“读着渔夫和小金鱼”长大的。

他留下的那一期文字，也不过是“靠着大炮的帮助去摧毁那些强盗般的、叛逆的亚洲人”㉝的沙皇军官自画像，以及浪漫的武装殖民者哥萨克。他还没有蜕变成真正的托尔斯泰。那个年轻的他，只是奏响着大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军乐、向着弱小民族野蛮征服的帝国军队一员。他一边酗酒与纵欲，一边邂逅了高加索的山民。

大部头的《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卷，收录了后晋升少将的弗.阿.波尔托拉茨基对托尔斯泰参加的1853年6月23日战斗的追忆。

据他转引的托尔斯泰细腻的日记，那是一次与车臣抵抗战士的死斗。青年贵族军官托尔斯泰亲眼目击了炮兵准尉舍尔巴乔夫被强悍的车臣人用“冷兵器砍的头上三处，肩上四处。肩上的伤特别严重，简直把右肩砍成两半，已能看到内脏……”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的逃脱，是依仗了他的塔塔尔随从萨多的“换马”。回忆录的注释里记到:

我猜中国的托翁读者里，未必人都知道什么是“走马”㉞。由于对主人来说它比一般“颠马”舒服得多，因此不分中外它们从来是长官的坐骑。追击的车臣人没有开枪是为了活捉他们，“尤其想俘虏萨多以报仇”。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骑着自己朋友的快马有可能疾驰而去，可是没有丢下他。”

细节还有一些也都富有内容：被车臣抵抗者每人砍了一刀的“舍尔巴乔夫”，他的名字令人无法不联想“舍尔巴”（阿拉伯语“八月”），这是个常见的穆斯林名字。此外，“夺他手中镶银的刀”也使人浮想联翩：

这一段叙事很重要。因为它同时写出了伟大作家曾置籍于殖民军队，他目睹了各种真实，而“国家敌人”的一方在追杀他，另一方却拼死保护他。10天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深感痛苦”。

托尔斯泰早期作品的特例，是《哈吉穆拉特》。

我一直在反复地读它。我在若干个时期都曾打算写关于它的心得。对那一部分托尔斯泰的经历，传记里缺少记录，尤其英国人莫德的那一本。莫德传记中难能可贵的，是它摘录了1852年1月6日托尔斯泰给姑妈塔吉安娜的信。那一天狼藉的他突然向姑妈倾诉：

听说了托尔斯泰困于欠债，按穆斯林规矩严禁赌博的沙多（即萨多）居然去找债主，赌回了小托翁输钱时押上的一张期票。而愁困的托尔斯泰为了那张期票，刚在前一夜祈祷过“主的帮助”。那一年的他，尚没经历被车臣人追杀而被鞑靼人救护，他只以为“祈祷通过沙多灵验了”。他对姑姑起誓说，这事使他更坚信上帝。

这告白让人联想鲁迅的“一件小事”。

从喀山大学退学是对的：他注定不是通过课本，而是靠体验获得知识。对迫切想从托尔斯泰主义获得参考的人来说，这次倾诉像一年后的预告：他被上帝驱使，正在与国家规定的敌人亲近。

托尔斯泰修养构成的一大支柱，是他的鞑靼知识。这种知识，是他在高加索-萨马拉-克里米亚的土地上，一点一滴蘸着“敌人”的情谊和血污，在心里慢慢拼起来的。

莫德的《托尔斯泰传》和托翁次子伊·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萨马拉之行》，都讲到了托尔斯泰在萨马拉与巴什基尔人的密切交往。1871年那次萨马拉的逗留令疲惫的托尔斯泰身心松弛，他不住房子而住毡房，“每天晚饭是羊肉，从木碗里用手指抓起来吃”——可能莫德不懂，但经历了高加索的托尔斯泰懂，他在随主人遵从“逊奈”㊲。我想，一定是他举止的得体才使穆斯林决心回报，听见他夸奖了马，就把那匹马拴在他的车上。

课程的安排不在大学教室。巴什基尔人穆罕默德·沙，还有车臣人萨多——虽然他们只是“温和的、或选择顺从的鞑靼”，接替了大学教授（如那位“伊斯兰诸语教授”伊利民斯基），帮助他去理解阿拉伯-塔塔尔语及它的主人。

这一课程打下的基础，其程度不易揣测。但无论多少，它迟早会加入托尔斯泰的思想，抵达与专制的对峙。

如此过程更激起我个人的共鸣。由于我自己在内蒙古草原和西海固乡村的体验，包括神秘论的注脚，萨多（沙多）的故事。

在托尔斯泰历程的“六十年代”（指1850-60），他只是俄罗斯扩张的一名志愿兵，参与了以祖国名义进行的不義征战。

但敏锐的心自会捕捉讯息，不惜冒死救护朋友的萨多，“用脚在山泉边洗衣服的车臣女人”，悄悄地提醒着未来的他。萨马拉归来后，托尔斯泰根据1853年的体验，写出了《高加索的俘虏》。

他的内心可能已经与国家主义发生矛盾，但尚未抵达与殖民主义的对决。

他还蹲在帝国的战壕里，显然对邻居的自救运动一无所知。尤其十九世纪的小说技法，白描冗长只及一扇，回避了占领与同化的内容——但我有僭越议论的资格么？若宽恕我的放言：那批高加索小说对“迫害比杀人更残酷”的事实视而不见，说到底只是“军人托尔斯泰”的败笔涂鸦。他既描画了山民的淳朴，也欣赏着殖民者的村庄，尤其小说《哥萨克》。

即便局限如斯，唯有《高加索的俘虏》一部，不同于普希金的同名作那般轻浮。因为它提供的故事轮廓，正是解读高加索的轮廓：包括抵抗的实态、无辜的人民、尊严的民族气质、以及悲剧的宿命。

我指的是这一段，它一笔写清了事情的起因、过程及揪心的悲惨：

一百五十年后，《高加索的俘虏》在经过了一位优秀电影导演（谢尔盖·波德罗夫）的修改演绎后，就成了无懈可击的人道主义经典。

我的读解，只顺从类近的体验：因为他对军队的见解。所以，只有他给我以吸引，并使我引为导师。

何况，若是从他最后的无条件反对战争、否决军队、拒绝兵役、甚至呼吁放弃一切暴力的终点再作回顾的话——早期的欠缺被原谅了。

比一切更有力的，是他的一句独白。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像积贫积弱的其他帝国：清末中国或奥斯曼帝国一样，随时光流逝，沿着那条“把世界分成两半”的大河，塔塔尔汗国也渐渐腐化，步步病入膏肓，渐渐不堪一击，终于轰然颓溃。

至于《元史》提及的“阿速”——黑海以北的辽阔土地，曾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牧场。待到新帝国俄罗斯强夺了它，庆贺一般把它称为“新俄罗斯”(Ново-россия)。有趣的是，直至今天人们也不说：这是个殖民主义的名字。

所谓“认同”（identity)，在这条大河两侧形成得比较特别。拔都汗的大海啸之后，无论保加尔，抑或哈扎尔（可萨尔），都被滔滔洪流吞没，成了这片后来称为钦察草原上的一支。新的名称“塔塔尔”如旗帜一般，也把它们的旧称一卷而去。

喀山人不满这种宿命。他们尤其不喜欢一口咬定他们是金帐汗国主流的误解。但是无济于事，因为哪怕拔都汗的近卫万人队也说不清谁第一个来、谁资格老。世界的上空只是响着一个滚滚雷声:tatar！tatar！

历史流逝了，人却留了下来。既然祖先曾夸耀过“鞑靼的荣光”，塔塔尔人就必须承负鞑靼的罪与罚。

既然你是穆斯林，当然你就是塔塔尔——世界异口同声地说。

扯什么保加尔呢，你敢说你和那些骑马的蒙古人没有关系么？你推不掉、躲不开、纠缠你的今生来世脍炙人口的名字，正是Tatar，鞑靼，塔塔尔！

考古意味的“保加尔”，被荡涤得无影无踪。轮到帝国大换班、俄罗斯说了算的后来，喀山塔塔尔遭到了狠狠的报复。那可就不是对败者的什么“恭顺则自治”了，塔塔尔人替它的蒙古帝国遭受的，是对异类的清洗、驱逐、剥夺，和残酷的侮辱。

哪怕你高举伊本·法杜兰的“不在场证据”，但没有谁听这几句争辩。也就是说：无论愿意与否，溪流只能与洪水共命运。

汹涌泛滥的蒙古大河，吞没了这些历史的一股股支流，不管谁怀着怎样的遗恨。包括喀山，保加尔的旧称已呼之不回，新的名字Tatar-塔塔尔覆盖而来，它琅琅上口响亮诱人，彻底刷新了旧名。既然“农民就是基督徒”㊵，那么凡是游牧民——都是塔塔尔。

它的东方远亲，不消说乡下人乌珠穆沁，尤其呼和浩特等都市蒙古——对它已经非常生疏。但这种生疏的心理深处，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选择了藏传佛教的“东部”一翼。

而他们，是“西部右翼”。他们是“Alten ordo Qahan ne arat tumen（金帐大汗的人民），是众汗之汗成吉思汗鞑靼大国的Barān-gar（西翼右手）。他们的牧场居地，是把世界隔为两半的亦的勒大河两岸。比起森林以东大漠南北、那些排在左翼的邻居，他们已经“不一样”。

对他们的悲剧，东部更是漠不关心。

大约三百年，诅咒它是“鞑靼之轭”也好，辩解它是“鞑靼和平”也罢，总之历史在造物主手中的拨弄之间，恐怖大王伊凡四世于16世纪一气消灭了沉湎牧歌的喀山汗。古城喀山在水源被断之后沦陷，女王苏尤姆别凯成了一个亡国故事的女主角，她的喀山人民被驱赶到布拉克渠（bulak）的对面，在泥泞棚户中苟且偷生。

鞑靼女王苏尤姆别凯

鞑靼，蒙古，昔日掠地万里的骑马帝国，成了新帝国饕餮的俎上羔羊。

接着的过程太过繁复。简言之：轭套这回套上了塔塔尔人的脖子，清真寺尽数被毁，人被强迫改宗。统治异族的三百年“蒙古之轭”（1236-1552）结束了，新的三百年塔塔尔受难（1552-1917），在帝国的更迭中沉重开篇。

深刻的话语，要在另一个塔塔尔、另一个鞑靼、另一个地点才更能听到。它就是今天被乌克兰与俄罗斯拼死撕夺的、“克里姆塔塔尔”（克里米亚塔塔尔）的故乡——克里米亚。

当你问：“您是塔塔尔吗？”

他们答：“Да , я крымтатар. ”

(是的，我是克里姆塔塔尔。)

问答背后藏着什么，不懂喀山和蒙古故事的人听不出来。他们的眼神里，有一丝沧桑度尽的滋味。是的，我是克里米亚塔塔尔，我没有像喀山人一样的保加尔源头，我不像喀山人那样没有参与“鞑靼之轭”的前科，我缺少不是“加害者”的证据。

我是一个游牧民，我是一个塔塔尔。

所以，我承担罪罚。

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巴赫奇萨莱，座落在那美丽半岛的中央。它俭朴得有些寒伧，但野山间的一股悲凉却磁铁般诱人。每个克里米亚塔塔尔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此生至死不再离开的神情。

即便在这里，殖民主义带来的移民也生息了几代人。

和平的移民，古老的殖民，也许他们会带给人类最大的烦恼！

告别巴赫奇萨莱那天，送我们的司机是一个俄罗斯人。难得与一个俄罗斯人坐一个车，我竭力和他说了几句，他鼓励我，“Я хорошо помню”（我都懂），我的库藏罄尽了他还在说，显然他更想交流。

真遗憾。车窗里掠过半岛的萧杀风景，我试着用马列耶夫的句式说“我喜欢巴赫奇萨莱”，而他斩钉截铁地一挥手：“我爱它！”

战火不饶人：此刻（2022.6），疯狂的战争正围着克里米亚半岛如火如荼。

我紧张地眺望。但洗滤过的信息，没有传达我渴望知道的。无人机，坦克战，乌克兰，俄罗斯——无一句提及这里是“阿速”。成吉思汗的大将速不台眼中的“阿速”是什么？

只能说，无论乌克兰人抑或俄罗斯人都不能独占它。

克里米亚鞑靼人虽然算是“原住民”，但也是随征服的大潮移帐于此。

昨天游客蜂拥而来，为了看雅尔塔三巨头的照片。他们不愿意听：就在那座陡峭得不可思议的山崖（雅尔塔一名亦可能是突厥语“山崖”）下，曾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家园。今天他们也差不多：在支持弱者的正义宣言中，也潜隐着对更弱者的歧视。召开雅尔塔会议的里瓦几亚离宫院里，石碑上刻着阿拉伯文“里瓦几亚”（ليواديا）。恰似驱逐了穆斯林的西班牙国王，喜欢用“没有胜者只有安拉”装饰自己的宫殿一样。

从沙皇的军人到中国的游客，凡是帝国霸权的拥趸都喜欢异族情调。

但是异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却坚持着沉默。虽然他们更有权发言，但他们沉默。他们的表情是:已经承受了那么久，今天也能承受。

灭顶之灾随着巡航导弹，一刻一刻正在逼近。历史活剧的这一齣，谁也不知会怎样收尾。

离别前那个黄昏，凝视着巴赫奇萨莱的一座尖塔，我陷入了冥思。

天空中飘来断续的唤礼声，像是历史的一片碎絮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