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张楠：塑造丕平与教宗斯蒂芬二世的圈地建国

摘要：8世纪中叶，教宗斯蒂芬二世明确提出“圣彼得国”的理论构想，并通过和平联盟、涂油加冕和书信劝诫等手段，将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塑造成“圣彼得国”的保护者。斯蒂芬二世借助丕平献土在意大利实现圈地建国的政治诉求，并完成罗马从隶属于拜占庭帝国到依附于法兰克王国的西方转向。在“圣彼得国”的诞生问题上，国外学界近来从法兰克立场转向教宗立场，日趋强调8世纪早期诸位教宗建立独立世俗政权的主动性和一致性。但这种倾向低估了斯蒂芬二世和“矮子”丕平的关键作用，也淡化了拜占庭帝国对罗马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矮子”丕平　斯蒂芬二世　“圣彼得国”　法兰克王国 罗马人的权贵

      754年初，教宗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752—757在任）来到法兰克王 国，成为历史上首位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教宗。之后，斯蒂芬二世在巴黎附近的圣德尼大教堂为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Pippin III，即“矮子”丕平， 751—768在位）及其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举行涂油礼和加冕礼，将三人同时膏立为“法兰克人的国王”（rex Francorum），并借此与法兰克王室 缔结了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兰克—教宗联盟”。长期以来， “教宗国的诞生”作为双方政教联盟的重要成果之一备受学界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们大多基于法兰克立场，将丕平献土视为教宗国诞生的必要前提，将教宗视为法兰克王室的政治附庸。然而，20世纪中期以后，国 外学界开始从法兰克立场转向教宗立场，从强调法兰克人对教宗的领土捐赠 转向强调教宗自身在观念上的独立自主倾向，从而将教宗国的诞生视为一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而非单一的历史事件。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会史家托马斯·F. X. 诺伯（Thomas F. X. Noble）对这一问题展开集大成性的系统研究。一方面，他对“教宗国”这一术语提出严肃的批评，提倡以“圣彼得国” （the Republic of St. Peter）取而代之。他强调“圣彼得国”不仅更加符合8世纪罗马教宗自身对罗马新政体的称呼和认知，而且可以避免术语使用的年代错误。因为在整个中世纪，罗马教廷并没有任何官方文献正式使用“教宗国”这一称呼，而是频繁使用“圣彼得的领地”（dominium sanctae Petri）或 “圣彼得的世产”（patrimonium sanctae Petri）等术语来表示土地的所有者为罗马教会，而对土地的管辖权则被称为“圣彼得的权益”（iustitia beati Petri） 或“圣彼得的统治权”（regalia beati Petri）等。另一方面，在重新解读教 宗史料的基础之上，他进一步将8世纪上半叶诸位教宗的独立自主意识视为 “圣彼得国”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并在历史事实上将“圣彼得国”的形成提到丕平献土之前，也即教宗扎迦利（Zacharias，741—752在任）时期。

      基于教宗立场的研究取向，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8世纪教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教宗与拜占庭帝国、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德王国等诸多政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多元化认识。然而，这种研究取向很容易带有护教色彩，如诺伯一方面极力强调8世纪诸位教宗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却忽视诸位教宗所面临的历史环境的变迁及其回应态度的差异；另一方面极力强调教宗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却刻意淡化拜占庭帝国对罗马的深远影响和法兰克人的重要作用。因而，在提升教宗整体形象的过程 中，诺伯认为斯蒂芬二世并没有做出超越前任教宗的根本性创新，而只是取得一些成果，不免低估斯蒂芬二世从观念和实践两方面对“圣彼得国”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事实上，正是751年前后意大利和法兰克王国政局的根本 性转变促使双方的结盟成为可能，而斯蒂芬二世和丕平的通力合作也是“圣彼得国”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

丕平三世（Pépin le Bref，714年-768年9月24日），出生于基耶尔济河畔拉昂，查理·马特之子，法兰克国王，加洛林王朝的创建者。

      751年，伦巴德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749—756在位）占领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拉文纳总督府。据《萨莱诺编年史》记载，时任拜占庭帝国总督的埃乌提切乌斯（Eutychius）毫无抵抗就向艾斯图尔夫投降了。而9世纪 的拉文纳修士阿格内鲁斯（Angellus）在其《拉文纳教会主教列传·塞尔吉 乌斯传》中声称，时任拉文纳大主教的塞尔吉乌斯（Sergius，744—769在位） 对艾斯图尔夫颇为信任，后者也对拉文纳教区给予一定的庇护和支持，如慷慨捐赠、重修教堂等。帝国总督和拉文纳大主教的顺服和合作，可能也在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艾斯图尔夫继续征服意大利的野心。与之相反，752年刚 刚继任教宗之位的斯蒂芬二世不仅失去帝国总督的军事保护，而且被长期意 欲摆脱教宗首席权的拉文纳教会日益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伦巴德人进一步吞并罗马，斯蒂芬二世首选的策略是与艾斯图尔夫和谈。虽然他没有像前任教宗扎迦利一样亲自求见国王， 但派遣自己的亲弟弟执事保罗和位高权重的首席文书官（primicerius）安布罗斯作为使者，同样对艾斯图尔夫尽显求和诚意。《斯蒂芬二世传》还不无夸张地写道，“这位最神圣之人无数次地将数之不尽的礼物献给这个有如瘟疫一般的伦巴德国王”。艾斯图尔夫可能是出于礼遇或者打探罗马虚实的目的，不仅接纳教宗的献礼，而且与教宗使者签订《40年和平条约》。对于8 世纪瞬息变化的意大利而言，40年显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期限。而且，从其传记来看，斯蒂芬二世既没有要求艾斯图尔夫归还伦巴德人侵占的任何帝国领土，也没有要求后者释放任何罗马人俘虏。可见，斯蒂芬二世此次谈判的目的仅限于自保，即维护罗马公国和罗马教会自身的生存和独立。或可进 一步推论，斯蒂芬二世可能是以承认艾斯图尔夫对拉文纳的统治为前提，或者至少是表明对伦巴德人的扩张采取中立态度，才有可能换取罗马的和平。这也可以说明，在752年的这次谈判中，斯蒂芬二世对教宗世俗统治范围的认知仍然没有超出固有的传统地域界限，即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罗马公国。因而，在其对和平的迫切渴望中也掺杂着对艾斯图尔夫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短短四个月后，艾斯图尔夫就撕毁和约，迅速征服罗马公国的大部分领土，进抵罗马核心城区。但艾斯图尔夫并没有直接占领罗马，而是意欲取代拜占庭帝国确立对罗马公国的宗主权，并且效仿皇帝利奥三世对罗马人征收重税。面对艾斯图尔夫的逼迫，斯蒂芬二世一方面继续派遣使者向其乞求和平，另一方面不断致信皇帝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在 位），请求他“想尽所有办法来到这里，将这座罗马城和整个意大利行省从恶魔之子的毒牙中解救出来”。

       8世纪20年代以来，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在位）所推行的征收重税和毁坏圣像政策激起意大利民众对帝国的反叛。教宗格里高利二世虽然号召民众抵制皇帝的压迫政策，但其基本立场仍然是忠于皇帝的，并试图与帝国重修旧好。格里高利三世同样坚持教宗在教义问题上的权威性，甚至欲将皇帝革除教籍，但却并不想完全脱离帝国。在739年写给美 因茨大主教卜尼法斯的书信中，他仍然采用皇帝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纪年。而作为最后一位希腊人教宗，扎迦利继任之后不断努力弥合东西方之间的裂痕。相应地，君士坦丁五世在遭遇以篡位者阿尔塔巴斯杜斯 （Artavasdus）为首的圣像派的大规模叛乱之后，对罗马教会也采取缓和矛盾的态度。据《扎迦利传》所载，君士坦丁五世还将罗马附近的两块大地产捐 赠给罗马教会作为永久财产。扎迦利也在接下来745年罗马宗教会议所发布的教令中，重新恢复君士坦丁五世的皇帝纪年。

       扎迦利时代与帝国的关系重新缓和的局面，可能也影响到斯蒂芬二世继位之初谋求与帝国合作的政策。752年，君士坦丁五世派遣帝国使者约翰来到罗马给教宗下达谕令，同时也要求艾斯图尔夫归还帝国领土。于是，斯蒂芬二世再次派遣执事保罗协助帝国使者与艾斯图尔夫谈判。艾斯图尔夫虽然 没有屈从于皇帝命令，但却派遣一位伦巴德使者跟随约翰返回君士坦丁堡与皇帝谈判。由此可见，皇帝和艾斯图尔夫都认为，帝国领土的归属问题理应 由两位世俗统治者决定，而非罗马教宗。但斯蒂芬二世担心皇帝的裁决于己不利，同样也派遣使者跟随约翰前往君士坦丁堡。很快，三方使者一同返回罗马。这次，皇帝命令教宗亲自去与艾斯图尔夫谈判。这意味着皇帝不会出兵意大利，甚至在外交上也将收复失地的重大责任委托给教宗。君士坦丁五世对意大利的漠视令斯蒂芬二世大失所望，而艾斯图尔夫却丝毫没有放松对罗马的威胁。在这种危机之下，重新开启格里高利三世时代向法兰克人求援的政策成为斯蒂芬二世垂死挣扎的最后希望。

      就在意大利政局跌宕起伏之际，法兰克王国也正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加洛林革命”。为夺取王权，丕平同样迫切地寻求罗马教宗的支持。鉴于法兰克核心史料对这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存在诸多分歧和差异，学界对教宗扎迦利在751年丕平称王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始终争论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继任教宗斯蒂芬二世在753年之后，开始不遗余力地辅佐丕平巩固刚刚 篡夺的王权，从而在西部为自己树立起一位更加可靠的世俗保护者。从《斯蒂芬二世传》来看，斯蒂芬二世向丕平秘密送去的求救信息很快就得到积极 回应，而且丕平还派来两位高级使者—梅斯主教克罗德刚（Chrodegang） 和公爵奥特查尔（Autchhar）协助教宗实现其愿望和要求。753年11月，应皇帝之命，斯蒂芬二世亲自来到伦巴德王国的首都帕维亚与艾斯图尔夫谈判，同行的还包括帝国使者约翰和两位法兰克使者。帕维亚会晤，可能是8 世纪唯一一次出现伦巴德王国、罗马教会、拜占庭帝国和法兰克王国四方代 表汇聚一堂的局面。对斯蒂芬二世而言，这既是最后一次与帝国使者合作， 也是第一次与法兰克使者合作。他先是与帝国使者一起请求艾斯图尔夫归还领土，但遭到了傲慢的拒绝。之后，在法兰克使者的严密保护下，他得以离开帕维亚，继续前往法兰克王国。在与艾斯图尔夫的多番斡旋过程中，帝国的无能致使斯蒂芬二世彻底放弃对恢复帝国旧秩序的期待。相反，法兰克人的鼎力相助则促使斯蒂芬二世抛开帝国外衣，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谋求建立以教宗为首的意大利新秩序。尤其是在领土归属问题上，斯蒂芬二世不再顾及帝国的主权要求，而是将帝国领土视为“圣彼得的世产”，而作为圣彼得的代理人和继承者，教宗也进而成为帝国领土的所有者。

       754年初，斯蒂芬二世在法兰克王国受到国王丕平的热情接待，双方在巴黎附近的王家庄园蓬迪翁（Ponthion）会晤。据《斯蒂芬二世传》记载：

       这位最有福气的教宗满含泪水，恳求上述这位最虔诚的国王，请他以缔结和平联盟的方式来维护圣彼得和罗马人之国的权益（causa beati  Petri et reipublice Romanorum）。为了令这位最有福气的教宗满意，国王当即立下誓言，说他会尽力遵从教宗的所有命令和建议，并且愿意采取各种办法将拉文纳总督区（exarchatus Ravennae）以及罗马人之国的领土和权益归还给他（教宗）。

     在此，罗马教廷的传记作者首次提到斯蒂芬二世向丕平提出“罗马人之国”（respublica Romanorum）的新观念。学界普遍认为，《斯蒂芬二世传》是在其去世之后不久，也即757年左右写成的。而从《加洛林书信集》来看， 他本人在755年致丕平的书信中，就已经开始使用“罗马人之国”这一术语。在此之前的教宗史料中，respublica一词虽然也经常出现，但通常情况下是指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但在斯蒂芬二世及其后继教宗保罗一世、斯蒂芬三世和哈德良一世等人的传记和书信中，respublica一词开始褪去帝国的特定内涵，而与Romanorum、beatus Petrus或sancta Dei ecclesia等词汇连用，形成诸多变体形式并且反复出现。正如诺伯所强调的，respublica一词与圣彼得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即“圣彼得国”的诞生。

       此外，上述史料中所提到的“拉文纳总督区”同样也是斯蒂芬二世时期才首次出现的新术语。这显然是罗马教廷非常熟悉的“总督”（exarcha）和“公国”（ducatus）两种旧概念的组合，一方面指代拉文纳总督治下的帝国领 土，另一方面又与罗马教宗治下的罗马公国（ducatus Romanus）相对应。厄尔曼指出，从旧术语到新术语的更新体现了罗马教宗在观念上对新的历史环境的回应。也就是说，在与丕平协商谈判的过程中，斯蒂芬二世需要在观念上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所提出的外交请求。他不仅创造出“拉文纳总督区”这个整体概念来指称总督治下的帝国领土，而且将“拉文纳总督区”等同于罗马公国纳入“圣彼得的权益”之下，继而以圣彼得的代理人身份继承 “圣彼得国”的全部领土和权益。从这个层面上讲，“圣彼得国”这一术语的确更加符合中世纪历史的理论和实际。而新术语的反复使用和新观念的刻意灌输，背后其实暗含斯蒂芬二世圈地建国的政治诉求，即借助丕平将意大利半岛上原本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收归圣彼得即教宗所有。

       为了将“圣彼得国”的理论构想付诸实践，斯蒂芬二世不得不继续借助 圣彼得与丕平和法兰克人建立紧密联系。767年，圣德尼修院的一位修士在丕平去世之际写下的《丕平膏立记》中声称，754年斯蒂芬二世在举行涂油加冕仪式的同时，还将“罗马人的权贵”（patricius Romanorum）这一头衔授予丕平及其两子—查理曼和卡洛曼。成书年代较晚的法兰克地区的《古梅斯年代记》和《穆瓦萨克编年史》以及意大利地区执事保罗《伦巴德人史》的续编之一《伦巴德续编》也延续了这一说法。与此相应，755年之后，斯蒂芬二世开始在致丕平家族的信函抬头中写道：“教宗斯蒂芬致最杰出的儿子主上们、国王和我的灵魂的共父（spiritualis compater）丕平以及同为国王和罗马人的权贵的查理和卡洛曼。”而在此前753年的信函中，丕平的称呼仅为“最杰出的儿子主上、国王丕平”。从中世纪早期罗马教廷官方使用的 《罗马教宗日常范本文书》来看，教宗很早就习惯以“儿子主上”（dominus  flius）来称呼世俗贵族，如皇帝、国王、总督或公爵等。但斯蒂芬二世信函中新出现的“灵魂的共父”和“罗马人的权贵”却异乎寻常。

      事实上，早在739年格里高利三世写给查理·马特的求救信中，就曾使用 过“小王”（subregulus）这一独特称呼。这既非查理·马特真正的官名宫相 （maior domus）或法兰克文献中常见的元首（princeps）或公爵（dux）等，也非格里高利二世曾经单独使用过的“权贵”（patricius）一词。“小王”一方面符合法兰克王国当时并无正式国王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格里高利三世对查理·马特的恭维之意。此外，格里高利三世还将圣彼得坟墓的钥匙等贵重 礼物赠送给查理·马特，以圣彼得之名请求其“对圣彼得的教会及其特选子民（populus peculiaris）伸出援手”，而且还告诫查理·马特“切莫把伦巴德国王们的友谊（amicitia）看得比使徒之长的爱（amor）还重”。然而可惜的是， 在查理·马特时代，维持和增进与伦巴德国王之间的友谊才是符合法兰克人根本利益的外交政策。查理·马特不仅与利乌特普兰德分别迎娶巴伐利亚公主， 彼此成为姻亲，而且还将自己的儿子丕平送到利乌特普兰德那里，请其作为丕平的养父。在长达30年左右的统治时期内，两大君主互不侵犯，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也是双方能够持续强大的重要原因。故而，查理·马特仅是以一种官方姿态对罗马报之以友好，但实际上支持利乌特普兰德。

       15年之后，即使斯蒂芬二世亲赴法兰克王国，想要请求丕平发动一场针对伦巴德人的远征也实非易事，尤其是丕平当时仍然面临着家族内外一部分法兰克贵族们的反对。就在斯蒂芬二世到达之后不久，于747年已经退隐至意大利成为修士的丕平的兄长卡洛曼，应艾斯图尔夫之请重返法兰克王国， 阻挠教宗和丕平的计划。诺伯推测，卡洛曼之所以襄助艾斯图尔夫可能出于多重动机：一是支持自己的儿子德罗戈；二是支持那些反对丕平的贵族；三是阻止丕平采取反伦巴德的政策。而艾斯图尔夫请卡洛曼出山，显然也是为了避免与法兰克人直接开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丕平膏立记》所载，斯蒂芬二世在为丕平举行涂油加冕仪式之时，还以绝罚禁令来威慑丕平的反对势力，剥夺贵族们选立其他国王的权力。这一举动极有可能就是针对此时尚在人世的卡洛曼及其儿子。因为卡洛曼在返回法兰克之后不久就被关进修院之中，随即死去。而且，这很可能是在丕平妻子贝尔特拉达（Bertrada）的监视之下发生的。而卡洛曼的儿子们也被削去头发，关进修院之中。这也合理地解释了为何丕平需要教宗同时膏立其父子三人，并且祝福王后来提升 整个家族血脉作为“法兰克人的国王”的合法性。

       此外，德国早期教会史家埃里希·卡斯帕依据“灵魂的共父”这一称呼推断，在举行涂油加冕仪式的同时，斯蒂芬二世还为丕平的两个儿子举行了坚振礼。虽然并没有直接史料显示斯蒂芬二世为丕平两子施行洗礼或坚振 礼，但可以肯定的是，“灵魂的共父”这一称呼的确表明教宗与丕平家族之间灵性亲缘关系的缔结。此举一方面割裂了丕平与伦巴德王室之间的收养关系，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丕平家族对基督信仰的虔诚和对教宗权威的依赖。斯蒂芬二世非常重视与丕平家族之间的这种灵性关系，在某些书信的抬头中甚至将“灵魂的共父”提到“法兰克人的国王”之前，而且反复以“灵魂的共父”的身份呼吁丕平对自己加以保护。斯蒂芬二世去世之后，其弟执事保罗能够在与德高望重的总执事提奥菲拉克图斯（Theophylactus archidiaconus）的竞争中当选教宗，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丕平对灵性亲属斯蒂芬兄弟的大力支持。之后，保罗一世也成为丕平的新生女儿吉塞拉（Gisela）的教父，延续了双方之间的灵性关系。斯蒂芬三世时期，卡洛曼在与查理曼的竞争中， 也曾有意通过请教宗为其子施洗来拉拢教宗。781年，查理曼来到罗马请哈德良一世为其子卡洛曼（后改教名为丕平）施行洗礼，双方再次缔结“灵魂的共父”这一关系。同时哈德良一世还为丕平和路易举行涂油礼，将两者分别膏立为意大利王和阿奎丹（或作“阿基坦”）王。可见，这种灵性亲缘关系的缔结和延续是维系双方政治同盟的重要环节。

       在意大利，“权贵”原本是拜占庭皇帝授予拉文纳总督或罗马公爵的荣誉头衔，与罗马人联系在一起（“罗马人的权贵”）作为头衔授予法兰克国王亦属斯蒂芬二世的首创。751年拉文纳总督区陷落之后，意大利再无总督。然而，缺乏军事实力的罗马仍然需要类似帝国总督这样的世俗保护者。这也是斯蒂芬二世与丕平结盟的根本目的。但是，强调“权贵”头衔的罗马人属性，不仅意在与法兰克人结为平等盟友，而且还隐含斯蒂芬二世提出圈地建国这一政治诉求所针对的三个敌人，即侵略者伦巴德人、争夺领土主权的拜占庭皇帝和野心勃勃的拉文纳大主教。首先，早在750年继位之初所颁布法 令的序言中，艾斯图尔夫就绝无仅有地明确提出“罗马人已由上帝交托于自己的手中”，伦巴德人凌驾于罗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作为对艾斯图尔夫的回应，斯蒂芬二世不仅像格里高利三世一样坚称罗马人是上帝交托于圣彼得的“特选子民”，而且别出心裁地假托圣彼得之名称法兰克人同样是圣彼得亲自挑选出来的“特选子民”，即圣彼得的“养子”（adoptivus flius），从而使法兰克人和罗马人在信仰上结为“兄弟”（fratres）。与此相应，斯蒂芬二世在多封书信中言辞激烈地将艾斯图尔夫斥责为“《圣经》的僭越者”“上帝教会的破坏者”“偏离了基督信仰者”“魔鬼的追随者”“基督徒之血的吞噬者”等，还愤怒地谴责道：“他们（伦巴德人）在罗马行省中犯下如此重大的罪行，无疑是之前任何一个异教民族（pagane gentes）都比不上的。”由此， 斯蒂芬二世将“异教徒”伦巴德人与罗马人和法兰克人等基督徒坚决对立起来。最后，他还借助圣彼得之口大声疾呼：“我，上帝的使徒彼得，将你们 视为养子，呼唤你们全部的爱，我请求你们将罗马城和上帝交付于我的子民从敌人之手解救出来。”由此，帮助罗马人“兄弟”反击“异教徒”伦巴德人的侵扰成为法兰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斯蒂芬二世刻意强调罗马人为圣彼得的“特选子民”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拜占庭皇帝对罗马人的统治权。就在教宗与法兰克人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君士坦丁五世于754年在东方召开了一次长达半年左右的大规模 宗教会议，被拜占庭编年史家提奥法尼斯（Theophanes）称为“旨在反对神圣且可敬的圣像的一次非法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君士坦丁五世重新选任 君士坦丁堡牧首，重新发布毁坏圣像法规，掀起毁坏圣像运动的新高潮。君士坦丁五世的倒行逆施，在罗马教会看来无疑等同于异端，但这恰好给斯蒂芬二世提供了名正言顺的机会，极力否定皇帝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也极力 否定罗马教会对帝国的归属。很快，斯蒂芬二世在757年致丕平的书信中就 开始以“希腊人”（Grecus）来指称东部帝国，从而与意大利的罗马人做出明确区分。斯蒂芬二世还急切地恳求丕平将罗马教会和罗马人从希腊人“瘟疫一般的罪恶”（pestifera maltia）中解救出来。此后，在保罗一世和哈德良一世时代，西方与东方之间、正统与异端之间、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以及 “圣彼得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对立和仇恨愈加明显。

       最后，从《塞尔吉乌斯传》来看，拉文纳大主教塞尔吉乌斯显然并不支持 斯蒂芬二世一厢情愿地将拉文纳地区视为教宗领地的意图。相反，正如阿格内鲁斯所言，塞尔吉乌斯自己对拉文纳的统治就如同帝国总督一样。因而，不管是在与艾斯图尔夫的谈判中，还是在向法兰克王国求援的过程中，塞尔吉乌斯并没有为斯蒂芬二世提供任何帮助。而斯蒂芬二世对拉文纳教会日渐脱离罗马的分裂倾向异常愤怒，在返回罗马之后对塞尔吉乌斯进行残酷地报复。可见，将“权贵”名号从拉文纳转移到法兰克王国，且将拉文纳总督区作为罗马 人领地划归圣彼得名下，显然也是斯蒂芬二世遏制拉文纳教会的雷霆手段。

       结合以上诸多史料来看，通过一场涂油加冕典礼，斯蒂芬二世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丕平王权的合法性，而且还给加洛林家族增添了特殊的荣耀和神圣 的职责。而斯蒂芬二世之所以这么做，正如其书信所言：“上帝以圣彼得为中保，通过卑微的我膏立你们成为国王，为的是凭借你们使他的神圣教会得以提升，使徒之长也能够获得他的权益。”可见，新的名号不仅在观念上体 现了斯蒂芬二世对国王丕平所产生的新的预期，同时也反映出斯蒂芬二世对罗马教会与法兰克王国之间的联盟关系所做出的清晰界定。在斯蒂芬二世看来，正是“法兰克人的国王”“灵魂的共父”和“罗马人的权贵”这三重身份的结合，构成丕平作为“圣彼得国”保护者（defensor）的完整形象。与此 同时，斯蒂芬二世通过区分法兰克人和罗马人，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将丕平的 权力限定在法兰克人之中，另一方面又在信仰层面将其义务延伸至罗马人之中，在保持教宗独立自主统治地位的同时又为自己争取到世俗的保护力量。从长远来看，斯蒂芬二世赋予丕平的荣誉和责任在双方后继者那里都得到延续和发展，最终促成了“圣彼得国”的诞生和“罗马人的皇帝”的回归。

      正是在法兰克逗留期间，斯蒂芬二世将“圣彼得的权益”和“圣彼得 国”等一系列观念深刻地灌输给丕平和法兰克人。丕平以承担保护罗马教会和罗马人的神圣职责为前提，换取圣彼得对其家族的特殊青睐和教宗对其王权的精神支撑。而对于法兰克人而言，斯蒂芬二世的亲自造访和现身说法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教俗两界的宗教热情，而且有力地打击了丕平的反对势力。在斯蒂芬二世和丕平的共同努力之下，罗马教会和法兰克王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754年3月，丕平在贝尔尼王庄举行“3月校场”大会，集结法兰克全境 各族民众，响应斯蒂芬二世的号召，征讨艾斯图尔夫。在法兰克大军进入意大利之际，斯蒂芬二世恳求丕平派遣使者去请求艾斯图尔夫归还“圣彼得 的权益”。但这最后一次和平尝试也遭到艾斯图尔夫的轻蔑拒绝。很快，艾斯图尔夫就大败于丕平，只能以求和换取生存。《斯蒂芬二世传》明确指出三方签订了归还拉文纳城及其附属各个城市的和平条约。《古梅斯年代记》和《穆瓦萨克编年史》还补充道：丕平将拉文纳、潘塔波里斯（五城）、纳尔尼和切塞纳以及这些领地上的所有人都转交给教宗。结合以上几份史料来看， 所谓“丕平献土”最初涉及的领土范围包括拉文纳和潘塔波里斯等地，但都没有使用作为整体概念的“拉文纳总督区”（exarchatus Ravennae）。事实上， 艾斯图尔夫所侵占的帝国领土远远超出上述几座城市。可见，754年斯蒂芬 二世所获得的领土还比较有限，其核心区域首先是罗马公国，其次是拉文纳城及其附属城市，再次是对罗马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几座城市。然而，正是这些城市构成了斯蒂芬二世所谓“圣彼得国”的主体，也是斯蒂芬二世在实践上将教宗的世俗统治权力突破罗马公国地域范围的初步尝试。

       756年，艾斯图尔夫撕毁和约，重新围攻罗马，险些杀死斯蒂芬二世。斯蒂芬二世连发数封书信请求丕平出兵相救。很快，丕平再次打败艾斯图尔夫，并迫其重新签订三方条约。这次，丕平没有轻信艾斯图尔夫的誓言，而是派遣使者—圣德尼修院院长弗尔拉德（Fulrad）代替教宗去收回领土。据《斯蒂芬二世传》所载，这次教宗从伦巴德人手中不仅得到了754年丕平在捐赠文书中所列的重要城市，而且还得到位于罗马和拉文纳城之间的乌尔比诺、卡利、佩鲁贾公国的古比奥等诸多城市，几乎将意大利中部完全收归己有，使得“圣彼得国”的领土范围大为扩展。

      757年，艾斯图尔夫死后，图西亚公爵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757— 774在位）在斯蒂芬二世和法兰克使者弗尔拉德的帮助下夺取伦巴德王位。作为回报，德西德里乌斯承诺将“余下城市”（civitates quae remanserant）归还给教宗。从《伦巴德续编》来看，作者认为德西德里乌斯承诺归还的城市是指756年条约中艾斯图尔夫尚未归还的城市。结合斯蒂芬二世的传记和书信来看，在双方的交涉过程中，德西德里乌斯有关“余下城市”的承诺几经 扩充，所涵盖的领土范围相当广泛。其中不仅包括756年条约中规定的尚未归还的领土，如安科纳等；还包括此前利乌特普兰德统治时期伦巴德人所侵 占的帝国领土，如费拉拉、伊莫拉和博洛尼亚等地。可见，教宗有意趁德 西德里乌斯王权衰弱之机，大面积追回落入伦巴德人之手的帝国领土。也就是说，斯蒂芬二世其实是想要恢复680年左右伦巴德人与拜占庭帝国停战之时双方的大致版图，亦即将伦巴德人完全排除在曾经属于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建立起更加完整的以罗马教会和罗马人为主体的“圣彼得国”。

        事实上，在对内权位未稳，对外遭受教宗和法兰克双重压力的情况下， 德西德里乌斯的确以讨好教宗的态度将一部分城市归还给斯蒂芬二世。但斯蒂芬二世去世之后，德西德里乌斯就开始拒绝归还任何领土。其中，奥西莫、安科纳、努马纳和博洛尼亚等大片土地，直到伦巴德王国灭亡都仍然掌 握在伦巴德人手中。与此同时，拜占庭皇帝也从未放弃对帝国领土的追索， 不仅不断派遣帝国使者与丕平斡旋，而且时常以武力威胁罗马。而拉文纳教会也并不完全甘心归附教宗，间或联合伦巴德人或希腊人，抵制教宗的统治。可见，对教宗而言，要求丕平兑现捐赠诺言，巩固新生的“圣彼得国” 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斯蒂芬二世的后继者们—保罗一世、斯蒂芬三世和哈德良一世等仍然坚持不懈地贯彻前者的外交政策，不断通过强化与法兰克王室之间的联盟关系来拓展“圣彼得国”的生存空间。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圣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1020年—1085年5月25日），克吕尼改革派教宗，1073年4月22日—1085年5月25日在位，历代教宗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773年，查理曼在哈德良一世的请求下出兵讨伐伦巴德国王德西德里乌斯。两军交战之际，斯波莱托公国的贵族希尔德布兰德（Hildeprand）等人背弃国王，转而投靠教宗哈德良一世。德西德里乌斯不战而撤之后，伦巴德人效仿希尔德布兰德纷纷逃到罗马，请求教宗“接纳他们成为圣彼得和神圣罗马教会的奴仆，并按照罗马人的习俗为他们剃发”。可见，罗马周边的伦巴德人长期受教宗影响，甚至对罗马人的“圣彼得国”产生高于伦巴德王国的身份认同。774年复活节之际，查理曼造访罗马，在丕平献土的基础上再次向教宗哈德良一世做出领土捐赠承诺。据《哈德良一世传》记载，查理曼的捐赠以热那亚湾的卢尼到威尼斯为北部边界，以罗马公国和贝内文托公国为南部边界，不仅包括整个拉文纳总督区，还包括整个斯波莱托公国和贝内文托公国。虽然这份领土承诺的兑现过程同样十分艰难，而且对威尼斯、伊斯特里亚和伦巴德两大公国的领土要求已经极大地超出教宗势力的可控范围。但事实上，短短20年里，“圣彼得国”的存在已经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普遍认可，而教宗也成为意大利中部名副其实的统治君主。

      自8世纪以来，在面临拜占庭帝国的压迫、伦巴德人的威胁和拉文纳教会的分裂等诸多现实困境之时，罗马教宗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借助圣彼得不断提升宗教权威，而且在政治实践领域积极主动地谋求世俗权力。这使得罗马教宗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西部基督教世界日趋增强。“圣彼得国”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得益于8世纪多位教宗的共同努力，但斯蒂芬二世在其中起到了突破性作用。他不仅首倡“圣彼得国”的理论构想，而且成功地抓住历史机遇，将保卫“圣彼得国”的神圣职责与加洛林家族的王权合法性紧密结合 在一起。最终，借助丕平的积极襄助和法兰克人的强大武力，斯蒂芬二世得以将圈地建国这一政治诉求在意大利付诸实践。

       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已经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和争论。这首先是由于中世纪早期史料的匮乏或不一致，使得学者们很难在关键词语的解释、史料的可靠性和编写意图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如专门术语随时间发展所演变出的不同内涵，官方史料是否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宣传目的，等等。其次，不同的研究范式或理论视角也会引发学者们激烈的争论，如主张“加洛林革命”的学者自然会强调法兰克王国在政治实践领域对意大利局势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主张“8世纪罗马革命”的学者则强调教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重塑西方政治思想的积极作用。因此，精细地研读史料和谨慎地辨析新旧学术成果，是我们推进中世纪早期相关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春季号，作者张楠，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史流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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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殷开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