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陈奉林：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兴起与学科体系创立

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兴起与学科体系创立

摘要：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关注了历史上那些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初步建立起自成一体、框架宏大的知识体系。中外关系史研究以中华民族复兴为深层次原动力，探索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总结各国文明交流交往的有益经验。中外关系史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史乃至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与系统阐发。总结中外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吸取社会不断进步的力量，是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一艰巨课题，是中国学术自觉参与社会变革的具体行动，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学术贡献与使命担当的体现。

关键词：中外关系史 学科体系 学术话语体系

从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起，到现在已经有40年时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它已经“四十而不惑”，进入了“不惑”之年，它的成长经历逐渐明朗清晰起来，相应的学科体系建设、学科定位定性、理论应用、发展主线以及取得的主要成就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升华，进而迈向做大做强的阶段。中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逐渐成熟，即将进入全面总结与整体推进提高的阶段。它作为一个深层次的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已经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也反映出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崭新动向与迈进趋势。无论从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崛起迫切需要新的文化建设的角度，现在都应该大力推进中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以期建成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最为严谨且完备的知识体系。

在中国中外关系史40年的研究当中，已经有许多重要的成就需要总结。学术是在不断地总结、继承甚至批评中向前发展的。这些成就不仅构成充实而庞大的知识体系，而且使得中外关系史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建立起来，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与外国交流甚早，形式复杂多样，内容远比西方丰富深刻得多，有学者指出：“从中外关系史来看，文化的交流主要以人为媒介，物质的传播也是如此。因为一个国家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阻止人民对外交往的。两国人民可以采取个人或集体行动，通过旅行、贸易或移殖方式而互相接触，进行思想和物质的传播和交流……国外关系的建立，一定先从人民互相接触开始，两国官方的交聘一定在民间往来之后，等到历史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又在数十年之后了。”中外关系史涉及的内容异常丰富，横跨东方和西方，穿越古代、近代和现代，向未来发展延伸，已经构成国内规模庞大的独一无二的学科体系，显示其凌越前人的盛大气象。中外关系史不同于一般的双边和多边的国家关系研究，也有别于按国家序列写出的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和近年正在兴起的周边学。正因为如此，它涉及的内容较之其他学科更加庞大和广阔，从而构成中国有影响的学术研究领域。考察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学科性质与内涵，总结既有的成就以及向未来发展延伸的时代趋势，做出具有时代感与使命感的抉择，是极有价值的学术活动。这种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只有在国家和社会发生空前巨大变革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也只有在国家和社会发生空前巨大变革的时代才有可能实现。

中外关系史研究之所以在我国兴起和发展，出现蓬勃发展的可喜势头，除了我国具有研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历史传统外，也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了解和总结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经验分不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对外关系的有益经验。外国需要了解中国，更希望了解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中国重视历史经验，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史当中一般都有“外国传”，如《史记》有“大宛传”“朝鲜传”，《汉书》有“西域传”，《后汉书》有“东夷传”“西域传”，《三国志》有“东夷传”等，都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具体记载，至于唐宋以后正史记载就更为详细了。人类不同于自然界其他动物之处，在于人类有主观能动性，能够从事复杂的劳动，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文明的交往中不断获得社会进步的力量。综合中外关系史走过的40年历程，我们完成了几个方面的创建性工作。

第一，创建了中外关系史学科。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规划和建设，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一般的学术研究是无法完成构建中外关系史学科这个艰巨任务的，简单的收集、整理、加工和排比材料也无法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综合以往讨论过的主要问题，以及在诸多领域、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已经形成对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定位、学科性质的阐释与思考，对建立本学科的整体把握，以40年的学术积累构建出宏大开阔的中外关系史知识体系。从本学科涉及的广泛内容来看，举凡中外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科技、宗教、哲学、外交以及战争与和平等都在研究之列，可以说是一个内容宏富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外关系史属于中西交通史的范畴，从无所不包、过于笼统的中西交通史发展成为内涵相对明确、指向相对具体的中外关系史，无疑是学术的进步，也是历史观的进步。相比之下，中外关系史比中西交通史具体得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庞大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在历史观、思想方法和材料发掘与使用等方面具有了更多的时代风貌与气息，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格局。

自1981年5月以来，中外关系史学会已经先后召开了50余次中外关系史专题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明清以来的中外关系”“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东亚共同体与中日韩关系”以及“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等。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与大量论文的发表，已经形成对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框架、主线、理论以及时空范围的基本看法，体系框架与主攻方向得到明确，确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与分析模式。中外关系史不同于以往传统史学的就事论事的研究，也有别于一般的记载记述，而是通过对新的材料整理、发现和解读，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盛大气象下，反映中国与世界交流交往交汇的若干轨迹与各个侧面，其突出特点就是关注了中国与世界的纵向与横向联系，关注了中国与世界的整体互动，巨大文化能量已经得到充分的释放。

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构建，是以具体而充实的研究材料作为基础，以冷静的理性态度正确评估国家关系，不回避国家间的矛盾，从多方面寻找构建素材。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系列丛书，基本完成学科体系建设的奠基工作。从这些出版的著作来看，已经涉及中外关系史的诸多方面，既有地区层面、国家层面的大问题，也有相对具体而微的民间小问题，它们对于构建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来说是极为有益的。中外关系史继承了东西交通史的优良传统，在原有的史学园地里又开拓出一片天地，树起了自己的一面旗帜，而非在旧的轨道上运行。我国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经历了从中西交通史向中外关系史的全面转型，也可以说进一步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重新构建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在以前，已经有学者对中外关系史做过认真的探讨，指出：“中国立国亚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同我们的邻国和比邻国更远的许多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虽然时高时低，时断时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形式，但总起来看，可以说一直没有完全断绝。这对我们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起了促进的作用，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彼此文化的内容，为我们的人民造了福利。”书写中外关系史，不能没有这些内容。

在构建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时，我们提出了以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移民甚至战争与和平作为主要内容，兼及相关的其他民间活动。这样，中外关系史内容就有了重点，主干更为挺清晰。如果不突出主干，甚至把枝叶的东西也作为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是不合适的，使人不易看到国家间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与总进程，易于为历史的表象所迷惑。中外关系史同其他历史学科一样，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以前是有过探讨的。例如，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何时？我国学者对166年罗马商人取海道来华为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之起点的传统观点做了修正，认为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已经有欧洲马其顿等地商人越过中亚直接来到东汉了。作者通过大量的中外文献理出头绪，最终确定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始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蒙奇、兜勒使节即马其顿、色雷斯商人来华。搞清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准确时间，对于历史研究和观察中西关系历史进程十分重要。以既有的研究成果观之，中外关系史研究具有重实证、重考据的朴学特征，也是对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继承与高扬。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东非、北非关系方面，国内学者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明显地带有总结前人、开启后来的时代特征。这些成果与其说是对国家交往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毋宁说是对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突出了本学科的盛大气象与现实关怀，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总结阶段，适应了当前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由中外关系史庞大而广泛的内容构成相对完整宏阔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已经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科。中外关系史关注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互动，正如孙毓棠先生所指出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周围各国人民发生接触和交往。历史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这种接触和交往也就越扩大、越频繁。它不仅促进了本国和本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我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和周邻各国发生接触和交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古代起就不断有人探索，进入近代以后，人们不仅在理论上进行研究，而且在实践上融入世界体系，对世界有了更为直接的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极为复杂，近代以后血泪斑斑，在痛苦中被迫与世界“接轨”，留下的教训至深至大，痛苦的记忆至今犹新。今天的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我们是主动地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竞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建设，研究建设新型的中外关系。

第二，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东方历史内容。如果说，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是王朝兴衰，倡导“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国家提供“资政”意见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扩大了视野与思路，把目光从国内转向了异彩纷呈的外部世界。我们认为，史学研究仅仅关注王朝的兴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为推进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发挥本身的社会功能；不仅要关注社会的纵向发展，也要关注社会的横向发展，在生生不已的交往中推动文明不断进步。人类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运动过程，许多重大因素参与其中，构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众多的动力因素当中，对外交往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以政治为主的极端年代，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忽略了交往力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以今天国际交往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而言，怎么估计国际交往力的作用都不会过高。我们强调交往力的作用并非低估其他动力因素的作用，而是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根本性认识。它给各国带来的不仅是文明成果在短期内实现共享，缩短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文明发展层次的交往中促进社会变迁，使社会获得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以前召开的历次会议，几乎都是围绕着中外交流、东西交流、对外开放与互动，贸易、移民、外交、海陆丝绸之路等重大问题展开的，深深地触及历史发展的本质与动力问题。我们重视中外交流的意义，与纯粹的史学相比，中外关系史研究在规模上和影响上已经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致用之学。它立足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着眼于现实的人事与国家关系，典型地展现出对当下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影响。

关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把中国文明的成果推向世界，同时也把世界文明的成果引进中国是中外关系史关注的重点。世界史不能代替中国史，这就是中外关系史的意义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研究中没有中外关系史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完整的，无论如何中国历史当中不能没有中外关系史内容。在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学科性质等问题，但是40年来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着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内容、作用、意义等重大问题展开，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者。张星烺、冯承钧、陈垣、向达、方豪、朱杰勤、耿昇等老一代学者执戈前趋，开榛辟莽，为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褴褛之功。从他们留下的大量著作可以断言，中外关系史不是一般的学问，不仅涉及的内容异常的广泛，而且它的每一项内容几乎都与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海陆丝绸之路及移民等问题有关，上至国家社会层面，下至普通的民间往来都在它的视野当中，热情洋溢地面对历史与未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孙毓棠先生曾经指出：“中外关系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外国史的一部分，它涉及中外历史、地理、语言、文化、艺术、哲学、宗教各个领域的专门知识，还存在大量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无论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文化，因为摄取了外来文明的成果而具有了活力，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使中华文明成为绵延了数千年而未曾中断的文明，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多受惠于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交汇。

第三，促进了中国史学发展。史学发展取决于多方面条件，除了具有重视历史研究的传统外，研究领域与视野的不断扩大也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或过于局限于一国一地、一时一事是很难推动史学本身发展的。以从前发表的诸多译文、论文与出版的著作为例，我们确实已把国外的史学、文学、哲学、宗教、天文学、数学、历法、音乐、舞蹈、建筑、物种等引进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明末以后、特别是近代以后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不断传入，给中国的文化注入了科学的因素，也给中国文化注入一些民主的、科学的和工商业性质的因素，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近代以来，由于中外交流加深加快，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精神面貌等发生变化，甚至传统的注重直觉的经验方法在西方注重理性思维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下也发生着一些改变。在40年的探索中，中国中外关系史一直致力于中外双边和多边关系研究，或者是专题性和整体性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回溯历史，研究文献资料，发现文明交往交汇的意义。以文明交往为中心来研究中外关系史，可以在传统的方法之外获得对中外关系史的新认识。有学者指出：“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致力于原创性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关注方法论的创新，为中国历史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了贡献。”是为平实之论。

史学发展总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基础而存在。中外关系史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也是如此。要推进本学科发展，必须了解本学科的整体发展行程。我们认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一项深层次的文化建设活动，在以前所未有的气魄与胆识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现了大变革时代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书写的历史性跨越。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海上航道上，不仅有使者、商人和僧侣往还，同时也有域外文明的大量涌进，映现出东方社会活跃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外交状况。波斯学者伊本·库达特在《唐代大食国通中国之海道》中说，可从中国的东海岸输入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陶瓷、肉桂和高良姜；从国外输入金子、乌木；从印度输入沉香、檀香、樟脑、丁香、豆蔻、荜澄茄、椰子、麻布衣服和鹅绒衣服、大象等。此外，从国外市场还可以输入各种宝石、金刚石、真珠、水晶、胡椒、矿石、苏木、装饰品、龙涎、姜黄和其他动植物。从中可以看到东方国家农业出产与市场交易活跃的情况，大量的既有材料已经表明，东方社会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是高于同一时期西方社会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与当前社会重大需求有力结合，促进了自身发展，走向了更高的目标，创造出独自生成、自成一体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

第四，培养了学术队伍。到目前为止，中外关系史学会已经有会员850余人，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也有国际学者参加，真正称得上是涵盖面广、代表性强的学术团体。在众多的参与者当中，不仅有蜚声中外的老一代学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中坚，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由他们构成具有新鲜活力和学术感召力的专业队伍。学术要发展，培养人才是关键。如果没有数量可观、规模稳定的专业队伍，学术发展是不可能的。学术发展的时代，必然是学术人才队伍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外关系史学会不同于其他学会，面对的是一个新鲜的、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需要广阔的国际视野，良好的外语基础，敏锐的洞察能力，具有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显著特点。关注的重点更加明确，立足中国，考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故而较之其他学会更加专深，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可以说，学术研究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应一时之需，而是从学术的角度去关注人类社会的现实需求，从学术理性当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中外关系史不仅仅是发掘过去的文献，回溯历史，发现价值，去稗留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历史阐释与挖掘推动社会文化的繁荣与进步，整体展现人类文明交往互鉴的成果。

在过去的40年当中，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关注和探讨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形成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可以说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前瞻性与奠基性，与现实的联系又异常密切，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重大需求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对社会需求的重大关切。中国当前正处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空前地增多，各国关系异常复杂，大国关系出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勇气与智慧，构建新形势下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应有之义。我们不仅以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为导向，更为重要的是想通过问题研讨来完成创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任务。归纳起来，学术界讨论过的重大历史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闭关与开放问题。1987年，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宁波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专门就“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展开殷殷研讨；1988年在北戴河召开的第三届年会上，仍以“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为主题展开进一步讨论，许多学者加入讨论当中，会后形成重要的论文集《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通过两次研讨，学者们已把认识引向了深化，形成一些有影响的观点，深挖闭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深化了对“闭关和开放”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这个议题的提出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形势相联系的，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上闭关和开放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带有总结经验和昭示后人的意味。我国学者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惨痛教训时指出：“闭关为了自守，锁国在于愚民。它一方面着重禁止大陆人民出海离境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以及其他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和管理海外各国洋人来华贸易和活动，妄图达到隔绝中外人民的任何联系与接触。”“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就国家前途来说，是作茧自缚，导致贫穷落后的结局。”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总结。复杂的历史因缘屡屡昭示于前，深刻的教训应该时时记取。“总结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借鉴一切民族与国家有益的东西，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一项基本国策。”

张晓刚、陈奉林主编：《东方历史上的对外交流与互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

对中国历史上闭关和开放问题的回顾与检讨，有助于反思历史，把握现在，更好地筹划未来。闭关和开放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涉及历史文化传统、国际环境、政策导向以及国力等诸多问题。“东方历史上的对外交流与互动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总结研究，从中吸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从一个意义上说，今天我国努力推动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对外交流与互动的生动实例，关乎中国国家的崛起与民族复兴。”实践已经证明，凡是历史上开放的时期，社会发展状态就好，各项发展指标走在世界的前列，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稳定，国民生活富足；凡是社会封闭时期，与国外市场断绝联系，国民生活就困苦，各项指标在低水平上徘徊，社会出现重大危机。这是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通过研究和℀较应该继承什么，摒弃什么，发展什么，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我们应该探索出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受益的新的发展模式。对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问题，都应该将其当作一份珍贵的遗产加以研究。我们反思历史并不是责备先人，而是通过具体的反思提高历史的自觉，汲取理性的力量，把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做得更好。

中国学者对于历史上的闭关与开放问题的检讨，并非出于好奇，也不是应一时之需，而是出于历史自觉，在历史℀较中发现优绌，得出经验，发挥历史学“资治”的功能。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有开放的成功经验，也有开放的教训。历史研究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有“资治”的作用，为社会提供新鲜而有活力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他还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个论述对于我们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指导我们去思考历史研究的价值。

第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一直是中外关系史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从来没有离开研究者的视野。为此，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学术专题研讨会。2003年8月，学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专门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乌鲁木齐召开研讨会；2009年9月在云南蒙自再次举办“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形成对周边国家关系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在讨论中，大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关注大国关系的形势下，把对外研究的重点适当转向周边国家是明智的，也是可行的。因为中国的周边国家众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稳定的周边国家关系，远交近通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实施没有周边国家的参与和支持是不行的。如果周边形势不好，就会影响国内的稳定与发展。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中国都有重视与周边国家保持和谐和睦关系的传统。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上，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当今社会提供“资治”服务。中国历来强调“和为贵”和“协和万邦”，明代甚至把东亚、东南亚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中国作为大国，国际地位、角色与作用突出，在推动周边国家和平与发展上是大有可为的，周边国家也期待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历史经验已经显示，中国国力愈强大，周边形势就愈加稳定。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得到研究，许多学者参与到周边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留下研究者的劳绩。我在《建立中国周边学必要性与可行性初步探索》一文中指出：“周边学不等于国际关系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学。正因为如此，它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发展规律与机理。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有全球视野，熟悉地区事务，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还要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关系指出发展的路径与方法，从时代的高处研究和处理问题。目前，建立中国周边学的倡议已经得到国内学者的积极回应，反映出大家对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深切期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与作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发挥巨大作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着特殊的内涵与逻辑，从一个意义上反映出中国周边学的特殊性和学科建设的复杂性。”中外关系史与周边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关注周边安全与稳定，总结中国与周边各国交流互动的有益经验和具有理论价值的思想，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上注入更多的时代精神，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第三，海陆丝绸之路问题。丝绸之路作为东方历史上的独特范畴，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已引起热情研究，留下的成果异常丰富。中外关系史学会早在2000年便与西北民族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研讨会，2001年10月昆明会议以“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为主题，2001年12月宁波会议以“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还有2005年12月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2006年8月新疆喀什的“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2008年10月在山东蓬莱举办的“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5月陕西榆林的“草原丝绸之路”研讨会，以及2011年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2013年8月“南澳一号与海上陶瓷之路”研讨会等。这些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整体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多部论文集的出版与大量论文的发表，已经构建起自成一体、宏大开阔的丝绸之路研究知识谱系。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中国学者的可贵探索，尽管每位作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甚至研究方法也不同，但他们对东方历史上海陆丝绸之路的作用、功能、意义以及向未来发展延伸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治史的重点已从孤立的单一事件研究转变为概述群体，从单因单果的分析转向对事件的深层次考察与理论分析，整体把握了海陆丝绸之路的意义。

丝绸之路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投入的力量最多，取得的成果也最大。2016年10月27—30日在大连举办第46次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会后出版了《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研讨会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对全球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东北亚、中亚、南亚与丝绸之路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特别是耿昇先生的《从西方发现中国茶叶到海上茶叶之路的繁荣》，万明教授的《明代的白银货币化：中国500年白银时代的开端》，陆芸先生的《全球视野下的16—18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王禹浪教授等人合著的《从辽东半岛汉墓及出土文物看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运用本土资源和东方史观，对丝绸之路做了深入观察思考，把东西方交流互动以及在生生不已中发生的社会变迁作为丝绸之路历史的主要内容，突出了它的本质特征。自从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以来，不知有多少人一直在研究这个巨大课题。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它呢？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今天的丝绸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义，成为后世对中国与西方所有往来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一两条交通道路，而是四通八达、辐射广远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通网络；不仅是丝绸西传，西物东来，而且沉淀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几千年的轨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已扩展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构建的是一个多元共生互动的中外文明开放系统，凸显了古代诸文明之交流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它联结了东方与西方，古代、现代与未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怎样评价它的意义都不会过高。

第四，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问题。揭示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的一般发展趋势，认识各国在东亚世界所处的不同地位，找到各自的位置与利益最佳交汇点，是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可以说，在近代以前中国处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核心地位，彼此形成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共同受益于东亚国际关系的总体格局。2004年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学会年会，专门讨论了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问题，会后出版了《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论文集。研究中国与汉文化圈国家关系意义重大。它强调在文化借鉴与吸收过程中尊重彼此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中国学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国外学者的论述也不在少数。我国学者已经指出：“东亚汉文化圈是文化先进的中国与周边近邻互相促进，共同构建的同质文化圈，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体化’区域联合体，研究其形成和发展的缘由、特点及其中衰和裂变的成因、教训，不仅对于中外关系史和亚洲史学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当今研讨东亚区域合作、建立具有东方特色的东亚政治经济共同体，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看法。

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从东亚国家关系结构而言，中心与边缘的层次十分明显，板块结构特征不容忽视。我们强调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并非盲目的乐观，而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已经指出：“从东亚整体来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从日本人的立场来看，日本文化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萌芽的，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地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本国的文化，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另一位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指出：“世界史上出现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绝不是各自独立成长与发展的。实际上，其相互影响、相互交往的关系，比以往人们想像的密切得多。”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极有价值的问题，随着中国崛起的加深加快，会整体提高东亚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滨下武志教授指出：“‘亚洲价值观’是十分重要的……要超越那种从西方看东方的惟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重视而不是忽视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世界作用。从亚洲视角来看世界，确立全球化中亚洲的特色地位。从这一方面来说，‘亚洲价值观’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不能绝对化。”

第五，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问题。2002年11月，中外关系史学会联合深圳大学，在深圳召开“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学术研讨会，形成对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互动关系的深层次认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不仅仅是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了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国家间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经济贸易关系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自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创立以来，历次学术会议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东西方经济交流问题，会议讨论最多的丝绸之路问题其实也是东西交通与经贸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家间的关系是围绕着经济贸易这个中心来展开的，有时候以政治关系为主，有时候以经贸关系为主，二者处于永恒的互动之中。日本学者铃木治在《欧亚东西交涉史论考》中说：“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交流。”学者们对中国海外贸易的探讨并非书斋里单纯的、学究式的研究，就事论事地发表议论，而是深深地触及海外贸易的本质、作用及其影响等几个重大方面，把它与国外市场、移民、交通、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进行有深度的考察，以理性和自觉看待东西方交通问题。随着中外经贸关系的推进，以及海外移民浪潮的涌现，中国与国外市场的互动加深，无疑深深触及国家关系的本质与核心内容。这是必须看到的重要方面，中外关系史确实具有自己的深度。

把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为了获得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深层次认识，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把握中国历史进程。我在《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两栖建设中寻求中国的发展》一文中有这样的看法：“在造船技术进步与国家力量支持的条件下，中国商船大踏步地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着不同发展层次的文明共进与提高。在海上贸易当中，不仅有中国、东南亚的商品大宗地销往南亚、西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商品也通过海上航路输往中国和东南亚市场，真正实现了经贸与文化上的交流互动。”以经济史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中外关系史，远比单纯地以文化视角来解释历史更为有力，更能触及历史的本质与规律。那种纯而又纯的国家间政治与文化关系是少有的，它总是与国家间一定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是难解难分。海外贸易与区域移民促进了社会进步，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鲜活的例子。贸易的力量是持久的永恒的力量，研究中外关系史不能没有这样的内容。

第六，文明的交流与对话问题。2006年8月，中外关系史学会在新疆喀什举办“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专题研讨会，探讨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交汇与对话问题。1999年11月在厦门召开的“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研讨会，2012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城市与中外民族文化交流”研讨会，2013年10月19—20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等，在本质上有许多相通之处，目的都是强调不断接受新文化与新文明。只有不断接受新文化，民族精神才能得以复苏，社会才能更稳定健康地发展。这几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使人们更加充分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没有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就不会有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更不会有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文明与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极大，也使中西文化处于相激相荡之中。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始终持欢迎态度，报以极大热情，以汇通中西的态度从容处之，吸收百家之长。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文明需要西方近代科学与创新精神，农本伦理型文化需要西方商业文明和竞争思想，政治生活中需要民主与平等观念。通过研讨，大家充分认识到各种文明体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的，也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任何一种文明与文化都需要对外交流，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没有一种文明和文化不需要对外交流，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文明文化。

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会议开幕式上发言中指出：“亚洲先人们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等古老商路，助推丝绸、茶叶、陶瓷、香料、绘画雕塑等风靡亚洲各国，记录着亚洲先人们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作为人类交往活动的经验，文明交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应该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加以研究，不可以浅薄的理解阉割其思想的精华，把西方有价值的东西牵强附会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上，更不可以把异质文明看作是有害的。“文明交往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稳和谐，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是对自己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异己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欣赏，是抱着爱其所同、敬之所异的广阔胸怀和对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追求。”只有大胆地采撷百家之长，博采异域，方可建设我们21世纪新文化。

第七，东亚共同体与中日韩关系问题。这是2010年11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会议的主题。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乏力、贸易壁垒增多的形势下，建立东亚区域共同体、寻找本地区的发展出路，已成为各国关注的课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东亚地区的合作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从这次会议反映的主要观点来看，东亚区域合作是一个大系统，许多复杂因素参与其中，要真正走上合作发展的康庄大道，首先必须建立凝聚各国人心的精神纽带，相互信任，摒弃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立的陈旧思维，真正把合作与发展放在首位。会议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特别强调中、日、韩合作，减少域外大国的干预，先易后难，以及利益分享、风险分担的观点，至今仍有教益。东亚合作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也是当前产生合作思想的社会心理前提。

在40年的探索当中，构建有中国鲜明特色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现在的问题是对既有的成果进行认真而细致的梳理、总结与升华，在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创建出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感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中外关系史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起来，有了一个整体轮廓。但从系统性、理论性和整体性来说，还有一段路要走，还不能说它的学科体系建设已经完成了，更不能说已经很完整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做继承与发展工作，把不完善的地方加以完善，把模糊性和直观性的地方加以科学的归纳和总结。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趋势下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精神创造，是中国与世界融合、融通甚至融突的产物。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学术学科体系建设越来越重要，不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讨论清楚，显然是难以切中肯綮的。构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重点要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呢？我们拟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发力，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使其成为中国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构建完整而严谨的中外关系史体系。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严谨而科学的体系，没有严谨科学的体系就无法构成一个学科，顶多就是材料堆积的大杂烩，无法传播知识、影响社会，推动学术发展。体系内容丰富与体系完整不是一回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学科除了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概念与分析模式外，还要有相对完整的体系，没有完整的体系就容易沦为一盘散沙……对于如何建立中外关系史学科的体系问题，不妨展开一些讨论，先把问题讨论清楚。”无论中外关系史，还是东方外交史和近年正在兴起的中国周边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我都一直在强调体系的重要性，认为：“不解决体系问题就容易陷入把历史写成零碎材料堆积的窠臼，把历史看成杂乱无章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找不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总规律，使人陷入五里烟雾中。”显然，探索构建一个严谨科学的体系，对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非常重要，是必须考虑解决的问题，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来不得半点疏忽与大意。

长期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没有组织过关于本学科体系建设问题的专题讨论，基本上是以具体的问题为导向来开展研究的。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极为重要，中外关系史研究离不开这些问题，也不能没有这些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不把体系、应用理论和学科定位等重大的原则问题讨论清楚，学科的进展就会受到限制，制约学科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跃进，成为本学科发展的“瓶颈”。我们已经注意到，学科体系建设离不开具体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围绕体系确立而进行的精致、精细和精准的构建活动。我们今天对中外关系史的理解远未到位，甚至可能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学术一直强调致用，忽视对“虚理”的探讨，故而导致理论创新不足。理论不足必然困扰学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卑陋幼稚在所难免。对中外关系史40年历程的思考，有助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本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国际环境、结构与运作形式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变化，旧有的编纂体系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了，现实在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解决。

第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把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发的。由于这一学科涵盖面过广，涉及的内容过于庞杂，也没有明确的时空上限、下限与范围，确实给研究带来一些问题。从一个学科的科学性来说，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特定的内涵与范围，“领土边界”与内涵是清晰的，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如果内容过于庞杂，事无巨细，万事入史，恐怕不是严谨的态度，无法使本学科立于史林。历史学研究强调材料的支撑和自己的边界，把中外关系中的任何东西都纳入研究的视野，也容易造成中外关系史内容的主次不清，主线不明，时空边界不明晰，中外关系史学科就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为了避免这种倾向，探讨问题的重点应该放置在前面所说的国家间重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移民、僧俗往来甚至和平与战争等重大问题上，从人类文明交往与交汇的角度，看待双边和多边国家关系。这个主张不仅是东方外交史和周边学应该关注的，也应该成为中外关系史关注的重点。

历史研究不提取和发现历史上那些有重大历史影响的问题，就容易导致研究中的碎片化和表面化，失去历史研究的价值。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是存在的，带来了明显的危害。把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东西都作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对象是否可行，这是关系到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问题，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对于时空广阔、复杂万千的中外关系史内容来说，我们的态度是“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已，把那些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提取出来足矣。中外关系史的内容是具体的、真实的和丰富的，是由无数事件交织而成的宏大图像，诸多因素都参与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如果不辨大小主次，不解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看不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显然是不能认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之所以在今天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开放崛起需要文化建设，文化建设要走在国家发展的前面，另一方面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际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形势下的一种精神创造，是与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保持同步的努力。

第三，去腐生新，建立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史学理论。当前历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现实的挑战，总体上落后于现实的需求。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就已经明显落后于现实世界的变化……历史学家却对这些新变化反应迟钝。”这恐怕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学界的共性问题。他还指出：“随着时代发展的这些变化，新的研究视角应当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并未重视这些新现象，在当代史的写作中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具体问题为导向从事研究，忽视了学术学科、学术体系的整体建设，今天回过头来再看看以前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美］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邢承吉、滕凯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历史研究不是简单的记载和记述，而是要有深沉的理论思维与抽象，需要理论指导和阐释，没有理论的史学研究充其量是材料的堆积，算不上是科学研究，更算不上是修史。任何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都是有理论构建的。因此，中外关系史研究向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促使我们去思考构建新理论。在理论构建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可以吸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如古代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以及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对其加以系统研究和阐发，创造今天的中外关系史理论。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能在过分依赖外来理论的条件下产生，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时代需要相呼应。中国处理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思想异常丰富，多种思想并存，既有视周边民族为“夷”的观念，也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思想；既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也有博采异域、向其他民族学习的传统；既有安土重迁、重农轻商的农本思想，也有以海为田、参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建设的大无畏竞争精神。因此，汲取、提炼中国传统思想的有益成分是一项艰辛的摄取工作。

创建中国的史学理论，除了要吸收我国既有的一些史学理论外，还要跟上时代步伐，适当吸收近年在国际史坛上出现的沃勒斯坦、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斯塔夫里亚诺斯、麦克尼尔的全球史理论以及文明史理论等。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种理论，我们的态度是以博采异域、吞吐百家的胸怀从容处之，综合中外理论之长，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相对缺少有力度的理论，基本上是重实证、轻理论、少逻辑、多感悟，或者说是只有微言大义的卓越思想，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与阐发，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创造具有新鲜活力和时代感召力的历史理论，就必须从过去的狭隘偏枯、陈腐僵化的理论中冲决出来，开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理论新天地。时代呼唤具有新鲜活力和感召力的理论。在这个艰辛的探索当中，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还要付出十倍的努力与百倍的热情。

第四，突出中外关系史发展的主线。不突出这个主线，就容易把历史看作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们由于对它理解不同，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对它的强调也是不同的。就国家关系而言，构成历史发展主线的就是那些重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与人员往来活动，文明交往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即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各国间的活动相对有限，人们也在不断地突破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上的各种限制，进行国家间的文明交流交往，从事文明的构建。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各地区间的互动加快，区域性的交流逐渐扩大到跨越大洲、以地球为舞台的全球性的国际交往，国家间的交往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我们强调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主线，是建立在对其本质根本性理解的基础上的，任何中外关系史研究都不能脱离这个主线。如果把中外关系史的主线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人为古今中西文明交流而进行的一切努力与实践，可视为数千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强调历史发展主线，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本规律，看清表象背后那些起根本性作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要看到现象，也要看到本质；既要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大体说来，今天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应该突出那些贯穿在国家间的重大历史活动，不让历史的细枝末节蒙蔽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历史枝枝节节的东西不能说没有意义，但不能作为历史的主流和本质的东西。研究历史，必须处理好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现象的东西容易看到，本质的东西不易把握，而这些东西恰恰就是最为重要的。中外关系史的主线问题应该引进足够的重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会显得更加重要。

第五，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防止研究的碎片化和娱乐化倾向。历史研究具有传播知识、教化社会、服务国家的三大基本社会功能。过去人们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理解过于宽泛，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事无巨细都成为它的研究内容。这样未必就好，未必就能反映中外关系史的本质内容，缺乏系统和条理难免大而无当。所以我们主张加强中外关系史综合研究，提取和发现历史上那些对当今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以这样的思考为指导去研究历史可能更有意义，更能突显历史学的价值。我在谈到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时，写道：“周边学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在研究周边国家时必须把中国与周边国家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既看到它们间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它们多样性的统一。” 这段话对中外关系史研究也同样适用。在历史编纂上，加强整体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研究，远比过于细碎的断裂性、分散性研究更有意义。因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加强中外关系史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从关心人类命运的角度来关注中外交流下的东方社会变迁都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加强中外关系史中的重大问题综合研究，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与总要求，也符合东方哲学思想。东方思想强调整体性思维。在国内，围绕着中外关系史内容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中外关系史内容是丰富的，凡是国外与中国有联系的事物都应该作为研究的内容，应该把治史的范围扩大到中外关系的所有方面；有的主张，加强中外关系史中重大、重要问题研究，不能过分关注那些中外关系中的细枝末节，否则会模糊历史的主线，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那些重要因素；还有的主张加强封建国家建立后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因为这时有了国家政治、经济与外交上的支持，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外交往。几种主张的差异是明显的，各有道理，都给人以启迪，但并不构成阻碍各方思想交流的鸿沟。通过权衡比较，我们倾向于对中外关系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是考虑到中外关系历史悠久，内容宏富，一些重大问题足以促使我们用℁生的精力去研究，去关注，如果把那些过于细碎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也作为关注的对象，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也不符合当前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对学术的重大需求。

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总结中外关系的发展经验，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国家与地区众多，有了长期的学术积累，宏大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待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似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把相关的学科概念、内涵、定位、体系、发展主线、理论分析模式以及编纂原则等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明确的体系、内涵与边界，不可能过于笼统和庞杂。仅就中外关系史而言，贯穿在本学科中的指导思想和建立起来的既有体系，有许多需要总结、挖掘和继承的东西。所以，我们主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把中外关系史从过于宽泛、笼统和庞杂的研究转向探索历史上那些更为具体的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的重大交流交往，以及国家间交流在推动文明进步与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国家交往力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上—所有这些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当前恰遇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肩负着总结文明交往经验、促进文明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时代使命，历史学面临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对既有的研究成果做出系统的总结，把相关的问题讨论清楚，以期建立更加严谨、系统和科学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有学者指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了解以往都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应该从哪里再出发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创新学术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构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是相当困难的，对既有的成果做出系统的总结与理论升华实属不易。尽管如此，这个工作必须有人来做，不断地进行再认识和再创造。旧的学科体系、应用理论、内涵和发展主线应该有所突破，继承什么，发展什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选择。现在对既有的成果加以继承与发展，可以让我们找到学科建设的有效途径，把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得更好。当前的中外关系史研究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都与今天有密切的联系，语言工具、材料、关注的重点、分析与方法等都较以前有较大不同，关注对当今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双边或多边问题刻不容缓，也是构建新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时特别应该加以注意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必须根据时代发展需要来决定取舍，从民族历史与文化中找到立足的根基，从民族伟大复兴中树立信心，以帮助我们完成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创建任务。

在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的角色、地位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在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越来越深地嵌入现代国际体系，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过去留下的一些著作距今已经久远，不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烙印，与今天的需求相去甚远。重新思考和构建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话语体系，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重大，也正当其时，组织学者整体推进本学科建设的条件已经成熟。东方历史悠久，国家众多，外交思想实践丰富，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值得系统总结研究。以今天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而言，与其说它是重大的深层次的学术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理论建设，为国家未来发展积蓄精神力量。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继续向前迈进的精神力量。现在的任务，是对过去中外关系史的编纂体系、框架、理论以及编写原则等进行理论升华，结合21世纪世界发展大势，完成创造性的转换工作，建立更加科学、严谨与完整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冬季号，作者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李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