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回忆：晚九点，敲开副国级领导家门，我们只汇报了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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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在全国是最先达到人均GDP超万元的四城市之一。

1984年列入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

我是1988年才在南通工作的。

前人已为我们打好了基础。记述一些在南通亲历之事，觉得很有兴味。

注：本文是曾任江苏南通市委书记吴镕的回忆文章，记录了他在江苏南通亲历的二三事。因篇幅有限，文章略有删节。

就汤下面

一赴任，就听到不少街谈巷议。一些人埋怨：开发区离市区太远，职工往返不便，晚上一片黑；电视台靠市中心太近，发射给江南人看了，北三县得益少等等。

老耗在这起争论上感到很无益。我说，事实既已如此，就不要争了。争来争去，成本很高，又伤了和气。我们办事，还是从现实出发，就汤下面，不要另起炉灶，那样成本更大。

后来，我根据当时南通思想界的一些积弊，写了一篇《关于克服内耗的思索》，对外开放，要从大处着眼，确定“四海方针”：立足江海，依托上海，联结沿海，面向外海。要有海纳百川之胸怀，而内耗则是开放之大敌。主要表现有：

1．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我不干，叫你也干不了。别人干出成绩，不是高兴，而是嫉妒，找岔子，说风凉话，不服气。

2．本意不是要把事情搞坏，但是以老大居，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墨守成规，稍不如意就闹，不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最后贻误时机，造成损失。

3．争当主角，不愿意当配角，不愿当副手。当了配角、当了副手，不是出主意，而是出难题，不是补台，而是拆台。

4．只顾本位利益。在全局是好事，但对局部有些影响，宁愿事办不成，也不愿牺牲局部利益，一拖二顶，使全局的好，办不成。

5．不是以事论人，而是以人论事。分你的人，我的人，搞小圈圈，讲哥们儿义气，把对人的情感上的亲疏或好恶，转移到对其人所办事情的支持或否定上。

6．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两眼不是朝前看，而是朝后看，只是看着身后的阴影，而看不到前面的太阳，斤斤计较于过去一时一事的得失，纠缠不休，不能积极地总结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7．小道消息流行，以讹传讹。有的自由主义严重，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甚至造谣中伤。还有个别的人挟嫌报复，“关键时刻戳一戳，搞不倒也要搁一搁”，“花个八分钱，查它两三年”。

8．你谋事，他谋人。成天琢磨别人，把智慧聪明用在谋人上。

9．有的同志片面、僵化地看问题，有的疑心病很重。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别人，往往横挑鼻子竖挑眼，对人对事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动辄苛刻要求，无限上纲，小题大做。

文章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和许多报刊转载。中央军委总政办公厅《政治工作通讯》转载时说：“根据总政领导的指示，本刊特向大家推荐吴镕同志《关于克服内耗的思索》一文。内耗是增强团结、做好工作的大敌，长期以来为正直的共产党人所深恶痛绝。本文抓住这一时弊，以犀利的文笔予以剖析，使见不得阳光的种种内耗示形于众，无可逃遁，读后令人感到痛快淋漓，大长正气。此文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文风上看，都是难得一见的佳作。请大家尤其是军以上领导同志认真一读，然后也来思索一下：你那里有内耗吗？如有，将何以克服？”将此文作为团以上干部学习材料。

我至今还深深留恋，在南通期间，四套班子克服内耗，团结得非常之好，南通的民风也很淳厚。我专门写了四句话：南来北往，通江达海，人杰地灵，好客四方。每句头一字连读为“南通人好”。

兴建机场

南通“难通”，难在交通。当时就有海陆空大交通的构想，拟从空中交通突破，南通建成全国中等城市第一个民用机场。这在当时也有点突破意义。

早在1936年，南通城南段家坝就建有简易飞机场，偶有教练机作飞行训练，抗战爆发后废弃。于1950年后还耕为田。1959年2月，又在南通县晏复公社建兴东机场。1960年4月竣工，开了南京至南通不定期航班。国家随即进入困难时期，建成不久就停航。1962年正式关闭，土地复耕。

1984年南通列入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利用如皋军用机场，于1987年辟为军民两用机场，但规模狭小，一月飞两班，很难适应开放的需要。

南通人要圆一个上天之梦。下决心要办一个像样的民用机场。

1984年，南通市政府就打报告，要求在南通县兴东镇建机场，总面积112万平方米。跑民航局，跑国家计委，跑军委和东海舰队。

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到海安。我向他汇报，沿海开放城市，南通无机场，外商不便来，最好要一建机场，二建高等级公路，三建铁路。他对前两条赞成，但说铁路不必要，那么大运量，你有什么东西？

当时邹家华同志（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我们打听到他的住址。趁赴京开全国人代会之便拜访他。事先与我们认识的军委一将军商量，他是邹邻居，预先我们守候在将军家。晚上大约9点左右等邹的汽车进门，过几分钟，估计洗漱完毕，就去敲门，他夫人是叶剑英元帅长女。我们先自报家门（同去的记得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剑和市长徐燕等）。

叶大姐问：“预约过吗？”

答：“没有，但请放心，拜访决不超过5分钟。”

问：“都那么说，来了半个小时都走不了。”

答：“放心，如超点就逐客。”

这时邹已听到声音，就说让进吧。

坐下，呈上资料、请示。只汇报两句话：一是宋平同志说无机场城市怎么开放？二是日本商人说，我到上海两小时，从上海到南通六小时，南通太“难通”了。

邹说国家困难，要治理整顿，一般不上新项目。我们说一般中总有特殊吧？经费紧张哪怕我们自筹。他笑了，说看看吧。

这时已过了四分钟，我们立马告辞。他挽留，我们说有约在先。临别留下他父亲邹韬奋铜像影集（韬奋同志从南通进入盐城解放区。他夫人沈粹缜女士给我的信中说这是韬奋人生的重要转折。南通在文峰园立韬奋像，在南通县四安镇办了韬奋小学，市区还有韬奋印刷厂，以纪念他）。

很快，邹批了请依林等同志阅，几位领导都圈阅同意了。1990年8月，国家计委下达批准书。

建机场预算，要1.23亿元。这时一位老领导劝我：把如皋机场扩扩容吧。一个亿从何来？100万元就可办个小工厂，办100个厂多好！

打报告到省，省政府说没钱，你们不是说自筹吗？

没奈何，市委、市政府就发动全市捐献，人民踊跃捐款。

有一天，在南通投资的新加坡商人高老板来找我有事。见市委大院红纸上写着捐款名单，我只捐200元（相当那时半月工资）。他笑了：“书记只捐200元，哪天才能捐足一个亿呢？这样吧，您帮我公司写‘三德兴’三个字一字一万，给你们机场三万元。”

我说我的字不好，从未卖过钱。这时市委办公室同志都急了：“三万元到手不好吗？你又不落私人腰包。”

好，成交！

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写字卖钱。过后友人开玩笑：“一字万金。”

后来机场奠基，叫我再写字，我说这是大事，我不够格，请了江苏省委老书记江渭清同志题词。

七拼八凑，节约用钱。

1990年10月18日，机场奠基。

钱不够，要省着用。工程由华东民航机场设计所总包设计，实际上我们充分运用本市的南通建筑设计院一院和二院的技术力量。土建也是南通四建搞，供电则由供电局做。边做边学，“肥水不落外人田”。跑道要耐冲耐压，可是人命关天，多次做模块试验，保证质量，宁可加大保险系数。

再节省，也少不了一个亿。

这时正好早年我们一起参与起草中央农村工作几个一号文件的朋友，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同志来南通。我便开口向他借钱。问他有多大权？他说1000万元。我说那就1000万元，一年为期。他说回去研究，很快下拨了1000万元低息贷款。

第二年我进京开会，顺便去拜访和感谢他。他一见我很高兴，说老吴来还钱啦？我说，一是感谢，二是暂时还不出，要求“缓期执行”，三是麻烦建行再借1000万元，明年一并归还。

还好，他没发火，了解基层的难处，又拨了100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1992年底，机场建设工程经国家验收委员会顺利通过，质量达标。南通建筑铁军立下汗马功劳，做到了多快好省。

1993年元旦试航成功。那时市委书记是陈根兴同志，我60岁，调省政协工作了，代表政协去参加试航典礼，并参加接待国家民航局长蒋祝平。蒋说，他的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20分钟即安抵南通兴东机场。不到两个小时，即可飞抵北京。有机无机大不一样啊！

当然，一定时期内，地市级机场是亏损的。但社会效益大好，前景也会越来越好。

毕竟，南通人真正圆了上天之梦，开辟了畅达的空中通道。我们要永远感谢空港的建设者们、赞助者们和捐款者们。

基础项目

一个开放城市，要有实力，得打好基础，项目是载体。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中远船厂。当时南通船厂濒临破产。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董事长魏家福等一行来长江沿线选点，看中了南通有-17米的深水码头，拟在此建十万吨级孚船坞及修船公司。市政府领导张佑才、曹兴福等与之签了意向书。但当时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认为南通沿江要建大风光带，建设苏北的“上海外滩”。甚至有人提出要控告市政府未经人大通过就擅自上项目。

我闻知后赶到狼山梅林春晓，挽留即将返京的魏家福等一行，力陈南通之诚意。又接连开三天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让正反两方展开辩论。随后我说了一句：南通穷，当务之急是要挣钱。不能喝了西北风去“情侣散步”。南通江岸线长，可以分段规划，深水深用，浅水浅用，不乱用。经过协商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上船厂项目。当年总公司就拨400万元支持南通江岸防汛。项目建成成为税利大户。原厂长李建红也从一个小厂工长成长为英才，现任中国招商局局长（驻香港），是部级干部了。

醋纤、狼山自来水厂等建设，也经历了一番争论，主要是利用外资问题。力王公司的日方代表说，我准备了180多个问题，你们都答得很好。但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南通雨多湿度大，防霉问题使我增加了不少成本。“上了你们一个小当。”与外商谈判、争议，是很有兴味的。

另一个例子是兴建华能电厂。当时天生港电厂规模太小。我们对唐闸、天生两镇有愧。我对天生港人说，你们为市里提供动力和光明（发电），承受的是粉煤灰污染。建设大功率的华能电厂，是南通人如大旱之望云霓。那时我们经常停电停水，老百姓骂市领导。市长张佑才说，群众骂我们，说明对我们寄有希望，是对我们的鞭策……我动员好朋友中国专家组负责人省电力研究所长于安玉同志依靠国人努力，春节都不休息。人手不够，动用军分区司令发动民兵铺设电缆。结果南通华能电厂与南京华能电厂同时批准立项，南通比南京厂提早两年发电。

打基础，可能GDP上得慢些，但一定沉住气把基础夯实。几个大项目起了大作用。

南通力量不够，就要搞联合。南通钢铁厂开一天亏一万元。后与宝钢联合，引进他们的先进管理方法，在黎明同志亲自调教下迅即扭亏为盈。但也有遗憾，送上门的仪征大化纤与合成纤维厂的联合，熊猫厂与三元的联合，均因种种原因而未办成。醋纤拟上的织醋纤布项目也因人事变动而未来得及实施。

当时一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开放必须以大项目为载体，尤其是基础性项目要抓紧。

人才流动

建设靠人才。我们当时有三论：韭菜论，割掉一茬长一茬，不割成了老韭菜；萝卜论，拔出萝卜地皮宽；跳板论，一些人才要回上海、苏州，去不了，我们欢迎他们以南通为跳板，能跳过去的，欢送，他们会念南通旧情，跳不过留在南通，则更好。我们向中央、省大量输送优秀干部，然后提拔新生力量。

南通人多地少，每平方公里近千人，比苏州市多200多人。出去考大学的回归率为14％，86％“外流”了，我说这是好事。我在任期间，推荐上厅局级干部九人，省部级三人。上面多一个人，南通就多一个知音啊！人们总是爱乡的，“外流”了，还会回报家乡，不怕人走。

西公园中学一位外语教师出国不回来，外经委同志说他“叛逃了”，我说不要这么说，这是“滞留”，对他家属做工作，说两条：如在外国混得好，家属也可带出去；如有困难，随时欢迎他回来，决不歧视。我还说，如果有本事，南通近800万人，外出几十万，岂不省了我们多少粮食？南通是缺粮大市呀。到外面闯世界，有什么不好，只要不反华就行。

当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接待外商非要两人以上，怕一个人会被外商贿赂甚至“策反”。我们当时大胆破除了这一条戒律。提出一个外国人对付我们一群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个中国人对付一群外国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对当时开放节约了行政成本，也大大调动了外经、外贸人才的积极性。还有当时规定行政干部不准到合资企业任职。但泰国正大公司就看中了如东副县长鲍国余，要他任南通正大公司老总。我们报请省政府特批。但国家工商总局为此褫夺南通工商局外资、合资企业发照权。后经送礼、说情，一年多后才得以缓解。办成一件事实在不易啊！

图为吴镕（资料图）。作者：吴镕，毕业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即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曾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中共南通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秘书长、江苏省委研究室副主任、江苏省省委农工部部长，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本文选自原题：南通开放杂忆，本文选自《口述：书记、市长与城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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