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给布罗茨基作注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俄裔美国诗人。《给布罗茨基作注》于1996发表于克拉科夫的一份报刊，是对流亡诗友的回忆。英译者是艾德琳.莱文。米沃什盛赞布罗茨基对诗歌精神的坚守，同时也对波兰年轻诗人提出了忠告。
给布罗茨基作注（Notes About Brodsky）
文｜米沃什
译｜梅申友
对于很多同时代的诗人而言，布罗茨基是后盾，也是参照。他的作品和经历时时提醒人们：写作确实存在着等级，尽管人们经常在口头和书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写作等级不是经由“三段论”推导出来的，也不能通过讨论来判定；而是由我们日日常新的生活和写作去证实的，好比我们对于美丑、真假、善恶、以及自由和专制所作的基本区分。最为重要的是，等级彰显的是对高贵的崇敬，对低劣的鄙弃——不止是蔑视。
可以用“崇高”来描述布罗茨基的诗歌。他的命运显示了人类思想的高迈，正如普希金评价密茨凯维奇时的所说的，“他站在高处审视生活。”
布罗茨基在一篇散文里称曼德尔施塔姆为文化型诗人。布罗茨基本人也是一名文化型诗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创作能与他那个世纪最深处的潜流达成和谐：受灭绝威胁的人们发现他们的过去是一座没有尽头的迷宫。深入迷宫深处，我们发现只要是从历史中保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某种区分原则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原则的基石是人们的等级观点。古拉格集中营里的曼德尔施塔姆，神志不清地在垃圾堆中搜寻食物，他被暴君当道、社会堕落的现实所迫，濒临死亡的惨境。曼德尔施塔姆给狱友朗诵诗歌的时刻，是崇高的时刻，将永留人心。
布罗茨基的诗歌在几十年陈腐的俄罗斯语言之上，搭建了一座桥梁，直抵他前辈——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他不是个专论政治的诗人，他无意跟对手们卷入争论，他不值得为他们浪费唇舌。实际上，诗歌于他是一项特别的活动，不受时间层面的限制。
直接瞄准目标，不受各种声音的干扰，需要高度的注意力。这意味着他能够权衡轻重，坚持自己的目标。这正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所能做到的，他们令人羡慕。
布罗茨基的生活和他原创性作的作品以成就斐然为其直接的目标，正如弓箭瞄准靶心一样。当然，跟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这只是个错觉，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命运直接瞄准靶心，可被命运掌控的人能够厘清生活的主线，明白他被什么所召唤——哪怕只是些模糊的认识。
《保持变化》一书（布罗茨基访谈录，由Jerzy Illg翻译），总让我惊叹不已：试想他将多少的流派弃置一旁：马列主义、苏维埃主义、国家主义、尼采哲学、弗洛伊德学说、超现实主义，也许还有一打、甚至两打的流派。
他本可以像他的朋友托马斯·范斯洛瓦一样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或社会活动家，可以考虑国家改革的大事，可以写些先锋诗，可以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倡导者，可以向结构主义致意。然而，他没这样做。
他的一生像个寓言故事。先是被祖国监禁、责难，继而被流放，死后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却来替他扶柩。童话一般，却的的确确在我们这个鲜有童话诞生的世纪发生了。
他说起话来很有威信。很可能从年轻时候开始，他就不被身边的人接受；于是，他那份自信在别人眼里被当成了高傲。那种自信是他处理人际关系时的防御机制，用来掩藏他内心的犹豫不决。他感觉自己非得那样做，不那样做就绝对不行，尽管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不是那份傲气，他就不会中途辍学。日后他谈及此事时，常引以为憾。法庭之上，也只有像他那般自信的人才能显出那番气概。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表现，他一下成名了——这是当局没有料到的，他们无意于此。
十四岁时，他通过了海军学院的考试，却因为个人档案中的“国籍”一栏而被拒之门外。我试着想象他穿上海军军服会是什么样子。做一名军官，会成为另一个莱蒙托夫吗？
他和他彼得堡的朋友圈子跟亚历山大.瓦特一样，盼望俄国文学能跟“敌人划清界限”。他们不想支持苏联，也不愿意反对苏联；他们不想跟苏联扯上关系。当然，布罗茨基不是光论政治的诗人，尽管他写过好几首应景诗（如朱可夫元帅的葬礼、阿富汗战争、柏林墙、波兰的军法统治），在西里西亚医科大学，他向成功铲除了共产主义这一幽灵的波兰致敬。当他得知纽约艺术学院让叶夫图申科以外国院士的身份当选时，他愤然辞职。
只听命于语言的内质，或缪斯的声音（他认为这是同样的东西），他声称诗人不只应该让当代人满意，更应该让其先辈满意。他提及的先辈包括罗蒙索诺夫、坎特梅尔、康特米尔、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他用俄语缔造的诗国具有永恒的价值，超越历史，凌驾于历史之上。这符合他一贯的信仰：语言有其自身的伟大之处，她遴选臣民效命于己。
他不惮于崇拜别人。他曾说要是有人称他为奥登的追随者，他会欣慰于此。他对用自由体创作的诗人不排斥，可对韵体诗人尤为钦佩：哈代、弗罗斯特、里尔克。他认为诗歌是不同年代之间的对话，因此他跟贺拉斯和奥维德（俄语译文）进行对话。他坦言更喜欢奥维德，主要是因为奥维德诗歌中的意象。尽管在韵律上奥维德恪守传统的六步格，显得趣味不足。比较起来，贺拉斯的诗节韵律跌宕，布罗茨基可以与他一拼高下。
要是有人把布罗茨基想象成波希米亚式的诗人，那绝对是个错误。如果把“波希米亚”的意义仅仅限于指称那些生活在社会或国家边缘的人群，那么年轻时期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布罗茨基或许能当此称谓。他胜任很多行当。他能干的不只是从事创作，他能证明自己能受雇于人。他经常“像牛一样不停地耕耘”。他对安·哈伯（Ann Harbor）大学特别感激，感谢给他这个“太阳底下最懒的汉子提供教职”，尽管当时他并不懂英语。他严格履行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学生似乎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他让学生用他们的母语背诵上千行的诗歌——没有哪个教授敢如此古板。要是哪个学生课上说了什么愚蠢至极的话（比如，幼稚地相信美国政客们那一套观点），布罗茨基会将他扔出课堂。
他有着自学的热情。来美国之前，他是被动学习英语的；来美国后，他很快掌握了用英语说写的能力。他用英语写就的散文以及个人诗作的英文韵体译本都显示了他对英语惊人的娴熟。这只可能是他刻苦努力的结果。
就当代欧洲诗歌而言，布罗茨基对波兰诗歌最有兴趣。在列宁格勒时，他只能读到一些零星的作品，可都是重要诗人的作品：从诺尔维特（Norwid）到加尔克辛基（Galczynski），也包括我的作品。流放后，他翻译了我的诗歌《N.N的挽歌》，我想这部作品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见解：抒情诗可以作为个人的自传，哪怕它只能相当于十分之一的传记内容。他认为诗人之所以用散文创作，是因为要保留那剩下的十分之九。他读过我的《诗歌论文》的俄文版。那是娜塔丽娅·戈尔巴聂夫斯卡娅（Natalia Gorbanevskaia）出色的译本，由安·哈伯这家专门出版俄语书籍的公司阿迪思（Ardis），于1982年出版。
俄语是笔财产。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就是其中一部分。在他看来，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成就，他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将波兰语和俄语作一类比，就不难理解我们对克拉西茨基、特瑞姆卑茨基、密茨凯维奇的深情了。不过，跟俄语文学比起来，年轻的波兰文学还是一片空白（莱希米安除外），只有斯卡曼特尔派（Skamander group）可以跟俄罗斯的阿克美派相媲美。然而年轻的波兰诗人当中，有谁对斯卡曼特尔派的感情可以与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施塔姆或者阿赫玛托娃的感情相比呢？杰拉斯劳·伊瓦斯科维奇也许算得上，不过韵律方面的变革最终导致年轻诗人对波兰经典诗作的瓦解。
他对学生说也许他们对《十日谈》不太熟悉，不过可以慢慢领会，毕竟归纳起来只有十七个要点：“十诫”加“七宗罪”，这就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他说他的缪斯——或者说他的诗歌神灵——是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屡屡涉及《旧约》和《新约》的主题。
慷慨是他的一大特性。他总是向朋友纷撒礼物，随时都乐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组织活动、处理事情。他尤其喜欢称赞人。他的慷慨最明显地体现在他跟洛可夫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谈话中。布罗茨基盛赞她的伟大、智慧、善良和心胸的博大。在他看来，作为诗人的伟大跟作为人的伟大是分不开的。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从未见到他在称赞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却又承认诗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诗歌成就了弗罗斯特，这已足够，无需再去纠缠于他的生平。这跟他一贯的信仰吻合：美学先于伦理，乃至其源头。
他对阿赫玛托娃的评论中有一点最为深刻，那也许是就“创作过程”这一问题的看法中最深刻的一点。他断定阿赫玛托娃在创作《安魂曲》时正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儿子入狱，她所承受的痛苦是诚挚的，可在将痛苦诉诸笔端时，她却感到自己的感情的虚假，这正是因为他不得不将个人感情转化为形式。形式为了成全自身，利用人的情感，从而成为情感的寄生虫。
他想发挥自身的价值，于是有了以下的想法：他要求将几百万本的美国诗歌选本连同圣经一起，散发于全美的酒店和旅馆。他看到罗马设有美国研究院，便想法在那个城市促成了俄罗斯研究院的成立。他明白俄国文学跟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果戈理的《死魂灵》写于罗马；永恒之城在曼德尔施塔姆和他自己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他心仪威尼斯，把它写进了作品）。他没有回国的念头。跟斯特拉文斯基、巴甫罗维奇一样，他死后葬于威尼斯。这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从教育学意义上来讲，布罗茨基对我颇有启发。我们能做到像他那样地欣赏母语吗？对俄国人而言，母语是仅次于圣像的巨大财富。我不就是对波兰语中嘘唏嘶咝的发音——更糟得要将无处不在的prze和przy音节，读成“paheh”和“pshih”——表示过不满吗？可波兰语终究是我的故土、家园和最终的归宿，不管我因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是我获救的唯一方式。
我们像他那样敬重前辈吗？还是只知道嘲笑、抨击？诗歌曾经是文学园地的支柱，可如今为何不见为大诗人设立的龛座？密茨凯维奇、斯洛伐支奇、诺尔维特都各有其龛，可我们这个世纪的代表诗人呢？贡布罗维奇，舒尔兹，维特凯西（Witkacy）会取代斯卡曼特尔派的七精英吗？
要将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波兰诗歌作一比较，首先要考虑到两种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将莱西米安用俄语创造的诗跟他用波兰语创作的诗（如《智慧女人瓦西利萨之歌》）作一比较如何？不过两者的历史不同，其主题也随着1918年以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大异其趣。
一首诗能多大程度上摆脱原有的记忆功能？对布罗茨基而言，语音与语义不可分离。这对于俄国人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一首诗要是不能渗入一个人的记忆，那算不上是诗。波兰语尽管有不同的语言规则，波兰人对于斯坎曼特尔派的诗还是能熟记在心，加尔克辛基的诗同样如此。
在诗歌方面，对格律和韵脚的弃置似乎跟社会领域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同时发生，两者都见证了在各自数量上的猛增。要是有人以为波兰在诗歌方面的变革过于频繁的话，我们不妨以艺术流派不断涌现的法国为例。瓦雷里是最后一个用传统格律创作的诗人，他的出现有界标式的意义。自他以降，诗歌的意义逐渐下滑，直至今日从文学市场完全消失。也许在其它国家，不同的环境，类似的情形也在发生。词组被拆散为单词和片段式的句子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多少世纪以来，诗歌跟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之间的纽带切断了，而正是他们为不同语种的诗人确定了音韵。也许有人在学校和文学领域的变革作一类比：格律变革的时期也正好是高中课表取消拉丁语的时期。
布罗茨基喜爱英语，也许是因为在诗律发生巨大的变革面前，英语可谓具备强健的“膂力”。因种种缘由（可一一列举），韵律诗在维多利亚时期终结，标志着英语诗歌调整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韵脚在英语里不像在意大利语里那么重要，比如莎士比亚的五步抑扬格是不押韵的，因此韵脚的消失不会导致变革后的英语诗歌跟前代诗人作品之间的差别过分显眼。不过，人们也许会诧异布罗茨基称弗罗斯特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同时也盛赞爱德华.阿林顿.罗宾逊（1869-1935），而后者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从他的诗文里，看不到惠特曼对他一丁点儿的影响，这也同样令人感到奇怪。
众所周知，艾略特于一九六五年过世时，仅有布罗茨基一人为他写了悼亡诗，他用的是俄文。艾略特的诗当时已备受质询，这是一个曾经名噪一时的人通常要经历的阶段。可在俄国，对艾略特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布罗茨基承认他后来对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不再着迷。总的说来，他认为现代主义（从安格鲁-撒克逊对这一术语的理解）的各种流派对于诗艺的精进是无益的。
他谈论这个世纪的政治，并沿用古代的政治术语：（古罗马）帝制、暴君、奴隶。在艺术领域，他绝非民主派。首先，他认为纵观历史，在任何国家，对诗歌感兴趣的人不会超过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其次，诗人的地位是不等的，只有少数一流的诗人例外，“成就更高的大诗人”或者“成就稍逊的大诗人”这样的称谓用在他们身上都不合适。作为天生的平等主义者，他反对将人分成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可就艺术而言，他却跟纳博科夫、贡布罗维奇一样属于贵族。
他过世后，我常想起他，琢磨着他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一个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少年，没有上过大学，何以日后成为人文领域广受认可的权威？他很聪明——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天分，可除此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同时代的那批誓言“拒谈苏联”派的年轻诗人和翻译家们，聚集于列宁格勒，嗜书如狂。他们都有着惊人的读书热情，着魔般地从图书馆、二手图书市场找到一切可读的书；跟布罗茨基一样，他们学习波兰语，因为在当时，波兰语是他们了解西方文学的唯一渠道。布罗茨基的人生履历留给我的教训是积极的：意识胜于存在，可同时也警惕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波兰年轻一代的作家中，他们是否具有跟布罗茨基一样自学上进的动力呢？
“除了抱怨以外，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些深陷绝望、有过轻生念头的年轻一代作家们，应该用心体会一下布罗茨基的这句话。被判入狱时，他用一种哲学的态度接受这个事实，未曾动怒；他曾在苏联时期的一个国家农场铲粪，却能够积极地看待这一经历；被驱逐出境后，他心一横，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在他眼里，诺贝尔奖是反复无常的命运中的一个转折，跟他此前经历的波折没什么差别。古代的智人贤士推崇如此行事的作风，但如今能将之付诸实践的并不多见。
《世界文学》2009年第1期，译者：梅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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