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词的本质｜像空巢里的死蜂，死词也散发着腐臭
曼德尔施塔姆：词的本质
翻译｜黄灿然
我们已忘记唯独词语
在忧烦的土地上照耀，
忘记《约翰福音》写道
词语就是上帝。
但我们把它的范围限制在
这个世界的可怜疆域里，
于是像空巢里的死蜂
死词语也散发一股腐臭。
一一古米寥夫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吗？当代俄罗斯文学与涅克拉索夫、普希金、杰尔查文或西梅农·波洛茨基的文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吗？如果连续性一直被保存着，那么它走进过去多远？如果俄罗斯文学一直没有改变，是什么构成它的统一性，它的基本原则（它的所谓的存在标准）是什么？
有鉴于历史进程的速度加快，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就变得十分尖锐。把当代历史的每一年都视为一个世纪，那当然是很夸张的，但是，在暴风雨式地实现历史能量那业已积累并且仍在增长的潜力的过程中，可以觉察到某种像几何级数的东西，某种有规律而自然的加速度。由于事件的内容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发生量变，有关时间单位的概念已开始动摇；因此，当代数学提出相对论的原则，并非巧合。
为了在变化的旋涡和不间断的现象洪流中维护统一的原则，以伯格森为主的当代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现象系统的理论（他那主要是犹太人的头脑总是感到迫切需要实用的一神教）。伯格森在考虑现象时，不是依据这些现象所遵循的时间连续规律的方式，而是依据它们的空间延伸。他仅仅对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感兴趣。他把这种联系从时间中解放出来，然后独立地考虑它。因此，互相联系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形成了一把扇，它的摺子可以在时间中打开。然而，这把扇也许同样可以用一种对人类头脑来说是可理解的方式合上。
把统一于时间中的各种现象比作形成这样一把扇，只是为了强调它们的内在联系。故此，伯格森不提出因果关系的问题（它长期以来支配着欧洲逻辑学家的头脑），而是只提出联系的问题，清除任何形而上学的杂质，因而对科学发现和假设也就更有成效。
一种基于联系原则而不是因果关系的科学，使我们免于陷入进化论那种糟糕的无限性，更不用说它那粗俗化了的必然结果一一进步的理论。
一条由各种现象串成的无始无终的无限之链的运动，恰恰就是那种糟糕的无限性，它无法向寻求统一和联系的心智提供任何东西。这种概念以简单而容易理解的进化论来给科学思想催眠。确实，进化论表面上看来是科学的归纳，但事实上却是以放弃所有综合性和内在结构为代价的。
19世纪欧洲科学思想那种冗长芜杂和没有体系的特点，到本世纪初已完全败坏了科学思想。活跃的心智不只是知识，也不是点点滴滴的知识的汇集，而是一种工具，一种掌握知识的手段，因此它已放弃科学，觉得它可以独立存在以及从它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吸取养分。在旧欧洲的科学生活中寻找这样一种心智将是徒劳的。人类那已获得解放的心智现在已经与科学离婚。它除了不在科学中露面外，到处露面：在诗歌中，在神秘主义中，在政治学中，在神学中。至于科学进化论和进步论（只要它仍未像现代欧洲科学那样扭断自己的脖子），它继续在同一个方向运作，并爬上神智学的海滩，像一个疲累的游者爬上毫无乐趣的海滩。神智学是旧欧洲哲学的直接承继者。它的道路通往同一个方向：同样糟糕的无限性；同样没骨气的转世（业）的教条，同样是对超感觉世界持粗鄙而天真的物质主义庸俗看法；同样缺意志；同样对活动的认知的口味；以及某种懒惰所致的不分好坏的杂食性，一头巨大而笨重的幼兽，足可供数千肚子填纳，一种事事好奇得近乎麻木的兴趣，一种什么都想知得近乎一无所知的理解。
进化论对文学来说尤其危险，但是进步论则近似自杀。如果我们听那些捍卫进化论的文学史家们讲话，就会觉得好像作家们都只想着如何为他们的后来者铺路，而不是想着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或觉得好像他们都是一场发明家比赛的参加者，旨在改善某些文学机器，尽管他们之中没有谁知道裁判在哪哩，或机器有什么用途。
文学中的进步论代表着学术愚昧的最粗鄙、最可恶的形式。文学形式在改变，一套形式让位给另一套。然而，每次改变、每次获得，都伴随着丧失。在文学中，不存在任何“更好的”东西，不能取得任何进步，因为并没有什么文学机器，也没有一条终点线供大家尽可能跑得快些。这种没有意义的改善论甚至不适用于讨论个别作家的风格和形式，因为在这里，每次获得也是伴随着丧失的。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吸取了福楼拜在一部小说中对结构和心理力量的关注，但是它哪有《战争与和平》那种自然直觉和心理本能？而《战争与和平》哪有《童年与少年》中那种透亮的形式和澄清？《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作者也无法重复他的皇村学校诗篇，即使他想这样；就像今天没有人可以写杰尔查文那种风格的颂歌。个人偏爱完全是另一回事。就像存在着欧几里得和罗巴切夫斯基两种几何学一样，也有可能存在两种用不同基调写成的文学史，一是只研究获得的，一是只研究丧失的；然而，两者研究的是同一题材。
回到俄罗斯文学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及如果是，其统一原则建立在哪里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立即消除进步论。我们应只讨论所涉及的各种现象的内在联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力求查清可能统一的标准，这支扇骨子可使我们及时铺开文学多样而分散的现象。
唯独语言本身可以用作某一个特定民族文学之统一性的标准，用作该民族有条件的统一性的标准，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短暂的和任意的。虽然一种不断处于变化中的语言绝不会在一个特定的模子里冻结哪怕一刻，它不断从一个点移向另一个点，这些点在语文学家的脑中是清晰得令人目眩的，但是，在它自己变化的范围内，任何语言仍然是一种固定的量，一种“恒定”，其内部是统一的。每个语文学家都明白在涉及到一种语言的自我意识时个人身份认同的意义。拉丁文曾经在整个罗马土地上传播，当它重新蓬勃起来并抽出未来罗曼语的嫩芽时，一种新的文学便诞生了，虽然新文学与拉丁文学相比既幼小又虚弱，但是它已经是一种罗曼语的文学。
当《伊戈尔远征记》那充满活力和形象的语言发出回声，每个用语的措辞都是现存的、世俗的，并且从头至尾都是俄罗斯的，俄罗斯文学便开始了。而当俄罗斯当代作家弗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把我们推进俄语词根的灌木丛，推进对于敏捷读者的心灵来说是十分亲切的词形变化时，那同一种俄罗斯文学、《伊戈尔远征记》的文学，便又一次活起来了。俄罗斯语言就像俄罗斯民族精神一样，是通过不断的混合、杂交、嫁接和外部影响形成的。然而它将在一件事情上忠于自己，直到我们的洋泾浜拉丁语为我们发出回声，直到我们生活的苍白小芽开始在我们语言的强大躯体上抽条，像古法语歌曲《圣尤拉莉亚之歌》。
俄语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作为众多历史条件的结果，希腊文化的主要力量对西方的影响力在让位给了拉丁语之后，以及在无后裔的拜占庭耽搁了一会儿之后，便急忙投入俄罗斯语言的怀抱，把希腊世界观那种自信的神秘性、那种自由化身的神秘性传授给它。这就是为什么俄语今天变成这个共鸣音的、讲话的肉身。
如果说西方文化和历史把其语言锁起来，让外界不得其门而入，并以国家和教会的高墙把它围起来，变得完全被它浸透，以便慢慢衰败然后在它解体时重新繁荣起来，那么，俄罗斯文化和历史则是永远在四面八方漂浮，仅由俄罗斯语言的危险而无垠的元素所环绕；它是不能被遏制在任何政府或教会形式之内的。
俄罗斯语言在俄罗斯历史实现中的生命以其丰富的财产、丰富的存在盖过其他一切事实。这种丰富性对俄罗斯生活的其他现象而言，却是一种无法进入和难以企及的领域。俄罗斯语言的希腊化本质可从其本体论功能看出。在它的希腊化概念中，词语最终是活跃的肉身消解于事件中。因此，俄罗斯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历史的，因为它的整体是一个由众多事件构成的汹涌之海，是理性的、呼吸的肉身的持续体现和活化。没有任何语言像俄语那么强烈地抵制命名和实用的趋势。俄语的唯名论，也即词语的现实这一理念，给我们语言的精神带来生命，并把它与希腊的语文学文化联系起来，不是在词形变化方面，也不是照搬原文，而是通过内部自由的原则，而该原则在两种语言中都是固有的。
任何形式的实用主义都是对俄罗斯语言中的希腊化本质犯下无可饶恕之罪，不管它是不是一种为了经济和简单之便而采用的电报代码或速记代码的趋向；也不管它是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实用主义，以牺牲语言来迁就神秘主义直觉、人智学或任何一种见到什么文字都吃的思想。
例如，安德烈·别雷在俄罗斯语言的生命中便是一个不健康和负面的现象，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顾一切地随便催逼文字，迫使它顺从他自己那思辨式思想的脾性。他被自己的优雅的冗长咽住，不能牺牲掉哪怕是一个的细微差别，也不能容忍他那飘忽的思想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停顿，他还炸掉了那些他懒得去跨越的桥梁。结果是，经过暂短的放烟花之后，他只剩下一大堆碎石，一个令人失望的毁灭的画面，而不是生命的丰富性、有机的整体感和有效的平衡。别雷这类作家的根本性罪孽，是不尊敬词语的希腊化本质，是为了达到个人直觉的目的而对词语进行大肆掠夺。
俄语诗歌比任何其他诗歌都更强调一个古老的主题，也即怀疑词语表达感情的能力：
心灵如何能够充分表达自己？
别人又如何能够明白你？[1]
我们的语言因此保护自己免受粗暴的攻击。
语言的生长速度是不能以生命发展的方式计算的。要求使语言机械地适应生命是注定会失败的。由文盲批评家发明的未来主义既没有内容又没有见识；它不只是对粗俗的文学心理学的一种好奇。如果你完全按照它这种强制、机械的适应性，这种对语言的不信任来看待它，把它当成某种同时是乌龟和兔子的东西来理解，那么未来主义便会显得仿佛有确切的意义。
赫列勃尼科夫忙于搬弄词语，像一只鼹鼠钻进土地深处，为整个世纪挖通一条进入未来的路径，而莫斯科形而上学派的代表们，那些自称为意象学派的人，则为了把语言弄得更当代而令自己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依旧远远落后于语言，而他们是注定要像众多废纸一样被扔掉的。
恰达耶夫在发表他有关俄罗斯没有历史，也即俄罗斯属于没有组织的、非历史的文化现象的世界的意见时，忽略了一个因素——俄罗斯语言。这种如此高度有组织、如此有机的语言，不只是进入历史之门，而且本身就是历史。对俄罗斯来说，背叛历史，切断与历史必要性和连续性的王国的联系，切断与自由和目的论的联系，那等于是背叛俄罗斯语言。让两三个世代变成某种“喑哑”的状态就有可能给俄罗斯带来历史性灭亡。对我们而言，与语言切断联系等于是与历史切断联系。基于这个理由，俄罗斯历史确实走在边缘上，走在岩架上，走在深渊上，随时都会跌进虚无主义，即是说，被切断了与词语的联系。
在所有的俄罗斯当代作家中，罗扎诺夫最敏锐地感到这种危险性。他花费一生争取保留与词语的这一联系，保留这种已牢固地扎根于俄罗斯语言之希腊化本质中的语文学文化。对一切采取一种无政府态度，一种全然的混乱，在其中任何事情都变得可能；只有一件事我无法做到：我无法脱离语言而生活，我无法切断与词的联系而生存。这，大抵就是罗扎诺夫的心态。这一无政府的、虚无主义的精神只承认一种权威：语言的魔术、词语的力量，而这，请你注意，表达的不是一个诗人的态度，也不是一个词语收集者或穿串者的态度，也不是与任何风格问题有关；它只是一个饶舌者或抱怨者的情绪。
罗扎诺夫有一本书叫做《在大教堂墙边》。在我看来，罗扎诺夫似乎一生都在一种柔顺的虚空中翻查，寻找俄罗斯文化之墙。像某些俄罗斯作家，例如恰达耶夫、列昂季耶夫、格申宗一样，他没有墙、没有卫城就没法活。他周围一切都在崩溃和倒塌，一切都变得柔软易弯。但我们都有生活在历史中的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想找到一座克里姆林宫的、一座卫城的坚硬果核：不管那个果核被叫做“国家”或“社会”。罗扎诺夫渴求这种坚果和任何可以象征这种坚果的墙，这一渴望完全决定了他的命运，并决定性地使他赦免了所有被指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控罪。
“一个人要成为整整一代人是极其困难的一一什么也没有剩下，只剩下他等死一一现在是我消亡、你旺盛的时候了。”罗扎诺夫确实没活下去了。他死得聪明而有思想，就像一代代人那样死去。罗扎诺夫的生活即是语文学的死亡，语文学的凋谢，是纯文学的枯萎，是为生活而战的绝望斗争，这种生活被温言细语，被可以在圆括号和个人指涉中找到的词语的意义所抚慰，但永远是被语文学、只被语文学抚慰。
罗扎诺夫对俄罗斯文学的态度是最不文学的。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语文学则是家庭式的，亲密的。文学是讲座、街道，语文学则是大学研讨会、家庭。是的，正是在那个大学研讨会上，五个学生、朋友直呼对方的名字和父姓，聆听他们的教授讲话，而大学花园内熟悉的树木的枝梗则伸到了窗前。语文学是家庭，因为每个家庭都粘附自己的声调，自己的个人指涉，粘附圆括号内所定义的自己的词语的意义。在一个家庭之内最随便的发声也有自己的细微差别。此外，这种永久、明显而纯粹语文学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定义家庭生活的气氛。故此，我愿意把罗扎诺夫偏好家庭式生活质量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如此有力地道出他的文学活动的整个思路）追溯至他灵魂中的语文学本质。他的灵魂在不屈不挠地搜寻那个果核的过程中咬啃和敲砸他的每个词，每个发声，只留给我们一些空壳。因此，罗扎诺夫最终成为一个不必要和没有影响力的作家，是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的。
这个人（永恒的语文学家）为此找到一个词：“死亡”，这是多么可怕。真的有可能命名它吗？它值得命名吗？一个名就是一个定义，一种“我们早就知道的东西”。因此罗扎诺夫以最个人化的方式定义他的唯名论的本质：永恒的认知运动，永恒地敲砸那个因为无法啃破所以也就什么也没有的果核。但罗扎诺夫是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家？只是一个咬啃者，一个随便的读者，一只迷途的羊一一既不是某个东西也不是另一个……
一个批评家必须懂得如何吞食大量书本以寻找精华，并且他必须懂得概括。但罗扎诺夫可以沉溺于任何俄罗斯诗人的一行诗里而不能自拔，一如他沉溺于涅克拉索夫著名的诗行：“不管我是否在夜里驾着马车穿过黑暗的大街……”罗扎诺夫的评论是他某夜乘坐出租马车飞驰时跃人他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在所有的俄罗斯诗歌中，你很难指望再找到另一行这样的诗。
罗扎诺夫爱教会是因为教会也像家庭一样，表达了同一种语文学。这是他的话“教会向死者宣读了何等奇妙的词语，这些词语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向我们死去的父亲、儿子、妻子、情人说出，即是说，教会向临死者或死者说出了只有母亲对着自己死去的孩子才会体会到的那一种亲密，并且‘贴近（他们的）灵魂’。你能不为此而放弃一切吗？……”
罗扎诺夫与之作斗争的反语文学精神从历史的深处爆发而出；它是一片有其自身特色的烈焰，其不可扑灭就像语文学的烈焰一样。
这类永恒的火焰存在于地球上，并由石油饲养；有些也许会偶然着火，并继续燃烧数十载。没有任何方法扑灭它，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扑灭它。路德是一位较为贫穷的语文学家，因为他不是辩论，而是掷他的墨水池。一片反语文学的烈焰使欧洲的身体溃殇，与西方土地上燃烧的火山一齐升腾，永远蹂躏那片爆发文化的地面。什么也不能扑灭这些饥饿的火焰。必须让它们燃烧，而那些没人需要去，没人想赶去的被咒的地方，则必须回避。
没有语文学的欧洲甚至不是美国；它是一片遭上帝诅咒的文明化的撒哈拉沙漠，是一片令人憎恶的荒地。就像在过去一样，欧洲的各种克里姆林宫和卫城、各种哥特式城市、造得像森林的大教堂和洋葱头形圆顶的梵蒂冈大教堂将继续矗立，但是人们将仰望它们而不理解它们，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将逃跑，无法理解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耸立起来，也不明白他们周围那些强大建筑群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什么血液。
事实上，你能说什么！美国比欧洲好多了，美国现时还是可理解的。在扩大了从欧洲带来的语文学的储备之后，美国开始有点像一个一会儿疯狂一会儿若有所思的人。接着，突然间，她创造了她自己独特的语文学，惠特曼从那里冒出来；他像个新亚当，开始赋予事物名字，本人的行为方式开始变得像荷马，为原始的美国诗歌提供了一个命名模式。俄罗斯不是美国；我们没有语文学进口产品；也没有像埃德加·爱伦·坡这种放荡不羁的诗人，可以像一棵树从一粒乘蒸汽船横跨大洋而来的松果中脱颖而出那样从我们中间脱颖而出。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巴尔蒙特，我们诗人中最非俄罗斯化的诗人，一个外来的风弦琴翻译者；他这种人在西方是永远找不到的：一个职业翻译家，天生翻译家，即使在他最原创的作品中也是如此。
巴尔蒙特在俄罗斯的位置就像一个从不存在的语音学王国派来的外国传教士，这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原文的译文的典型例子。虽然巴尔蒙特生于莫斯科，但是在他与俄罗斯之间隔着一个海洋。他是一个彻底异于俄罗斯诗歌的诗人；他留在俄罗斯诗歌上的痕迹还少于他翻译的雪莱和坡，尽管他自己的诗迫使你相信存在着高度有趣的原创作品。
我们没有卫城。即使在今天，我们的文化也仍然在漫游，仍未找到它的墙。然而，达尔的《俄语词典》里的每个词都是卫城的一个果核，一个小克里姆林宫，一个有翅翼的唯名论堡垒，在希腊精神的装备下，跟那种从各方面威胁我们的历史的无形元素和非存在作无情的斗争。
就像罗扎诺夫在俄罗斯文学中代表着上帝的愚人和穷人的家庭式希腊精神一样，安年斯基代表着英雄式的希腊精神、尚武的语文学。安年斯基的抒情诗和他的悲剧可以与那些用来保卫封地王子，防止佩琴内格人、哈扎尔人夜间偷袭的木制防御工事一一那些远方大草原有围墙的城镇一一相比。
我再也不吝惜我黑暗的命运：
就连奥维德也曾赤裸和无能。
安年斯基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无法充当中介或译者，真是令人震惊。他以最富原创性的方式用他的如爪之手抓住所有属于外来的东西，在依然傲慢地翱翔于高空时掷下他的猎物，任由它掉下去。而他那只捕猎到欧里庇得斯、马拉美、勒孔特·德·李勒的诗歌之鹰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除了一小撮干草：
听着，一个疯子敲你的门，
天知道他在哪里过夜和跟谁过夜，
他的眼神恍惚，他的言语粗野，
他的手里满是卵石。
请注意，他正在掏空另一个人，
把枯叶洒落在你身上。
古米廖夫称安年斯基是一个伟大的欧洲诗人。在我看来，当欧洲人认出他（在温和地教育了他们在俄罗斯语言中的孩子之后，一如他们在过去教育他们各种古代语言和古典诗歌），他们定会被他捕捉到的那只帝王般的巨鸟的凶猛吓坏了，它从他们那里拐走欧律狄克这只鸽子，送给俄罗斯大雪；它从菲德拉的双肩上扯下古典的披巾；它像与一位俄语诗人相称的那样，温柔地把一只动物的毛皮放在奥维德那具仍然结冰的身体上。安年斯基的命运多么令人震惊！在触摸到世界的珍宝之后，他只为自己保存了可怜的一小撮，或不如说，他拿起一小撮尘土，再把它掷回那座烈焰中的西方珍宝屋。当安年斯基在守夜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现实主义者在打鼾。《天秤星》仍未创办。青年学生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正在跟蒙森学习，并且正在用拉丁文撰写一本有关罗马税制的专著。与此同时，那皇村学校校长[2]直到深夜还在跟欧里庇得斯搏斗，饮着智慧的希腊化语言的蛇毒，为一种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都没人会去写的诗歌做好输灌的准备，这种诗歌有苦艾酒的苦味。此外，对安年斯基来说，诗歌是一种家务，一如欧里庇得斯是一个家庭式作家，充满了个人指涉和词语，它们的特殊意义只有在圆括号里才能找到。安年斯基把所有世界诗歌视为由古希腊射来的一线阳光。他懂得距离；他体验到它的热情和寒冷，而他从未想过对俄语世界和希腊语世界进行表面的混合。俄罗斯诗歌可从安年斯基的创作吸取的经验与希腊化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一种内在的希腊精神，一种家庭式的希腊精神，它适合于俄罗斯语言的精神。希腊精神是一个陶罐，是火炉钳，是牛奶壶，是厨房用具，是碗碟；它是围绕着身体的任何东西。希腊精神是壁炉的温暖，被当成某种神圣的东西来体验；它是任何给人类传送某一部分外部世界的东西，一如下列拍老人肩膀的诗行表达了同样的一种惊慌感：
当急速的河流冻结，
冬天的冷风乍起，
它们用轻拍覆盖
老人那圣徒似的身躯。[3]
希腊精神是有意识地用家庭器皿围绕人，而不是用客观的物件；是把客观的物件转变为家庭式的物件；是用最柔和的目的论的温暖来教化及温暖周围的世界。希腊精神是任何一个火炉，人坐在它旁边，把它的热当成近似他自己体内的热一样来珍惜。最后，希腊精神是载着死者的埃及葬礼船，人继续其世俗漫游所需的一切东西都装在船里，包括香水瓶、镜子和梳。
希腊精神是一个柏格森意义上的系统，人把该系统打开在自己周围，像一把现象的扇子，这些现象摆脱时间上的依赖，通过人性的“我”来屈从于一种内在的联系。
从希腊精神的角度看，符号都是家庭器皿，但是话说回来，任何被带进人的神圣圈子的东西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器皿，最终变成一个象征符号。这样一来，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问道：俄罗斯诗歌需要一种专门的、特别发明出来的象征主义吗？难道这样一种发明出来的象征主义不是对我们语言中那种创造了像供人使用的家庭器皿般的意象的希腊化本质犯罪吗？
在本质上，一个词与一个意象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意象只是一个已被密封起来的词、不能触摸的词。一个意象是不适合日常使用的，如同一盏圣像灯是不适合用来点燃香烟的。但是这类密封起来的意象也是非常必要的。人喜欢禁令，就连一个未开化的人也会对某些物件施加神奇的禁令，即“禁忌”。然而，这个密封起来的意象一旦不再流通，它就对人不利，因为它本身已变成某种稻草人，或模拟像。
一切消逝的不过是象征。例如一朵政瑰与太阳，一只鸽子与一个姑娘。在象征主义者眼中，这些意象本身都是没趣的：玫瑰象征太阳，太阳象征玫瑰，鸽子一一姑娘，姑娘一一鸽子。意象像稻草人被取去内脏，然后扎上外国的内容。象征主义者的森林现在只剩下一个制造稻草人的工场。
这就是专业象征主义者引导的地方。感知已经腐化。没有什么是真实的、真正的。没有留下什么，除了一种由“响应"”构成的可怕的纸牌游戏，互相点头。永恒的眨眼。没有一个清晰的词，除了暗示和静默的低语什么也没有。玫瑰向姑娘点头，姑娘向玫瑰点头。没有人想成为他自己。
俄罗斯诗歌发展中的那个被称为“象征主义"”（以那个与《天秤星》杂志有联系的团体定义）的重要时期可名符其实地定义为伪象征主义时期，它虽然以黏土脚站着，却在二十年中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结构。不过，却不可把这个定义拿来指古典主义，否则会贬低这一重要诗歌和贬低拉辛那丰饶的风格。伪古典主义是一个因学术上的无知而喊出的口号，并被应用于伟大的风格。俄罗斯伪象征主义是真正的伪象征主义。汝尔丹在其晚年发现自己一辈子都在讲“散文”[4]。俄罗斯象征主义者发所有的词语，所有的意象，指定它们专供礼拜仪式之用。结果是出现一种极端可怕的情况：谁也不能动，不能站，不能坐。你再也不能在桌前吃东西，因为它已不再是一张桌。你再也不能点灯，因为稍后它可能表示不快乐。
一个人再也不是他自己的房子的主人。他必须住进教堂或住进德鲁伊特们[5]的神圣丛林里；一个人不能把目光停留下来，因为没有地方供他寻求安宁。家庭器皿全都群起反抗。扫帚乞求安息日；水壶拒绝煮沸，并要求得到一种绝对的意（仿佛煮沸没有绝对意义）。主人被追逐出他的屋子，再也不敢进来。当一个词被它的本义缚着，还有什么可做的：这不就等于奴役吗？但一个词并不是一个物。它的意义并不是对它自身的一种翻译。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人给某物命名、用发明的名字称呼它这种事。最适合的，以及就科学角度来说最正确的方式，是把一个词当成一个意象，即是说，当成一种文字表述。依此，便避免了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语音即是形式，其余即是内容。同样地，把基本意义赋予词语，而不是赋予它的语音本质这个对立问题也避免了。文字表述是现象的复杂合成物，它是一种联系，一个“系统”。词语的意义也许可视为纸灯笼里燃烧的蜡烛，反过来，它的语音价值，即所谓的音位，则可在意义之内找到，一如蜡烛可燃烧在灯笼里。
旧心理学只知道如何使表述客观化，在征服了这种天真的唯我论之后，再把表述视为某种外部的东西。依照这个观点，决定性的因素是已知性。我们意识的产物的已知性使这些产物变得像外部世界的事物，从而允许我们把表述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然而，包括知识的理论在内的科学的快速人性化，迫使我们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们可以把表述看成不仅是意识的客观数据，而且是人的器官，一如肝脏和心脏。
这种对文字表述的解释一旦应用于词语，便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视野，使我们可以梦想创造一种有机体的诗学，一种具有生物属性而不是立法属性的诗学，一种以有机体的永恒统一的名义摧毁标准的诗学，一种展示生物科学所有特征的诗学。
俄罗斯诗歌中的有机体派，是在古米廖夫和戈罗泽茨基1912年初的首创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由阿赫玛托娃、纳尔布特、津克维奇和笔者正式加入，它正是以构筑这样一种诗学为己任的。有关阿克梅派的文献的缺乏，加上该派领导人所体现的对于理论的俭朴态度，使研究阿克梅派变得十分困难。阿克梅派是基于一种憎恶感而崛起的“打倒象征主义！活生生的玫瑰万岁！”一一这就是它最初的口号。
戈罗泽茨基在其青年时代试图把他的文学世界观纳入阿克梅派：“亚当派"”，一种宣示新大地和新亚当的教义的形式。他的努力没有成功。阿克梅派与世界观无关，而是带来大批新品味的感知力，它们比理念要有价值得多；这些品味之中，最重要的是对于整体文字表述也即意象的品味，以一种有机的新角度来理解它。文学流派更多地在品味上而不是理念上兴起。表达各种新理念同时不理会新品味意味着建立一种诗学而不是一个新流派。换句话说，一个流派可以仅仅在品味上创办起来，而不必有新理念。是阿克梅派的品味而不是阿克梅派的理念给了象征主义致命的一击。因为阿克梅派的理念其实就是从象征主义者那里借来的，至少部分如此，而在阿克梅派理论的形成中，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本人就帮上一个大忙。但请看发生了什么奇迹：新的血液开始流入俄罗斯诗歌的血管。据说信念可以移山，但我要说，就诗歌而言，品味可以移山。由于世纪初俄罗斯兴起一种新的品味，像拉伯雷、莎士比亚、拉辛这样的山丘便被移离他们的基地，前来探访我们。就其对文学的积极爱好而言，连同其所有的困难和负担，阿克梅派的移山力是非凡的；而这种积极爱好的关键正是品味的改变，这是一股不可征服的意志，旨在创造以人为中心的诗歌和诗学，让人成为他自己屋子的主人，而不是让人被伪象征主义的恐怖压成薄饼；真正的象征主义被象征符号环绕，即是说，被家庭器皿环绕，它们有自己的文字表述，一如人有他们自己维持生命的必要器官。
在俄罗斯社会中，不止一次有过这么一些时期：西方文学的移山精神被天才地阅读。普希金和他整整一代人正是这样阅读谢尼埃。接下去的那一代，也即奥多耶夫斯基那一代，正是这样阅读谢林、E.T.A.霍夫曼和诺瓦利斯。1860年代那些人正是这样阅读巴克尔[6]；虽然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事，但他们是最理想的读者。阿克梅派的风吹拂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书页，打开正好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那一页。拉辛被翻开的是《菲德拉》，霍夫曼被翻开的是《谢拉皮翁兄弟》，谢尼埃的《讽刺诗》是和荷马的《伊利亚特》一起被发现的。
此外，阿克梅派在俄罗斯历史上既是一个社会现象，也是一个文学现象。随着阿克梅派的诞生，一种道德力量也在俄罗斯诗歌中复活。勃留索夫说：
我要让我自由的船朝每个方向行驶，
我要把上帝和魔鬼一齐赞颂。
这种破产的“虚无主义”将永不会再现于俄罗斯诗歌。直到现在，俄罗斯诗歌的社会灵感所达到的无非是“公民”的理念，但是还有比“公民”更为远大的原则，还有“人”这个概念。
与过去的公民诗歌相反，现代俄罗斯诗歌必须不仅要教育公民，而且要教育“男人”。完美的男子气概的理想是由我们时代的风格和实际需要提供的。一切都已变得更沉重和更厚实；因此，人必须变得更坚强，因为他必须成为地球上的最坚强者；他之于地球必须像钻石之于玻璃。诗歌那僧侣式的，也即那神圣的性格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而形成的，也即人必须比世界上任何事物更坚强。
时代将会大声把自己喊出来，文化将会入睡，人民在把他们的全副身心给予了新的社会阶级之后，将会再生；而这股急流将会把这艘脆弱的人类词语之船拖走，驶人未来的公海，在那里没有同情式的理解，在那里不爽的评论将会取代当代的敌意和同情的清风。一个人要为这艘船准备远航，怎能不配备这样一位如此陌生和珍贵的读者所需的一切东西？我想再次把一首诗比拟为一艘埃及葬礼船。在那艘船里，一切都是为生命而提供的，没有任何东西被遗忘。但是，我现在已能在这种独创性的组成中看到无数潜在的反对，看到人们开始对阿克梅派作出与伪象征主义危机相似的反应。纯粹的生物学是不适合诗学之构筑的。生物类比可能是良好和有成果的，但无休止地应用它，就等于是在发展一种生物标准，其压迫性和不可容忍性绝不会逊于伪象征主义的标准。“哥特式灵魂的理性深渊”在艺术心理学的概念中张开豁口。萨列里[7]值得尊敬和热爱。他听到代数的音乐震颤如活生生的和谐音，那不是他的过错。
与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或贵族对纯粹象征、对词语之抽象美学的梦想不同，与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不同，一种属于客观词语的活生生的诗歌已经崛起；它的创造者不是理想主义梦想家莫扎特，而是萨列里这位严厉苛求的匠人，他把一只手伸给那位万物和物质价值的万能巧匠，伸给物质世界的建设者和创造者。
1922
注释：
[1]丘特切夫诗。
[2]指安年斯基。
[3]普希金诗。
[4]汝尔丹是莫里哀《贵人迷》中的人物。
[5]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问家。
[6]英国历史学家。
[7]意大利作曲家，据传说他毒死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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