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 诗人穆旦的生与死
穆旦（1918年 - 1977年），原名查良铮，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
诗人穆旦的生与死
巫宁坤
今年（原编者按：此文写于1997年）二月二十六日是诗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还记得八七年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行过纪念诗人逝世十周年的「穆旦学术讨论会」，会议是由我主持的。几十位诗人、学者济济一堂，以研讨其遗著的方式，为一位含恨而殁的当代诗人志哀。一转眼，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与会者有的已垂垂老矣，穆旦的两位清华大学同班同学周珏良和王佐良两位教授已先后谢世，更令人黯然。略具讽刺意味的是，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间，“二良”都是英语界的泰斗，而穆旦却“斯人独憔悴”，直到死后多年方得重见天日。
一
诗人本名查良铮，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天津。一九三四年将“查”字一拆为二，“木”、“穆”谐音，开始用“穆旦”作笔名。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诗文创作，现共存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载《南开高中生》的诗八首。这些“少作”刻划了流浪人、老木匠、缫丝工等劳苦大众经受的“把人变成了烂泥”的煎熬，鞭挞了“另一个世界”穷奢极欲的生活。当时强寇侵凌，平、津首当其冲，年青的诗人热心抗日救亡活动，又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已经投身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洪流，开始唱起「追求进步」的序曲。
一九三五年秋，良铮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开始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良铮随校迁往昆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这片被称为“振兴并发展中国新诗的新垦地上”，穆旦得到著名的学者、诗人闻一多、燕卜逊等人的言传身教，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全面现代化的诗风。一九四二年写的《诗八章》，次年即和另三首收入闻一多选编的《现代诗钞》。这些情诗使人耳目一新，这里没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风花雪月，也没有现代诗歌中徐至摩那如火如荼的倾诉，卞之琳那欲语还休的独白。请听第一首﹕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的程序，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诗人自己说：“那是写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那里也充满了爱情的绝望之感，”毫无缠绵悱恻的温情。“九叶”诗友袁可嘉教授认为“穆旦的情诗是现代派的，热情中多思辨，抽象中有肉感，有时还有冷酷的自嘲。”这样的情诗，在中国几千年的诗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其后半个世纪中，也还是尚无来者的。
诗人无比敏感的心灵不仅为痛苦的爱情受难，为人世的万千劫难受尽煎熬，更承载着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忧患。一九四一年，烽火连天，国土沦丧，悲壮滴血的六十行长诗《赞美》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难和血泊中的再生：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眼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空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样气势磅礡的亨德尔式的“圣乐”是那个大时代众多的爱国主义诗篇中的绝响。
一九四二年春，西南边陲告急。中国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四岁的爱国诗人走出学府，随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他亲历了缅甸战场与日军的战斗，随后又在大撤退中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野人山重峦迭嶂，原始森林瘴疠横行，官兵断粮断水，穆旦九死一生撤至印度。过了三年，诗人才根据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是以《葬歌》终结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椎心泣血的长诗，它不仅是对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但是，爱国从军并没有给劫后余生的诗人带来英雄的光环，后来在新中国倒反而成为他的“历史问题”。
一九五二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诗人又怀着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一相情愿地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次年五月，他们俩同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报效祖国了。良铮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在那“黄钟毁弃，瓦斧雷鸣”的年头，自然不能见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宵小。仅仅一年多之后，那被轻描淡写地称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漫长岁月就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诗人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一九五七年春“整风运动”开始，良铮接受回国后几年来“祸从口出”的教训，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一顶“右派”的棘冠。天真的诗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长诗《葬歌》，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却受到”个人主义”的讥评。五月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右”中受到批判，被迫写了检讨。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厄运的序曲。一九五八年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一位万里来归的爱国诗人的头上，“机关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证”正是当年爱国从军，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贱民生涯，株连全家，“文革”期间又受尽折磨，亲友回避，诗神无踪。
二
一九七七年春节前，良铮因腿伤在天津重新入院手术。不料，还没来得及动腿部手术，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心脏病突发，二十六日凌晨病逝，这是多年来身心备受摧残的必然后果。诗人享年仅五十八岁，与忧患余生的诗圣杜甫同龄。
人死了，但是长达二十年的“不公正对待”并没到此为止。那些多年来落井下石的宵小，人还在，心不死，一口咬定死者是“反革命”，连遗体告别仪式也要干预。一九七八年，文艺界开始复苏，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良铮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翻译的拜伦的顶峰之作、两万行长的叙事诗《唐璜》，那些人又以“译者有严重历史问题”为借口，跳出来横加阻挠。与良为平反之事奔波，仍然遭到抵制。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平反冤假错案已在全国落实，我在天津见到与良，才得知经过一言难尽的曲折，南开党委迫于形势终于勉强推翻“反革命”的诬陷。又等了整整两年，南开才在天津烈士陵园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离诗人含恨弃世将近五年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诗人曾对朋友说过：“历史可能有这样的误会，才华横溢的人也许终生默默无闻，一些不学无术的笨伯反而喧赫一时，而且显得煞有介事似的。”穆旦的坎坷半生何止是默默无闻而已！
遗著的出版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谓“历史问题”被推翻之后，一九八零年七月，良铮当年在“监督劳动”之余呕心沥血翻译的《唐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公认的文学翻译的经典巨著。后来，他的骨灰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安葬时，陪葬的正是一部《唐璜》。一九八一年，南京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良铮死前精心修订过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两大卷（一九五四年上海初版）。五年之后，一本《穆旦诗选》，几经周折，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只选五十九首。如今，又过了十年，在诗人逝世二十周年前夕，一部《穆旦诗全集》终于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发行了。这部诗集收录诗人从中学时代的“少作”到悴然逝世前的残稿，共一百五十余篇。正如编者所说：“正是这样一部由『抹去诗与生命之界』的『殉道者』用超绝的诗艺与坚韧的生命熔铸成的《诗全集》，在现代诗史上留下了一座卓异的里程碑。”
《全集》中最动人的是一九七六年写的二十七首诗。澎湃的诗情在被迫噤若寒蝉二十年之后，竟又在短促的最后一年中再现辉煌，宛如漫天阴霾之后的晚霞夕照，令人为之目眩，几乎是一个奇迹。穆旦的晚年是十分寂寞的，正如汪曾祺早在一九四七年读过穆旦诗集后就慨乎言之的：“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半生的追求、无尽的苦难、深沉的幻灭，都升华为炉火纯青的对生命的咏叹。
《智慧之歌》哀叹“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爱情消逝，友谊被“生活的冷风铸为实际”，“迷人的理想终于成笑谈”，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诗人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沉没》绝望地惊呼「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
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
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
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
《全集》的压卷之作是那年十二月写的《冬》，四章六十四行，唱出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哀歌，凄婉欲绝，仿佛是不幸的天才诗人为自己作的墓志铭。
《穆旦诗全集》的出版，确是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的。遗憾的是，穆旦在十年浩劫期间，冒杀头的危险写下的叙事长诗《父与女》尚未收入。全诗八十一节，每节八行，共八千余言，这是穆旦唯一的一首叙事诗，也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独一无二的绝唱。故事的主人公王仑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全心全意拥护党，忘我地工作，虔诚地改造思想。他的女儿初中毕业时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最艰苦的大西北，加入一个兵团建设边疆，他也感到光荣。谁料到，天真幼稚的姑娘竟惨遭兵团的领导杀害，还被诬陷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王仑惨遭丧女之痛，上告伸冤又无人理会。文革中反因此受到残酷迫害，被定为暗藏的特务。及至后来特嫌取消，他已神经失常，当不了教师，只能在传达室当一名勤务员，经常被学生戏弄。这样的故事在那个红彤彤的时代，一点也不特殊，却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诗人立足现代历史的高度，把父与女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上，演出一场现实而荒诞的悲剧，从而以睿智的洞察和无情的嘲讽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谱写了一曲严峻的挽歌。多么希望这部发人深省的杰作早日“解除管制”，不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让人们读到一部更名副其实的《穆旦诗全集》。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