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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得以生存。”
——阿多诺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09.11－1969.08.06），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阿多诺一生著述甚丰，涉猎广泛，主要的哲学、美学著作有：《启蒙辩证法》（1947）、《新音乐哲学》（1949）、《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1955）、《否定的辩证法》（1966）、《美学理论》（197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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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宣扬民族仇恨，成年人向孩子掩盖自己过去对纳粹的支持。1959至1960年，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反犹太人事件500余起。1955年起，阿多诺在黑森州广播电台发表关于教育的系列演说，本文是1966年4月18日的演说。
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这一任务优先于其它任务，这一点我认为既无必要也不应该加以论证。 我不能理解的是，至今人们还是很少关注这个任务，似乎证明这一任务会带来某种面对曾经发生的暴行似的。人们对这项任务以及它提出了什么问题知之甚少，这说明这件暴行并未震慑人心，其标志就是，就人们的意识状况或无意识状况来说，再度重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每一次关于教育理想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并且对奥斯维辛不能重来这一点漠不关心。那种野蛮是一切教育都反对的。 人们谈论着倒退到野蛮中去的威胁，但这种倒退并非即将发生，奥斯维辛已经是倒退回野蛮了；只要使这种倒退适逢其时的条件根本上持续着，野蛮就会继续存在。 这就是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尽管今天这种危机还不明显，但社会的压力仍然存在。它把人们逼到了不可名状的境地，这种无可名状按照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说在奥斯维辛中达到了顶峰。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的那些甚至延伸到文化和社会学领域中也都是真实的看法中，我觉得最深刻的看法之一是，文明会从自身中产生出反文明的东西并日益强化它。 弗洛伊德的作品《文化中的不满》、《群众心理学与自我解析》，恰好在与奥斯维辛有关的范围内值得最大限度地得到传播。如果文明原则本身已植入了野蛮的话，那么对此加以反抗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如果人们不想沉溺于理想主义者的废话，就必须意识到这种绝望，对于这一点，有关如何阻止奥斯维辛重演的沉思变得前景暗淡了。 尽管如此，这是有必要尝试一下的，哪怕面对的情况是，今天的基本社会结构、因而它的那些始作俑者的社会成员，与25年前都还是同样的。 数百万无辜的人——列举这个数字、甚至对此产生争议就已经是不人道的——已被有计划地杀害了。没人会认为这是表面现象，是偏离历史进程的误入歧途，似乎它同人类进步和启蒙的大趋势、与据说会日益发展的人道相比不在考虑之列。 奥斯维辛的发生，本身是一种极为强有力的社会倾向的表现。我想就此指出一个事实，它在德国似乎极富特色地几乎无人知晓，虽然韦弗尔（Werfel）的畅销书如《摩沙达的四十天》就取材于此。 一战期间土耳其人——恩维尔·帕夏和塔拉特·帕夏所领导的所谓“青年土耳其运动”——屠杀了超过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德国最高军政当局明显知晓此事，但仍然对此严格保密。 此类种族屠杀的根源就存在于19世纪末以来在很多国家蔓延的好战的民族主义的复活之中。 人们不能回避作进一步权衡的是，原子弹的发明与种族屠杀一样，属于同一个历史关联，因为它一次就能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 今天人们喜欢把人口的跳跃式增长称为“人口爆炸”：看起来好像是，历史的宿命已为“人口爆炸”也准备了一些反爆炸，即种族灭绝。这只是提示一下，人类发展所必须战胜的这些力量，就是世界历史进程的这同一些力量。 由于对孕育这类事件的客观的、也就是社会和政治的条件加以改变的可能性在今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阻止这一灾难重演的种种尝试必然被挤压到了主观方面。 我不以为援引那些永恒的价值会有什么用处，对此恰好那些易受这种暴行攻击的人只会耸耸肩而已；我也不以为，宣传被迫害的少数派拥有些什么优秀品质能够有什么效果。 根源要从迫害者中寻找，而不是从那些以各种最不像话的借口被杀害的牺牲者中寻找。 我不得不在这个话题上用一次“主体”（Subjekt）这个措辞。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人所造成的那些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做出这样一些行为来，我们必须向他们自己揭露这种机制，并通过唤起人们对那种机制的普遍意识而努力阻止它们再次形成气候。 被杀害的那些人是无辜的，哪怕在某些人至今还在拼命虚构的那种诡辩或扭曲的意义上也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那些失去理智、把仇恨和怒火发泄到受害者身上的人。 这种不理智状态必须遭到抵制，人们必须远离那种毫无自我反思地向外攻击的做法。这样，教育的全部意义将只是导向批判性地自我反思。 但由于所有那些性格特征，甚至在后来的生活中犯下暴行的性格特征，根据精神分析学（Tiefenpsychologie）的理论，是在儿童早期就已经形成的，因此，要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教育就必须高度关注早期儿童。 我刚才向你们提到了弗洛伊德的《文化中的不满》这一话题，但这一话题比他所理解的还要更广泛；主要表现在，弗洛伊德曾经考察的文明的负担，在此期间已激增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因此即使他注意到的那种爆发趋势，也纳入了他几乎不可能预见到的暴力。“文化中的不满”还有其社会性的一面，弗洛伊德对此不曾误判，但也没有深入研究。 我们可以谈谈在这个被管理的世界中的幽闭恐惧症（Klaustrophobie），谈谈在一个彻头彻尾社会化、编织得天衣无缝的关系网里被拘禁的感觉。这个网络越严密，人就越想逃出去，但恰好这种严密就是阻止人逃出去的。 这加剧了人们对文明的愤怒，对文明的反抗变得残暴和非理性了。历史上所有的迫害所证实的模式是，愤怒总是指向弱者，特别是针对那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同时却被认为（无论公平还是不公平地）很幸运的人。 我想斗胆从社会学角度对这种模式补充说，我们的社会在越来越趋向整体化的同时，也孕育着解体的倾向。这些解体的倾向紧贴在井然有序的文明生活表面之下，发展到了极致。 占统治地位的“普遍”对一切特殊、对那些个别人和个别机构所形成的压力，具有将特殊和个别连同其抵抗力加以摧毁的倾向。 除了丧失自己的身份和抵抗力，人们也丧失了自己的品质，凭借这种品质，他们本来可以抗拒那在任何时候重新导致暴行的诱惑。也许当他们被强大的权力命令去再次施暴的时候，只要这是以任何一种令人半信半疑甚至根本不可信的“理想”的名义来做的，大概他们就无力抵制了。 当我讲到“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时，我主要是指两个领域： 二是普遍的启蒙，它创建出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氛围，以阻止奥斯维辛的灾难重演，因而在这种氛围中将会对导向恐怖的那些契机多少有点意识。 我当然不会勉强自己哪怕只是在大体上对这种教育设计一个规划。但我至少可以标明几个要点。 例如人们在美国经常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奥斯维辛归咎于信奉权威的德意志精神。我认为这种解释是肤浅的，尽管在我们这里如同许多其它欧洲国家一样，经历过的独裁统治和盲目的权威要比人民在形式化的民主环境中习惯发言的时候漫长得多。 倒是应该假定，与法西斯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恐惧有关联的是，帝国的旧的稳固的权威崩溃了，被推翻了，但德国人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自我定性的准备。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是他们不费劲就获得的，而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于是这样一来，极权组织就把那种无组织的和——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迷失的因子都吸收进来了，这些因子在此前都不曾有过、至少是不曾暴露出来。 如果我们想到，任何一位在政治上已经毫无实际影响力的权贵人士的到访都激发起全体民众怎样的狂热爆发，那么这种怀疑就是很有理由的，即独裁按照潜质来说正如从前那样比人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大得多。 但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回归”在关键问题上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非心理学问题。因此有关心理学我只谈这么多，因为其他那些更带本质性的话题远远地偏离了严格教育的意图，如果不是偏离了个别的侵犯的话。 出于不想让奥斯维辛重演的良好愿望，“责任”（Bindung）成了人们频繁引用的概念。据说假如人们不再有任何“责任”了，就要为过往的事情负责。 事实上威信丧失作为这个施虐狂的独裁恐怖的条件之一是与此相关联的。对于健全的人类理智来说，呼吁责任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责任以断然的“你不该这样做”来制止一切施虐、破坏和毁灭。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呼吁“责任”或者干脆要求人们重新接受“责任”，以便让这个世界上和这些人们中的事情看起来更好一些，这真心地说只是一种幻觉。 人们要求的那种“责任”只是要让它们去导致某种效果——哪怕是好的效果，这些“责任”在自己本身中却还被这些人作为实体性的东西来经验，它们的不真实性很快就会被感到。 令人诧异的是，在发现那些比自己更优秀者的弱点方面，即便是最愚蠢和最幼稚的人也都何等地反应敏捷。这种所谓的“责任”很容易地，要么成为一条信念的渠道——人们以此证明自己是可靠的市民，要么制造恶毒的仇恨，在心理上对他们被号召去做的事产生对立。 这些人意味着“他律”（Heteronomie），使自己依赖于某些命令，依赖于那些在个人自己的理性面前不负责任的规定。凡是心理学称为超我或者说良知的东西，在“责任”的名义下都被外在的、无约束的、可替换的权威取代了，正如人们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在德国也可以真正看清楚的那样。 但随时准备站在权力一边、并在更强者面前唯唯诺诺，这正是那些讨厌鬼（Qualgeister，人们给奥斯维辛的看守起的外号）的作风，不应该再出现了。所以对“责任”的鼓吹是不祥之兆。 那些多少是自愿地承担“责任”的人，都被置于持久不断的紧急状态令的行为方式中。而对抗奥斯维辛定律的唯一真实的力量就是“自律”（Autono- mie），如果允许我用康德的术语来表达的话；也就是反思（Reflexion）、自决（Selbstbestimmung）、不参与（Nicht-Mitmachen）的力量。 我曾有过一次惊悚的经历：在一次博登湖旅行中我读到一份巴登州的报纸，报道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该剧讲述了一些最可怕的事情。对报刊评论员来说该剧是令人不快的。但评论员并没有用“这件事的恐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恐怖”来解释这种不快，而是将它歪曲成了这样，即与萨特所坚持的那种立场相反，——我可以概括一下——我们对于某种更高的东西毕竟有某种意义：我们可以不承认这种恐怖的无意义性。 简单地说，评论员想用高尚存在的废话来逃避与恐怖的冲突。 尤其是，这里面包含着某种危险，即事情又会重演，而人们对此抱等待的态度，并把哪怕只是说出这一点来的人推到一边，似乎他对这事不依不饶，他就成了不是罪犯（Tater）的罪人（Schuldige）。 关于权威和野蛮的问题我不得不提出一个平常几乎不被人重视的观点。欧根·科贡在他的《党卫军国家——德国集中营系统》一书中的一个注释援引了这一观点，该书包含有对集体情结的一些核心洞见。这本书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科学界和教育界像它值得吸收的那样吸收进来。 科贡说，在他被囚禁数年的那座集中营里，那些“讨厌鬼”大部分都是农民的儿子。仍然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文化差异虽然肯定不是形成“恐怖”唯一或最重要的条件，但也是其前提条件之一。 我从未对农村居民抱有丝毫的傲慢。我知道，没人能决定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在农村长大。我只是注意到，也许地道的农村比其它地方更难做到“去野蛮化”。就连电视和其它大众传媒对这种与文化不完全同步的情况也可能改变不了太多。 在我看来，说出这一点并对其加以抵制要比感伤主义地称颂乡村生活的那些面临丧失危险的特殊品质的做法更为正确。我甚至认为，农村的“去野蛮化”是我们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去野蛮化”的前提当然是对那些民众意识和无意识的研究。首先应该研究的是现代大众传媒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冲击，这种意识状态还没有达到19世纪的那种市民文化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为了改变这种意识状态，依靠乡村里问题成堆的公立学校体系是不够的。我设想了一系列可行的办法，即兴想到的一种是，基于对那种特殊意识状态的几个关键点的认真思考而策划一些电视广播。 我还可以推荐，由志愿者组成某些例如巡回教育小组或团队，他们赶赴农村，在各种讨论班、讲座或辅助课堂上尝试去填补那些最危险的漏洞。当然我心里很清楚，这些志愿者很难使自己受到热烈欢迎，但毕竟这样一来就能围绕他们形成一个小圈子，而这个圈子开始发声并有可能从那里辐射开来。 但是我们也不应当产生误解的是，其实在那些城市中心、恰好是大城市中，也存在着古代对强权的偏爱。 退化的倾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是带有被迫害狂特质的人们——今天正在从这种社会总体趋势中到处产生出来。 在此我想提醒各位注意这种对自身的扭曲、致病的关系，这是我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曾经描述过的。 在所有那些意识被扭曲的地方，这种关系在不自由和有暴力倾向的状态中都被抛回到身体上，抛回到身体性的领域中。人们只须在那些缺乏教育的人的特定类型那里关注一下，他们的语言如何在不经意之间已经成为了带有威胁性的，尤其是当遭受到任何东西的阻拦的时候，他们的语态就好像是带有几乎不受控制的身体暴力的语态一样。 我们在此也许还将有必要研究体育的作用，几乎还没有人从批判的社会心理学批判的角度来好好认识这种作用。 体育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公平竞赛、骑士风度、保护弱者而有助于反对野蛮、反对暴虐；另一方面，体育也能够以它自己的某些方式和处理方法来支持侵略性、粗野、暴虐，这尤其是在那些自己不去忍受体育活动的艰苦和训练而只是旁观的人之中，以及在那些习惯在运动场怒吼发泄的人之中。体育的这双重意义似乎已被人系统地分析过了，就教育对这方面有影响而言，其成果将可以被运用到体育运动中。 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与古老的独裁式责任结构关联在一起，和古代良好的独裁式性格的行为方式——我刚才几乎讲到这一点——关联在一起。 但奥斯维辛所带来的东西，这些给世界带上自己特色的典型，则或许是一种新的东西。他们一方面标志着与集体的盲目认同，另一方面，他们据此而被分割开来去操控群众和集体，正如希姆莱、胡斯、艾希曼所做的那样。 我认为阻止灾难重演的关键在于，抵制一切集体的盲目霸权，通过对集体化的问题的曝光来加强对它的反抗。 这一点并不抽象难懂，就像正处于狂热期的青年人，这些按照意识来说是进步的人们，当他们加入到任何一个团体中就会体会到的那样。可以作为触发点的是集体首先加之于每个被接纳进集体中的个体身上的那种痛苦。 我们只需想想在学校里的那些初次的亲身经历。必须去克服那些民间习俗、民族风俗或任何形态的宗教秘仪，它们对一个人造成身体上的痛苦——常常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以作为他被允许感到自己是其中的成员、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份子的代价。 风俗习惯中的那些恶行，比如“圣诞节节期”（12月24日至1月6日共12个夜晚）和“赶山羊”（巴伐利亚州处罚罪犯的行为，让罪犯披着山羊皮被驱赶和毒打），还有能够举出的其他一些颇受欢迎的地方习俗，就是纳粹暴行的一种直接的预演。 绝非巧合的是，纳粹就曾经以“民间习俗”（Brauchtum）的名义赞美和保护过这样一些丑恶的活动。学术界在此方面将面临一个最迫切的现实任务，它可以做到强力地使那些被纳粹分子所挟持和煽动起来的民俗学倾向掉转头来，以便遏制这种大众狂欢中既残忍又阴森恐怖的残留物。 在这个总体氛围中还涉及到一种所谓的理想，它在传统教育中也从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是“刚毅”（Harte）。它甚至还可以颇带侮辱性地引证尼采的名言，其实尼采的本意是指另外的意思。 我还记得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中，“恐怖伯格”（奥斯维辛集中营副总指挥）有一次情绪发作的最高潮，就是一篇以“刚毅”来进行纪律教育的颂辞。 如果要制造让他看着顺眼的那种类型的人，这种教育是必要的。很多人可能会相信这种“刚毅”的教育观，而不对此加以反思，这种教育观完全是颠倒黑白，认为男子汉气概就在于最大程度的忍耐力。 这种观点长久以来成了受虐狂（Masochismus）的掩饰，这种受虐狂正如心理学所阐明的——它太容易与施虐狂联结为一体了。这种备受推崇并应当教育出来的“成为刚毅”（Hart-Sein），根本就是在漠视痛苦。 它甚至连自己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之间的这样明确的区分都做不到。 谁对待自己是“刚毅的”，他就为自己换取了也对他人“成为刚毅”的权利，并为他不能表露出激动来而且必须压抑这激动的那种痛苦而报仇。这样一种机制同样必须有意识地如同那样一种教育必须得到促进一样被营造出来，这种教育不像过去那样甚至还把奖励建立在痛苦之上。 换言之，教育必须认真地以一种对哲学也不陌生的思想来办：人不应该压制恐惧。 如果不压制恐惧，如果人们允许自己真实地大量地如同这个现实生活值得恐惧的那样拥有恐惧，那么也许正因此，那无意识的、被推延了的恐惧所带来的有些毁灭性的后果倒会消失。 那些盲目服从集体的人，已经自己把自己造成了某种像物质一样的东西，磨灭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本质。与此相适应的是，他随时准备把别人作为无定形的团块来对待。 我曾经在《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书中，把这些如此对待自己的人称之为操控型的性格，而那时“胡斯日记”和艾希曼的案卷记录根本不为人所知。 我对这种操控型性格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二战”最后几年。有些人可能构建起了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概念，这些概念是到后来才在经验中得到证实的。 操控型性格——每个人都可以从那些听候纳粹领导人调遣的源头上操控它——的突出特点是组织狂，是对于直接形成一般人性经验的无能为力，是某种方式的情感麻木、是过于高估的现实主义。 这种人愿意为了每一笔赏金而推行所谓的、哪怕是带有妄想的强权政治。他一刻也不认为或不希望这个世界与它现在不一样，为“干大事”（doing things）的意志而着魔，而对所做之事的内容漠不关心。他们把能动性、主动性和所谓的“效率”（efficiency）本身变成一种迷信崇拜，这种崇拜在宣传中对于那些积极上进的人是听得出来的。 这种性格类型在此期间——如果我的观察没有欺骗我，并且有些社会学的研究允许普及的话——所蔓延的范围，比人们可以想象的广泛得多。 凡是当时只有一些纳粹怪物被拿来举例说明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在数量庞大的人们身上加以断定，如少年犯、帮派首领和类似的人，我们每天都能从报纸上读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假如我必须把这种操控型性格类型纳入到一个公式中——也许不该这样做，但这对于理解毕竟是有好处的——，那么我将把它称为“物化的意识”（verdinglichte Bewuβtsein）的类型。具有这种类型的人们首先就把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和那些物趋同了。 然后如果他们有可能的话，他们就会使别人也趋同于这些物。 “搞定”（fertigmachen）这个措辞无论在纳粹世界里还是今天的那些小流氓的世界里都很流行，它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人们把“搞定”这个词定义为在双重意义上被修理的事物。 按照马克斯·霍克海默的观点，这种折磨就是在团伙中被接受、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加紧的对集体中人的适应过程。 这种情况的某种原因在时代精神中，但又和精神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想引用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在“二战”前说过的话：不人道将主宰未来很长一段时期。 对此进行斗争是特别困难的，因为那些操控型的人没有能力形成本真的经验，正因此他们也显露出不可理喻的特点，他们把这些特点和某种精神疾病、精神病性格和精神分裂症结合在一起。 要想阻止奥斯维辛重演，我认为根本的一点是，首先要搞清操控型性格是怎么造成的，然后通过改变条件来尽可能阻止它产生。我想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用所有可行的科学方法、特别是长达数年的心理分析，来研究那些奥斯维辛的责任人，以便尽可能指明，一个人是如何沦落至此的。 那些人还能够做的一件好事就是，当他们与自己的性格结构相矛盾地去做某件事，就有助于使奥斯维辛不再重来。但这只有当他愿意配合对这种性格结构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时才会实现。 当然有可能很难和他们进行交谈；也改变不了他们可以把赞扬运用于任何与他们自己的方法相类似的某种东西之上的做法，正如他们历来所做的那样。只有在这时，——正是在他们自己的集体中，在感到他们全都是老纳粹分子时，他们才至少会感到安全，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表现出哪怕是负罪感。 但也许即使是在他们中间、至少是其中一些人中，也存在着一些心理上的触发点，通过这些触发点有可能改变一些东西，例如他们的自恋，说白了就是虚荣。 当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显得自己很重要，比如艾希曼公审时的讲话录满了整整好几个图书馆的录音带。 最后要补充的是，即使在这样一些人格中，如果你的挖掘足够深入的话，你会发现仍然留存有那种古老的、在今天正处于成倍消失中的良知法庭的残余。 但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这样做的内在和外在的条件——请让我姑且假定我们可以查明这一点——，那么就毕竟有可能得出奥斯维辛不会重演的实践推断。这种尝试是否有什么帮助，这只有当它着手进行时才会显示出来，我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尝试。 我们不能不设想，诸如此类的条件并不能自动地解释清楚人。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人变成了这样，有些人却完全变成了那样。尽管如此，为此付出艰辛也是值得的。 不过，一种解释的潜能有可能已经包含在“人是如何变成这样的”这一问题的提出中。因为这属于“人就是自己的如此存在（So-Sein）”——“人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种有害的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把它们错误地视为天性或某种不可改变地被给予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形成起来的东西。 但物化意识首先是这样一种意识，它对自己遮蔽了一切“形成过程”（Geworden-Sein），遮蔽了对自己的限制性的一切洞见，并把“就这样存在”（was so ist）的东西设定为绝对的。 我认为，如果这种生硬的机械论有朝一日被打破的话，倒会是不无裨益的。人们应当在与“物化的意识”的关联中再进一步仔细考察一下人与“技术”（Technik）的关系，而且决不能只限于小团体内的考察。 人与“技术”的关系如同人和“体育”的关系一样，具有双重含义，借此它在其他方面是与此类似的。 一方面，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出那个时代的性格——由心理动力所划分出的各种类型，这是每个时代的社会性所需要的。今天这样一个技术拥有关键作用的世界，所生产的是懂技术的、准备使用技术的人。这种情况有其合理性：人们在自己更狭窄的领域就更不会受到蒙骗，而这也就可以到更普遍的东西里面去发生影响。 另一方面，在当前人与技术的关系中夹杂着某种夸大其词的、非理性的和病态的东西。这与“技术的面纱”（technologischen Schleier）有关。人们倾向于把技术当作一种事情本身、目的本身，或当作自己的一种本质力量，忘记了技术只是人类延长了的手。 手段——而技术正是为了人类的自我保存的手段的总和——被拜物教化了，因为那些目的——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被遮蔽并从人们的意识中切除了。 只有当人们像我刚才所表述的那样普遍地说出这一点，才有可能把这一点讲清楚。但这样的假设还是过于抽象了。人们肯定无法理解，在个别人的个体心理学中对技术的拜物教是怎样实现的，在对技术的合理关系与对技术的高估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种高估最终导致了，一个人挖空心思设计出一个运输系统，能够尽可能快和最少损耗地把受害者运往奥斯维辛，却忘了他们在奥斯维辛会有怎样的命运。 简单地说，那种喜欢把技术拜物教化的性格类型所涉及到的都是那些“爱无能”（die nicht lieben kannen）的人。这并不意味着多愁善感或道德说教，而是标志着与其他人的那种缺乏性力比多关系（libidinase Beziehung）。 这些人是彻底冷漠的，必须也从心底否认爱的可能，他们对别人的爱甚至在还没展开的时候就撤回了。凡是他们心中在爱的能力方面余留下来的任何一点东西，他们都必须用在手段上。 1933年，柏林的性学研究所图书馆被纳粹焚毁。研究所创始人是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博士，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人类性行为的机构，收藏大量的对性研究有关的书籍和材料。 这些充满偏见、与权威捆绑的性格，也就是我们曾在伯克利的那本书《权威人格》中谈到的那些性格，对此提供了一些样本。一个“受试者人格”（Versuchsperson）——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出自“物化的意识”的词——曾经说到自己：I like nice equipment，“我喜欢精美的装置、精美的仪器”，却丝毫不关心这些仪器是什么。 他的爱已经被各种物、机器本身占据了。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之所以令人震惊，是由于与这种情况相对抗看起来毫无希望——这种趋势已经同整个文明融合在一起。 与它作对看起来就像反对整个世俗精神一样；但我借此只是重复了我一开始就作为反奥斯维辛的教育的一个最迫切的观点所提出来的东西。我说过，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那些人是冷漠的。 关于冷漠再说几句也没什么坏处。假如冷漠不是人类学的基本特征、人们在我们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那种本性；假如他们不是从心底里对与所有其他人相关的事漠不关心，除了几个与他关系亲密或有可能凭借明确的利益关系与之结合的人之外，那么奥斯维辛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那样一来，人们就不会容忍它。 也许，延续数千年至今的这种当代形态的社会，并不是如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意识形态上所假设的，是建立在那种吸引、那种“引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一切他人利益之上。 与此相矛盾的是，那些所谓lonely crowd即孤独者的聚合体的随大流，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反作用，一种由冷漠的人纠结而成的团伙，这些人不能忍受自己内心的冷漠，但又无法改变它。 今天我们每个人无一例外都太少感受到被爱，因为每个人都太少能够去爱。 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事能在这些一定程度上礼貌周全而和善的人们中发生，其中最重要的心理学条件无疑就是认同能力（Identifikation）的缺乏。 “跟风派”（Mitlaufertum）这个称呼最初指的就是商业利益：人们先于别人的利益而关注他自己的利益，并且仅仅是为了不要遭受到危害而避免祸从口出。这是现存事物的普遍法则，暴政下的沉默只不过是这一法则的结果。 社会单子、即那些孤立的竞争者之间的冷漠，作为对别人的命运的无所谓态度就是这一法则的前提，只是极少被暴露出来。那些折磨人的帮凶们知道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们屡试不爽。 请你们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要进行爱的宣教。我认为爱的宣教是徒劳的：没人有资格去作爱的宣教，因为如我刚才所说，爱的缺乏是所有人的缺乏，无一例外，正如他们今天的生存方式一样。 爱的宣教已经在人们所求教的那些人心中预设了某种另外的性格结构，不同于人们想要改变的结构。因为人们应当去爱的那些人甚至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够去爱，因此就他们而言绝对没有什么值得这样爱的。消灭所有刺骨的冷漠，这曾经是基督教的那些并不和教义直接同一的伟大的冲动之一。 因为这种尝试并未触动那种产生出和再生出冷漠来的社会秩序。 很可能，人们之间的那种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的温暖直到今天，从来都还没有出现过，除了某个短时期或在某些很小的群体内，哪怕是在某些和平的野蛮人之间以外。 那些饱受非议的乌托邦主义者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查理·傅里叶（Charles Fourier）把吸引力规定为通过合乎人的尊严的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的东西。 他还认识到，只有当人的欲望冲动不再被压抑，而是得到满足和释放，这种状态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有助于抵制作为灾难的条件的冷漠，那就是对冷漠所特有的这些条件的洞见，并尝试首先在个体的领域里抵制冷漠的这些条件。人们可能会认为，在童年时代被拒绝得越少，孩子得到的待遇越好，那么他们的机会就越多。但即使在这里也面临着错觉的危险。 那些根本不担心生活的残酷和艰辛的孩子，一旦脱离父母的庇护，就更加被丢弃在野蛮中。我们尤其不能鼓励那些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并带有其标记的父母去送“温暖”（Warme）。 给予孩子更多“温暖”的要求，反而使这种“温暖”的释放很做作，并由此而否定了温暖。 此外，在职业上的间接关系中，比如教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就不能要求“爱”，爱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而且本质上是与间接关系相矛盾的。 对爱的赞扬——在可能的地方则采取命令式，即人们应该爱——本身就是那种使冷漠永恒化的意识形态的基石，这基石是那种带有强制性的、压迫性的东西所特有的，它们正是对爱的能力的抵制。 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意识中的冷漠，以及变得冷漠的原因。 最后请允许我简单谈一谈，一般而言使人意识到这些主观“机制”（Mechanismen）的几种可能性，没有这些机制，奥斯维辛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亟需加强对这种机制的认识；同样也需要认识那种用来阻塞这种意识的立体式的防线。谁要是今天还在说，当时（纳粹时代）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或者情况并非那么糟糕，他就已经是在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辩护了，并且毫无疑问，如果奥斯维辛重现的话，他们就会选择观望或者助纣为虐。 即便理性的启蒙——就像心理学精确地知道的——不能直接消除这种无意识的机制，但至少它在潜意识中加强了某种抗诉法案，并已经促成了一种不利于这一极端情况的氛围。 假如全部文化意识都现实地被那些在奥斯维辛中向您走来的队列的那种病态性格的预感所渗透的话，人们也许将会更好的控制这些队列。 还有必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将奥斯维辛中发泄出来的那种东西加以推延的可能性。也许明天又会轮到不同于犹太人的另外一个群体受到迫害，例如老人——这个群体在第三帝国恰好还被放过了，或者是知识分子，或者简单地就是另类群体。 最能促成这种复活的氛围（我在前面曾预示过），就是死灰复燃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如此邪恶，是因为它在一个国际交往和超民族联盟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再相信自己就是正义的，而不得不把自己夸大到毫无标准，以便说服自己和别人相信，它还是有根有据的。 抵制这种民族主义的具体可能性无论如何必须指出来。例如，必须研究以“安乐死”杀人的历史，这种谋杀在德国多亏一些人的反对，毕竟没有在纳粹分子已计划的整个范围内实施。 当时的反抗局限于一些特别的团体，这恰好是普遍性“冷漠”的一个特别扎眼而又广为流行的症状。但这种普遍冷漠对于所有其他人在面临谋利原则中所包含的贪婪时，也是目光短浅的。 每个不是恰好属于这个谋利集团的人，都完全有可能突然遭遇厄运；因而有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利益，人们是可能被它唤起的。——最后还必须追问谋利活动的那些特殊的、历史上客观的条件。 在这个民族主义已经过气的时代，那些所谓“民族复兴运动”（nationale Erneuerungsbewegungen）显然对于施虐狂行为是特别无能为力的。 最后，所有政治课程的中心任务都应该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这样做的可能性将只是在于，这门课尤其不能带着恐惧、由任何一种权力来推行，而必须公开地从事这件最重要的事情。 这门课程因此必须转变成社会学，因而必须教给人社会博弈的游戏，这种游戏在政治形式的表层背后拥有自己的位置。 批判性的处理将只是为了给出某种模式，一个像“国家至上”（der Staatsraison）那样令人敬畏的概念：由于人们将国家的法权置于它的那些成员的权利之上，这就已经使恐惧暗中建立起来了。 瓦尔特·本雅明在流亡巴黎期间曾经问我，在德国是否还有足够多听从纳粹命令的施刑奴仆，那时我偶尔还会回到德国。这种人确实有。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有其深层含义。本雅明察觉到，亲自执行的那些人，与那些幕后凶手和理论家相反，其行为是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冲突的，杀死别人的同时也在自杀。 我担心，通过一种如此紧张的教育的措施几乎不可能阻止那些幕后凶手再度生长出来。但是存在这样一些人，像奴仆一样做这种事，保持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自降人格。 假如“恐怖伯格”和“卡杜克”（威廉·伯格[Wilhelm Boger]和奥斯瓦尔德·卡杜克[Oswald Kaduk]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在奥斯维辛审判中被起诉和判刑）们还继续存在的话，那么就应该通过教育和启蒙采取一些办法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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