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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1929 -2020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大师与翻译理论家，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数国语言与文化，执教于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2020年2月3日，乔治· 斯坦纳在英国剑桥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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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政治上的非人道，加上随之而来的技术化大社会中腐蚀欧洲资产阶级价值的一些因素，可能已经伤害了语言，这种可能性正是本书潜在的主题。在不同的文章中，我从具体的方面讨论了语言贬值和非人化的问题。
感觉到语言出现了问题，感觉到语词可能正在丧失其人性化的力量，对于这样一个作家而言，他有两种重要态度可供选择：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代表，表现普遍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和脆弱；或者选择自杀性的修辞——沉默。这两种态度的起源和发展在现代德国文学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似乎正是在德语中，最能完全地体现和体验非人道。
对于卡夫卡——他在现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耻辱。他那鲜活赤裸的风格表现出他绝不轻易放过每个词语。卡夫卡在另一个充满灰烬和怀疑的乐园里给每一个事物重新命名。因此，他在语言上的每一次命名，都充满了审慎和煎熬。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The Letters to Milena，这些是最好的现代情书，最不可或缺)，总是反复回到充分表达的不可能性，回到作家的绝望（不可能找出还没有被污染的语言、还没有堕落到陈词滥调的语言、还没有被不加省察的浪费蛀空的语言)。卡夫卡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使他困在各种对立冲突的语言（捷克语、德语、希伯来语）当中，但他能够从外部来接近语言行为。他比平常人更谦卑地倾听语言的神秘，他听到死亡的呼声在欧洲世俗语言中越来越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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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从一种模糊的寓言角度而言，而是用精确的预言。《变形记》中真实的梦魇传递的信息是，变成虫将是数百万人的宿命。《审判》和《城堡》中官僚机构的话语在我们“畜群”的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在流放地》中的刑具同时也是一架印刷机。总之，卡夫卡在“白桦林”（birchwood）一词中听到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声音。他知道，似乎那片林子为他再次烧成了灰烬，等待着欧洲人的是惨绝人寰的非人性，在这过程中，有一部分语言会为暴行服务，从而变得卑鄙堕落。在野蛮肆虐的时代，写作行为要么可能变得很轻佻（诗歌中的哭声掩盖或美化了街头的哭声），要么就完全不可能。卡夫卡以寓言的方式表现出这两种选择。霍夫曼斯塔尔在他最成熟、最难以捉摸的喜剧作品《困境》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主人公汉斯·卡尔·布尔在战壕中有过暂时被活埋的经历，他从战场归来后就对语言十分怀疑。使用语言，似乎语言真正可以传达人类情感的脉动和迷惑，而将人类精神的精华托付给社会交流的膨胀通货，其实是自欺欺人的“卑劣行径”（这是剧中的关键词）。布尔说：“我在说话时对自己的了解远不如我沉默时对自己了解。”当被要求在上议院就“国家间的和解”这个高尚的主题发表演说时，他退缩了，带着满腹的牢骚和悲观的见解。让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开口就等于“火上浇油”。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霍夫曼斯塔尔及其他20世纪20年代的德、奥作家的沉默寓言几乎同时出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可以设想，疏离语言只是信心普遍丧失的一部分，人们再也不相信中欧文明的稳定性和权威表述。卡夫卡死后九年，正值政治暴行爆发的前夜，勋伯格用这声呼喊为他的《摩西与亚伦》画上句号:“噢，语言，我所匮乏的就是语言。”几乎是同时，修辞（诗人对语言的最主要兴趣）与非人道的政治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成为赫尔曼·布罗赫作品的主题。因为他们的语言为贝尔森集中营服务过，因为所有那些事情都能找到语词来表达，并且人因为使用了语词而被击晕，所以许多流亡或逃出纳粹魔掌的德国作家都对他们使用的工具感到绝望。在《流亡之歌》（Song of Exile）里，沃尔夫斯克尔（Karl Wolfskehl）宣布，真正的语词，生灵的语言，已经死掉：博尔奇(Elisabeth Borcher)说：“我拨开星空，发现一无所有，再次寻找依然一无所获，最后才找到一个异域的词汇。”维特根斯坦在语言逻辑分析中仔细地排除了一切感情因素，尽管他阐释的方式特别诗意特别让人想起荷尔德林评价索福克勒斯的语气，以及利希滕贝格的格言；他的分析结论已经成为一个严酷的真理，对于诗人来说则是人性自我毁灭的警告。“对于我们无法言说的，我们只有保持沉默。”这种语言死亡的感觉，语词在非人道行为面前的无力感，绝非只限于德语。在1938年政治危机期间，阿达莫夫问自己，成为一名作家这个想法是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欧洲文明中作家是否能够再用一种有活力的、人性化的语言来写作：人们不应该再去亵渎“上帝”这个字眼。长久以来，“上帝的频繁使用，早已使它失去意义，变得空洞、冷漠……语词，这些意义的守护者不再永恒，不再无瑕……如人一样，它们也会遭遇苦难……一些幸存，一些消逝……在茫茫黑夜中，一切都变得模糊：没有名字，没有形状。当战争开始时，他写道：“陈旧、俗套、归档的语言，成为语言的残骸、幻影：每个人在双腭间乏味地咀嚼、反刍语言的声音。”下面这段话出自尤内斯库最近发表的《日志》(Journal)：似乎是通过与文学打交道，我就用尽了一切可能的象征，但都没能够真正穿透它们的意义。它们对我来说已不再重要。语言已经扼杀了意象，或者掩藏了意象。语言的文明是发狂的文明。语言创造出混乱。语言不是文字……事实上语言任何都没有表达，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内心最深层的体验。我越想解释自我，我就越不理解自我。当然，并不是任何事都不能用语言表述，只有鮮活的真理，语言才不能表达。最后两句话和霍夫曼斯塔尔笔下的布尔的话完全呼应。作家——顾名思义，既是语言的主人又是语言的仆人——说，鲜活的真理不再能够言说。贝克特的戏剧中就一直回荡着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发展了契诃夫有效语言交流几乎不可能的看法，它在重压之下走向了沉默，走向了一出“无言剧”（Act Without Words）。很快就会出现一言不发的戏剧，剧中角色都努力想表达语言的愤怒或语言的无用性，结果那些声音都变成了胡言乱语，或者在他们怪象的嘴中死去。一旦第一句清晰的言辞说出，也就到了幕终的时刻。可能是受海德格尔以及海德格尔注疏荷尔德林的影响，法国语言哲学最近也赋予了沉默特殊的功能和显赫的地位。帕兰认为，“语言是通往沉默的门槛。”勒菲弗尔现，沉默“立刻存在于语言当中，无论是在近处还是远处”。他关于语言的大多数理论都建立在模式化的沉默之上，否则就使用一种连续、因此是没法破译的语言符号。沉默“是普通语言之外的另一套语言”，但它是有意义的语言。这些对于逻辑学家来说并不是可怖的幻想或悖论。诗人是该言说还是沉默，语言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奥斯维辛之后便没有了诗歌，”阿多诺如是说；西尔维娅·普拉斯用非常戏剧化、非常真诚的方式地演绎了这句话的深层内涵。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不是永远丧失，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会丧失，只是在此时此地丧失，就像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丧失了对城墙之外自由的清风和清凉的夜晚的权利。首先我要声明，我并不是在说作家应该放弃写作。这样做是糊涂的。我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写的太多了，书籍（我们在文字世界中寻找一条震耳欲聋的路）的泛滥是否本身就是对意义的颠覆。“语言的文明是发狂的文明。”在这样一种文明中，语言筹码不断在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神圣的文字交流如此贬值，那些有效、真正新颖的文字，再也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每个月都必须有巨作产生，出版商就逼着那些平庸之作包装起来，外表光鲜，昙花一现。科学家告诉我们，各种专著的出版数量急剧上升，图书馆很快就会被放到围着地球转的赤道去，整日忙于电子扫描。人文学科语言的泛滥，把琐碎的东西当作高的学问反复批评，威胁着抹杀了艺术作品本身，抹杀了真正批评所需的精确与新鲜的个人体验。我们也说得太多，说得太轻松，把原本私人的东西四处张扬，把语言背后原本暂时的、个人的，因此是有活力的部分变成了陈词滥调，丧失了可信度。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文化就像一个充满了八卦的风洞，从神学、政治到空前喧嚣的私生活，八卦消息四处横流（精神分析是修辞华丽的八卦）。这个世界不会在一声巨响中结束，也不会在一声呜咽中结束，只会在一份报刊头条、一句口号、一本比黎巴嫩雪松大一点的黄色小说中结束。现在倾泻出来的“言”中，究竟有多少在载“道”，如果我们想要听到从“言”到“道”的演变，所需要的沉默在哪里?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根本意义上关乎政治。对于诗人来说，肢解自己的语言要比用自己的才华或漠然去美化非人道好得多。如果集权统治有效地剥夺了任何诋毁和讽刺的机会，那么就让诗人停止写诗吧，也让那些离死亡集中营几里之外的学者停止编辑文学经典。正是因为那是他的人性的标志，正是因为它使人成为不断奋斗的生灵，语言在野蛮之地，在暴行之时，不应该有自然生命，不应该是中立的圣殿。沉默是一种选择。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如今，塞壬们有了一个比她们的歌声更致命的武器，”卡夫卡在他的一则寓言故事中写道，“那就是她们的沉默。虽然这一招还没有试用过，但可以想像，那些逃脱她们歌声诱惑的人，恐怕难以逃脱过她们的沉默。”*节选自《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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