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诗歌与怀疑｜米沃什和齐奥朗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Adam Zagajewski ，1945—2021），波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于2021年3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75岁。
诗歌与怀疑
文｜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王东东
道德主义者是那些呼唤人类品性中较好部分的人，是一些演说家，他们满脑子都是善与恶的最初选择，正是他们提醒我们的基本义务并谴责我们的过失和错误。一个道德主义者说话像天使。至少我们在波兰——可能有几分天真——习以为常这样认为。但是在法国，道德主义者却是说他人坏话的作家。谁攻击得最为猛烈谁就是最好的道德家。这个令人尊敬的传统诞生于拉罗什富柯和尚福尔（Chamfort）的名下（他们中的最伟大者是帕斯卡尔）；这是恶意嘲讽的传统，包含了一个极少被表达过的关于人性的多数派观点，带有宗教暗示的弦外之音。在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个继任者，和尊贵的祖先一点也不同（齐奥兰确实以满足的心情写道，拉罗什富柯公爵是一个生性胆怯的人）。他是一个凄惨可怜的罗马尼亚移民，一个东正教牧师的儿子，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中欧知识分子，一个筑巢在巴黎阁楼上的文人，生计来源和身世含糊不明；他来自布达佩斯还是布加勒斯特？（巴黎人无论如何永远不会问，因为他们总是漠不关心。）
一本不寻常的书出现在今年十一月的法国——埃米尔·齐奥兰身后出版的日记，题名Cahiers，也就是笔记本，这是他长期的伴侣西蒙娜·布埃（Simone Boué）（她本人也已去世）曾经准备出版的。这本书引起了轰动，原因很简单。齐奥兰，一位有名望的迷人哲学随笔的作者，个人阴郁无比，他极度悲观的作品被译成了很多种语言，它们建基于一个原则“只有从未出生的人是快乐的”，在两年之后突然制作了很可能是他最伟大的书（他的生卒年1911-1995）。它并不就正好与更早的作品相冲突；而是起到了一种纠正的作用，以迷人的方式增补了先前的作品。齐奥兰在这里显露为一个宗教思想家，一种比他以前的随笔所显示的更为丰富的人格。后者让人去注意一个小心翼翼修建过的法国庭院，而日记则不时泄露了一个不同的人，没有他以前看起来那样连贯，一个有差别但是却更为复杂的哲学家，甚而有时又变成一个诗人。
笔记本——持续的时间是1957-72，并没有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出版的过程类似于卡夫卡的作品，违背了作者的意愿，他并不想让他的日记公开（虽然他并没有烧掉它们！在我们的时代你不能依靠别人，你需要自己摧毁你的手稿）。这本书极度令人不悦——正如它应该的那样，一本不会搅扰任何人的私人日记明显被篡改了。齐奥兰以他的异乎寻常的那喀索斯主义（书中至少包含二百条自我解释），以他恶毒的幽默，他的忧郁，以及极端的厌世激怒了我们；每次他踏上地铁车辆或郊区的火车，一看到普通人就会经受一阵反胃的激荡。这种那喀索斯主义使他区别于拉罗什富柯，后者永远不会写到他自己。
他激怒了我们，既以着魔/执迷(obsessions)本身，也以对着魔/执迷的确信，他不止一次说过，只有着魔/执迷才能生出伟大的艺术。他揭露自己缺点的勇气既引起了不耐烦、恼怒和同情——同时也有赞赏。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停止；毕竟，这并没有那么卓绝非凡，年轻的美国诗人在他们有争议的诗里也做了些类似的其他工作。在他的日记中他以片段形式写成了一部辉煌的哲学论文，同时充满了扭曲的矛盾，这是他那个世纪富有才华的悲痛之子的忏悔。
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EmileMichel Cioran，1911-1997），罗马尼亚文学家和哲学家，二十世纪怀疑论、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有罗马尼亚语及法语创作格言、断章体哲学著述传世，以文辞精雅新奇、思想深邃激烈见称。另译为萧沆，此文译为齐奥兰。
谁是齐奥兰？他出生在罗马尼亚的乡村，一直到生命终点他都动情地将它当作失去的天堂牢记不忘。我已经说过，他是个外省牧师的儿子，天赋异禀，很早就有著述发表。他也很早就饱受他狂热紧张的精神生活的创痛，危害他的还有各种神经衰弱症以及他最大的敌人，一个叫做失眠症的不祥怪物。（更确切地说是，Insomnia，大写的失眠；齐奥兰将哲学的德行归功于这种疾病，它将在未来的岁月对他折磨不休。）战前他定居于巴黎，但刚好在战后开始法文写作（他已经以罗马尼亚语写作和出版了几本书）。他即刻获得了法国文学中最好的文体家之一的声誉，虽然说话时还带着他的罗马尼亚口音。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齐奥兰从未在法国电视或广播上露面说话；他无疑难以忍受如下想法，他这个绝无半点瑕疵的文体学家会由于发错元音e在法语中的各种变音而糟蹋了口语。
他的法西斯主义经历，一段对罗马尼亚铁卫队（Romanian Iron Guard）真正的狂热时期，给他的传记投下了阴影（他在日记中说：“我的确认只会增加我的问题，而我的否认却会被热情地接受”）。
他发明出了一种神奇的技艺，为了他市中心的居所（奥登翁街21号，21，rue de l'Odéon）那诱惑人的自相矛盾的生存状态。他从未兴旺发达并且到死都过着一种非常节制的生活（虽然在他六十年代的日记中，他以类似惊奇的口吻记下他拥有了五或六套衣服！）。他没有获得文学奖项；日记中他说获得文学奖无论如何不适合约伯……他被看成一个隐士，一个禁欲主义者，他确实如此，以致无以复加。但同时，他却过着一种异常活跃的“巴黎人”的社会生活，他熟悉“全巴黎”（le tout-Paris）。他有时会被认为“时髦流行”；他成了一个自杀的专家……他与贝克特交好（如果这两个古怪人真的可以成为朋友），与尤内斯库，与亨利·米肖，他认识策兰。有谁他不认识呢！
他出席巴黎的聚会（第二天早上就会痛苦地责备自己）；当他和朋友们不期而遇，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地不停说话，不容任何人插嘴。但是尔后他却要为此苦恼！他憎恨巴黎式的伪善，巴黎的文学生产机器，巴黎人的势利——但是同时他却习惯了就像鸭子爱上了水。有一次，在参观完约瑟夫·扎普斯基的作品展览后（齐奥兰也认识他，并且我想，同时以自己的方式赞赏他），他写道，参加展出的人们笑得并不虚伪，而是真诚地笑，因为他们是波兰人而不是法国人。
他的日记是赞美孤独和沉默的颂歌；伟大的健谈者齐奥兰只喜爱安静。尽管如此，你还是不由得钦佩日记的诚实。齐奥兰经常严厉地对待自己；他并不遗漏无数微小的背叛，而是嘲笑他自己，他这个在通向神秘主义的道路上半途而废的失败的佛教徒，这个认识半数巴黎人的道的修习者。但是他只背叛他自己，他珍惜的自我意象。他渴望成为一个亚洲圣人，在向涅槃或者被斯多噶派称为不动心（ataraxia）的目标前进时对这个世界发生的纷繁小事不屑一顾——但是他却总是与粗鲁的理发师，干涉成癖的女店员以及行动缓慢的收银员发生争吵，最终，则是与他自己。他具有一种酷嗜争讼的天性，但却被吸引到了斯多噶派——或佛教徒——消极无为和内在平静的观念之中。
他也梦想对自己的书的命运取得一种完全漠然的态度。不仅如此——他梦想着完全放弃写作，而通过绝对的被动和无目的的沉思达到最大的快乐满足。纵然如此，他还是会给他的出版商打电话，提醒他不要忘了给巴黎的书店供货，而当他关于保罗·瓦雷里的随笔被一位美国编辑拒绝，他为此苦恼，就像有此遭遇的任何其他作家一样。齐奥兰不想做他是的那个人；他不想成为罗马尼亚人，一个作家，甚或一个思想怪人。而首要的是，他受到了他会成为的那个巴黎文人起义的背叛！
他从未放弃成为一个“刽子手的儿子”的愿望，这经常让他的朋友们感到震惊。但是同时，他却过着一种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从头到尾无可指摘的生活。他想要做一个魔鬼似的他者，但是没有努力从事（他可不想要折磨自己，或者折磨别人，像萨德或阿尔托）。他宁可选择像其他人继承他们眼睛的颜色那样，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一种狼籍恶名。其他人希望得到遗产，他渴望得到家族耻辱。
他钦佩西蒙娜·薇依，他们享有特定的秘密相似；两个人都被引向了“反创造”（decreation），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存在的解体。自杀是齐奥兰最为伟大的哲学着魔/执迷。他经常顽强地对待它，并且写道，那些总是想着自杀的人根本不会自杀。在这么多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自私，懒惰（东方风格的）的齐奥兰对为被压榨者服务的永不倦怠的行动主义分子薇依——都将他们自己看成是受阻的上帝。
“我的儿子无疑会成为谋杀犯”，无子息的齐奥兰议论说。但是他也对一个即将成为父亲的朋友说他是在冒一项巨大的险：“你的儿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谋杀犯。”地球上生命的繁衍持续像癫狂一样让他瞪怔，而每一次新的受孕都是一次错误。
“我每天都进入我的怀疑就像其他人进入办公室”，他在日记中写道。日记写作在怀疑的标志下进行，这里的怀疑（Doubt）——在这一页——用的是大写。怀疑的最大的台词提示者是死亡。既然死亡必然会到来，为何——为何我还要做这个做那个，想这个想那个，说这个说那个？朋友们的葬礼对齐奥兰是一种煎熬；拉雪兹神甫公墓（Père Lachaise）的一次尸体火化比所有他读过的古典怀疑论和犬儒学派更强有力地作用于他。然而有时候这里也有一种特定的威严；甚至一位收音机的噪音常年累月搅扰作家的邻居也在他面前显得像是一个死亡的奇异的变形人。如此我们就可以发现巴洛克的齐奥兰，他经常沉浸在死亡的思想里生活；而失眠不得不被泄露为死亡的亲戚，死亡的使者。
而办公室的世界，不管是官僚的还是学院的，都被谎言传染了；真实只存在于怀疑之中，存在于对立，孤寂，与生活的无政府主义关系。从这里辨认出作家极为私人的愤慨的蛛丝马迹，这并不难。他早年被误导的对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并不只齐奥兰，很多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都犯过这个可怕的错误），必然会将他引向对任何形式的肯定的回避。一朝被蛇咬……但是这种对他的解释——一种简单的阅读，有点过于表面，过于轻易——剥夺了齐奥兰的黑色魅力，将他自动降格为“众多中的一个”知识分子。
但是齐奥兰的戏剧可以获得不同的解读，更为个人，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杰出灵魂的记录；在这本一千页的书中，他对诗歌的热爱组成了一条线索，一个贯穿全局的故事。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诗歌逐渐被怀疑主义，被疑虑压抑窒息的故事。齐奥兰有他喜爱的诗人：狄金森，雪莱，道生。但是他越来越少地转向它们，越来越远离诗歌。他忍受不了里尔克的信文，而更喜欢哥特弗里德·本恩一些信中的愤世嫉俗。诗歌的竞争对手是苦涩、嘲谑、匮乏幻象的散文。一直到他去世还对他说话的唯一诗人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巴赫的音乐总是让他惊骇不已，命令他跨越到边界的另一边去，到欢乐、肯定以及上帝的另一边（只有亨德尔的《弥赛亚》对他有相当的效果）。但是也只有片刻而已。
在日记中，只要诗的时刻出现——正如音乐或在法国乡野孤寂景色里的远足暗示的那样——齐奥兰就会变得异常简洁。而怀疑正好相反是雄辩的；被作者的声音鞭策推动，怀疑切割着宣告声明就像斯宾诺莎切割镜片。齐奥兰的日记在本质上是专为怀疑的资产利益设计的政治纲领。而诗歌在日记中却显示为一种边缘性的、甚至阴谋的存在；诗歌退缩，并且枯萎衰落。但即使诗歌谦逊的少量在场也赋予齐奥兰遗作一种新奇的魅力，正是与诗歌和音乐的风流韵事，允许我们改变了得自这个巴黎厌世者的随笔的他的更早的画像。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美籍波兰诗人
另一本出现在今年九月的书，表面看起来与齐奥兰夸张的大部头毫无相似之处，这就是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路边狗》，一本松散的散文片段与诗歌的非凡合集。二者真的毫无瓜葛？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否发现什么……
首先，作者是同时代人，是同一代人的代表：米沃什只比齐奥兰小几个月。在五十年代的巴黎他们很有可能曾经撞见彼此。此外，《路边狗》虽然不是一本日记，但是却“像日记”，是一本结构松散、结尾开放的书。它同样是哲学式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就像齐奥兰的著作，它是关于我们世界的一篇专题论文。两位作者使用的记忆和经验的资源并非迥然不同。两个人都从危险的不确定的东欧地区来到光明之城巴黎（虽然齐奥兰经历了法国版的纳粹占领）。但在哲学的抽象层次说，不可能在两人间遇到相似之处。难以想象差异更大的两本书了。两本书的原始材料可能有相似：对乌托邦的反感，对宗教的迷恋，对巴黎和西方知识分子时尚潮流的无情批评，精神独立，以及对西方智识圈同事的距离感和经常的优越感。但是对这些材料的判断对待却大相径庭。
《路边狗》与《笔记本》——当靠在一起接受审视——就像两幅静物画。在一副里是米沃什的作品，你看到一个完好的苹果，在它前面是一只闪光的牡蛎，只有当你全神贯注向后面凝视的时候，你才会瞥见一个断头台的模糊轮廓。而在齐奥兰的画里恰恰相反，首要部分是一个光秃秃的头盖骨和从精致的沙漏下渗的遮掩了一串葡萄的沙子细流。（的确，在巴洛克图像学里苹果也象征了短暂……）
然而，《路边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画。它的作者想向我们展示他平常只会犹豫不决地透露的东西：也就是画布黑暗的一面，作者关于恐怖的知识，苏维埃死亡机器的恐怖，但是也有每一个活着的生物面临的灭绝的恐怖。纵然如此，米沃什关于现实的论文仍是一部宁静安详的作品，是一部能够掌控这个世界的恐怖的古典主义者的作品，不是通过忘却它而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消化它。失望与怀疑被征服了，但不是仅仅通过古典主义，毕竟——那对现实的恶是太过轻易的一剂药！而是只有通过那不可定义的诗歌，将欢乐与悲哀就像氧气和氮气混合在一起组成我们呼吸的空气。通过诗歌这种微量的狂喜世界改变了它的风味。正如米沃什更早的著作，《路边狗》就像一个天平，在它的托盘里载负着恐怖和美。如果说美一直总是胜利，并非由于抽象的人道主义，抑或可供教科书作者分析的迂腐教条，而只应归功于作者创造性的诗性的热烈的好奇心，正是它们制造了不管是在一首诗中还是一段散文笔记中“多出”的东西，就像法语里说的，那种额外的je ne sais quoi（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那就是诗歌。
对米沃什来说，正是诗歌生产着意义。如果《路边狗》是街头演说的临时演讲台，那也只是为诗歌准备的演讲台（当然为诗歌服务的还有心智与记忆）。米沃什的作品确实并不缺少怀疑，但是怀疑有它自己特定的洞窟，它被绑上了锁链并且不允许在辩论中获胜；它是隶属于更高力量的仆人。当然，其他力量也参与了游戏。比如非凡的对幽默的感知（齐奥兰缺乏的），它标志着对宇宙缺陷和人类（包括作者自己）不完美的宽容忍耐。
诗歌与怀疑要求彼此，就像橡树与常春藤、狗与猫。但是其关系既不是和谐的也不是对称的。诗歌之需要怀疑要远远大于怀疑之需要诗歌。通过怀疑，诗歌才能消除修辞的不诚实、无意义的喋喋不休、谎言、青春期的饶舌、情感空泛（不真实的）。而一旦远离了怀疑严厉的凝视，诗歌——尤其在我们黑暗的日子里——很容易退化为多愁善感的歌谣小曲，抑或没有思想只知拔高的称颂，对世界的形形色色毫无意义的赞美。
但是怀疑的情形就不同了：它不想要诗歌的陪伴。诗歌是令它恐惧的对手，甚或致命的威胁。哪怕是阴暗的悲剧诗歌都在怀疑面前升起，击败它，取消它存在的理由。怀疑让诗歌变得更为丰富，更为戏剧化，但是诗歌清除了怀疑——或至少冲淡削弱了怀疑，让怀疑论者失去头脑并且陷入静默，或者变成艺术家。
怀疑比诗歌更有智力，只要它对这个世界，对我们一直熟悉却竭力向自己隐瞒的事情说着恶毒的话语。但是诗歌超出了怀疑，而指向我们不能够知道的。
怀疑是那喀索斯主义的；我们以批评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包括我们自己，可能还有安慰我们的事物。诗歌恰恰相反，它信任这个世界，并且撕破了我们的“大写的我”（“I”）的深海潜水服；它相信美以及美的悲剧的可能。
诗歌与怀疑的争论不同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肤浅的争吵。
二十世纪的伟大戏剧意味着我们现在和两种心智打交道：一种是顺从的心智，一种是追问的心智。怀疑是为顺从的心智准备的诗歌。而诗歌本身是在提问，在无休无止地徘徊往复。
怀疑是地道，诗歌是螺旋。
怀疑更喜关闭，而诗歌更喜开放。
诗歌笑和哭，怀疑只反讽。
怀疑是死亡的全权代理，是它最长久且最机智的影子；而诗歌却奔向一个未知的目标。
为什么一个人选了诗歌而另一个人选择了怀疑？我们不知道并且永远找不到原因。我们不知道为何一个人是齐奥兰而另一人是米沃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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