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1929 -2020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大师与翻译理论家，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数国语言与文化，执教于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2020年2月3日，乔治· 斯坦纳在英国剑桥逝世，享年90岁。
空洞的奇迹（1959）
文｜乔治·斯坦纳
译｜李小均
举世公认，战后德国是个奇迹。但那却是非常奇怪的奇迹。表面上充满了对生活的无限热情，骨子里却是莫名奇妙的死寂。走近德国，把你的视线从奇迹般的生产线上移开，看看别处；蒙住你的耳朵，暂时忘却机器的轰鸣。
死掉的是德语。翻开日报、杂志，翻开对新近上市的各种畅销书和学术专著的评论，去看一场新的德剧，或者听一听收音机里或联邦议院里说的话语，你会发现，这不再是歌德、海涅还有尼采他们使用的德语。甚至不是托马斯·曼的语言。德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德语成了噪音。人们仍在用德语交流，但却创造不出交流的意义。
语言是有生命的生物体。虽然极为复杂，但仍然是有机体。语言自身就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特殊的吸收和成长的力量。但是，语言也会衰败，也会死亡。
有许多方式表明语言体内有了腐蚀肌体的病菌。原本灵活的精神行动变成机械僵化的习惯（如死隐喻、陈腐比喻、口号）。词汇变得更长，语义变得更加含混。修辞代替了文采。行话代替了精确的通用表达。外来词或借用词汇不再被吸收进入本土语言的血脉。它们被生吞活剥，依然保持其外来入侵者的身份。所有这些技术上的失误造成了实质上的失败：语言不再使思想更清晰，反而使之更模糊；语言不再直接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反而分散了感情的强度；语言不再冒险（一种活的语言就是人脑能够经历的最大的冒险）。总之，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
这种状况可能存在很长时间。拉丁语在罗马文明中的生命之源枯竭很久之后，仍然为人所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某些精髓再也没法复活。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了德国。这就是为什么在德国经济的奇迹背后是精神的无边死寂，让人感到一种无可避免的琐碎卑微和装腔作势。
是什么使德语走向死亡？这是一段有趣而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开始于一个悖论：德国形成以前，德语最有活力。路德、歌德、席勒、克莱斯特、海涅，还有尼采的前半生，都生活在德意志民族统一之前。现代德国在1870年建立以后，随之而生的是普鲁士—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浪潮，这些德语小说和诗歌的大师都没有卷入进去。像歌德一样，他们是欧洲的公民，生活在君主小邦中，这些小邦不足以唤起民族主义的情绪。或者，像海涅和尼采一样，他们在德国之外写作。这种现象在近代最好的德语文学中也很普遍，卡夫卡在布拉格写作，里尔克在布拉格、巴黎和杜伊诺写作。
俾斯麦时期德国的官方语言和文学中就有了德语消亡的迹象了。那是军事史家、语文学家和玄奥哲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新普鲁士帝国的达官贵人创造出了笨拙枯燥、令人心寒的语言风格，使得“德语”带着死亡的凝重气息。那些逃避了德语普鲁士化影响的人，有的是叛徒和流亡者，像开创了新闻体写作辉煌传统的犹太人，有的则和尼采一样，在德国之外写作。
德语的学院气息和冗长风格已在1870年到“一战”期间的德国社会和学术中坚的文笔中体现出来，在帝国统治期间，德语又多了帝国时代的浮华和神秘。在新帝国的政府要员中间流行的“波茨坦风格”是一种俗言（“士兵间的直白话语”）和雅言（瓦格纳音乐中的浪漫主义）的混合体。德国的大学、政府部门、军队和法庭合力训练德语和德国人民，将其推入危险的境地：使用口号和陈词（如“栖息地”、“黄祸”、“北欧美德”）的可怕弱点；对于长词或高音表示出自动的尊敬；对故作多情的感伤十分溺爱，用以掩饰粗俗和欺骗。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最著名的德语语文学流派起到了奇妙而复杂的作用。语文学将词语放在旧词和关联词的语境中，而不是放在道德目的和行为的语境中。它赋予语言以礼节，而不是形式。绝非偶然，以语文学为核心的德语教育培养出为普鲁士德国和纳粹帝国效忠的忠诚卫士。教室里的操练最终走向军营中的操练，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见于亨利希·曼的小说，尤其是他的《臣仆》（Der Untertan）。
1914年，当士兵走上战场时，语词也进入了战场。四年后，幸存的士兵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在真正的意义上，语词没有回来。它们仍然留在了战场上，在德意志精神和事实之间建起了一堵神秘的墙。它们编造出第一个巨大谎言，现代德语很大程度上得到这个谎言的喂养：“腹背受敌”的谎言。英勇的德军不是在前线被打败，而是被“卖国贼、变节者和布尔什维克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凡尔赛条约》不是欧洲人在经历了战争的洗劫后试图挽回损失的尴尬努力，而是贪婪的敌人强加于德国的残酷报复的阴谋诡计。战争爆发的责任在于俄罗斯、奥地利或“背信弃义的英国”的殖民诡计，而不是普鲁士德国。
许多德国人知道，这些都是神话，也都知道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民族虚妄部分上导致了“一战”的浩劫。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俱乐部，在布莱希特的实验戏剧里，在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的作品中，在柯勒惠支和乔治·格罗茨（George Grosz）的雕塑里，他们都这么说。自从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和语文学家统治德语之后，德语的生命力就开始消亡，而今，德语开始了复活。这是一个辉煌的反叛时期。布莱希特重新赋予了德语散文路德似的简洁风格，托马斯·曼则在自己的风格中融入了古典的地中海传统中的柔软、明亮与优雅。1920年到1930年间是现代德语精神的黄金十年。1922年，里尔克写完了《杜伊诺哀歌》和《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为德语诗歌带来了灵动和音乐，这是自荷尔德林之后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24年，托马斯·曼发表了《魔山》。1926年，卡夫卡的《城堡》出版。1928年，布莱希特的戏剧《三毛钱歌剧》首演。1930年德国电影界出品了《蓝天使》（The Blue Angel）。同年，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问世，对西方价值观的没落进行了奇特而全面的反思。在这辉煌的十年，德语文学艺术参与了西方想像力的巨大浪潮。在这次浪潮中，涌现出了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艾略特、普鲁斯特、劳伦斯、毕加索、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
但是，这次浪潮像中午一样短暂。1870年以来进入德国民族性格中的蒙昧和仇恨太根深蒂固。劳伦斯在他神秘的预言文章“德国来鸿”（“Letter from Germany”）中注意到，“那种旧式的、林立的、野蛮的幽灵”是怎样“侵入德国人的精神”。他看到德国正“切断与西欧的联系，退却到东方的沙漠中去了”。布莱希特、卡夫卡和托马斯·曼没有能够掌握他们民族的文化，没有将他们的清醒、仁慈与才智强加于德国文化。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怪人，接着又发现自己被追捕。新的语言学家随时使德语变成有史以来最为全面有效的政治工具，将人类语言的尊严降低到狼嚎的地步。
我们必须谨记：在纳粹主义的恐怖统治之下，德语也未能幸免。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恰巧都说德语。纳粹主义恰恰在德语中找到为其野蛮所需的表达。希特勒在母语中听到了潜藏的歇斯底里、混乱以及催眠、发呆。他准确无误地潜入德语的潜流中，进入黑暗和啼哭的地带，这地带相当于语言的婴儿期，过了这个时期，语词才慢慢发育成熟，与精神临时接触。不同于歌德、海涅和曼所听到的音乐，希特勒在德语中听到另一种音乐；刺耳的韵律，一半是夹缠不清的行话，一半是淫词艳语。对于他的怒吼，德国人没有带着恶心与怀疑走开，而是高声呼应。上百万的民众扯着嗓子跺着脚应和。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会在任何语言中找到恶毒无耻的资源。但是近代历史表明，这些资源非常方便，在日常话语的表层就触手可及。有人用之写出《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Lied）的德语，随时愿意滑入地狱。（在德语词“喷”被频繁地用来形容犹太人在刀尖下“喷血”的场面之后，这个词汇怎样才能恢复其健康的意义？）
这就是纳粹帝国统治下德语发生的状况。不是沉默或躲避，而是出现了大量愿为纳粹服务的精确词汇。纳粹时期特别的恐怖之一就是，一切发生的事都被记录下来、分类、编年、归档；德语被用来表达任何人都不应该开口、任何人都不应用纸写下的东西。回想那时所做的东西，所说的东西，都让人觉得恶心，无法忍受，但我们必须面对。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速记员（通常为女性）认真记录下因扭伤、灼烧、鞭打而发出的恐惧与痛苦的种种人声。贝尔森和马特豪森集中营中的酷刑和实验都有准确记录。达豪集中营里规定的鞭刑时具体的抽打次数也记录在册。当波兰的犹太拉比被迫用手和嘴清扫公共厕所时，旁边有德国官员做记录、照相，还给相片加上标签。纳粹的精英卫队在死亡集中营门口将母子分开时，他们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用欢呼声宣布即将到来的恐怖时刻：“好，好，把犹太人扔进烟囱！”
那不能言说的东西被一遍又一遍地说了12年。那难以想像的东西被记录下来、编制索引、存档备查。在华沙，那些把生石灰倒入下水道、处死活人或掩盖死尸恶臭的人，在家书中谈及此事的时候说，他们必须“清除害虫”。他们在信中还索要家庭相片或送去普通的问候。沉寂的夜晚，神圣的夜晚，舒适的夜晚。被用来统治地狱的言语，句法中开始染上了地狱的气息。语言被用来摧毁人之为“人”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兽性的主宰。渐渐地，语词丢失了本义，获得了梦魇般的意义。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成为两脚虱子，正如纳粹党的宣传手册上所说，像“肮脏的墙上的蟑螂”，他们是优良品种的雅利安人必须清除的腐烂臭虫。“最后的解决”逐渐意味着六百万人在毒气室里死去。
德语不仅感染了这样极端的非人道，它还被用来执行数不清的谎言，说服德国民众相信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无往不胜。当失败开始笼罩纳粹帝国千岁，这些谎言积成了不化的雪堆。德语开始颠倒黑白，将黑暗说成“光明”，将灾难形容成“胜利”。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是留在纳粹德国的少有的正派作家。他注意到字典中对希特勒时代德语的一些新定义：
在1943年12月，俄国人把我们逼退1500公里，并且还突破了我们前线十几个点，当时，有一名身材小如蜂鸟、温柔如小狗一样的中尉说道：“最重要的是猪还没有突破防线。”“突破”、“击退”、“清除”、“灵动的战线”——这些词有很强的正反意义，可以唬人，也可以掩盖事实。斯大林格勒战役——偶然的悲剧。U潜艇被击沉——只是不经意地被英国人发现了技术上的小问题。蒙哥马利将隆美尔从阿拉曼一直追赶到那不勒斯，长达4000公里——因为巴多格里奥集团的背叛。
随着复仇的圈子套在德国头上逐渐收紧，这些谎言的雪花累积成了猛烈的暴风雪。在空袭警报的间隙，戈培尔等声音在电波中安慰德国民众，他们将要发射“巨型的秘密武器”。在“第三帝国”的末日，希特勒走出地堡掩体，视察一排面色死灰的十五岁的新兵，他们是柏林的最后防线。当天的政令上说“志愿兵”和精锐部队紧密地团结在元首的周围，战无不胜。噩梦在一个无耻的谎言中嘶的一声破灭。“优等种族的雅利安人”被郑重其事地告知，希特勒正在前线的战壕里，抵御“苏魔”（Red）对首都心脏的进攻。而事实上，这个小丑已经带着情妇死了，躺在混凝土浇筑的安全地堡里。
语言有着巨大的生命潜力。它们可以吸收大量歇斯底里的、没文化的廉价词汇（奥威尔揭露了如今的英语便是如此）。但是，总会有一个断点。他们使用一种语言来构想、组织以及为贝尔森集中营辩护，使用这种语言来制订毒气室的操作规范，使用这种语言在12年精心策划的暴政中将人变成非人。语言总会发生一些变化。将语词变成希特勒、戈培尔和成千上万的党卫队使用的语词，提供恐怖和谎言。语词总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谎言和施虐会残留在语言的骨髓里。刚开始可能很难发现，就像辐射线的毒性一样会悄无声息地渗透进骨内。但是癌症就这样开始了，最终是毁灭。语言不再成长，也不再清新。它不再具有过去那两大主要功能：提供我们称之为法律的人文秩序，传递我们称之为优雅的人性精华。克劳斯·曼在1940年的日记里痛苦地注意到，他不再阅读新出的德语书籍，“是不是希特勒污染了尼采和荷尔德林的语言？”答案可能是。
然而，那些语言的卫士，良知的看守者，他们又发生了什么？德国作家又发生了什么？有些在集中营遇害；有些，像本雅明，在落入盖世太保之手前动手自杀，因为盖世太保要磨灭他们身上残留的一点上帝的影子；大多数作家选择了流亡，比如，最优秀的戏剧家布莱希特、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最重要的小说家托马斯·曼、韦尔弗（Franz Werfel）、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亨利希·曼、斯蒂芬·茨威格、赫尔曼·布罗赫。
若要理解德语及其声音灵魂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集体大流亡就显得非常重要。有的作家是为了逃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害虫”。但许多人原本可以留下，成为纳粹政权尊贵的雅利安上宾。纳粹分子太急于留住托马斯·曼，因为只要他能留下，就会给帝国文化带来光彩和荣耀。但是，曼不会留下。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德语上的一切，他感觉到，只有在流亡中，德语或许才能逃过最终毁灭这一劫。他离开德国的时候，拍纳粹政权马屁的波恩大学取消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在致波恩大学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曼解释了一个使用德语传播真理和人文价值的人为何不能选择留在希特勒的纳粹帝国：
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维护一种语言及其纯洁性的责任，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精神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有一种美学意义。对语言的责任，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类的责任……面对我的国家每天发生了的、每刻正在发生的不可弥补的邪恶，摧残肉身、灵魂和精神，摧残正义和真理，摧残个人和人类，一位习惯用写作来承担责任的德国作家，应该保持沉默、完全沉默吗？
当然，曼是对的。但是，保持正直的代价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实在是太大。
德国作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他们的应对方式也不一致。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在瑞士避难，继续生活在德语的生命之流中。有些人，如韦尔弗、福伊希特万格和亨利希·曼，他们在新家园中住地相近，形成了一个德语的小岛。茨威格在安全抵达拉美后，曾试图重操旧业。但他最终没有克服绝望。他深信，纳粹会把德语变成非人的胡话。他觉得献身于维持德语的纯洁性前途无望，于是选择了自杀。还有些作家干脆彻底地放弃了写作。只有那些非常坚强、最有天赋的作家才能把他们残酷的生活现实转化为艺术。
被纳粹从一个避难所赶到另一个避难所的布莱希特，把自己的每一出新剧都当成漂亮的绝地反击战。《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最初写于苏黎世，正值1941年的黑暗春天。布莱希特被追赶得越远，他的德语就越清晰有力。他的语言就像启蒙课本里的语言，拼写出简单的真理。无疑，布莱希特的政治倾向救了他的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比德国更大的社群，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他作好了准备，接受德国传统的亵渎与毁灭，并认为这是创建一个新社会的必然的悲剧序曲。在“书写真理遇到的五个难题”（“Five Difficulties Encounted When Writing the Truth”）一文中，布莱希特展望了一种新的德语，语词能够对应事实，事实能够对应人的尊严。
另外一位把流亡当成丰富阅历的作家是赫尔曼·布罗赫。《维吉尔之死》不仅仅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之后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还具体描写了野蛮时代文人的悲惨遭遇。小说开始于维吉尔临死前的决定，毁掉《埃涅阿斯纪》的手稿。他现在认识到，语言的美丽与真实不足以表现人类的苦难和暴行的扩张。人类必须寻找一种比词语构成的诗歌更直接、更有助的诗歌，一首由行动构成的诗歌。此外，赫尔曼·布罗赫的语法和话语超出了传统的范畴，就好像传统的范畴太小，不能够包含我们时代的非人道强加于作家的沉甸甸的悲伤与洞见。在他相当凄清的生命尽头（他死在纽黑文，几乎无人知道），他日益感到，交流或许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方式，也许存在于沉默的另一种面相——数学。
在所有的流亡作家中，托马斯·曼的结局最好。他一直都是世界公民，乐于接受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养料。在“约瑟夫”（Joseph）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他的风格中似乎增添了些他正生活其间的英语的调性。德语依然占据着主要位置，但时不时地有一束异域之光穿透他的德语。在《浮士德博士》中，托马斯·曼直接谈到了德国精神的毁灭。小说的结构就分裂为叙述者的语言与其所叙事件的对立。叙述者的语言是古典人文主义者的语言，显得有点严肃和老套，但却总是向理性、怀疑和宽容之声敞开。与之相反的是，主人公阿德里安·莱韦尔金的一生却是充满非理性和灾难的寓言。莱韦尔金的个人悲剧预示着德国人更大的疯狂。正如叙述者为一个天才的疯狂毁灭写下了他那学究气但充满人性的证词，曼也表现了纳粹帝国如何一头扎进血腥的混乱。《浮士德博士》里也直接思考了语言和音乐在德国人心灵中的地位。曼似乎在说，德国人心灵中最深的力量总是表现于音乐而非语词。莱韦尔金的人生暗示出这个充满危险的事实。因为音乐中有完全非理性和催眠的可能。德国人不习惯在语言中去寻找意义的终极标准，却乐意接受纳粹主义的非人的行话。在这些行话之后，飘荡着瓦格纳狂想曲伟大的黑色旋律。《神圣的罪人》是曼的晚期作品，曼以戏拟和拼贴的手法重新回到德语的问题。故事语言是对中世纪德语的细致模仿，像是尽可能远离当下的德语。
尽管他们取得了个人的成就，但这些德国流亡作家捍卫不了他们遗产的自我毁灭。选择离开德国，他们可能维护自己的正直。他们目睹的只是灾难的开端，而非全景。正如一个选择留下的作家写道：“你没有以你的尊严为代价。那么，你如何与那些用尊严为代价的人进行沟通？”曼、黑塞和赫尔曼·布罗赫在瑞士、加利福尼亚或普林斯顿写的作品今日在德国为人阅读，主要是作为一种珍贵的证据，在“其他某个地方”，在希特勒的魔掌之外，还有一个特赦的世界。
那么，那些留下的德国作家命运如何？有些成为“雅利安文化”官方妓院（帝国文化院）的走狗。有的支支吾吾直到最后丧失了清晰表达意义的能力。克劳斯·曼勾勒出现实主义雄狮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如何与新现实妥协：
希特勒……毕竟，……我亲爱的朋友们！……不是硬心肠的人！……让我们试着……不，如果你高兴，请允许我……客观……我能再倒杯酒吗？这种香槟……非常好，真的——我是说希特勒这个人……当然，香槟也很好……最巨大的进步……德国的年轻人……大约七百万张投票……正如我经常对我的犹太朋友们说……这些德国人啊……摸不透的民族……真的很神秘……无边的冲动……歌德……《尼伯龙根之歌》……希特勒，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正如我尽力向我的犹太朋友们解释……动态的趋势……基本的，不可阻挡的……
有些作家，如戈特弗里德·贝恩和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则在贝恩所说的“贵族式移民”中避难。他们加入了德国军队，认为这样就可以逃离污染的潮流，以“传统、高尚”的军团方式为国效力。荣格尔记叙了一场在法国取得胜利的战役。这是本抒情、优雅的小书，名叫《花园与街道》（G?rted und Strassen）。里面没有丝毫无礼的调子。一位老式的德国军官像父亲一样照顾他的法国犯人，并且同他的新臣民们建立了“恰当”甚至亲切的关系。在他工作用车后面，跟着的是刚从华沙回来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大卡车。荣格尔没有提任何不愉快的事。他写的是花园。
贝恩看得更透。他最初躲进晦涩的风格，随后完全陷入沉默。他留在纳粹德国，光这个事实似乎就摧毁了他对现实的把握能力。战后，他写下了他身处黑暗时期的回忆录。其中，我们会见到一些难以置信的句子。在谈到政权给他的压力时，他写道：“我写这些过去的事，不是出于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憎恨。纳粹政权已经推翻。我不会把赫克托拉出来鞭尸。”一个正派的作家，写下这样的话，一定经历了许多迷惑。这样的迷惑足以令我们晕头转向。套用一句学术界中的老话，他把纳粹等同于荷马笔下最高贵的英雄。因为德语死去，所以只有求助于谎言。
有几个留在德国的作家展开了秘密的抵抗。其中之一就是威切特（Ernst Wiechert）。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一段时间，在整个“二战”期间都处于半隐居状态。他把所写的东西都埋在了他的花园里。虽然一直都面临危险，但他坚持留在德国，因为他觉得德国不应该在无声的煎熬中毁灭。他留下来，以便作为一名诚实的人，为那些流亡的人，为那些或许会幸存的人，记录下德国一直是什么样子。在《死者的森林》（The Forest of the Dead）中，他以简洁、平静的语气记述了他在集中营看到的一切。平静，是因为他希望用赤裸裸的真实让恐怖的事实叫喊。他看到犹太人在沉重的石块或木头下被折磨致死（他们一旦不喘气就会遭受鞭打直至死去）。当他的手臂长出脓疮时，他得到了包扎并活了下来。集中营的医务军官哪怕是戴着手套也不愿碰犹太人或吉卜赛人，“以防沾染一点他们身上的味道”。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坏疽的折磨下和警犬的追咬下凄厉而死。威切特目睹了这一切，装在脑海里。在战争结束之际，他把埋在花园里的手稿挖出来，并于1948年出版。但这已经太迟了。
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三年，许多德国人试图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希特勒统治的时代。在战争废墟和经济萧条的阴影笼罩下，他们认为纳粹主义纵容邪恶在他们身上和整个世界肆虐。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走过死亡营的白骨堆。退役的军人承认了占领挪威、波兰、法国或南斯拉夫期间一直发生的事情：大规模地屠杀人质、蹂躏、劫掠。教会站出来高声谴责。那正是一段道德审视的伤痛时节。12年没有说过的话语再次被人言说。但是，这段时间太短了。
转折点似乎在1948年。随着新德国马克的确立，德国开始了奇迹般的经济飞跃。整个国家真的在努力建设。在这些年里，人们的半个晚上都花在重建的工厂里，因为他们的家还不能独立生存。伴随着物质力量的飞跃，一个新的神话开始诞生。上百万的德国人开始对自己和容易轻信别人的外国人说，过去那段历史其实根本没有发生，那些恐惧是被同盟国的宣传和喜欢编造轰动事件的记者恶意夸大。不错，确实存在些集中营，据说是有许多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不幸儿被灭绝。“但不是六百万，亲爱的朋友们，根本没有死那么多人。你知道，那都是传媒的宣传。”无疑，党卫军和纳粹冲锋队在外国的土地上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这的确令人遗憾。“但这些家伙只是些到处流浪的疯狗，一群来自底层的流氓。正规军从来没那么干。他们为我们光荣的德军抹黑。真的，我们在东线作战的孩子们对抗的不是正常的人类。俄国人是一群疯狗，亲爱的朋友们，他们是疯狗！想一想德累斯顿的大轰炸？”无论在德国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德国人开始狂热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各行各业的德国人开始宣称，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暴行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关于达豪、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我们怎么会发现这一切？不要责怪我们。”显然，要反驳这样一种自称是蒙在鼓里的说法很困难。因为确实有许多德国人对发生在自己家后院以外的事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那些住在郊区的人或生活在偏远的小地方的人们直到战争快要结束、战线真正逼近他们的时候，才意识到现实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许多德国人的确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威切特描述了他在1938年那些田园牧歌式的日子里到布痕瓦尔德的长途见闻。他讲到每到一个中途停靠站，人群如何围拢过来，嘲笑关押在盖世太保的大卡车上戴着脚镣手铐的犹太人和政治犯，朝他们吐口水。在战争期间，当死亡列车穿越德国时，空气因痛苦的哀鸣和恶臭变得沉闷。在开往附近的达豪集中营之前，火车要在慕尼黑站台的专用线上等待。在封闭的车厢里，男女老幼都因为恐惧和饥渴变得疯狂。他们高叫着要空气和水。他们通宵达旦地嚎叫。慕尼黑的居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把这些事告诉了他人。在去往贝尔森的途中，有一辆火车突然停在德国南部某个地方。囚犯被要求在月台上来回跑动，一个盖世太保放狗追逐，同时高声叫道：“伙计，逮住那些狗！”一群德国人站在旁边像看游戏。无数这样的事情都记录在案。
大多数德国人也许不清楚大屠杀的真实细节。他们或许不了解毒气室（一位官方的纳粹史学家称之为“世界的肛门”）的运行原理。但是，当隔壁的住户在一夜之间消失，当外衣上绣着黄色星的犹太人不准进入防空洞、不得不在燃烧的空旷街道上彷徨时，只有瞎子才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这个神话还是起了作用。事实上，不久前德国观众被搬到舞台上的《安妮日记》所感动。但是《安妮日记》中的恐惧只是一个例外的提醒。书中并没有描写安妮在集中营内的遭遇。因为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书在德国没有市场。忘掉过去。努力工作。创建繁荣。新德国属于未来。最近，当被问到希特勒这个名字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许多德国学生回答说，希特勒建造了德国的高速公路，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他们听说过他是坏人吗？肯定听说过，但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他是坏人。有教师试图告诉学生纳粹这段历史，但却受到官方的告诫，那些事少儿不宜知道。少数坚持这样做的教师，要么被开除，要么承受了来自家长和同事的重压。为什么还要刨出那段过去？
事实上，无论在哪里，老面孔都会回来。在法庭上，曾用希特勒血腥的法律量刑的法官仍然坐在审判席。在教授席位上，仍然是那些学者，当他们犹太籍或支持社会主义的老师被处死后，他们最先得到提升。在很多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里，那些流氓又开始炫耀他们的帽子、绶带、决斗的伤疤和“纯种日耳曼人”的理想。“让我们遗忘”成了德国新时代的祈祷文。即便有些人无法遗忘，他们也力劝他人遗忘。只有少数几部高雅文学，完整地记录下这段恐怖的历史，其中之一就是戈斯（Albrecht Goes）《燃烧的祭品》（The Burnt Offering）。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告诉一位犹太女人，在她要去的地方已没有时间生养孩子，这个女人就把婴儿车留给了一位体面的雅利安人店主的妻子。第二天，她就被送进了毒气室。这空空的婴儿车让叙述者明白所发生的一切。这个犹太女人已经决定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燃烧的祭品送给上帝。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但是在故事开头，戈斯犹豫着是否要告诉读者：“人们已经遗忘。而且必须遗忘，因为一个不能遗忘的人怎能继续生活？”也许，遗忘更好。
一切都会遗忘。但语言不会。当语言受到谎言的污染，只有赤裸裸的真实才能把谎言清洗。战后德语的历史是消亡的历史，是故意遗忘的历史。对过去恐惧的记忆大多已经连根拔除。但是，代价巨大。德国文学正在付出代价。虽然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和许多不错的小诗人，但出版的严肃文学作品大多数却很是一般，质量低劣。它们缺少生命的火焰。将现在最好的新闻写作和希特勒上台之前具有普遍性的《法兰克福报》相比，有时很难相信，两者使用的都是德语。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创造力都销声匿迹了。德国的音乐生命就很强劲，没有哪个地方的现代实验音乐能够保证更公平的聆讯。此外，数学和自然科学又有了新的飞跃。但音乐和数学是语言之外的“语言”。或许，更纯洁，没怎么受到过去意义的浸染；或许，更能应对自动化和电子控制的新时代。但语言却不行。此前，在历史上，只有语言才是人类恩典的载体，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
*节选自《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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