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讲杜诗（二）：杜甫拗律
顾随（1897—1960），本名顾宝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河北清河县人。中国韵文、散文作家，理论批评家，美学鉴赏家，讲授艺术家，禅学家，书法家，文化学术研著专家。 顾随的学生、红学泰斗周汝昌曾这样评价他：“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
老杜诗中自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写的诗以七言为主，于格律反渐细。青年往往不管格律，只凭一腔热血、热情去写，若是天才，则写的诗是多少年纪大的人写不了的。青年勇往直前，老年诗思枯竭，只剩下功夫而韵味少了。老杜入蜀后作拗律甚多，他颠倒平仄，非不懂格律，乃能写而偏不写，其不合平仄正是深于平仄。
律诗中三、四句为一联，五、六句为一联，每联都要对仗。律诗中的平仄有固定格式——此乃“定格”，而拗律是“变格”。如李白“芳洲之树何青青”（《鹦鹉洲》），其平仄为“— — —∣— — —”，即拗律。这种拗律弄不好便成“折腰”。
老杜《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此首在杜诗之拗律中，为最拗之一首。
太白拗律可与人以清楚印象，如“芳洲之树何青青”（《鹦鹉洲》）；又如崔颢“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亦然。老杜无一句如此。晚唐诗是要表现“美”，老杜诗是要表现“力”。天下之勉强最不持久，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勉强最要不得，其实努力也还是勉强。仁义是好，假仁义是不好，假的不好。勉强何尝不是假？美是好，不美勉强美便不好了。力好，而最好是自然流露，不可勉强。诗最好是健康，不使劲，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如“芳洲之树何青青”。晚唐病在不美求美，老杜病在无力使力。太白“芳洲之树何青青”一句，“芳洲之树”底下非是“何青青”；而老杜“城尖径仄旌旆愁”一句，“城尖径仄”底下怎么是“旌旆愁”？老杜此首“江清日抱鼋鼍游”句最好，然也不好讲，于字太使力。
老杜《昼梦》：
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
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眼自醉：眼饬）
拗律不但与格律有关，与文学精神亦有关。格律与文学精神之表现有关，而实所表现者又绝不同。如“芳洲之树何青青”，“白云千载空悠悠”，每个字除平仄外，又有其音色，“空悠悠”有形无色，“何青青”有形有色。老杜《昼梦》首句“二月饶睡昏昏然”亦为拗律，“昏昏然”三字亦为“平平平”，但却不如“白云千载空悠悠”之形意飞动，又不如“芳洲之树何青青”之颜色鲜明，只是漆黑一团。
才大之人易为拗律。如此则太白之拗律应多于老杜，其实不然。盖太白乃无意之拗，老杜则有意拗矣。李，不知；杜，故犯。李是才情，性之所至，“大爷高兴”；杜是出力，故意为此。
若论有意与无意，古代伤感多为无意。如：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祖咏《终南望馀雪》）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
此等皆为无意，若除写诗而外，并无他意，谓之“无所谓”。如“林表明霁色”一句是景，下句“城中增暮寒”，是好是坏未言。若前为“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雪》），则“城中增暮寒”即坏事矣。此为有意，但诗味不及前者，而“长安”二句，看这“乏”劲儿，似白乐天。
有意时往往不易写成好诗。而诗有意写愁，且将其美化了，便好了，便能忍受了，如“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若写出者使人不能忍受，便是诗味不够。如老杜之“垢腻脚不袜”（《北征》），这样句子真不是诗。不是不能写，是不能这样写。其不成诗还不在于与人不快之感。人吃菜酸甜苦辣都能吃，可是那要是菜才行，要做得是味。诗中并非必须写美，如菜中之臭豆腐也能好吃，可是要味好。诗中也能写丑，但要写的是诗。孟浩然《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明明点出愁来，但经过诗化了，不但能入口，而且特别有味。是凄凉，是冷，但诗味给调和了，能忍受了。“野旷天低树”一句是荒凉，但并不恐怖，经过美化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二句有其悲哀，但也诗化了，读“夕阳”二句，总觉爱美情调胜过悲哀。“野旷”二句，冷落；“夕阳”二句，悲哀；最无意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古代无意之诗多，但如老杜《昼梦》一首则全为有意。前所讲拗律只拗一、二句，无如此首之几乎全不合格律者。（此《昼梦》一首仅“普天无吏横索钱”是律句，两联对句亦合律诗要求。）二、四句末二字“分眠”、“相牵”落平；六、八句末二字“虎边”、“索钱”落仄平，均是有意的；又二、四两句平声太少，居十四分之五，五、六句平声字占十四分之九。崔颢“白云千载空悠悠”、太白“芳洲之树何青青”是偶然，老杜是成心。
老杜《崔氏东山草堂》：
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
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
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
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
此首较前首顺，盖情调不同，写前诗时在抑郁中，不如彼之拗表不出其抑郁。“高秋爽气相鲜新”，虽为人工，不如“芳洲之树何青青”，但已有点意思了。
老杜拗律与崔氏《黄鹤楼》、李白《鹦鹉洲》不同，崔、李他们对仗有时不工，老杜虽平仄拗，但对仗甚工。崔、李是自然而然，老杜是故意。
老杜七言拗律二首：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
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
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
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暮归》）
北城击柝复欲罢，东方明星亦不迟。
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
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
出门转眄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晓发公安》）
杜甫晚年为病所苦，又有诗云：“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复何求。”（《江村》）人往前看总觉得来日方长，而到老年时回头看已是逝者如斯，人愈老此种感觉愈迫切。七言拗律二首即有此种感觉。人要自己要强，天助自助者，否则虽天亦无力，况于他人？从拗律讲，崔颢、太白之拗是“忘”，杜甫是“成心”。不知者不宜罪，罪有可原；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天才差一点的人爱找“辙”，走着省劲。创造力薄弱的人即如此。有天才的人都是富于创造力的人，没有创造力的人是继承传统、习惯（继承别人是传统，自己养成是习惯），没有本领打破传统、习惯，或根本不曾想打破传统、习惯。老杜律诗继承初唐，有固定格律，然而老杜不安于此传统、习惯。一个天才是最富创造力者，天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最不因循。小孩子好奇，即创造力之一种；而因循是麻醉剂，如大烟、白面儿、海洛因，把多少有天才的人毒害了。鲁迅先生创造式的说话，很少使人听了爱听，其实是人的毛病太多。鲁迅先生明知道说什么让人爱听，可我偏不爱说，杜甫拗律亦然。如“张弓”（拉紧弓弦开弓），老杜深得“张”字诀，近代作家只有鲁迅先生，现在连“顺”都做不到，何况“张”？连“不会”都没有，何况“会”？说食不饱，须自己吃。杜诗都是百石之弓，千斤之弩，张弓。可惜老杜之拗律以晚年所作为多，杜诗晚年于“诗律细”，但意境并不高，并不深。所以对老杜入蜀后的诗要加以挑拣，多半是坏的多，好的少，即因他只在格律上用力，而未在意境上用力。但如今日所举上述二首拗律，真好，后人只山谷可仿佛一二（山谷学杜，而力量不及，狠劲不够），别人望尘莫及。百石之弓，千斤之弩，没有力便扳不开，不用说发弓射箭了。
老杜七言律诗之结实、谨严，如为杨小楼配戏之钱金福，功夫深，如铁铸成，便小楼也有时不及，可惜缺少弹性，去“死”不远矣。创造就怕这个。青年幼稚，没功夫，但有弹性，有长进；老年功夫深，但干枯了，再甚便入死途了。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出一条路来，在青年时能像老年功夫那样成熟，在老年时要像青年那样活泼，此便为矛盾之调和。从诗之“拗”来看，《黄鹤楼》如云烟，太白如水，老杜则如石。如《暮归》第三句“客子入门月皎皎”七字六仄一平，太白“芳洲之树何青青”七字六平一仄，石水之不同。可供参考。
《暮归》一首，后四句没劲，年老力不及之故。“年过半百不称意”怎样呢？“明日看云还杖藜”，真没劲。《晓发公安》（公安，在湖北）盖出峡后作。“邻鸡”与“野哭”仍“如昨日”，而“物色生态能几时”，真凄凉。“江湖远适无前期”，“无前期”即预先无规定之谓，仍是凄凉。
以下参考宋人苏、黄拗律。
苏轼拗律一首：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黄庭坚拗律二首：
星宫游空何时落，着地亦化为宝坊。
诗人昼吟山入座，醉客夜愕江憾床。
蜜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
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题落星寺四首》其一）
岩岩匡俗先生庐，其下宫亭水所都。
北辰九关隔云雨，南极一星在江湖。
相粘蚝山作居室，窍凿混沌无完肤。
万鼓声撞夜涛涌，骊龙莫睡失明珠。（《题落星寺四首》其二）
近人为诗喜作七言，五言较七言好凑，可不见得好作。作，to write；凑，to make。余学七言律在先，学五言律在后，七言律长进在先，五言律长进在后。
清末宋诗抬头。近人有意为诗者多走此路，盖因宋诗有痕迹可循。唐人诗看起来千变万化，其实简单，只是太自然。至宋人诗则内容繁复，故学宋人诗可用以写吾人各种感情思想。唐人大气磅礴，如工部“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但学此不能写自己之感情思想。唐人诗好是好，然与我们不亲切。宋人诗七言律好者多，而五言古、五言律则不行。苏、黄五言亦不成，而其七言纵横开阖，有的虽老杜亦不及，为老杜所未曾写。苏、黄够得上诗人，可是怎么五言诗作得那么糟而不自觉？也许他们觉得五言诗就该如此，此乃大错。
无论如何旧诗这种体裁已是旧的功夫，五言到宋朝便已不行。同是取火，由柴而煤而电气，此即工具之演进。在今日而以旧诗表现吾人思想感情，便如在美国烧玉米秆烧饭，总觉不甚合适。诗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其演进自有其不得已；由古文而变为白话，亦然。并不是因为白话比古文易懂，是因为白话表现的思想感情有古文所表达不出来的。今日用旧体裁，已非表现思想感情的利器。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七言离我们最近，所以好作。词比诗好作，曲又比词好作。白话文比古文好学（虽然好学不好学，不是好不好）。
诗原是入乐的，后世诗离音乐而独立，故其音乐性便减少了。词亦然。现代白话诗完全离开了音乐，故少音乐美。胡适之先生对此之议论如何，余于此不说，然虽有人说将旧诗之音乐性除去便是新诗，此实大错。盖一切文学皆须有音乐性、音乐美，何况诗？如何能将诗之音乐性除去？其实不但文学，即语言亦须有音乐性，始能增加语言的力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后，其兄刘半农为之作传，说刘天华并无音乐天才，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音乐家，尤其是在南胡上。即如刘半农先生，实亦无音韵学天才，但在音韵学上，他也有他的发明。我们人在天才上都有缺陷，这要用努力去弥补。对诗只要了解音乐性之美，不懂平仄都没关系。
四声始于齐、梁，沈约所创，沈约为中国文学史承上启下之人物，值得注意。六朝皇帝文采风流，据云：某帝问：“何谓四声？”答曰：“天子圣哲。”四声（平上去入）、平仄并不是用来限制我们、束缚我们的。一个有音乐天才的人作出诗来，自然好听；没有音乐天才的人按平仄作去，也可悦耳。而许多好听的有音乐美的诗并不见得有平仄。如“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
……
首五字皆平声，不也是很美吗？和谐。可见平仄格律是助我们完成音乐美的，而诗的音乐美还不尽在平仄。如老杜“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虽拗而美，并不是拗口令；但“城尖径仄旌旆愁”则似拗口令矣，此则不可。拗律中拗得愈甚，对得愈工。虽然如崔颢《黄鹤楼》、李白《鹦鹉洲》之“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也并不对仗，但那是天才，是神来之笔。且唐人律诗前四句往往一气呵成，一、二句不“对”，故三、四句不“对”尚可，但五、六句非“对”不可，如崔颢接下来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太白接下来的“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对仗工整。而“空悠悠”、“何青青”，皆“三平落脚”，盖因上句七字及下句前四字连在一起太乱，气太盛，太“散行”，末三字必“三平落脚”，非使其凝练不可。拗律拗得愈甚，对得愈工，尤其在老杜，平仄虽拗，而对句绝不含糊。宋之黄山谷似之。而东坡之“青山久与船低昂”，并不甚好，但有音乐性，美。有人盖谓此乃送行人久立烟水苍茫之中，而出行者虽望而不见也——太绕弯子，弯绕得不小，有什么意思？简直想疯了心。
作诗要写什么是什么，但还要有意义。若费半天劲写出来，而写出来就完了，又有何取？老杜诗有时写得很逼真，但不明是什么意思。如“圆荷浮小叶”（《为农》），应该说“小荷浮圆叶”。山谷《题落星寺四首》第一首之“星宫游空何时落，着地亦化为宝坊”二句即如此，只是说宝坊庙乃落星寺。近人作诗亦犯此病，所谓作态。而三、四句“诗人昼吟山入座，醉客夜愕江撼床”乃山谷看家本领。学诗者皆多在此上用功，而不在意境上用功。此二句后句好，上句平常。五、六句以后乱七八糟。《题落星寺四首》第二首音节之结实颇似老杜。“岩岩匡俗先生庐，其下宫亭水所都”，真好，一起便好，盖用字沉着故也。“匡俗先生”，古之隐士，居落星寺山上。“水所都”，水所聚也。“北辰九关隔云雨”，谓帝京遥远。“南极一星在江湖”，人谓东坡远贬。“蚝山”，蚝所结成之山。末句“骊龙莫睡失明珠”，凑的，此句用典真笨。
｜选自《顾随全集》（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