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台湾】万恶的殖民统治只有一点好处

自打飞机着陆那一刻，“国统区”对我来说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以往去那么多外国人的地界，也从没像今天这么好奇。不过，桃园机场却没有什么惊讶。眼睛看到的是一样的面孔，耳朵听到的是一样的语言。尤其是那中国式的热情和中国式的礼遇，生生抢走了藏在心里的最后一丝陌生。接机口处，两位女士扯出“热烈欢迎大陆中央媒体负责人参访团”的红色条幅。倒是上面那些永远记不清细节的繁体字成为一种确认：我到了台湾。

翻过一座座山，转过一道道弯，大巴车快要到达日月潭时已是黄昏。65岁的何小松导游从座位上站起来，举着话筒挺严肃地告诫我们，不要和西湖作比较。“以前有大陆游客说，日月潭不如西湖。如果西湖在新加坡，我没话说；可西湖在中国的杭州，有你的一份，也有我的一份！”

何导的话有道理，但不让人比较好像办不到。比如台北的街景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大陆的许多城市――哪儿都像，又哪儿都不像。要说市容，台北甚至赶不上大陆一些较好的省城。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民众素质等方面，这里远比大陆先进得多。

台北市政府大楼是一座平民化色彩很浓的建筑，同团的经济日报副总编郑庆东一眼就看出其双十字结构的政治寓含。没有警卫，无须登记，任何人都可以径直出入。在门厅里的一个导引灯箱上，从市长室到几十个局处都一目了然。门厅两侧是法律、消费和户籍等各种开放式服务窗口。大楼里面竟然还有哺乳室、按摩室和网吧，而地下二层的邮局、超市、便利店及各种摊点更一应俱全。与其说是官员的办公场所，不如说是市民的温馨之家。

台北的许多大街小巷虽然老旧，但却显得清洁、精致和有品位。马路边上的垃圾桶怎么都无影无踪？原来，这要归功于一项叫作“垃圾不落地”的城市发明。市民们把垃圾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分类装袋后，定时定点地送到闪着黄灯的垃圾车旁接受检查并回收。垃圾袋是专用的，市民们购买垃圾袋的同时也缴纳了垃圾费。这一措施深受公众欢迎，配合程度也很高，据说违规率只有0.4%。

在公共场所的自动扶梯上，人们都谦和地站在右侧，以便有急事的人从左侧快速通过。参加TVBS的招待晚宴途中，我透过车窗看到台北一家正在促销的大型商场门前熙熙攘攘，但上百人都在那个不算大的空间里规规矩矩排队，且彼此保持适当距离。参访团团长、新华社副社长周锡生显然也注意到这一状况，在晚宴答谢讲话中专门发出赞许。

位于南投县的中台禅寺高逾百米，是世界上最高的佛教庙宇。群山环绕之中，气势直冲霄汉。好似高耸入云的宝塔，上端是熠熠生辉的莲花瓣托举着的巨型球状金顶。经特许，参访团在禅寺副住持带领下，乘电梯来到不对外开放的顶层金顶大殿。这座建筑集众多现代科技成果之大成，融宗教、文化、艺术和学术于一体，同时又不失禅宗风格，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台湾同胞遇事总是习惯说“拜拜”。甭管他拜什么，总归是敬神。抬头三尺有神明，即使不做好事，想必也不敢做太多太坏的事。这里有许多歌仔戏一类的地方戏曲，还盛行诗词歌赋和章回小说，其中讲的最多的就是忠孝节义等孔孟之道。

与想象不同，台湾同胞大都对日本人没有恶感。不少上年纪的人还念念不忘日据时期的治安，声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日本统治台湾50年，没像在中国本土那样大规模杀戮。他们掠夺台湾资源，但也发展当地教育和基础设施，并建立了完善的户籍制度。在中华日报总编辑彭志平看来，台湾较高的民众素质无疑也是殖民统治派生的一种产品。

1945年光复后，台湾即使在经济捉襟见肘的年代，也始终着力普及义务教育。教育当然重要，但从效果看，比教育更深刻、更持久也更牢固的却是教化。教化综合运用有形和无形手段，既向人们耳提面命地正面灌输，又注重营造社会风尚，潜移默化地让民众达事明理。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政治家都把教化作为齐邦治国的重要策略，因而 “教化”这个词才得以频频出现在我们的古代文献中。

8天的宝岛行程中，民众素质的确让我感触最深也思考最多，但不能苟同那些把民众素质与人的智商、能力、品德、尊严乃至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直接挂勾的见解。其实说白了，这里谈论的素质只是生活习惯而已。习惯固化后成为习俗，无论它多么根深蒂固，到头来都是习可移，俗可易。一边的中国人能做到，另一边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两岸只不过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