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化腾的清醒：民企聚焦基础研究绝非偶然

马化腾和他的腾讯不想被市场淘汰。

11月17日，2019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举行，4位科学家获奖。在这个由企业家设立的民间科学大奖中，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也以个人名义捐赠了其中的数学与计算科学大奖。

11月2日，马化腾与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等共同发起的“科学探索奖”在北京举行了首届颁奖典礼，50位青年科学家走上领奖台。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投入10亿元的启动资金资助该奖项。

腾讯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投入正在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近日一篇题为《腾讯科技升级1000天：团战、登月与烟囱革命》的刷屏文也向公众详细展示了腾讯投入该领域的过程。而在此前一年，腾讯刚刚经历过变革和波折。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科技股一片哀嚎，像腾讯这样的大公司也未能幸免，并且遭遇了市值低谷。

一家长期受惠于商业模式的企业此时做出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调整，开始聚焦基础研究以及技术创新，这绝不是偶然的。

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看来，景气循环走到谷底之时，就是一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者另一些企业家必须以创新求得生存和发展之日。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让新技术形成生产力，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个过程就是创新。在熊彼特经济模型中，能成功创新的企业便能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企业则会被市场淘汰。

马化腾说过：很多公司今天看似还是巨头，明天就有可能倒下！这种认知显示了一位民营企业家可贵的清醒，而这份清醒也只有在市场经济磨砺和打拼中才能获得。的确，在市场竞争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就要以创造价值的方式先为客户谋求利益。市场竞争其实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竞争。

那么怎样才能更多更好地为客户创造价值？看来，腾讯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创新。

由于面临生存发展的压力以及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民营企业往往能够更多地孕育出不落窠臼的创新理念、别出新裁的设计思想、另辟蹊径的技术路线和独具匠心的工艺诀窍。华为、腾讯、阿里、百度、联想等一大批中国民营企业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创新之路，这是市场的选择，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必然！

在市场经济中，由企业家对技术、产品和产业的前景做出判断，其准确程度决定着利润的大小，甚至决定着企业的存亡。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发现和加工信息的过程。虽然这是一种趋利的本能，但其有效性和成功率已经被无数经济实践证明。因而，只有企业家才知道什么技术和产品受市场欢迎、具有发展前景。他们最有能力，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完成这一使命。所以，我们有理由对当下一批中国民营企业的转型发展持乐观期待。

经历过2018年的低谷之后，2019年的腾讯曾在媒体上宣示：“我们不会忽视技术和产品的微创新，但我们有了更高的目标：面向未来、探索未来，通过创造力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关注基础研究，投资百年未来。这样的谋篇布局让人刮目相看。

众所周知，科学是技术的源泉，基础科学又是应用科学的源泉。一般而言，科学发现比技术创新难得多，技术创新又比开发应用难得多。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与技术呈现出加速融合的特征，在人类基因组、人工智能、核聚变、石墨烯、量力计算和通讯等领域尤其明显。

百年诺贝尔奖的历史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科学与技术相互交叉、渗透与融合的脉络和趋势。一个最近的例子是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由于在锂离子电池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日本化学家吉野彰、美国固体物理学家古迪纳夫和化学家威廷汉共同获此殊荣。用钴酸锂开发出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肯定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但显然也不是纯粹的技术开发。事实上，这项成果是一个科学与技术的集大成者。

如果把目光投向更多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我们不难发现，获得诺贝尔奖的每位日本科学家背后，几乎都对应着一个高新技术产业。以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半导体芯片为例，这个产业涉及的全球十大设备生产商中，美国的企业有4家，而日本的企业有5家。在这个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是江崎玲于奈和白川英树，前者因在半导体中发现电子的量子穿隧效应获得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者因首次合成出了高性能的膜状聚乙炔获得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

作为最权威、最有影响的科学大奖，诺贝尔奖更多是奖励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但这些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派生的溢出效应往往又十分显著。由于基础研究的巨大不确定性，其很难得到企业界的充分资助，一般由各国政府设立专门的科学基金或机构拨款予以扶持。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腾讯等一批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开始高度关注并涉足基础研究，这种远见卓识不仅令人称道，也是弥足珍贵的。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尽管基础研究的重担主要由国家承担，但企业的作用正越来越不可或缺。与“国家队”相比，企业具有某些无以替代的优势。比如，目标更加明确，直奔未来应用场景；机制更加灵活，有效规避现行科研管理的种种弊端；组织更加高效，便于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

二战以后，美国的大学与工业企业互相联合的趋势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研发机构甚至企业本身，就建立在那些顶尖级大学周围，进而形成五个庞大的区域性科学工业综合体，分别座落在波士顿-剑桥、纽约一新泽西、华盛顿-巴尔的摩、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和洛杉矶-圣地亚哥。此外，美国还有许多以联邦研究机构为中心形成的科学工业综合体。

这是一种美国式的“产学研结合”。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产学研”以及风险投资好像受到魔力的驱使，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起。

中国对“产学研”的重视也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九大报告中亦强调，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种新型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的主体地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投入的主体、研发的主体以及成果应用的主体。

近年来，中国企业整体研发投入中，国有企业占比约30%，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占比约20%，其余近50%都是民营企业投入的。

以华为为例，2018年华为投入的研发费用突破一千亿元人民币，在全球研发投入榜单上，华为已经跃居第四。华为坚持每年把10%以上的销售收入用于研发，2018年已经拥有8万多名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45%。

腾讯的研发投入也在不断增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腾讯的研发焦点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腾讯开始朝着“从0到1”的前沿科技研究努力。从2016年开始，AILab、自动驾驶实验室、未来网络实验室、西雅图实验室、量子实验室、机场人实验室等相继建立。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腾讯拥有AI全球专利近5000件、中国专利近4000件；腾讯投资的AI企业已近40家，主要集中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和机器人等领域。

中国的大量创新资源集中在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如何让企业和研究院所的强强联合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何提升产学研结合的效率，这已是当今中国技术驱动型企业的共性话题。腾讯等民营企业的可贵探索与尝试值得鼓励和长期关注。

美国的各种科学工业综合体以其强大的科研产出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不断更新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强化美国在经济和科技实力方面的霸主地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际，实现了快速发展。如今，他们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聚集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让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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