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主义

作者 | 坚尼地城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蟹肉汤的下篇，啊，建议先阅读文章上篇，再读此文。

啊，因为动物保护组织找到我，说不能这样吃河蟹，啊，一方面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不能搞竭泽而渔，啊，另一方面，啊，主要是这个，啊，还不到时候，啊，这个蟹肉，啊，秋天的时候最好吃。

在『卡波克潮汐』后台回复“蟹肉汤”即可查看，啊。

破坏如何创造

不变和变量（级阶社会-无级阶社会）的说法也适用于父权制和酷儿：自由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因为它是未知之数，未知的东西总是危险的。所以，天启（REVOLUTION，下同）不是生活的另类态度，它就是破坏，天启者确实是丧失私生活的（虽然实际上是被生活抛弃了）。这种天启的纯粹暴力就潜藏在每个人自身，它具备能指的否定性——不断滑动，滑呀滑，这种暴力是不断延伸的，它构建的是一个网络——也就是自由人的联合，这就是所有。

正是这种否定才重新保证了社会的运作。如果没有混乱和中止，就不存在社会，而是机械的自然，那些和谐爱好者如此厌恶争拗，那就应该到自然里面生活。当然，他们会发现丛林无比凶恶。

我们应当明白破坏的作用——就像人们明白创造的力量一样——纯粹的创造就是纯粹的破坏。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真正创造-破坏的力量是生产，之所以（生产者）罢工比起（消费者）杯葛更有用，是因为生产者才真的握有资源的生杀大权：罢工是一种破坏，但是也是创造，它由创造者发起，也由创造者掌握，它创造的是新的生产关系，乃至更广阔的社会关系。

市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之分野也在于此：市民被摆在消费者的地位，而与各种生产活动割裂，因此习惯了保护私产以及遇事就找市场帮忙。

舍此之外，市民意识形态还是城市优渥生活制造出的一种优越感：歧视农民和苦工、害怕暴力（不只是武力）、缅怀过去、难以为了阶级利益而与熟人决裂、害怕孤独和被骂。 

我们到此可以断言：天启的「创造」就在于中断。加速主义总是难免与历史主义（进步主义）倾向为伍，最典型的就是认为「产共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享乐更多」，但是，资本主义的享乐什么时候缺乏过？它就是要令你感到匮乏，继而孜孜不倦地追求，它才能消费其无尽的剩余。

所以五月风暴的口号也要「与时俱退」：现在不是「让想象力夺权」，而是「让想象界夺权」——在节俭中放纵，在放纵中在呼吁节俭。天启却绝非这两者的任何之一，而是彻底的决断（乃至背叛自己的过去）。这样他们又会说：既然天启会波及自身，那么我们有何劳自寻麻烦？

天启确实是破坏，不假，但是我们也得明白：天启本身不是加速主义，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加速，经济危机根本就无法摧毁资本主义，反而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动能。所以本雅明提出天启是煞车的尝试，背后的意思就是不能任由资本主义加速下去。

本雅明的另一个例子——罢工则可以说明减速和加速的区别，罢工可能用来绥靖，员工获得更好的福利，只是让资本家获利更多，这就是加速的点。但是罢工的减速就体现在停止劳动，并且罢工之后，这是可以减轻劳动负担的，乃至罢工能够成为推翻旧序秩的关键：这里的创造就是丢掉大量包袱；不要律法和僚官制度——不向上层负责。所以具有创造性的暴力，就是大量削减不需要的东西，没有狗屎工作和就业，减少劳动，减少管理层级，让自动化器械代替人力。

很多人把奥卡姆剃刀解读为极端犬儒主义：不要不现实的东西，只要能看到的东西（比如那句很出名的“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但是，奥卡姆剃刀不是砍掉不可能的乌托邦，而是在不断削减中创造未来——少就是多，这种破坏的创造性就是去掉私有的占据，为未来留出空间——所以公有制不是囗有制，也不只是集体所有，而是「无所有制」，它带来的不是阿那其状态，而是最好的管理——减少不必要的人员和管理层。科学管理加强了生产力对人的控制，这很“科学”，也很不科学。

按需分配被工业派对庸俗地等价于「物质极大丰富」的高度生产力，按他们这么说，现在的生产力早就可以让每个人每天吃上饱饭了，为什么还有人捱饿？机械如此发达，劳动时间为何不减反增？按需分配的奥秘就在于需要，人们不需要这么多包装、食物、娱乐，但是这归根结底是生产的：

别再生产这么多了，应该将物质的生产公有拓展到精神的公有制——用省下来的闲暇来制造精神的公有领域（文化和艺术），这才是真正对拜物教的釜底抽薪。

「我们的派对」与牺牲

如果说囗家是一种羊群政治，那么派对则更是一种更可悲的猪圈政治：既需要服从主人的命令，还要被宰杀。但正如屠宰场的人道主义学说中提到的，虽然猪足够聪明，但是屠宰场仍然可以让肉猪享受不用思考的幸福生活，不用自己努力，不用自己思考，不用解放自己。

猪圈政治对人的劣化就这样形成了。就像现在的精神甦联人不断地吠叫着组织术是派对政治的秘密武器，但是其实说白了，这不过是没脑子的人服用了猪圈道德的权力春药而已。

那么先锋队的问题如何解决？先锋队其实只是一种称谓，我在这里指的是先行者（较有觉悟、先行动起来的人），也是统筹指挥者。所以先锋队并不代表派对，它是集中——最低限度的集中，每个组织或者队伍都有指挥和统筹者，也有最大限度的集中，即举囗力量的中心，但是它和地方是平行的，它只是负责协调和制定方针，不干预具体事务。

这里最重要的是先锋队的存在形式：派对性（partisanship）是阶级性，派对性规定了派对，而不是派对规定了派对性，这意味着派对只能是「无派对」（见下文链接）。

如此这般我们就可以知道，先锋队到处都有，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先锋，但是派对本身（先锋队的集合）不是牺牲的目的，没有无群众基础的派对，也没有无运动的派别，没有运动，没有群众支持，没有具体事件的争论，自诩先锋队就是王婆卖瓜。

而再进一步：「我们的派对」则更体现派对性无处不在，先锋性不是靠组织维持的，它说到底是自为的，层级和纪律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派对（实则是派对性及级阶意识）扩张越大，越能影响人，基础越大，也越能抵制僚官化，这也意味着派对自身将会在扩大之中消失。

派对自身的先进性和它最后的消亡是一样的：不以组织本身论高低，不是它自己崩溃或者被资本主义取代——无级阶社会里面没有级阶，级阶的强力部分的派对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而那些搞组织学神话的人无法明白级阶情谊——平时劳动的辛苦，共同的利益和处境，由此诞生了并不是熟人关系的关系——这就是很明显的爱，你也可以称之为同志之情，而不是神秘莫测又主宰一切的组织。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牺牲？老实说，最好是什么都不用牺牲——但这是痴人说梦。牺牲的不可避免教会我们的，是要尽可能减少代价（正如李振藩六经注我般对道家思想的挪用：BE WATER，MY FRIEND）。既不要害怕牺牲，也不要追求牺牲（乃至为牺牲而牺牲）。除了根据纪律和权威整人，牺牲的扩大化还是因为大量战术和策略上的失误，也就是把人当消耗品，而并不想着减少不必要牺牲。

所以，为了运动的牺牲和为派对事务机器的牺牲是有区别的。级阶斗争的阵地战就是在日常工作生活领域之中展开的，也包含了武装斗争——这本来就是冒险的，然而也是有策略的。由于第三国际认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是重大的天启危机，所以德国产共党陷入了「第三时期」的盲动，他们不断揭竿，却仍旧没能突破议会政治，而且没有选择和社民党合作反对纳粹，最后因缺乏力量而使得纳粹上台，这明显就是派对自己的决策失误，这可以说是无策略的冒险，也是无冒险的策略。

所以，我们只能有策略地冒险：要有余地，既要保护积极分子，也不要出卖工人，除了关键的Labor Union和各种集体行动，还得有各种工人活动的场所和次级网络。如过去的工人夜校，还有工人俱乐部，以及对各地罢工工人的救援组织，这一般是筹款管理，然后就罢工情况进行捐献的形式。

说完这些你就会发现，这和「以生活抵抗极权」不一样，也不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实际上这么喊的老肉食者们，只是想你牺牲小我成全超我。

我们这里的牺牲是自己的，但是却是要尽可能小的，很多人因为和囗家与资方对抗而丢掉性命，或者被迫苟且偷生，也就是「一辈子毁了」，我们不能再这么消耗人了！

这不仅是要活着，也要帮助积极分子和受害的工人们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这样才能延续下去。

这说到底，就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结合，也就是有大量避免局限于日常斗争，而又能保证天启潜力的方式，而历史的教训则是：不要守着现有的组织形式，总是要有其他新东西。

 插图 / 盖井

排版 / 口袋姚怪，坚尼地城

校对 / 黄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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