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华说印度(57)：澹泊明志的现代玄奘——徐梵澄

在中印历史文化交流的长河中，许多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人物跨越了高耸的雪山，渡过了浩瀚的海洋，为东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犹如一座座巍峨的丰碑，值得我们尊敬和仰望。而在这些丰碑中，玄奘和徐梵澄无疑是古今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伟大人物，不仅是因为两人相似的经历，更是因为两人相似的卓越贡献。

（贯通中、印、西方哲学与宗教的大师——徐梵澄）

徐梵澄先生是20世纪中国屈指可数贯通中国、印度和西方哲学的大师。可是这样一位造诣高深、精通印度的高人却罕为世人所知，不仅在印度长期工作或生活的人罕有人识，甚至在国内的学术界也很少有人听过徐先生的大名，继承、研究、推广徐先生的人则更加是凤毛麟角。这一方面同徐先生淡泊名利的隐士风骨有关，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中印文化研究曲高和寡、不温不火现状的体现。其实，即便是因为东方文化名著《西游记》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唐三藏，国人又有多少知晓真实历史中玄奘大师舍生取义、波澜壮阔的传奇？更不用说玄奘大师的榜样，被誉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的法显大师，还有“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的义净大师，都同徐梵澄大师一样居功至伟，却鲜为人知！

东方文明的复兴少不了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古国的合作与发展，而中印合作的基础是中印两种文化的沟通与理解。源于印度的佛教传播至中国，在两国之间架起了文化的桥梁，开始了两大文明的沟通。玄奘作为中国赴印求法最杰出的代表，系统性的将印度佛教经典《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翻译传入中国，并遵敕命将老子的《道德经》翻译为梵文，传入印度，为中印两大文明的双向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然而，印度文明源远流长，佛教文化只是五光十色印度文化拼图中的一小部分，更加不是印度文化的起点。佛教文化之外，是占据印度主流地位的“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文化演化进程，其代表经典始于公元前1500~公元前900年间诞生的《梨俱吠陀》（Rigveda），及此后逐步产生的《梵书》（或称《婆罗门书》，Brahmanas），《森林书》（Aranyakas），以及《奥义书》（Upanisad）。《梨俱吠陀》可以类比为我国的《山海经》，多为上古神话，而印度佛陀时期前后诞生的《奥义书》则可以类比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此后印度诸宗各派的始祖，印度哲学思想的重要源起，印度文化之纲领性著作。如果说，外国人若不熟悉中国的孔孟之道就很难真正的理解中华文化，理解中国人的行为哲学，那么同样，中国人若不熟悉印度的《奥义书》就很难真正的了解印度文化，把握印度人的行为哲学。徐梵澄先生是将《奥义书》（梵译汉）翻译为中文的先驱，为中国人研究印度哲学与宗教独辟荒途，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石。不仅如此，徐梵澄先生还系统性的将其他印度吠陀—吠檀多哲学之古今经典，如极具分量的《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梵译汉），还有《行云使者》（Meghadūta，梵译汉）和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之《神圣人生论》（英译汉）、《薄伽梵歌论》（英译汉）、《社会进化论》（英译汉）、《瑜伽论》（英译汉）等翻译为中文，这些对于研究近代印度哲学与宗教思想有着宝贵的作用。

（徐梵澄翻译的部分印度哲学与宗教重要书籍）

更为难得的是，徐梵澄先生将中国古代经典翻译为英文介绍给印度和西方，包括《小学菁华》（Chinese Words）、《孔学古微》（Confucianism）、《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等。为印度和西方了解中国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学习通道。正如北大知名教授金克木先生评价徐梵澄先生：“用汉语古文体从印度古雅语梵文译出《奥义经》，又不用佛经旧体，每篇还加《引言》和注，真是不容易。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没有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那是办不到的”。徐先生精通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八种语言，贯通中、西、印文化，因此才能充分理解印度和中国经典，并不失原韵的翻译为中文和英文，而这些鸿篇巨译皆是由徐先生在游历印度的33年之间以一己之力完成，更加不可思议，超群绝伦！

纵观古今，玄奘法师与徐梵澄先生都曾长期在印度求学，并且都是系统性将印度经典哲学翻译为中文的先驱，为更加全面的学习和研究印度哲学奠定了基础性的工作。与此同时，玄奘法师与徐梵澄大师也都是将中国经典哲学翻译为外文的大家，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实现了东方文明中印文化的双向传播。铸此伟业，从徐梵澄先生上溯至玄奘法师，有何人还可担此盛名？因此，称徐梵澄大师为“现代玄奘”，当之无愧！

徐梵澄先生原名徐琥，谱名诗荃，字季海，190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上小学的时候，年轻的毛泽东曾是他的历史老师，上大学的时候，徐梵澄先生结识并开始追随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徐梵澄先生获得了奖学金，于1929年至1932年间在德国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学习艺术和哲学。回国后，在鲁迅的帮助和提携下，徐梵澄先生翻译了《尼采自传》和《苏鲁支语录》等书并出版，成就了一段师徒佳话。

（1932年6月14日，德国柏林西郊冯知住处花园聚会的中国青年，此后皆为大师级人物）

1938年6月，徐梵澄先生的德国留学同学滕固先生出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解放后部分归入合并为今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力邀徐梵澄来校任教。此后，因日寇进犯，徐梵澄先生随着国立艺专从湖南沅陵出发，经贵阳转移到昆明，1940年10月又从昆明迁至重庆。此时，国立艺专校长滕固先生因故辞去校长后，恰好国立中央图书馆在重庆成立，创馆馆长蒋復璁先生（后台湾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也是徐梵澄先生在德国的同学，徐梵澄先生于是加入国立中央图书馆，并在1941年1月到1944年初这段时间内编辑馆刊《图书月刊》，为其贯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的著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1945年，申请加入中印文化交流项目，前往印度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InternationalUniversity of Shantinikatan，梵文Visva Bharati）学习梵语，并在国际大学由泰戈尔先生和谭云山先生合办的中国学院（China Bhavana）教授中国佛教史课程，从而开启了徐梵澄的印度之行。

（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近代印度有三圣，分别是“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和“圣哲室利·阿罗频多”，他们是影响现代印度最伟大的三位圣人。其中，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是印度近代以来最著名的精神哲学家之一，民族主义者，自由斗士，诗人，哲学家，瑜伽修行者。阿罗频多早年从事印度独立运动，中年来到了印度南部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创办了室利·阿罗频多灵修院（Sri Aurobindo Ashram），专注印度哲学、宗教和瑜伽的研究。此后，灵修院在阿罗频多的灵性合作伙伴——法国贵族密那氏（Mirra Alfassa）的管理下，逐渐扩大，并于1968年2月28日创建了著名的黎明城（Auroville，意为The City of Dawn，也有习惯称为“地球村”）。

为了学习印度梵语和印度古代典籍，徐梵澄先生于1951年来到本地治里的室利·阿罗频多灵修院。就如同当年玄奘法师来到了那烂陀寺，见到了戒贤大师，成为玄奘法师西天取经高潮的开始，徐梵澄先生到达室利·阿罗频多灵修院，受到了“母亲”（The Mother，密那氏先生）的器重与厚爱，开始了徐梵澄先生创作的爆发阶段。在本地治里居住长达28年的学习、翻译、著述、和教授的历程中，“母亲”专门为徐梵澄先生提供了海边别墅奥菲利娅（Orphelia）,并成立了室利·阿罗频多国际教育中心华文部，甚至从香港购买了中文印刷机并招聘了一名香港工人来帮助徐梵澄先生出版发行中文书籍。徐梵澄先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此期间，以一己之力完成了20本书的创作，包括《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行云使者》、《神圣人生论》、《社会进化论》、《瑜伽论》、《瑜伽书札集》、《瑜伽的基础》、《母亲的话》、《小学菁华》、《孔学古微》、《玄理参同》、《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易大专——新儒家入门》，等等。此番成就无可辩驳的说明了徐梵澄先生是极为罕见的精通中印文化和灵性知识的大师级人物！

（徐梵澄先生在室利·阿罗频多灵修院工作）

徐梵澄先生西行印度33年，于1978年回到中国，在徐梵澄先生极为要好的留学德国同学，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的努力下，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先生热情的欢迎徐梵澄先生到社科院宗教所工作，因此先生便在北京安顿下来。此后，徐梵澄先生陆续将其在印度的著述在国内整理发行，并新著了《老子臆解》和《陆王学述》两本以精神哲学重新阐述中国古典思想的大作，以及《安慧〈三十唯识〉疏释》、《周天集》，还有自己的诗集《蓬屋诗存》。

以我个人愚见，徐梵澄先生早年留学德国使其洞悉西方的精神哲学，回国后有缘深究中国佛教，而游历印度期间又在“地球村”钻研和实践印度吠陀—吠檀多哲学，这种奇妙的跨越中、西、印三地文化的深入学习和融会贯通，使得徐梵澄先生在精神层次上升格为世界主义者，能够高屋建瓴般从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寻求“世界大同”的精神哲学基础。徐梵澄先生认为"求世界之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人类不同地区的文明并不是割裂和对立的，而是存在着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共同性的基础或内核，都期望着和平与发展，因此不同文明都应该可以通过其他文明来诠释，用对方可以理解的方式去增进互通。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世界大同”才有希望。我想，这也是徐梵澄先生呕心沥血将印度经典《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等翻译为中文，而将中国儒道思想著成《小学菁华》（Chinese Words）和《孔学古微》（Confucianism）等外文书籍的初心吧。

（浩浩汤汤的《徐梵澄文集》）

徐梵澄先生的理论对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有着积极的意义。先生在《孔学古微》书中提到：如果放弃大同理想，那么，福祉就会成为少数人群或权贵阶层的特权，而人类的救赎或社会的进步就只能是空谈了；必须尊重每一生命个体之特有的存在及成长的权利，即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育而不相害”；“任何人都没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所有人的特权”；“黄金法则”就是“没有黄金法则”，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大道”。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要反对单极世界少数人群为了自身利益而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不合理现状，建立相互尊重，和同发展，相向而行，同舟共济的多边主义世界新格局，这在中、西、印文明的精神哲学的根基底层其实是一致的。而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中、西、印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西方对东方文明的理解还很肤浅，而印度被西方殖民太久，已经逐步迷失了自我。

（徐梵澄先生的绘画）

徐梵澄先生不仅是伟大的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印度学专家，也是杰出的诗人、书画家、评论家；他不仅是鲁迅门下的勇士，敢于为正义而勇往直前，也是终身严苛践行鲁迅“精神事业”的猛士，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创作；他是“采菊东篱下”的隐逸，更是心系“世界大同”的大师！

（徐梵澄先生）

最后引用研究徐梵澄先生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孙波先生的感慨来表达我一样的心境：

精神总在永恒的回归之旅中，是的，面对徐梵澄先生，我们惟有使用这样的语言——此何人哉！此何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