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权益，该怎么关心和保护？

第一，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低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

第二，在未成年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事实描述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稳定自然，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正常记忆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双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办案机关应当采纳未成年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案件事实。

第三，应当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力求全面翔实，特别注意要搜集被害人的身份材料（如被害人的真实年龄），弄清楚被害人的出生日期是阴历还是阳历，核实清楚第一次以及随后几次的性侵行为发生时，被害人是否年满14周岁，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幼女。

第四，从办案程序上来说，应当安排至少一名女警参与案件的办理，既是法律的要求，也利于查明案情和全面固定证据及线索，做到对被害未成年女孩隐私的保护，并减少不必要的二次伤害。此外，办案人员最好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充分了解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贯彻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办案时，应坚持不伤害原则，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应当有受害者归责论。

（1）案发时未成年被害人的认知能力

在强奸犯罪中，被害人的意思表示直接影响犯罪的成立与否。而被害人的认知能力是被害人意思表示的前提。除了年龄、智力和精神状况，也要考虑案发当时被害人能否正确表达其内心真实意愿。

（2）案发时被害人的反抗能力

强奸罪客观上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使妇女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状态或者利用妇女处于不知、无法反抗的状态而乘机实行奸淫。司法实践中，不同的被害妇女由于各自的生理、心理、性格等个人特征的不同，对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的反应及其程度也不相同。

妇女能否抗拒，或是否敢于抗拒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妇女有无反抗能力，不能单纯地从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的程度来评价，还要结合妇女自身对所处环境的认知，和可能遭遇更大伤害的风险预估心理，以及妇女自身身体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

（3）要分析被害人未作明确反抗意思表示的客观原因

在被害人未作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应当对其案发时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行具体分析。通常而言，实践中有两种可能性：未作意思表示情形下的“半推半就”、默示同意和不敢反抗、不能反抗下的未作意思表示。很明显，前者不属于强奸行为，而后者属于强奸行为。

具体如何区分，我们认为，应该结合案件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并据此作出准确评价，具体应当考虑案发当时的环境、双方是否熟人关系、双方有无感情基础、双方所处的角色地位、被害人的年龄、认知和身体状况、行为人的身体状况、被害人事后的反映等因素，以综合判定被害妇女是否具有选择表达不同意的意思自由。

（4）犯罪嫌疑人鲍某与被害未成年人小兰之间应属事实监护关系，按照四部委意见，鲍某应可认定属于对小兰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本案中，关于犯罪嫌疑人鲍某和被害未成年人小兰之间到底是否养父女关系，还是恋人关系？双方各执一词。

根据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鲍某和被害人小兰之间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养父女关系，但综合其他相关证据和线索，我们认为，二人之间应存在一种事实监护关系：

小兰的母亲自愿将小兰交给鲍某带走，希望鲍某能给予小兰更好的教育和成长条件。而事实上，犯罪嫌疑人鲍某自2015年带走小兰后，也曾经长时间与小兰在北京、天津、烟台、南京等地一起生活过，办案机关可以进一步详细调查核实清楚鲍某生活住所的相关情况，比如鲍某带走小兰后，是如何安排小兰的日常生活的，为小兰买了哪些东西，小兰有没有单独的卧室，双方在家是否一起用餐，平日双方是如何度过的等等。另外，据报道，在小兰又一次报警后，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鲍某曾给小兰写过一封保证书：“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尽管读来荒诞至极，但其中亦透露出鲍某是认可当时其与小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事实养（监）父（护）女关系的。

在此基础上，结合2013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意见》同时明确了负有特殊职责人员的范围，即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

基于小兰母亲的委托，鲍某对李小兰负有监护义务，应当维护小兰的各项合法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性权利是人身权利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但鲍某却不仅没有履行作为监护人对小兰的保护职责，反而是滥用其监护人的优势地位侵犯和剥削小兰的性权利。双方之间正是基于这种特定的监护关系，鲍某作为对小兰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即使两人之间存在恋人似的亲密聊天，也应当认为是鲍某滥用其监护人地位，利用其特殊职责便利，对小兰进行情感诱导和精神控制的结果。现有报道中呈现的证据显示，鲍某至少已经采取了不履行监护义务的强迫手段，实施与小兰发生性关系的目的，涉嫌强奸犯罪。

综上，作为对小兰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犯罪嫌疑人鲍某不仅没有认真履行对小兰的保护义务，反而是滥用其监护人的优势地位，利用殴打、谩骂、精神控制、情感洗脑、强迫观看儿童色情片等手段，以及利用被害人小兰处在其所拥有的封闭生活居所和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小兰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

结合小兰案发时的年龄、认知水平、身体状况，犯罪嫌疑人鲍某的身体状况（高大威猛）、身份和背景，双方所处的角色地位（事实监护关系），小兰事后的反应（案发后多次报警求助、多次寻求社会公益人士的帮助、日记）等证据，应可判断性侵行为的发生，从根本上是违背小兰的内心真实意愿的，犯罪嫌疑人鲍某涉嫌强奸犯罪。

其一，应当遵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儿童利益的最大化和优先化，这是关注本案需要遵守的第一准则。任何情况下不归责被害人，不挖被害人个人隐私，不对被害人污名化，不对被害人进行二次伤害等等。

其二，不跨越法律和基本道德底线，关注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凑热点或者纯粹基于猎奇窥私心理，不是关注个人，而是关注案件本身，是从帮助推进案件的角度出发。

其三，坚守媒体人基本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依法、客观、公正、准确、全面地报道跟进案件。当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有其特殊性，对跟踪报道的媒体人本身也提出了相应较高的要求，比如基本的性别视角、未成年人权利保护视角、相应的实操处理技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