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走了，上帝落下了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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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巫宁坤先生去世的消息，还是有些意外。

我欠了宁坤先生一笔债，从几年前读他的《一滴泪》开始，我就认定自己欠了他一笔债。我还曾托人到海外买他的书，希望领略他更多的文字和美好。后来在孔网上买到他的一本《孤琴》，当然只是复印本，但这已经足够了，我从他的文字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也印证了一些东西。这就够了。

其实是不够的。从高尔泰先生开始，我对一切同时代有人格成就的前辈、同辈和后生都抱持敬意，在他们的文字、思想和人格尚处在幽秘之境、不为众人所知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义务代为宣扬，以发潜德之光。王鼎钧先生、齐邦媛先生的作品由潜而显，得到了广泛传播，没有我的参赞也不会失去什么；但大陆汉语世界如果缺失了有关高尔泰、巫宁坤等人的介绍，那对我们既是不公正的，又是我们汉语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匮乏和损失。

大概从前几年开始，我就在“万能的”网上开始寻找宁坤先生的消息，我想告诉他，他的一个读者对他的感恩和愧疚。遗憾的是，我在微博、微信、博客上搜罗多遍，就是难以找到跟他的联系办法，我读到了一些有关宁坤先生的书评、他的学生回忆他的文章，但没有线索可以抵达他。我年轻时有一句诗——“整个大而热闹的世界只是等待我的死亡。”汉语世界对宁坤先生等人的态度也如是吧。

在我这些年搜罗资料时的印象中，只有老外何伟先生是近来少数认真采访过宁坤先生的人，何伟在书中写道：“我前往巫宁坤的公寓拜访时，他回忆说自己被关入监狱之后，直到1980年才再次见到赵萝蕤。‘我们甚至没有提到陈梦家的名字，’巫宁坤低声说道。‘那是我最难启齿的一件事情——我要是说了，我会很难受的。我知道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没有哭。她的意志很坚强。’巫宁坤告诉我，他蹲监狱的那些年，时常靠背诵诗歌获取力量。‘我总想起杜甫、莎士比亚、狄兰·托马斯，’他说道。‘你知道狄兰·托马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什么诗吗？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挣扎，出自《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你要知道，我曾经在芝加哥听过狄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很感人。’我问巫宁坤是否与托马斯交谈过。‘没有，我只是一个听众，’巫宁坤说道。‘再说，他已经喝得半醉。他受过不少苦——我觉得，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副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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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承认，我不是宁坤先生的一个普通的读者。我跟他还是有些缘份。

穆旦、周与良夫妇

近三十年前，我从大学毕业不久，还是穆旦诗歌的读者（今天该称为穆旦最早的粉丝之一），我和几个同好者跟穆旦的亲友联系上了。我带学生去过万安公墓的穆旦墓地，到天津南开大学穆旦夫人周与良先生家，周先生送了我好几本穆旦诗集，我还多次拜访袁可嘉先生、杜运燮先生……今天回忆当年，二十出头的我在老先生们之间请益的光景，已经恍若隔世。

在跟穆旦亲友的联系中，我居然到过宁坤先生家里，他那时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家。宁坤先生不在家，只有他的夫人李怡楷先生招待我们——李怡楷先生曾是穆旦的学生。李先生要我在她家的来客簿上签下名字，这给我很深的印象。虽然李先生是南大的高材生，又是宁坤先生夫人，但在当时我的眼中，她就是一个好脾气、有些话多的中年妇女。请她谈谈穆旦，她好像也谈得琐碎，只是说当年穆旦如何帮助他们，给他们寄一斤糕点、半斤白糖以及粮票之类。……多年后，我听到巫、李在国关的待遇，读到李先生在极端年代的坎坷和坚忍，心里一度痛极。

我跟穆旦的忘年交之一郭保卫先生也有联系，在跟周与良先生、李怡楷先生失联（她们都先后去了海外）之后，我跟郭先生断断续续地进行电子邮件往来。记得郭先生两次问我是否跟宁坤先生有联系，是否需要他介绍一下。但很快，在谷歌退出大陆前，我的谷歌信箱就挂掉了，我跟郭先生也失联了，我跟很多朋友来往的资料也从人间蒸发了。

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冯至，九叶派诗人

当然，喜欢诗和聆听历史的好处之一就是我们仍能无意中跟历史的碎片相遇，甚至创造历史的瞬间。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之际，我在福建有幸跟孙长江先生和他的女儿孙眉一起游玩，听孙眉说她跟穆旦的女儿查媛是好友，我有遇到亲人之感，一再要孙眉向查媛老师问好。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在北京新街口公交站等公交时，遇到郑敏先生的女儿，我说自己是穆旦的读者，郑的女儿问我喜欢哪一句，结果我们不约而同地诵出：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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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欠宁坤先生一笔债，除了汉语本身的因缘，也有这些人生的因缘。当然，“北京当代汉语贡献奖”也应该颁给宁坤先生的。

在我的愧疚之心情不能传递出去的时候，我在朋友中间、在微信讨论中多次推介宁坤先生，我甚至跟很多自诩对中国文学有造诣的人说，要读一读宁坤先生，他对汉语文学是真正有贡献的。四十多年来的汉语文学，有伤痕气，有控诉气，有粗暴气，有怨气，有戾气，但像宁坤先生那样节制、高贵、怒而不怨的作品非常罕见。我还在一篇公号文章的编者按里说：“巫宁坤先生的作品是被汉语知识界忽视或避而不谈的作品。有人认为，他的文字是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学的结晶之作，给汉语文学新的东西，高于楚辞的哀而不伤不怨，他的节制有杜甫的东西更有西方的元素。”

去年立秋前后，我开始演绎文信国公的《正气歌》，我的“新正气歌”有这样的句子：“皇路当苏夷，含和吐民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尔泰高自由，宁坤巫滴泪，英时余百万……”我在巫、余条目下注解说，“巫宁坤，江苏扬州人，1920年生人，翻译家，其事见《一滴泪》，其文融汇中西文脉，方而不割，怒而不怨，疑而正信。”“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人，思想史家，其为人也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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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推介宁坤先生让我更觉得需要联系一下宁坤先生，郭保卫先生失联，指望不上，我托在美国的胡晓东先生，结果他不认识宁坤先生。这让我不死心，隔一段时间我就在微博微信上搜索宁坤先生，结果去年十月底的时候，真让我搜到了，是纽约一个华人老年社区的公号上出现了宁坤先生庆生的消息。原来宁坤先生李先生夫妇住在一个老年公寓里，原来宁坤先生有近百岁高龄了。我赶紧给这个读者不多的公号留言，留下真名，希望得到宁坤先生的联系方式。很快，公号编辑回复，说要问问老年公寓的某某先生；很快，公号编辑回复说联系上了，李怡楷先生说记得我，快三十年了，她还记得我，留下他们的电话，要我打电话给他们。

我没有打这个越洋电话。临到头时我又心怯了，而且同时，双管齐下，我跟北大同学也在联系，在跟校友李彩奕微信聊天时聊起宁坤先生，李彩奕居然认识宁坤先生的女儿巫一毛，她很快把一毛老师的微信推给我，我就这样几乎在同一时间跟宁坤先生联系上了。

说起来我跟一毛老师还算是曾经的同事，但我居然没想到一毛老师这个线索。跟一毛老师联系上后，我问候她父母的状况，她说父亲像个孩子，还把父母的视频发给我看，让我宽慰很多。我们还聊了不少话题，我问过宁坤先生的出生日期，为此还给一毛老师算过命。遗憾的是，在我的微信也挂掉的时候，我那些即时性的交流也沉到海底，我想打捞起来太困难了。直到今天，我跟一毛老师仍处于失联状态。

我的欠债感和寻找宁坤先生的行为在一些人看来荒唐得不可思议，但在我这里始终真实不虚。如己亥年的龚自珍所感叹的，文字缘同骨肉深。如某英国网友所言，这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人类最深层面共享的生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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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到宁坤先生已是百岁高寿之时，我知道自己无法跟他做实质性的交流了。他一生中经历的很多事情，我其实是想跟他复盘的，比如李怡楷先生的二哥给饿得快死的他送吃的，他拿到了食物，又去搜二哥的口袋，把二哥回去路上的口粮也夺下来了；还有他的母亲，一别多年不得见面，最后无声无息死掉的母亲……历史巨变年代的个人命运，说出来写出来总让人心里发紧，让人生发无名的悲愤和愿心。还有，那个幽默自嘲“教授原来是草包”的冒效鲁教授，是否只是以嘻哈掩盖真心，是否曾跟他有过交心的瞬间；还有，他对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只是写了几笔而已，能否写得更多；还有，陈梦家先生、赵罗蕤先生、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先生、李政道先生、钱钟书先生，等等，他的师友们，能否再多一些展开。

巫宁坤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

巫宁坤与汪曾祺

我也想跟宁坤先生讨论命理。我在阵亡的微信里关注过宁坤先生的出生日期，这些材料已经丢掉了，但不要紧，宁坤先生的名字本身就具有意义。他的名字反过来正是中国皇家后宫居处的名字，坤宁是希望，事实是坤而不宁，坤卦虽然“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可是更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惨烈。宁坤先生一定也意识到了。只是他有着中西文化最高贵的精神，他有上帝赋予的精神维度，他并不纠结个人的苦难和悲欢离合。

我当年在搜集穆旦先生的材料时，就知道宁坤先生的经历了。宁坤先生劝穆旦回国，李政道不大赞同，穆旦回来成了右派、宁坤先生回来成了右派，人生最好的一二十年在苦难中挣扎，而李政道先生没有浪费地取得了专业和社会的成功。宁坤先生对自己的总结就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 ）

潘光旦，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宁坤先生的总结跟民国学人潘光旦先生对自己的总结异辞同工。潘光旦对自己的总结是：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灭亡)。其中有跟宁坤先生相同的词，但两人有同有异。比如潘先生的总结中是无我的，宁坤先生则借助凯撒大帝的名言翻新，有不可更易的“我”在其中。相同的是，无论无我还是有我，他们都把自己跟一个业力深重的历史拉开了距离，或说他们都超越了这段历史。他们异辞同工，现当代绝大多数人缠斗于置身的历史中，有些人甚至斗得其乐无穷，投诚帮凶得不亦乐乎，但潘先生、宁坤先生们坚守自己，而与黑暗的历史剥离开来。

余英时先生认为，宁坤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也可以说是“泪海”的具体而微。但余英时先生断定《一滴泪》是知识人的“心史”就未免失实。因为宁坤先生的作品几乎是屈指可数的特例，绝大多数人知识人沉沦下去了，他们被作践、摧残后，进入中老年状态，或未老先衰，或者油腻，或者柔驯。余先生自己也观察到，“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曾会见过不少老一代的知识人，而且还包括过去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卓然成家者。稍一接谈，我便发现他们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状态（disoriented）。……这使我不能不五体投地佩服宁坤先生的巨大而坚韧的精神抗力，能够数十年如一日，顶得住铺天盖地而来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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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坤先生确实有特殊性。他坤而不宁，这个熟悉西方文学的翻译家似乎注定不是只为我们贡献华美的翻译作品，而是要动手助产东西方文学结合的宁馨儿。但天造草昧而不宁，屯如邅如，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这个宁馨儿的降世充满了阵痛、苦难、血泪。

宁坤先生不屈服这一苦难。在几乎所有的人都真诚或权宜地谈论和解、建设时，几乎只有宁坤先生等极少数人有着异议。如有网友评论的，“巫宁坤最有名的翻译大概是翻译狄兰·托马斯，那种铿锵感、不屈和愤怒，像榔头一样，一锤锤把狄兰的诗句钉进中国读者的心。”事实上，宁坤先生的翻译是钉进了汉语世界的心脏，他翻译说：“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跟“思痛录”、“毕竟是书生”、“牛棚杂忆”等众多也可称道的知识分子作品相比，宁坤先生的“一滴泪”仍是特殊的。余英时先生以为我们知识分子有着泪海，这给了我们太多的荣誉。即使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流过泪，但远未到集成泪海的程度。

宁坤先生的“一滴泪”因此珍贵，这是赤子之泪，是现代个体在上帝面前的控诉和吁求。无论其共同体如何装扮、招摇，无论一些知识同行如何光鲜、入时，但这“一滴泪”的份量比共同体的汪洋大海还要重要。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并警告的，哪怕是用婴儿的一滴眼泪来换取进入天堂的门票都是不能接受的。陀氏设问过，如果为了和平、我们的幸福、永恒的和谐，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哪怕仅仅一滴泪水，我们是否能为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陀氏自己的回答是：这一滴泪水不能宣告任何进步、任何一场革命，甚至于一次战争的无罪。它们永远都抵不上一滴泪水。仅仅是一滴泪水……

现在宁坤先生把这“一滴泪”以人生百年的代价呈堂证供了。他柔弱如水，但有穿石之攻坚之能。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是的，宁坤先生在涓涓细流般的声音中，有着人性罕有的勇气和不屈的心性。这是水的意义，维心亨，行有尚。

余英时先生注意到并认同宁坤先生对何伟所说的，如果没有那段岁月，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一滴泪》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这是弱水的救赎，是心亨者对苦难人生和文学人生的高尚其事。愿宁坤先生返回穿越我大陆的山川大地，在天国里获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