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我常常想，这个春天的经历对年轻一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 独家编译

原创何伟凤凰网文化

曾以“现代中国三部曲”而为读者熟悉、并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的美国人何伟，在阔别中国多年后，于2019年又回到了这片土地上。重回中国的何伟在定居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五个月后，他和所有中国人一同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这期间，他以一贯独特的观察视角挖掘着发生在中国四川的那些真实的边边角角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并用冷静的叙述方式，书写下一篇名为《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的长文，发表于《纽约客》。

何伟曾在采访中表示：“当美国人写发展中国家的书时，他们会变得很政治化，而且大多时候只关注国家领袖和重大事件。我做的和他们不同。我试图让美国人了解到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我觉得通过我的书，有不少美国读者能明白这些并给予尊敬。但中国读者可能受益更多，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里，他们也明白我来自哪里，并且认识我笔下的这些人物。”

本文为凤凰网文化对《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一文的节译。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长期撰稿人，曾著有关于《寻路中国》、《江城》、《奇石》等。

文 | 何伟

翻译 | 周思玮

校对 | 徐鹏远

载于《纽约客》杂志，原标题为：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

遇到那台机器是在我返回四川大学授课的前几天，当时我正在空旷无人的校园里骑行。这台笨重的机器大约齐胸高，底座装有四个轮子，不像高尔夫球车那么长，前面是个类似传感器的T形设备。它从我身边缓缓经过，电动马达嗡嗡作响。我转过身来，在十五英尺远的距离跟着它。

那是5月27日，距我上次来到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我曾在春季学期即将开始的二月末，匆匆回过一次学校办公室取我的教学材料。为了应对冠状病毒，全国范围内的隔离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疫情最初在成都以东约700英里的武汉爆发。四川大学已经通知了教职工，至少直到学期开始，所有课程都会是线上授课。

那段日子里，似乎离开中国就意味着仍有可能从病毒的魔爪下逃离，学校里的许多外教已经启程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非必要员工也已撤离，有部分外交官必须要留下，但是他们的子女及配偶也都陆续离境了。整个二月，我都在回复那些亲友的邮件，他们身处美国，一直担忧处在疫区的我，我向他们保证我们一家都健康安全，并告诉他们我们要留在成都的这个决定。

至少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有关疫情的数字是足以令人恐惧的——2月20日，我匆匆回校那天，中国官方发布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236。

从那以后，春季学期伴随着每个人对这场疾病的观念改变，蹒跚前行。课程进行到第三周，疫情正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到了第六周，美国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中国，也正是在那一周，中国宣布对外关闭边境，紧接着反向撤离的情况就发生了——在欧美的中国人（大部分是留学生），挤破了头想要回国。

中国是第一个历经疫情的国家，并且也是最早控制住疫情并使国民生活回归到正常状态的国家之一。

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第十三周，我在疫情爆发后第一次登上了飞机，而现在，5月27日——第十四周，我终于得以重返校园。

我跟着那台机器，直到它停在宿舍楼的路边。一个电子声音响起：“到达站点！”

这条街空空荡荡，因为大多数本科生还没有返校。学校发布了一个新政策：返校后，学生未经特殊许可，不得擅自离开。学校的每个大门都配备了面部识别扫描仪，它能根据被扫描者的面部遮挡情况自行校准。那天早些时候，当我到达，门卫告诉我在接受扫描时一定要戴好口罩。屏幕上弹出我的名字，还有我的体温和学校身份码。作为教职工我可以进出校园，不像学生只可进不能出。

现在我等在这台机器的身后，环顾四周静籁的宿舍楼。终于有三个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赶来，他们戴着口罩拿着手机，在机器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取件码，接着舱门打开，里面是待取的包裹。

其中一个学生告诉我，她是在淘宝上订购的包裹（中国最大电商，属于阿里巴巴企业）。在疫情发生之前，学生的包裹暂存在学校的菜鸟驿站（也归属于阿里巴巴）。但现在这台机器同时兼职递送业务。学生还说机器在快到达时，会打电话和发送短信告知她取件。

接下来半小时，我跟着这台机器，猜到它会领着我去它的“指挥者”那里。一旦我与它靠得太近，鸣笛声就响起，一旦我急转弯，它就停下。我试图对着它大声喊，它则没给出任何反应。这机器周期性地停靠路边——“到达站点！”。一波戴着口罩的学生出现了，他们握着手机，径直朝我这个方向走来。

菜鸟无人车

最终这台机器停泊在了位于校园一角的菜鸟驿站前面。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作人员走出来，着手为机器装上又一批包裹。“我们目前配置了三台”，他说。他向我讲解菜鸟的工作人员每晚还要回到校外的家里，因此这种机器投递的方式可以避免他们与学生的直接接触。

我重新上车，骑向办公室。一路上，不断有印着“中国卫生”的白色帐篷从我眼前掠过。我停在其中一个帐篷前,一位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桌后，桌上的小盒子里放着两支玻璃温度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的体温在检查站点显示过高，就会被送到帐篷以便更仔细的观察。如有必要，他们下一步还会被交由校园诊所进行咽拭子测试。

回到办公室，我的桌子上有个待拆的包裹。里面是校方为了方便我重回课堂而准备的用品：五只医用口罩，一副橡胶手套，一盒欧普拉牌酒精湿巾。尽管三个月无人在办公室办公，里面的一切仍井然有序，看上去我的绿植也被照顾得很好。

去年八月，我来到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和大一学生的英文写作指导。我和家人搬到了四川省会成都，部分原因是，从1996年至1998年，我在“和平队”担任学院讲师。在当时比较贫穷的四川，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但自那以后我就没有教过书了，在几乎是跨越了一代人——21年——的缺席后，我才重启自己的教学生涯。

抱着与中国教育相连的希冀，我回到成都，且期待着在教室看到那些青春洋溢的面孔。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始，我发现自己被圈在了位于成都市中心的家里，尝试着弄清楚如何使用教务部门迅速安排给我的一个在线教学平台。

有近三千万大学生进行线上学习，而全国范围内以此形式上课的学生据估计有一亿八千万人。每天早上8点开始，用户们开始陆续登录平台，有时因为平台的使用者过多，会出现系统过载而卡顿的问题。许多小学尚未尝试运行这种在线互动式课堂。我的两个女儿，艾莉尔（Ariel）和娜塔莎(Natasha)，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三年级，她们的老师在网上发布了一些简短的视频课程，只要家长们可以联网，就可以观看。

我在中国认识的所有老师都不使用美国式的ZOOM课程，在该软件中，每个参与者都会出现在公共屏幕上。

而在中国使用的软件中，学生们并不出现在屏幕上：如果打开摄像头，它只显示教师，即便这样还是有可能出现问题。在教授非虚构写作课程初期，我尝试过直播视频课，但系统不断地卡顿、崩溃，我只好放弃。从那以后，我就避免开视频了，每周我都会准备一些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并与学生通过语音和文字进行交流。

三个班级共有约六十名学生，只有一位我曾在线下见过。我常点某个同学的名，让她打开麦克风，渐渐地，我能够通过声音跟他们的名字对上了。

中国学生往往会给自己起英文名，在九十年代，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还较少的时候，我的班级里满是狄更斯式人物：一个叫作黛西（Daisy）的高个男孩,一个叫作椰子（Coconut）的漂亮女孩。二十年后，我仍然保存着一个名叫“懒惰”（Lazy）的、长着雀斑的学生照片；还有一位名叫“黄色”（Yellow），戴着细框眼镜；还有一位名叫“屋子”（House），瘦得像个四川稻草人。那时，边郊的中国人很重视照相这件事，他们往往会在拍照的时候摆出正式的姿势，表情严肃，很少微笑。

现在学生们的脸远在天边，而他们起的那些英文名也貌似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时代。我教的新生写作班里有艾格尼斯，弗洛伦斯，詹姆士，戴维，安迪，查尔斯，史蒂夫和布莱恩。每当这些名字在屏幕上弹出，我就会回忆起那些在密苏里州中部与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们。1980年我上五年级那会，班级里有三个布莱恩。美国人上一次给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呢？现如今，布莱恩们又在重庆复兴。大部分四川大学的学生都来自新中产阶级，我很好奇是否能从他们的英文名中嗅到一些中国崛起的轨迹——也许某天，布莱恩们的热度会随着层出不穷的凯特琳、艾登及麦迪逊们被稀释。

我很高兴我的非虚构写作课冒出个叫西西弗斯的高年级学生。此外班上还出现了一些不太常见的名字，尽管这些名字出现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在大一学生班里，有一个叫库里(Curry)的体育迷，还有一个叫拉基姆(Rakim)的说唱爱好者。库里总是穿着金色和蓝色的球衣，在上课时摆弄着他的护齿（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是这样），他写了一篇讨论中国足球的尖锐论文。拉基姆则分析了一个叫“中国新说唱”的真人秀节目。

他们的声音从全国的四面八方传来，多年来，像四川大学这样的院校已经逐渐跳出了地缘性的局限，它们的发展是高等教育进步的一环。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做些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分散在超过15个省市——从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再到与朝鲜接壤的吉林。但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样的情况下开始了春季学期。第一周，我询问了学生们的基本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回答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走出过家门了。

身处抗疫前线的居委会

中国的疫情管控政策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严。居委会作为党最基层的组织执行规定。他们要在许多方面限制人口流动量——间隔两到三天，每户家庭可以有一人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如果有一户人家疑似感染了冠状病毒，那么社区在追踪并筛查密切接触者的同时，这户人家就要保持大门紧闭的状态——这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我在上世纪90年代教过的一个学生寄来了一张她所在社区一扇门的照片，门上贴着两张封条。“我从出生起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她写道。

在我家，我可以感知到这次疫情对我的女儿们产生的负面影响，她们真的很渴望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

但确实归功于中国严格的防控，再加上边境管控和对密切接触者的筛查追踪，大部分社区的病毒传播被肃清。

2月20日，也就是我去到学校的那天，是成都政府最后一次报告成都存在有感染病例的一天。成都市的人口约1600万，但自2月底以来只新增了71例确诊病例，并且这些都是境外输入。这之中几乎每个病例的处理过程都是：一个中国公民在国际航班抵达之后,直接被从机场转移到检疫站或治疗地。成都的成功是中国典型的成功案例。我曾在一项调查中问学生们，是否有人认识任何感染者，大家都给出了否定答复。

第六周的时候，我问他们，“你们现在被允许出社区吗？行动还有什么限制吗？”大家给出的回答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现在都是可自由活动的。我决定派他们去做一些报道。

我唯一见过面的那个叫瑟琳娜（Serena）的学生住在四川东北部的某个四线城市里,她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每当我在课堂上点瑟琳娜的名，我都会听到从她的麦克风里传出的交通噪音：引擎声、喇叭声、嘈杂的人声。学期末她解释道，她住的房子质量很差，墙很薄，而且墙外就是一条繁忙的马路。

瑟琳娜是独生子女，这一点，班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一样。但她似乎缺乏对自己未来的一些信心。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们是否期望自己的生活质量会好过父母那一代，在52名受访者中，只有瑟琳娜和另外两个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会和父母那一代差不多，甚至会更糟。

瑟琳娜第一次申请我的非虚构类写作课程时，我拒绝了她。我那时预备移居中国，为了限制过多的学生数，我曾要求这门课的申请者必须提交写作范文。而到了秋季学期的第一天，瑟琳娜还是出现了，接着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问她是否可以旁听。我不接受旁听生，但她邮件里附着的文章促使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后来我跟瑟琳娜说她可以成为这门课的正式生。

一开始，她就出类拔萃。她文笔优美——英语专业出身——这让我对她的研究报告印象深刻。她个子小小的，性格害羞且谦逊，但她也似乎明白这些品质能使人感到安心和自在。秋天，我要求学生们开展调研项目，瑟琳娜融入了一群有感召力的四川天主教徒，他们组织冥想、祈祷，并感泣于上帝的恩典。而在下一个项目中，她又常出入于成都的一家同性恋酒吧。这种项目的转换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突兀。在美国，也许这样的组合是相悖的——旧金山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最终居然走到了一起。

瑟琳娜的研究报告也反映出了我在秋季学期观察到的一个趋势，那就是我的许多学生对此类报道都很擅长。

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的高校之一，但我的学生没有多少是传媒专业出身。即使是在新闻系，做田野调查的本科生也很少，因为中国的新闻专业教学更重视理论。

一开始，我不确定独立的调研项目是否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刚参加完高考的新生。过去的20年间，中学生头上的高考紧箍越勒越紧，部分原因是独生子女家庭倾向于把精力和资源都押在教育上。因此高考的准备是沉重且残酷的，随之而来的高考负担也钳制了高中生们创造力和独立能力的发展。

但我很快意识到，尽管高考制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培养出了一批吃苦耐劳的研究者——学生们对枯燥事务有着极高的忍耐力。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能够做出有效新闻的秘诀。当我向学生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数字、符号、标语、引言、面部表情——他们便会一一对照着收集数据。

我教的大一写作课全是学工程的理科生，找不出什么合理的理由分配给他们新闻学相关项目，即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会抱怨。甚至这些独生子女也不觉得自己是拥有什么特权的。到了秋季学期末，瑟琳娜还深耕于她那两个项目。与此同时，我却意识到我没能正确地把她注册到我的这门课里。教务处通知我说现在再注册就太晚了，她不能得到这门课的学分。瑟琳娜对她的非虚构写作课程经历——被拒，再是得不到学分——的反应，也仅仅是礼貌地问她是否可以先完成这学期的作业，然后在春季重新注册这门课。这是悠久的传统：在中国，一个学生总是选择尊敬她的老师，即使这个老师犯了蠢。

解除居家隔离后，我让学生们去写有关受到疫情冲击的个人或者组织的报道。

安迪的家人认识一个在南京周边经营呼吸机厂的人，所以他去了那家工厂，在那里他了解到该厂在疫情期间的生产量陡增了十倍以上。

而在东北最偏远的辽宁省，莫莫调研了一家销售量大幅下跌的国有烟草企业。在美国，据报道，隔离期间的烟草使用量是上升的。但香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大多起着社交作用——人们会在饭桌和酒宴上点上一支，并且盒装香烟也是送礼佳品。一名会计告诉莫莫，公司在后疫情时代的战略之一——并且从许多指标上来讲，这同时也是公共卫生的一个新愿景——就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附赠口罩和消毒液。

我喜欢这些点滴生活的碎片。在西安，伊莲（Elaine）寻访了一家百合酒吧，她注意到，出于对冰饮不利于女性身体健康这一传统观念的考虑，因此酒吧老板会提供温酒服务。

西西弗斯则讲述了一位药师的故事，这位药师找到了政府对口罩限价规则的空子，他能够选择溢价卖出，但是出于责任感，他没有这么做。

洪毅跟访了一名在成都一家国有银行工作的贷款部门经理。银行在疫情期间推出了新规定，允许受到疫情影响的借款者延期还款，洪毅还在报告中说，有370人打电话给经理询问该项目的具体情况。该银行批准了22个用户的延期申请，而在另一家分行，每份申请都被拒了。

这是一个需要被反复打量的议题——从经济关系来看，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要自食其力的。相应的刺激经济政策也是温和的：中国政府没有向公民们提供美国式的现金补贴，而是倾向于给企业家们更大的空间伸展拳脚。

在成都，政府允许小贩在街上摆摊。这种商贩在九十年代很常见，那时还没有展开城市秩序专项整治运动。现在，这些摊位如雨后春笋，顷刻出现，热闹的夜市仿佛把我拉回到二十年前的成都。

图片来源：视觉成都

许多小摊贩告诉我，他们是从工厂和其他行业的低层职位上被解雇的。但即使是工作稳定的人也不难发现他们的薪水缩减了。今年5月份我飞往杭州时，国航的一名空姐跟我说，她和她的同事是按飞行时间拿薪水的，现在她拿到的是最低薪水——相当于她正常时期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来说，减薪幅度可能会更大：一名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他在两个月内拿到的薪水不足平时的百分之十。类似的谈话还有很多，但人们通常都会加一句他们过得还好，因为他们有存款。

他们对于生活稳定性的期望也没有那么高。中国的年轻一代中产阶级很难会满足于现状，这也是他们有那么多现金储蓄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政策或环境的突变习以为常了。

在河北省，一个名叫凯茜（Cathy）的学生跟访了一名陈姓企业家，他有一个经销原酒的小公司。2012年，受全国反腐运动的波及，陈的这家公司销售额骤降，因为党禁止挪用公款吃喝玩乐。

陈的对策是，转而销售与反腐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牛奶。他成功转型成了牛奶经销商，但此后的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一切再次坍塌。陈先生带领着手下的送货员们开始了每天10个小时，为期两个月的推销生活——去到每条街道，与潜在合作商家谈判。他推出了一系列聪明的促销活动，等到了5月初，销售额已经增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其实我很感谢疫情，”他告诉凯茜：“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可能就不会和销售员们去实地推销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改过公司名——它仍然包含着“酒”这个词。凯西问这对于一个卖牛奶的商家来说是不是个问题。“他们不看名字，”陈说：“他们只看你在做些什么。”

虽然官方似乎对公民在经济领域的足智多谋充满信心，但公共卫生领域官方给予个人选择的空间很小。隔离政策被执行得很严格，任何感染者都会被立即从他/她的家中转移到医疗点隔离。到4月初，所有从国外入境的旅客，不论国籍，都必须在国家指定的隔离点内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监测与隔离。

我偶然在官方报道里看到过“社交距离”的中文说法——安全距离，但我没有听到有人在生活中这么说。戴口罩依然是室内场所和交通工具上的强制性要求，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方式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我女儿三年级的班里有五十五个学生，等到开学，这个数字减少到五十四个——一个女孩和她的家人在度假过程中，滞留在了塞浦路斯。

四川某小学上课期间

校方曾试图过把课桌的间隔距离拉大，但是，在一个面积并不算大的教室里，又要容纳这么多的人，任何的距离变换也只能是在方寸之间挪移。

学生们经过配备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通道进入学校。走廊里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一首新的儿歌：

回到学校，怎么办？

不要害怕，听我说。

戴上口罩，再学习。

就能保护你我他。

一开始，孩子们对戴口罩这件事热情满满。音乐课的第一天，我的女儿学会了如何戴着口罩吹长笛——她们掀起口罩的下半部分，然后把笛子塞进去。

在学校接孩子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在口罩上别了个外接麦克风，腰间挂着便携式扩音器。

到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果学生所在地风险等级较低，他们就不再需要口鼻防护，川大也同样放宽了相应的政策规定。

一些老师也不再戴口罩，但孩子们大都还戴着。他们还在午餐时开发了一个废弃口罩的用途：他们把口罩反过来，然后就可以当作小袋子来装碎骨头和食物残渣。

学校日常会安排学生们洗手,并且每天下午的校广播都响彻校园：“体温检测时间到!”我的女儿们每天至少测温五次。例行公事从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当时班上的微信家长群里组织了一种叫作“接龙”的活动，家长们需要列出自己孩子的姓名、班号以及摄氏体温再加上一句“身体健康”，一个接着一个，别的家长们陆续加入进来——“36.5℃，身体健康”——列表越接越长。我的账号通常每天会接收约60条这样的信息。八点钟后,那些掉队的家长就会被不耐烦地催促：“某某的父亲,请迅速接龙!”

我被接龙的恐惧笼罩着。而且每天早上我都要摆弄一堆杂七杂八的应用软件。其中一份是四川大学所需：我要列出我的体温、所在地，以及过去14天里我是否和去过湖北的人有所接触。如果过了中午的截止时间我尚未提交，超负荷运转着的管理人员就会给我发送一个有些强制意味的善意提醒。（4月11日下午12:11：“嗨，海斯勒老师，今天还好吗？”）此外，每天早上我都要分别扫描女儿们带有健康报告的健康码，我经常会感到手忙脚乱。

我的部分学生，包括瑟琳娜，都做了有关他们街道居委会的调研。瑟琳娜采取了她一贯执拗的方法——差不多有两个月，她每周都会在当地的一个居委会里呆上两三天。她跟我说在疫情爆发之前，她甚至没有注意过这些组织的存在。

居委会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发信息，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并协助筛查密切接触者。有时他们也会犯错。一月底的时候，瑟琳娜报道过的工作人员被分配到一个住户多达1136户的小区。两天来，这位工作人员和一些外包工从早8点忙到午夜，不停爬楼梯、敲门。但他们漏掉了一户：当时敲门没人应答，他们也没有留下什么便条。并且没有再去二次筛查。

这种失误很快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在瑟琳娜与居委会成员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她注意到他们变得更加熟练专业。他们开始领会自己的角色，以及认识到疫情的风险。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共有53名居委会成员在抗疫的岗位上殉职。还有一些人因为工作失误被解雇或受惩罚。瑟琳娜家乡的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瑟琳娜，事后得知公寓里唯一的那个感染者，那个住户——就叫他刘吧——当居委会敲响他的房门时，他正在洗澡。

一周前的一次聚会上，刘与一位DJ聊了很久。后来得知，这名DJ被从湖北来的人感染了。刘先生35岁，单身，精力充沛。他与患者接触后的行动轨迹被公布在市政府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上。刘的病例记录显示，在他还未获悉自己已被感染的前三天，他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三个加油站和六间餐厅。从煎饼店到蛙鱼头店，刘先生的口味可谓包容万象。他去接了一个姓黄的朋友，然后去看望了他年迈的父母。之后他在去上班的路上发烧了。发烧后，刘去了几家药店，接着他继续赶路，中途他又接到了一个姓李的朋友，然后去看望了他的父母，再然后赶去了另一场聚会。在微信公众号里，刘简直是四川东北部的刘波德·布鲁姆，（《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叫利奥波德·布鲁姆，小说以时间顺序，讲述了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鲁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种种日常经历）他行踪的每个细节都细致到惊人。这家伙什么时候才会停下脚步？

像这种细致无比的行动轨迹，是由中国疾控中心指导下的追踪员编写的。中国大约有三千家疾控中心分管机构，每个分部都有约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员工。

大约有一万名负责密切接触者追踪的工作人员在武汉工作，中国超过80%的新冠死亡病例发生在武汉。

传染病学家告诉我，追踪人员被分成5至7个小组，每组由接受过公共卫生正式培训的人指挥。其他团队成员可能没有专业的工作背景，但鉴于由同一个教育系统培养出来，他们与我那些学生一样注重细节，并且他们掌握很多当地知识。

许多追踪人员在居委会或其他政府组织（包括公安部门）工作。随着病毒的传播范围扩大，全国各地都纷纷组建起类似的追踪小组，疾控中心还招募了其他具备专业技术的人才。

24岁的姜西林被安排到疾控中心和盖茨基金会做各种项目。姜处在牛津大学读博的第三年，他研究基因组医学和统计学，并且他在复旦大学获得了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3月初，姜担心英国起先对冠状病毒采取的反应过于自大，请求导师允许自己返回中国进行远程学习。“他们都认为我疯了，因为我在当时想回去。”他告诉我。

在上海，姜博士帮助疾控中心进行建模、计算机编程和写提案。“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半夜12点接到一个电话” ，他告诉我：“没有人说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他们单刀直入 ‘你完成那个建议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要在中午前拿到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要求。姜还了解到，如果深夜电话打不通，通常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精疲力尽到睡着了。

那时，许多留学生和其他人都回家了。如果能确切地捕捉到他们的行踪，将会很有帮助。因此，姜写了一份提案，要求拥有微信的腾讯为海归人群提供IP登录信息。他说：“他们以保护数据隐私的理由拒绝了我”。他被告知腾讯坚决反对其数据被用于这种方式。

有一次，我和姜在上海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是如何通过蓝牙自动感知到对方的。这类数据可用于查明谁与受感染的人曾密切接触过。在另一场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姜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就被驳回了。“他们说，这是在侵犯数据隐私。我们不能这样”，姜解释道：“这还真让我讶异。”

这也让我感到讶异——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应用程序，帮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传播，但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复杂。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开发的病毒预警应用已经被成千上万用户下载，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曾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健康码应用主要通过人工数据传输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用户在机场用身份证登记，或者他的车牌在收费站被登记。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中国一个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城市被政府委托开发了一种更好的工具，它将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预警任何接近过感染者的人。“但这个系统从未被采用过，即使是在那个城市”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传染病学家说：“由于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它无法获得政府系统的批准。”他指出，虽然一些应用程序通过手机信号塔跟踪位置，但它们并没有使用更准确的GPS数据。

“有些人们说，对冠状病毒最有用的是老科学” ，他继续说：“这些都是五六十年前的老方法，没有变过。”姜西林告诉我，当自动收集数据的提议被拒绝时，其他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有过抱怨。但之后，他们仍然会全力以赴，继续进行艰苦繁琐的电话和面对面采访。疾控中心的政策是，无论何时出现新的病例，追踪人员都会立即被调用，即使是在半夜。他们只有8个小时的时限来完成病患全部的行程追踪。

今年6月，在北京报告持续56天本地感染病例为0后，一个名为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突然爆出了疫情。上海的传染病学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理得很好：任何进入的人都必须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并被量体温。即使这样，仍有300多人被感染，而且所有的预警系统在早期阶段都显示没有感染病例。当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感到不舒服，到医院要求检查时，这才出现第一例预警。这是另一个典型的老科学的例子：有效的公共宣传起了作用。这名男子不仅辨别出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去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封锁了北京的部分地区，在一个月内，近一千两百万居民接受了核酸测试。这个城市有能力每天为400，000人次做核酸检测。

香港大学医学系主任梁卓伟告诉我：“最近在数星期没有确诊病例的地方又突然爆发疫情，这显示病毒很难被完全消灭。冠状病毒倾向于聚集在超级传播事件中。它会出乎意料地来袭。”

很多事情让人觉得无力。四川东北部的刘波德·布鲁姆在他的城市中游走了8天，似乎谁也没被他感染。刘本人从未生过大病。他在冠状病毒病房隔离了一周，感觉良好，测试呈阴性。之后，在一家酒店进行了近两周的严格隔离后，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于是他又回到了医院的隔离室。当刘最终重回到有药房、加油站和青蛙鱼头餐馆的世界时，他已经在医疗隔离中度过了65天。瑟琳娜请求电话采访，但一位居委会成员说，这次经历已经让刘的情绪变得敏感脆弱。

到了第9周，4月下旬，我与新生班的同学一起评述了一些文章。在这项活动结束时，我问大家是否还有任何关于论文的问题。长时间的沉默后，一个学生在文本框中敲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在整个学期内，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影响到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互动。

在本学期的后半部分，一些学生的论文提到了弗洛伊德（Freud）的死，起初我很困惑（学生在论文中误把当事人Floyd 拼成Freud，这是机器翻译的锅)。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提到的是弗罗伊德（Floyd),因为他们读到了中文媒体报道的有关乔治·弗罗伊德之死的新闻。

尽管科技大幅进步，但距离感依然横亘在我们之间，我渴望在这种特殊的日子里能和学生们面对面的交流。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谈论发生在太平洋彼岸的事情，但是学生们依然在通过音频和文本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非常谨慎。我记得在90年代，我是多么依赖视觉交流，当时某些话题会让中国学生极不自然，以至于会低着头回避视线。

如今，在一个更繁荣的成都，人们面对面交谈时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而且也不会很拘谨。他们会嘲笑川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个茶余饭后的谈资。随着春天渐逝，大家的对话经常包含着一个标准性的结论：这次疫情能够看出中国人相较自由，更重视生命，而美国人则恰恰相反。我不认同这种简化的总结，我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当下美国的失败并不是民族性格或价值观的狭隘反映，而其实是一种制度的崩溃、领导危机和制度结构的危机。

对检测呈阳性的人进行隔离的严格政策，即使儿童也不能有例外，他们得与父母分离，即使是无症状感染者。今年6月，一名一岁的巴基斯坦人乘坐飞机抵达中国，核酸检测呈阳性。一个多月来，这名小婴儿一直被抱着进行医学观察。这些戏剧性的案例往往会让人忽略中国方法中更有效的元素。

一位在上海的中国传染病学家也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我问他美国人是否有某些方面可以向中国学习。“社区参与”，他脱口而出：“在美国没有居委会这种组织结构，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是很重要的。”他指出，如果美国的医疗系统得到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传染病学家詹妮弗·努佐告诉我，在美国，接触者追踪是缺失的一环。她说：“我们对2019年麻疹疫情进行了研究，结果是他们做了很少的接触者追踪工作。这种工作是极度的资源导向型的，并且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已经因此大打折扣。”

在我看来，还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中国学校教育教导人们要尊重科学。努力工作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这样的社会变得更加繁荣而不失其锐利。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的学生是一群急欲逃离贫困的年轻人；而今，我的中产阶级学生们似乎至少是和以前的学生一样努力地工作，因为现在的环境，竞争非常激烈。至少在政府机构有效地疏导的情况下，这些品质是抗击疫情的绝佳条件。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往往显得被动——即使是开明的公民似乎也认为，在公共场合遵守封锁令和戴口罩就足够了。但是任何控制病毒的尝试都需要积极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化指导。

相反，美国领导者们似乎更精于寻找替罪羊，有时还会在发言中带些种族主义色彩——“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整个春季，中国政府都间歇性地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回击，但这种紧张关系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影响不大。日常交流仍然是友好的，人们经常对我说那是政府之间的问题，不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关系相处。

但我很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学校两千多名学生里仅有的西方人。整个春天，我们的孤立感都在增涨：我的大多数美国熟人都离开了，在大街上看到外国面孔都变得很罕见。五月底，双胞胎女儿告诉妻子莱斯利和我，他们班的一个男孩发表了一些反美言论，但我们没有对老师说什么。几乎所有女同学都对她们很热情友好，而且由于新闻上报道的一切，似乎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中会出现零星的反美情绪。那个星期，乔治·弗罗伊德被杀了，美国人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接近十万人。

但是老师很快做出回应。接下来的星期一，她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讲了一个故事，用中国的方式，这个故事强调了科学、教育和努力的重要性。她谈到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并描述了他总部位于加州的公司如何在上周末成功地向太空发射了一枚载人火箭。在故事的结尾，她总结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缺陷。”

到了第16周，我得以进入教室。一个多月以来，一直有坊间消息称本科生会返校，就像其他一些省份一样。但最终决定权一向是在地方，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中，一旦疫情爆发，地方将被追责。在四川大学，管理人员似乎认为不值得冒这个险。高年级的学生被召回参加期末考试，其他一些学生也提出了特殊要求，但大多数年轻的本科生都被劝诫呆在家里。我很失望——我本来满怀希望以为终于可以见到大家。但遗憾的是，我的一年级生都没能返校。

这所大学引进了发热门诊帐篷、快递机器人和面部识别扫描仪，但我感觉到管理人员的工作重心是在测试系统，以便为秋季学期做准备。中国传染病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会爆发第二波感染。尽管中国目前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似乎从未感到满意。“没有长期的方案” ，上海一位传染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做好了长期方案。”另一位传染病学家对社交距离不受重视表示担忧，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采取比隔离更宽松但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告诉我。

返校那周，只有四个学生出现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上：瑟琳娜，艾米，芬顿和西西弗斯。这就像身处一个演播室的观众——我们五个人来回交谈，但我们使用耳机和麦克风来与仍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同学交谈。每个返校学生都有各自的原因。艾美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和瑟琳娜一样，她已经厌倦了在一个喧闹拥挤的家庭里生活。芬顿需要在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做一些牙科手术。作为一名大四学生，西西弗斯必须返校参加考试。他是带着口罩来的，但当他看到其他人都没有戴时，他就把口罩摘下来了。他个子很高，头发微卷，他说他将在秋天去上海攻读经济学硕士。大多数毕业生似乎都选择去读研，政府扩招了学术项目，以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

即使是在网上，我也能感觉到西西弗斯腼腆的性格。我从来没有问过关于他这个英文名的故事，因为这也许会让他为难。但现在我知道了，他的脸微微泛红，他解释说，他在高中时就为自己起了这个名字，因为喜欢希腊神话。

“所以现在石头被推到哪儿了”，我问：“在高处还是在低处？”

西西弗斯把他的手放在胸前：“在中间”。

我常常想，这个春天的经历对年轻的一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与历史如此贴近，实际上我是在报道历史” ，瑟琳娜在她最后的一次作业中写道：“我想我该从现在开始记录了。”她说，在居委会待的那段时间，她看到了他们和警方如何携手抗疫，这也让她重新反思了上个学期的一场调研。她意识到，她应当重新审视这种敬业勤奋的社区居委会，“他们都是好人。”

整个学期，我都在努力与耳机里传出的声音交流，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许多学生取消了出国留学或去美国攻读研究生的计划。今年7月，在美国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后，中国也做出反应，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裂痕将注定长期存在，何况彼此的不同经验决定了它们在道路选择上的截然不同。到7月初我上传学生们的期末成绩时，美国每两天内登记的病例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报告的数量。

中国青年从危机中吸取到的教训可能与美国青年非常不同。在我的学生们的期末论文中，许多人表达了对政府的新的信念。从牛津逃离回上海的罗德学者姜西林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他复旦大学的同学们发生了改变。在最近的一次调查问卷中，我让学生们用一到十分的标准来评定他们对未来的感受，一分代表最悲观。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美中关系崩溃、疫情爆发、全球超过五十万人因为新冠死去——大家的平均评分是7.1分。

只有三个学生参加了第17周的最后一堂非虚构写作课。西西弗斯走了，像所有的高年级学生一样，他很早就办完了毕业手续。不知道瑟琳娜、艾美和芬顿怎么得知我的生日是他们毕业前一天，他们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机器人给他们带来了气球、五彩纸屑和生日信，他们点了一个蛋糕和冒菜外卖送到校门口。瑟琳娜把那些身处外地的同学发来的札记和照片打印出来，装订成一本“生日书”。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说，这样的备注是在自谦——“感谢您批阅我那些粗制滥造的文章（这对您来说是种折磨）”，一个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一直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写作和他们所做的研究项目中认识他们。而现在，在这本生日书的几页里，我终于见到了一些面孔：凯西，她研究了河北卖牛奶的酒商；伊莲，她在西安的百合酒吧度过了一段时光；洪毅，跟访了成都的银行经理。贯穿整个学期，我们都在强调细节是很重要的：帕特里克戴着眼镜，道恩留着及肩长发，梅雷迪斯和一只狗并立海滩。所有的学生都在照片里微笑，他们的姿势自然，不再像以前的老照片。我希望我们能够见面，但知道他们此时正散落在天南海北的某处，这样也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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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大宝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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