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俞敏洪到马云：这一代精英对女性的工具化为何那么深？

马云在公司员工集体婚礼上，图源：视觉中国

从俞敏洪到马云：前现代家长制的幽灵浮现

前现代家长制的话语思维

从俞敏洪的“女人堕落论”，到马云的“结婚是为了生孩子”，中国商业精英的奇谈怪论屡屡让看客惊奇。他们是改革开放后自我奋斗的代表，被业界视作成功典范，但和他们掌握的巨大资本和声望相比，他们对性别、婚姻、家庭等话题的看法充满了前现代的思维方式，在这背后不仅是父权的幽灵闪烁，还根植于前现代家长制的话语体系中，在这套话语体系里，女主内男主外，媳妇要孝顺公婆也要迁就丈夫，生一个大胖小子，就是给家庭最好的福报。女性被视作生育工具、家庭稳定的砝码，而不是一个独特立体的人，拥有爱与选择的自由。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针见血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

作者:  [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03-5-1

现代商业的宠儿，却说出许多前现代的话语，这似乎很矛盾，但在复杂的中国里，这并非难以理解。过去百年，中国迎来了飞速发展，发展的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例如英美等国家用数个世纪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累积，中国用一个世纪就完成了，但中国的市场化发展和英美又有不同，它并不是纯粹的市场思维、契约精神作用的产物，而是一方面借鉴了西方的市场化经验，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许多中国的“土办法”。

从管理思维到生活方式，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并没有因为时代剧变就和西方人一致，我们仍然讲究“忠孝仁义”，也注重家长在集体生活里的分量，既鼓励自我奋斗，又对人情社会、潜规则爱之恨之。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含混着多种思维的社会，中国人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也习惯于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姿态，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现代精英说出前现代化话语，不过是日光之下的旧闻。

《大明王朝1566》剧照

资本的傲慢与个人崇拜

马云在总部举行的公司员工集体婚礼上说出这番话，聆听他的员工夫妻们都身着汉服，在这个其乐融融、充满酒桌气息和家长气息的氛围里，诉诸传统文化、彰显家庭关怀的意味是很明显的。

马云说的话在公共领域令人咂舌，但如果联想到我们回乡返友，被亲戚问候的那些饭局，这样的话就很常见。笔者回乡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二嫂子拜访亲戚，亲戚笑着劝她说，要趁这几年多生仔，生出来，你在这个家才被看得起，你的婚姻也才能算圆满。这番话和“结婚是为了生孩子”论如出一辙，他们本质上都把孩子（尤其是男孩）作为婚姻的最高价值，父权家长制对于婚姻的想象，停留在生育的维度，在这其中的人们对女性的关心和呵护，不是为了女性本身，而是为了她能顺顺利利生孩子，这和养牛产奶的思维并无区别，但它普遍存在于如今的中国社会。

当女权主义者在文化讲座上谈论波伏娃、西蒙娜·薇依，酒局饭桌上的亲戚们，仍在鼓动青春女子早结婚、多生娃，女性对生育之外更高的追求并不被他们理解，通往家庭的贤妻良母，仍是前现代思维支配下的人们的“理想女性”。

作者: 提摩太·凯勒 (Timothy Keller) / 凯西·凯勒 (Kathy Keller)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  杨基 
出版年: 2015-2-1

注：这本书是学者提摩太·凯勒和 凯西·凯勒深入谈论婚姻的作品。 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婚姻是一种荣耀的关系，同时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和最神秘的关系。除此之外，作者也驳斥了许多父权社会里有关婚姻的陈旧看法。

商业精英们成长于父权家长制的大染缸中，自己身为男性兼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很难去感同身受被这种文化所贬抑的女性，他们或许会在公众场合随大流地高呼“男女平等”、“关怀女性”，但在内部集会的场合，他们的心声就会表露。暧昧的是，许多中国企业尽管并非一人所有，但它的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而领导者在企业构建的家庭氛围，反过来又增强了领导作为家长的权威。资本没能对领导者的言论进行有效分辨，它成为权力的共谋，利用自己的力量传播了领导者的话语，进而内化成企业的价值观。

从“669”这样的黄色段子，到“只有孩子才是真正自己的东西”，马云这些话如果不传播到公域，定然不会有这番影响，但令人惊诧的一点就在于：企业不但传播这些话，而且表现出认同的姿态。在企业文化里的个人崇拜的助推下，领导者的价值观被包装成了企业的价值观，企业表面上在宣传温情的家庭氛围，实际上执行的是个人崇拜盛行、等级森严的权力运作机制，这套权力关系才是滋生领导者膨胀言论的温床。

当个人言论被企业公器传播，它就成为了一种集体价值的表率，但显然马云这些话并不适合作为表率，它所暴露的陈旧婚姻观念，甚至与阿里所倡导的现代文化相悖，阿里之所以传播它，不仅是因为马云个人的特殊地位，也在于宣传者没有意识到这些话语背后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缺乏性别与婚姻方面的教育，认同的仍然是前现代家长制的一套。

《大明王朝1566》剧照

与好为人师不匹配的知识水平

很多人意外的是：马云、俞敏洪这样的商业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不应该都被层层把关的吗？为什么会频频出现“奇谈怪论”？

的确，按照我们一般的工作经验，越在上层的人，他的一言一行越受到把控，像很多明星艺人，连媒体宣传的照片、一次晚会的发言，都要经过经纪人、组织方、所在公司的严格把关。但这个逻辑在资本的傲慢面前是失效的。笔者的一位计算机专业的朋友说，像这些大企业领导的讲话，并不是每句话都经过精心计算，有时候就是领导心血来潮，有什么说什么，公关不得不加班加点，为领导的言语过失“补锅”。

身居高位的人因权力而任性，这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当一个人沉浸于赞美甚至鼓吹，他对世界的认知就容易陷入狭隘和傲慢。在他们一步步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过程中，他们掌握了资本也收获了荣誉，身边人都在夸赞他们，很少人敢指出他们的缺点，这时候他们就像是被惯坏的小孩，心态渐渐膨胀。他们顾虑到政治风险，对敏感的话题会避而不谈，但那些在他们看来无伤大雅的事，他们就容易说三道四，暴露自己的知识水平。

无论是商业精英的“福报论”，还是古代皇帝说“何不食肉糜”，他们都显露出既得利益者知识水平的有限和对他者想象的匮乏。诸如马云等商人，他们是商业精英，具有商业头脑，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婚姻观就高人一等。就像一个搞文学的学者，他对数学的理解不见得有多高。一个人的婚恋观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和对他者的共情能力有关，但崛起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批企业家，很多具有冒险精神，却未必受到多好的婚姻和性别教育。

“人之忌，在好为人师。”尴尬的是，许多商业精英不是婚姻专家，却都“好为人师”。左手成功学语录，右手给青年的指南，员工听着尴尬，却要佯装臣服，于是恶性循环，高帽越戴越高，老师老师的叫着，真老师被遗忘了，假老师拉大旗作虎皮。日复一日，师长贬抑，而大话癖和“好为人师”之风日盛。商业精英最好警惕这一点，因为历史上好为人师的商人，下场往往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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