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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深圳龙华新区的三和，聚集了这样一群年轻男性打工者：他们喝1元一瓶的水，吃5元一碗的面，住在廉价小旅馆，抑或“睡大街”，在人力市场找日结薪资为100-150元左右的“低端”工作岗位，“干一天玩三天”，其余时间在公园、网吧、彩票店等地蹉跎度过……他们是三和青年，其中一些表现更为极致甚至极端的青年，被称为“三和大神”。因为种种难以被主流社会人群认同与理解的行为、态度、价值取向，三和青年和“三和大神”频频成为被窥探、审视和议论的对象。有人认为他们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典型，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难以被城市容纳的群体的缩影。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田丰，与学生林凯玄合作展开了一项长达半年的三和青年研究。他们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基础上，以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融入当地，试图不带有任何预期、假定和理论束缚地描述这个构成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两年后的2020年8月，田丰、林凯玄所著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由新经典出版。借此机会，凤凰网文化也就他们在深圳出现并聚集，又接连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抑或趋同等现象背后反映的问题，采访了田丰。他也给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者的经验观察和人文学者的思考，关于代际文化差异、城市管理模式、经济社会制度。简而言之，三和青年作为留守儿童长大，以新一代农民工的身份参与社会之时，面对众多难以跨越的壁垒和自我尴尬。他们不再受家庭利益驱使，有了更个人化的追求：融入城市。而流动的、技术型的、低欲望高消费的社会在年轻人身上刻下了新时代的烙印，三和青年无所适从，进而形成了“消极抵抗”的特异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最终，田丰还探讨了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变革的可能性，以为之探索出一条更明朗的出路。但避免越来越多年轻人重覆三和青年的伤痕、阻隔让三和青年成为一切更不可逆的“三和大神”的道路依然沟壑重重，学者也好，普通人也罢，能做的唯有先去更加温和、沉着地看待它。
凤凰网文化：深圳“十个人里有八个流动人口”，其中的三和青年大多来自哪里，有没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
田丰：我们接触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没办法做一个大规模的调查。实际上在深圳，大部分流动人口来源是南中国，应该是江西、湖南的最多。也有一部分来自贵州和四川，但这两年在减少，他们都去重庆了。凤凰网文化：三和青年选择从家乡出来打工，遇到挫折也不愿意回去，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田丰：他从小没有农村的经历。以前农村的村里面都有小学，这两年基本上没了，只有极少数的村里还有一些只教一到四年级的学校，叫初小，就是初级小学。所以现在的农村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到乡镇里面去上学了，他们小学毕业要读初中的话，就得到镇上，如果再继续读高中，基本就得进县城，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真正在农村里生活的经历。留守儿童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如果你现在去农村看的话，还有很多相关的现象。比如农村都是老人在看家，上学的孩子都是和父母在乡镇或者县城里租房子住，这个现象挺普遍的。有一部分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打工赚了钱了，但他没有回老家盖房，而是在县城或者乡镇里买了房子，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住——儿子和儿媳妇在那里带着孩子上学。有的可能是，他的儿子又出去打工了，儿媳妇带着孩子住在县城或者镇里，带着孩子上学。不能说100%是这样，但在各地的农村这种情况出现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主要是我们的乡村教育基本垮了，这个影响很大。凤凰网文化：是不是两代人的理想也不一样了？可能老一辈农民工会想，在城市打工是为了回乡下盖小洋楼，这是他们的人生追求。但现在这一代好像不会这么想了。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最早一批农民工已经把楼全盖完了，三和青年出来的时候，没有很重的家庭负担。早期的农民工出来打工都是为了家庭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就是说你打工如果不回家，你家会过得很惨。比如小孩要上学，你如果打工赚不到钱，回到家连小孩学费都交不起，且不说盖房子了。我们之前去农村调查的时候特别典型，有的农民工过年要把钱带回家里，但他只能带现金，所以很有可能干了一年活的钱，在回家路上就被偷了。但到了这一代农民工出来的时候，家里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他们的父辈也还没有到完全劳作不了的时候，有些人的父辈也还在周边打工。还有一个原因是，老一辈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会说家里面不用你管，你在外面能养活自己就够了。所以到了90后的时候，他外出务工的目的就变成了个体利益，而不再以家庭利益为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现在农民工生活比以前农民工生活好很多，不是说他的收入变好了，而是说他没有像以前那一代农名工那么省吃俭用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代际变化。以前老一辈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委屈自己，是觉得我应该赚钱养家，到了新一代农民工，他会想呆在城市里面，体验城市的生活，你们城里面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不仅三和青年，整个中国这一代农民工都是这样的，他们最想要的不是说我能赚到多少钱，而是我能不能按照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活下去。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
凤凰网文化：你认为三和青年的关系纽带是“缘趣”，这个怎么解释？那同样是聚集了一批非正规方式就业的劳动者，为什么三和没能成为类似于北京浙江村那样的社区和共同体？田丰：“缘趣”就是说，原有的那种基于地缘、血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在三和青年在这里都不存在，他们之间的交集比较少，彼此之间是匿名的状态，只有在有共同兴趣的时候才会有可能聚在一起喝酒、逛公园、买彩票，进而产生更多的交集，日常生活中他们是不会聚在一起的。三和青年中间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持续交往的机制，因为持续互动是有前提的，比如两个人同时打工，或者两个人兜里都还有点钱，这才有可能一起进行活动。其实“缘趣”关系在现在年轻人中间也挺普遍的，算是一种新的相互结识的人际关系取向。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北京浙江村里的人，做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事儿，因为它是各种关系都叠加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你在三和青年身上，看不到任何关系网络的叠加，甚至说他们的网络都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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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生活的预期降低，催生了相对异类的文化“觉醒”
凤凰网文化：你在书中说，不同的三和青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内部甚至存在不同梯度的子群体。感觉在这里的“层级”划分标准与社会外界也很不同，所以他们的“分层”标准通常是什么，有没有一条内部的鄙视链存在？田丰：严格意义上，三和内部的鄙视链是存在的，但这种鄙视链不会特别明显。比如说有些三和青年找日结工作，但没有找到像保安那样的轻松好做的工作，他只能去工地，但他不愿意去，那么第二天就要饿肚子。这个时候大家对他会有一些相对的瞧不起。但这种瞧不起不是真正的瞧不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沦落到这种地步。我们通常说的鄙视或者歧视，都是有一定的明显的层级差异，三和青年不一样，他们的状态会“循环”的，很多人是在“挂逼”和不“挂逼”的状态中切换。可能他连续做两天日结，兜里就会有200块钱，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活得相对滋润一些了；但他要再连续三天不工作，就又会进入“挂逼”状态。所以三和青年之间没有稳定的层级，因此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鄙视链，可能有极少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挂逼”状态，但是这样的人相对比较少。何况有些人“挂逼”是被迫的，比如他去工地打工的时候受伤了，或者是被人“黑”了，没拿到钱，这种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不可控。所以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里的歧视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凤凰网文化：你认为三和青年的“茫然无措、自我麻痹和轻度的社会对抗意识"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有根本差别吗？这是一种现代社会心理问题的集中投射，还是新的价值取向逐渐成型的征兆？田丰：我觉得他们其实挺符合90后的整体特征的。我是70后，70后也有这样的，只不过当时这种情绪没有得到过渲染。现在90后使用各种网络平台，就会把颓废、“丧”、“佛系”文化扩大化，很多人说自己丧，但他生活当中其实并不丧，状态也挺好的，有时候三和青年也是这样。现在整个社会变了，年轻人的机会也不一样了。可能比我们70后更早的那一代大学生，毕业就有很多岗位等着你；到我们这一代，读了研究生后会有一些岗位等着你；再到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得读博士才能有工作；再往后，说不定你读了博士也没用了。现在该占的社会资源基本上已经被占完了，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对生活的预期越来越低，因为生活环境在变，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过自己梦想着能够喝可乐、吃汉堡，但现在的小孩甚至已经不会再去想这些事；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想获得成就，但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导致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想办法给自己找一些“解释”，这种“解释”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也是想让社会给这样的自己多一些认同。其实“丧”文化也好，“佛系”文化也好，各种各样的90后文化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整个群体的预期开始降低。他们的想法是，你不要把我看成一定会有多大成就的人，我也可以活成当年台湾人说的“小确幸”那种状态，但他们表达自己过得“小确幸”的方式可能更加负面。三和青年也是一样的，他们知道自己赚不到那么多钱，即便进工厂，也不可能在深圳买得起房子，那种情况下，他就会选择类似于自我陶醉或者自我麻醉的生活方式。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某种“觉醒”，但一定是相对异类的“觉醒”。因为整个社会不能都这样，都这样就完了。“觉醒”并不是单一、唯一的路径，它可能是被选择的其中一条路径。而且三和青年也不一定会一辈子都保持那种状态，只是他可能某个阶段觉得维持这个状态最好。凤凰网文化：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格子间里的“三和大神”？比如现在很流行“摸鱼文化”，很多年轻人回家就看综艺，并不社交，也没有融入社会，过着大城市里相对低成本的生活。奋斗、努力，已经不再是受年轻人推崇的价值观，大家更多说的也是手机壳上常出现的“早日暴富”。田丰：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的“摸鱼”跟以前的奋斗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早些年也有很多摸鱼的人，只不过我们不说而已。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一定对，就是假如你现在去字节，跟你现在去阿里，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刚成长起来的公司，一个可能是已经成长、成熟的公司，换个角度看，这两种环境就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初创的时代，大家都有机会，会更强调奋斗，因为觉得奋斗是有希望的，奋斗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而如果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饱和时代，奋斗的回报率下降了很多，可能以前有50%的人奋斗是有机会出头的，现在只有20%的人奋斗有机会出头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中国到现在为止，社会流动依然是有的，只是说已经过了那种到处都是机会的时候。凤凰网文化：你刚才说到台湾的“小确幸”，让我想到日本式的“低欲望社会”，近些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提前进入了一种普遍“低欲望”的状态？田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低欲望高消费》，就是说现在青年的消费观，是如果知道有一些目标实现不了，就会转向另一个目标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前我们觉得“一定要买到手，这个东西才是我的”，现在成了“我不需要买到，我随时可以去买”。比如有的年轻人，当他发现在北京买不起房的时候，就转而去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个iPhone。再往后一代的年轻人更有意思，他们不会买一些东西囤积起来。我曾经访谈过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东西都在网上，随时可以拿到，只要有钱。三和青年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想法就是“既然我已经实现不了融入城市的愿望，那么我就找一个小的愿望，这个小的愿望的实现方式就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不存钱，没钱了之后再去赚钱。”这里面的逻辑或许有一些相通之处。
凤凰网文化：你在书中将三和青年的出路归于职业教育，但同理于“三和大神”被视为一种文化异观来看待，目前国内较为知名的职业技术学校，如蓝翔、新东方，还是很多人调侃和取笑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实现职业教育深层次变革的可能性呢？田丰：你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职业教育分不同的块。比如说现在有专门针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也有你说的这种正规的职业教育，但问题不是鄙视职业教育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职业教育本身在教育链条中就是一个相对低级的教育，我们所有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蓝领，它没有一个从蓝领到白领的转化路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前几年做大学生调查，发现重点学校里有80%的学生来自城市家庭，但到了职业院校，80%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然后越差的职业学校里，农村学生比例越高。他们毕业之后，很多人其实还是当了农民工，但可能是有一些技术的农民工。比如职校里面有电焊、汽修专业，这些学生毕业时，中国还很缺少这种技工人才，所以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技能活得相对比较好，虽然收入比城市里的白领稍微低一点，但低的不太多。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和就业还是脱节的，这种脱节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跟企业的联系还比较弱。而且企业现在变化很快，企业已经普遍在使用数字技术的时候，好多职业学校里面，连机床还是手动机床，相当于学生毕业后如果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自己要再学一次。所以现在职校教育相当于是一个就业的“缓刑”，时间上缓了几年，但没有真正达到职业技能培训的目的。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更大，基本上是在浪费钱。凤凰网文化：现在的情况好像是，贫困乡村的孩子还是很难上大学，更不用说上一个好大学了。如果说要重视教育资源的配置，好像也是功利性的比较多，比如支教存在的一些问题。田丰：支教取决于学校，取决于这个学校想不想好好搞。有的支教做得很好。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有一所上海的学校，支教了安徽一个贫困县里的中学，大概10年之后，这所中学成了这个地区的重点中学，就是支教支出来的。他们的支教做到什么程度呢？是每年派几卡车把包括上课的教材等等物资，都带过去。所以这是真正的支教。但大部分支教是派一个人去，然后两年就换。但很多学校现在的支教已经变味了。少的越来越好，好的越来越少。有的还跟保研名额挂钩，很多时候是流于形式。然后因为以前农村小学是需要老师的，支教老师去了之后，这个学校可能就不需要原本的当地老师了，当地老师的指标就被县教育局拿去安排其他的。
以前的农村教育是乡里乡亲的教育，就是即便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我会很认真负责，因为我教不好的时候，乡里乡亲会骂我。现在变成了什么呢，一部分支教老师来了没多久就走，可能孩子们刚刚知道怎么上课，老师就换了，新来的老师也不知道之前的教了什么。有的小学六年换三个班主任，有的一年换一个班主任，这都很常见。凤凰网文化：根据2018年深圳出台的《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2018-2020年行动计划》，全市有1600多个城中村，这个数字算多吗？其中有没有什么改造案例，可以为三和提供参照？现在深圳城中村硬件方面的改造基本上完成得差不多了，它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想要把城中村真正作为城市的社区来改。这跟深圳本身也有关系，因为它的城市用地已经没有了，启动改造背后有更多元的目的。城中村改造的问题其实不是针对三和青年，而是深圳本身的城市发展就到了这个阶段。早期城中村改造的压力非常大，因为都是土著居民。这一轮的改造不知道为什么万科也愿意参与，这个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是怎么样的，还不能完全说清。
凤凰网文化：你认为中国已经错失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佳时机，为什么这么说？以及现在如何能比较好地弥补这方面缺憾？田丰：是这样的，中国在有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率很高，那个时候我们有能力把蛋糕做重新分配，我们可以更好地去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或者说这个事做得不彻底。具体来说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们推劳务保护推得非常厉害，有个数据说某段时间广东省劳动诉讼的数量每年倍增，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在提倡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劳工保护的工作又整体停滞了。当时如果更加坚决地做这个事，比如说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工会制度，可能“黑工厂”就不存在了。但这个事情没做完。所以政策是这样的，它有很多新的执行尺度，执行尺度根据形势不停地变化，而这个变化可能是外界的人不知道的。凤凰网文化：写完这本书以后，你对三和青年这个群体总体上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田丰：社会学对边缘群体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比如对于同性恋、吸毒者、艾滋病患者等等，我们都很能接受。三和青年的出现，有让我觉得意外的地方，也有不意外的地方。意外的地方就是它出现在深圳，这个在我以前看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不意外是因为底层人群是一直存在的。可能按照我们以往的理解，底层人的生活都应该是苦难的，但实际上，底层生活也有自洽模式。如果你到西方去看，巴西就很典型，它的每个贫民窟都有足球场，因为宪法就规定政府必须给民众提供娱乐方式，提供一个娱乐的权利。实际上，每个社会层级都有自己的自洽模式。可能中产阶级的自洽就是他们觉得要把孩子培养出来，看看他有哪些才艺，虽然他们自己也很忙，但他觉得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三和青年也一样，只不过他的自洽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因为我们都没有过过这种生活，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环境。所以说底层人群的自洽可能真的会超出主流社会人群的想象，但这不意味着这种自洽模式完全不对，因为对于底层人群而言，选择的空间非常狭小，但他们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我们想象中的苦难境地里，他们也要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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