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20年中国大陆抗肺癌药物临床试验的变化趋势 | 《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6月刊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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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0年中国大陆抗肺癌药物临床试验的变化趋势

近年来，中国抗肺癌新药的研发如火如荼。本研究的目的是总结2005年至2020年中国大陆抗肺癌药物临床试验的变化趋势。收集并分析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评审中心、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和ClinicalTrials.gov.三个网站上注册的抗肺癌药物临床试验。最终的分析集纳入200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注册的1595项抗肺癌药物临床试验。其中，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有630项（39.5%），国内厂商发起临床试验697项（43.7%）国际厂商发起的临床试验268项（16.8%）。2017-2020年间，由研究者发起和国内厂商发起的临床试验数量持续增长。然而，在过去16年中，由国际厂商发起的临床试验数量增长缓慢。临床试验牵头单位数量也在增加。在1595个试验中，1期临床试验的增长最为显著，平均年增长率为36.4%。278项临床试验的牵头者来自广东省，273项来自北京，257项来自上海。在965项厂商发起的临床试验钟，靶向药物（588例，60.9%）试验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为免疫治疗药物（284例，29.4%）、细胞毒药物（75例，7.8%）和中药（18例，1.9%）。在588项研究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钟，表皮生子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试验最多，为225项。在284项研究免疫治疗药物的研究中，125项（44.01%）涉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60项（21.13%）涉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抑制剂，7项（2.46%）涉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抑制剂。自2005至2020年，中国大陆抗肺癌药物临床试验发展取得长足进展。其主要进展在于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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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9年中国呼吸道感染疾病负担及归因危险因素分析

呼吸道感染是常见多发疾病，可分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既往关于呼吸道感染在中国造成的疾病负担及其变化趋势的报道较少。根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估计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在中国的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以及归因危险因素，按性别、年龄和省份分层分析，并评估了可能导致呼吸道感染的最常见暴露因素。2019年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分别为179077/10万人和3926/10万人，分别比1990年下降7.52%和35.07%。2019年分别有2801人和185264人死于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发病。由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带来的伤残调整寿命年也分别从1990年的1516727人年和38278504人年，降至2019年的928617人年和4020676人年。中国人群中，男女性的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疾病负担差异不明显，但新生儿和老年人的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疾病负担比其它年龄组高。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考虑到的所有危险因素中，儿童营养不良和低出生体重分别为影响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最重要原因。在中国人群中的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预防工作应侧重于关注母婴健康、空气污染和烟草控制，且应特别注重婴幼儿和老年人群的预防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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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蒽环类药物或短期方案作为可手术乳腺癌的辅助化疗：一项III期随机非劣效试验

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越来越趋向于减少蒽环类药物的使用。我们的目的是评估与蒽环类药物的标准方案相比，无蒽环类药物或短期方案针对HER2阴性可手术乳腺癌患者的非劣效性。

这是一项前瞻、非盲、随机临床Ⅲ期非劣效试验，该试验时间为2010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随访一直持续到2019年7月。这项试验是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行的，纳入了pT1–3N+或pT2–3N0但高危（即II～III级、淋巴血管浸润、年龄≤35岁或激素受体阴性）的HER2阴性可手术乳腺癌患者，并根据年龄、病理肿瘤分期、病理淋巴结分期和激素受体分型进行分层。患者被随机分为三组：1）6个疗程的多西他赛和环磷酰胺（TC, n = 524）；2）3个疗程的环磷酰胺/表阿霉素/氟尿嘧啶+3个疗程的多西他赛（CEF-T， n = 523）；3）4个疗程的表阿霉素和环磷酰胺+12周的紫杉醇（EC-P， n = 524），且作为意向治疗人群。在这些患者中，94%的患者完成所在分组的治疗。该研究分析了在无病生存（DFS, disease-free survival）方面，TC组和CEF-T组与EC-P组的差异。预设非劣效界值为4.5%，对应风险比（HR）为1.44（单侧α = 0.05），假设EC-P组的5年DFS为89%。

该试验纳入意向治疗患者1571名（中位年龄50岁、四分位间距为45～57岁；雌激素受体阳性率（estrogen receptor [ER]-positive）为92%；pN+占比59%）。中位随访年限为5.5年，TC组 与 EC-P组的HR为1.05（5年DFS率分别为85.0%和85.9%；90% CI：0.79–1.39，非劣效 P = 0.048）；CEF-T组与 EC-P组的HR为0.99（5年DFS率分别为85.1% 和85.9%；90% CI：0.75–1.30，非劣效 P = 0.045）。TC组的3级或4级不良事件包括皮疹（3.9%）和周围神经病变（2.8%），CEF-T组和EC-P组的3级或4级不良事件主要为腹泻和恶心呕吐。按照方案的分析结果相似。

对于雌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TC和CEF-T均为EC-P的非劣效辅助方案。TC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案，可避免蒽环类药物相关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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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5年中国香港糖尿病患者肾衰竭和肾脏替代治疗的趋势：回顾性队列研究

关于糖尿病患者肾衰竭和肾脏替代治疗（kidney replacement therapy, KRT）的人群趋势数据有限。我们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报告了2002年至2015年间中国香港糖尿病患者肾衰竭的发病趋势、KRT使用趋势和相关死亡率。

我们使用全港的电子病例系统，包括实验室、诊断和治疗数据，以确定患肾衰竭和接受KRT治疗的患者。我们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来估计整个研究期间肾衰竭的发病率和KRT使用率的年均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APC），每条线性趋势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PC），以及1年和5年死亡率。

在对712, 222名糖尿病患者进行的490万人年的随访中，31,425名患者出现肾功能衰竭，其中23.0%（n=7,233）接受了KRT治疗。肾衰竭的发病率从2002年到2007年下降了46.8%（APC:-11.6，95%CI:-16.3，-6.7），然后从2007年到2015年趋于平稳（APC:-0.9，95%CI:-3.1，1.3）。KRT的使用率保持不变（AAPC:-1.6，95%CI:-4.4，1.2）。在患肾衰竭和接受KRT治疗后的1年死亡率均显著下降。患肾衰竭后的5年死亡率下降，但接受KRT治疗后5年死亡率的下降无统计学意义。

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应该制定新策略以预防中国香港糖尿病患者中日渐严峻的肾衰竭流行趋势，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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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南部孕妇中与寨卡病毒相关的母婴结局：一项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的前瞻性分析

在2016-2017年，越南南部有68名妇女在怀孕期间通过RT-PCR证实感染寨卡病毒（Zika virus, ZIKV）。我们报告了妊娠结局和与这次暴发相关的病毒学分析。

我们收集了参加该研究的妇女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对于无法参与研究的妇女，我们检索了2016-2017年的妊娠相关医疗记录。妊娠期感染ZIKV的妇女所生的孩子也被纳入研究。该研究评估了血清样本是否存在ZIKV抗体，并对2016-2017年血清样本中寨卡病毒基因组序列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

在68例妊娠中，58例活产，10例终止妊娠。该研究检索到4例胎儿死亡病例，其中1例与先天性ZIKV感染一致。在58名活产妇女中，21名参加了随访。除两名妇女外，所有妇女都有ZIKV感染的血清学证据。在21名被纳入研究的儿童中（平均年龄为30.3个月），有3名儿童在出生时患有小头畸形症（microcephaly）。与对照组相比，未发现其他临床异常，也未观察到神经发育方面的差异。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出ZIKV亚洲谱系的进化支和2013-2014年法属波利尼西亚流行株的分支。该试验未发现prM S139N突变。

研究证明，ZIKV亚洲谱系的进化支与越南南部的不良妊娠结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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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70万韩国妇女的肥胖和绝经状态，分析女性特异性癌症风险：韩国和西方妇女之间的相似趋势

探究肥胖与女性特异性癌症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人群开展。该研究的目的是利用韩国全国性队列，根据肥胖和绝经状态调查女性特异性癌症的风险。

我们从全民健康保险服务队列中确定了2,708,938名妇女，并通过一项健康检查和癌症筛查研究测量和收集了基线数据，包括体重指数（BMI）、腰围（WC）和其他健康信息。以正常体重/腰围组为参考（BMI 18.5–22.9 kg/ m2或腰围80.0–84.9cm），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变量分析，计算每种癌症的校正风险比（aHRs）和95%置信区间（95%CIs）。

总随访量为22,389,854.63人年。在绝经后妇女中，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风险随着BMI等级从正常到II级肥胖的增加而显著增加（aHRs[95%CIs]分别为1.49[1.38–1.61]、2.11[1.81–2.46]和1.38[1.20–1.58]）。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也随着腰围等级从<75.0到≥ 95.0 cm的增加而增加。以腰围80.0–84.9 cm为参照，腰围<75.0cm时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最低（aHRs[95% CIs]分别为0.85[0.81–0.89]和0.75[0.67–0.84]），而腰围≥ 95.0 cm的风险最高（aHRs[95% CIs]分别为1.19[1.10–1.29]和1.56[1.33–1.82]）。在绝经前妇女中，与BMI正常的妇女相比，I级和II级肥胖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显著降低（aHRs[95%CIs]分别为0.96[0.92–0.999]和0.89[0.81–0.97]），而绝经前妇女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发病趋势与绝经后妇女相似。对于宫颈癌来说，在绝经后和绝经前妇女中都只有II级肥胖与之显著相关（aHRs[95%CIs]分别为1.18[1.01–1.39]和1.27[1.02–1.57]）。

在这项对韩国妇女进行的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中，我们观察到肥胖对女性特异性癌症发展的影响因恶性肿瘤类型和绝经状态而异。在韩国和西方妇女之间观察到的趋势类似。END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Cover image by Juanmonino/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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