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20年中国孕妇乙肝病毒感染情况研究 | 《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11月刊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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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年中国2853个县9000万孕妇乙肝病毒感染情况：一项全国性观察研究

中国是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疾病负担最大的国家，也被认为是实现2030年全球消除乙型肝炎威胁目标的主要贡献者。然而，中国孕妇HBV感染的全国流行情况既往尚未见报道。我们研究了2015-2020年中国全国和各地区孕妇HBV感染的流行情况，旨在提供最新的基线数据。

通过对中国孕妇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横断面研究，我们评估了乙肝病毒感染的患病率。数据来自中国国家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综合预防计划（iPMTCT项目），该项目覆盖了2015年-2020年中国31个省2856个县的孕妇。HBV感染定义为血清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

2015 - 2020年，中国大陆孕妇乙肝检测总数9087万例，其中HBsAg阳性者560万例（6.17%，95%CI: 6.16-6.18%）。从2015年到2020年，孕妇中HBV流行率下降了25.44%；从2015年的7.30%下降到2020年的5.44% （p < 0.001），估计年百分比变化（EAPC）为-5.27% （95% CI: -3.19%至-7.32%）。与2015年相比，2020年HBV流行率在东、中、西部间的地区差异有所缩小。2015 - 2020年，绝大部分省市（90.3%，28/31）和县（76.96%，2198/2856）的HBV流行率均有下降。然而，各省市县的HBV流行率仍然存在地区差异。

我国孕妇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呈中度流行水平，2015 - 2020年间持续下降。各地区的流行率普遍下降，但地区差距依然存在。研究提示，在实现2030年消除乙肝病毒目标时，应重点关注HBV疾病负担较高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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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级联诊疗的变化

为了在群体水平上改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临床结局，需要有较高的乙型肝炎病毒（HBV）检测和抗病毒治疗接受度。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使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BMCIE）来调查北京慢性乙型肝炎的级联诊疗变化。

从BMCIE数据库中检索了2010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CHB患者医疗服务记录。计算了CHB患者接受诊疗、HBV检测以及抗病毒治疗的年度比率和累积比率。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估计年度变化百分比（APCs）的趋势。

在估计HBsAg阳性的职工中，CHB患者诊疗率从2010年的4.77%增加到2018年的18.61%（APC=17.3，95%CI：14.4-20.4）。HBV检测率从2010年的4.41%增加到2018年的16.39%。在估计符合治疗条件的职工中，抗病毒治疗率从2010年的3.92%增加到2018年的30.88%。每年因HBV到医院就诊次数≥4次的比例从2010年的47.07%增加到2018年的65.31%。到2018年，恩替卡韦（65.07%）和替诺福韦（12.98%）已成为最主要的处方抗病毒药。

在北京，CHB患者接受诊疗、HBV检测以及抗病毒治疗的比率大幅提高。然而，要实现到2030年消除HBV的目标，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来提高HBV检测和治疗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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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2030年消除丙肝公共健康威胁的目标中国可以从马来西亚借鉴哪些经验——叙事性综述

2021年是中国制定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健康威胁国家工作计划（2021-2030）的关键年。本文旨在就促进中国丙肝直接抗病毒（direct antiviral agent, DAA）治疗的可及性，实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健康威胁，讨论一系列策略选项。

文章采用叙述性综述的方法系统比较和深入分析了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国情及提高丙肝DAA治疗的障碍以及两国的应对策略。马来西亚采取了扩大诊断和DAA治疗的一系列成功策略, 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为改变现状，中国可以从马来西亚借鉴的策略包括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政府领导, 加强市场竞争, 基于基层的扁平化简化治疗流程，整合的卫生服务体系，相互协调的政府举措，多部门参与和活跃的社会组织提高公众对丙肝和DAA治疗的认知，和培训非丙肝专科医师. 着手扩大丙肝治疗将标志着中国为提高国民乃至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做出另一重要贡献，也是实现健康中国和健康全球社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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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验证基于中国大型人群队列的HIV感染者开始ART治疗后生存概率的临床预测模型

现有的针对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患者的临床预后模型大多数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人群队列建立的，并且这些模型大多于十年前开发。随着高效抗HIV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的推广，HIV感染者的平均寿命延长、生存质量提高，现存的临床预测模型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出当前HIV感染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HIV感染者预后的真实情况。本研究旨在建立并验证一个基于中国大型人群队列的HIV感染者开始ART治疗后生存概率的临床预测模型。

本研究从中国国家免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项目数据库中获得临床HIV感染者的治疗数据。模型开发队列由在2004年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在华南地区广东省一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接受治疗的HIV感染者组成；模型外部验证队列由在2004年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东北地区沈阳一家三甲医院接受治疗的HIV感染者组成。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包括：（1）年龄为16岁及以上；（2）入组前没有接受ART治疗；（3）基线开始接受至少包含三种抗病毒药物的联合ART治疗；（4）至少有一次随访记录。本研究终点为全因死亡。我们评估了20个候选预测因子，包括患者特征、疾病特征和实验室检查指标。采用多变量Cox回归模型来建立预后模型，并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算法来选择预测因子。通过比较模型预测的预测生存概率和估计观察生存概率的一致性来评价模型的校准度，并通过一致性（C）统计量来评价模型的区分度。

开发队列包括16481名HIV感染者，中位随访时间为3.41年，随访期间共有735名患者死亡。外部验证队列包括5751名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71年，随访期间共有185名患者死亡。最终建立的预测模型纳入10个预测因子：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HIV感染途径、合并结核感染、合并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感染、血红蛋白计数、CD4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天冬氨酸转氨酶和血糖值。在内部验证中，校正模型表现高估后的C-统计量为0.8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82-0.85），在外部验证中，C-统计量为0.84（0.82-0.87）。当该模型使用在随访过程中更新的实验室测量指标时，C-统计量在各时间点均能保持在0.75以上。该模型的校准度在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中表现均为良好。

本研究成功地开发和外部验证了一个临床预测模型，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HIV感染者在开始接受ART治疗后的长期生存结局。该模型可应用于辅助HIV感染者治疗期间的个性化临床咨询和疾病管理方案的制定。此外，未来的临床试验研究也可以用该预测模型来优化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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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缺血人体肝移植：首次人体试验

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器官移植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会损害器官质量和结局。虽然已经提出了几种治疗方法，但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移植物缺血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无缺血肝移植（IFLT）采用外科技术，即常温机器灌注技术保证脑死亡捐赠者的肝脏在获取、保存和移植的过程中有持续的含氧血供应。在这项非随机研究中，使用IFLT移植了38个供体肝脏，并与130个传统肝脏移植（CLT）进行了比较。

IFLT组有两名受试者（5.3%）出现早期异体移植功能障碍，而接受传统移植的患者有50.0%出现早期异体移植功能障碍（绝对风险差异为44.8%；95%置信区间为33.6%-55.9%）。与CLT组受试者相比，IFLT组受试者在第一周内的天冬氨酸转氨酶峰值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显著降低（365，238-697 U/L vs 1445，791-3244 U/L，P <0.001）；同样，IFLT组第7天的总胆红素中位数（2.34，1.39-4.09 mg/dL）显著低于CLT组（5.10，1.90-11.65 mg/dL）（P <0.001）。此外，IFLT组受试者在重症监护室的中位住院时间更短（1.48，0.75-2.00天 vs 1.81，1.00-4.58天，P=0.006）。虽然两组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IFLT组的一个月受试者（97.4% vs 90.8%，P =0.302）和移植存活率（97.4% vs 90.0%，P =0.195）都比CLT组好。亚组分析显示，相比于使用传统方法的标准供体肝脏移植，使用IFLT技术的扩大标准供体肝脏移植恢复得更快。

IFLT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或许可以改善患者结局，并成功地移植了扩大标准的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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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对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肝移植的影响：一项建模研究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减少了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LT）。尚不清楚各种限制肝移植的政策对肝移植等待者结局的影响。

我们研究了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全国范围内肝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所有患者。我们使用连续时间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s）来模拟不同情况和不同中断时间对LT等待者的影响。

与不限制肝移植相比，在完全停止肝移植的情况下，1个月、3个月和6个月的中断预计会使1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下降3.6%、10.51%和19.21%，使2年OS分别下降4.1%、12.55%和23.43%。当只允许紧急肝移植（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或急性肝衰竭）时，1年OS预计下降的比例相似，分别为3.1%、8.41%和15.20%。当允许尸体供肝移植（DDLT）和活体肝移植（LDLT）时，1个月、3个月和6个月的中断预计会使1年OS分别下降1.2%、5.1%和8.85%。当只允许DDLT时，OS相似。完全停止肝移植 3个月会导致1年内ACLF发病率和肝细胞癌（HCC）退出率分别增加49.1%和107.96%。当只允许紧急肝移植时，HCC退出率和ACLF发病率与完全停止肝移植时相当。

与中断肝移植的持续时间长且存在特殊限制的情况相比，短暂而广泛地中断LT的结局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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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流行期间中国肠道病原体感染的变化模式：一项全国性的观察研究

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实施包括洗手在内的非药物干预措施（NPI）对抗新冠大流行，这可能会对广谱肠道病原体感染产生影响。

本文对2012年至2020年期间急性腹泻患者的病因诊断数据进行分析，检测了7种病毒病原体（45,937名患者）和13种细菌（67,395名患者），以评估与大流行前相比，中国在新冠大流行第一年的肠道病原体感染变化。 

与2012-2019年的平均水平相比，2020年所有肠道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有所下降，其中腺病毒的相对降幅为71.75%，诺如病毒为58.76%，轮状病毒A为53.50%，其他四种不常见的病毒组合为72.07%。一般来说，成人的病毒阳性率比儿科患者的阳性率下降得更多。2020年9月后，轮状病毒A在华北地区出现反弹，而不是华南地区。与2012-2019年的平均水平相比，2020年细菌的检测阳性率有所下降，除非伤寒沙门氏菌和大肠弯曲杆菌分别增加了66.53%和90.48%外。儿科患者的增长幅度大于成人患者。

新冠大流行期间，随着NPIs的实施，中国肠道病原体的流行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急性腹泻患者中，几乎所有肠道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比细菌的检测阳性率下降得更多，而且在年龄和地域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取消NPIs将导致肠道病原体感染复燃，特别是在免疫力尚未发展和/或减弱的儿童中。END

Cover image by Mirranda Burton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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