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的年龄可变危险因素分析 | 《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12月刊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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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和生存率：基于国家医疗保险赔付流行病学研究（NICER）的结果

背景：

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 AD）的死亡率很高；然而，关于中国人群AD的人口学，尤其是其发病率的流行病学资料却很少。

方法：

利用2015-2016年中国23个省份3.467亿居民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理赔数据，进行了回顾性队列研究。然后将AD病例链接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Urban Employee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的数据库，以获取死亡信息。利用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发病率进行年龄和性别标化。采用泊松回归模型评估AD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性。此外，通过Cox模型估计死亡率以及性别和年龄调整后的生存率。

结果：

将6,084例成人AD病例纳入发病率分析。其中男性4,692人（77.1%），汉族5,641人（92.7%）。经年龄和性别调整后的AD总发病率为2.78/十万人年（95%CI：2.59-2.98）。就地域差异而言，中国西北地区的粗发病率显著高于华南地区（4.96/十万人年[95%CI:4.17-5.75]vs.2.04/十万人年[95%CI:0.38-3.71]；RR值为2.67（95%CI:2.34-3.04）。此外，在随访期间（中位时间为2.2年），4518例AD患者中有683例死亡记录，生存分析显示总体三年生存率为83.7%（95%CI：82.4-84.8）。

意义：

这项最近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首次全面评估了中国城市成年人的AD发病率。不同地区的发病率不同，这一显著特征可能对AD的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2  

无症状腔隙性脑梗死的自然病程：对50万中国成年人基于社区的前瞻性研究的10年随访

背景：

除了症状性腔隙性脑梗死（lacunar infarct, LACI），脑成像在中国的广泛应用使得无症状LACI的患病率增加，但其临床相关性尚不完全清楚。

方法：

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我们比较了无症状LACI和有症状LACI的脑卒中5年复发率和全因死亡率，研究对象为489,597名基线检查时无卒中或缺血性心脏病病史的中国成年人。通过关联当地所有住院患者的卒中、死亡登记以及医疗保险记录，获取卒中复发率和全因死亡率的数据。

结果：

在12150例首次确诊为LACI的病例中，4,134例（34%）为无症状LACI，8,016例（66%）为有症状LACI。所有病例均进行了脑成像检查，但只有33%的无症状LACI和40%的有症状LACI病例进行了脑部核磁共振成像（MRI）。城市地区无症状LACI的标准化事件发生率是农村地区的2倍，但无症状LACI与有症状LACI的比值在城乡地区一致。无症状LACI与有症状LACI的脑卒中5年复发率（38%vs43%）和全因死亡率（11%vs14%）接近。对于无症状和有症状的LACI病例，大多数复发性卒中病例为非LACI（70%vs72%）。虽然复发性卒中的相对风险在年龄、性别和地区上没有差异，但全因死亡率的绝对风险在性别、年龄和地区上存在差异。

意义：

无症状LACI患者的预后与有症状LACI患者相当，该结果强调了需要进一步的随机试验评估缺血性卒中治疗对无症状LACI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  

在中国利用极高风险细化来改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评估：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

背景：

随着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分类的不断细化，最近提出了极高风险（very-high-risk, VHR）的定义，但这一定义尚未在中国得到充分利用。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人群中确定VHR患者并评估他们的状况。

方法：

该研究共持续纳入9,944例ASCVD患者。根据2018年AHA/ACC指南确定了VHR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36.4个月。该研究评估了临床特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达标情况以及VHR指标对心血管事件（CVEs）的预后价值。

结果：

总体而言，26%（2,542/9,944）的患者被视为VHR，随后被分为VHR-1（31%, 779/2542）和VHR-2（69%, 1763/2542）两个亚组。男性（30%，2,157/7,268）、年龄小于45岁的年轻人（46%，518/1,130）和低收入地区（27%，498/1,838）的VHR比例更高。与非VHR患者相比，VHR患者存在风险因素的比例更高（均p<0.001）。然而，只有3%（80/2542）的VHR患者服用高强度他汀类药物，其中只有13%（321/2542）达到LDL-C目标（<1.4mmol/L）。此外，与非VHR患者相比，VHR患者更常出现冠状动脉狭窄（n=9,806）、多发病变血管（47%，1,192/2,523 vs.36%，2,587/7,283）和闭塞性病变（36%，902/2,523vs.13%，949/7,283）。主要CVEs的VHR-1和VHR-2调整后HR值分别为2.58（1.61-4.14）和2.23（1.55-3.20）。

意义：

我们的研究首次提出，VHR患者重症ASCVD的负担更重，LDL-C达标率更低，CVEs风险更高，提示中国可以考虑对ASCVD进行细化，以进一步了解VHR患者。

 4  

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的年龄可变危险因素概况：一项基于人群的全国性前瞻性队列研究

背景：

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心血管代谢性疾病负担，且该负担因人口老龄化而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尚缺乏针对心血管疾病（CVD）和死亡率的年龄特异性的可改变危险因素谱的国家调查。

方法：

中国心血管代谢与恶性肿瘤队列（China Cardiometabolic and Cancer Cohort）研究是一项国家级前瞻性队列研究（2011-2016年），基线研究对象为193,846名年龄4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在基线时没有CVD的139,925名研究对象中，研究者分析了四个年龄组人群（40-<55岁、55-<65岁、65-<75岁和≥75岁）中可归因于12个可改变的社会经济、心理、生活方式和代谢危险因素的CVD与全因死亡的风险比和人群归因风险百分比（PAR%）。

结果：

在40-<55岁、55-<65岁和65-<75岁的研究对象中，归因于代谢危险因素的CVD事件PAR%分别是52·4%、47·2%和37·8%；其中，高血压是CVD的最大的危险因素。而在75岁及以上的研究对象中，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导致的CVD事件占PAR%的34·0%，其中不适当睡眠时间（<6小时/天或>8小时/天）是CVD的主要危险因素。在40-<55岁的研究对象中，大多数全因死亡归因于代谢危险因素（PAR% 25·3%）和生活方式危险因素（PAR% 24·6%），其中糖尿病和不健康饮食是全因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而在55岁及以上的研究对象中，大多数全因死亡归因于生活方式危险因素（PAR% 26·6%-41·0%）和社会经济和心理危险因素（PAR% 26·1%-27·7%）。在75岁及以上的研究对象中，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占全因死亡PAR%的41·0%，其中不适当睡眠时间是全因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

意义：

本研究在中国成年人中，解析了年龄特异性的CVD和全因死亡的可改变危险因素谱，提示危险因素谱在75岁及以上成年人与年轻人之间存在显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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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COVID-19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协同效益：一项基于人群的大规模观察性研究

背景：

非药物性干预措施（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是旨在遏制传染病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边境限制、检疫与隔离、社区管理、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和注意个人卫生。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中国广东应对COVID-19的NPIs对法定传染病（NIDs）的协同效益。

方法：

根据广东省法定传染病监测系统（the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Surveillance System）的NID数据，我们首先比较了应急响应期（2020年第4-53周）与2015-2019年同期的NIDs发病率，然后利用贝叶斯结构时间序列模型（Bayesian structural time series model），将其与每个城市2020年同期的预期发病率进行比较。

结果：

2020年应急响应期间，广东共报告了514,341例39种NIDs，与2015-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0.7%。据估计，2020年应急响应期间39种NIDs的数量比预期低65.6%（95% CI：64.0%–68.2%），这意味着遏制了982,356例传染病（95%CI：913,443–1,105,170）。0-14岁儿童的下降幅度最大（82.1%）。在不同类型的NIDs中，自然疫源性疾病和虫媒传染病的下降幅度最大（89.4%），其次是呼吸道传染病（87.4%）、肠道传染病（59.4%）和血液及性传播疾病（18.2%）。登革热、流感和手足口病分别减少了99.3%、95.1%和76.2%。在经济发达地区和COVID-19病例数多的地区，下降幅度更大。

意义：

应对COVID-19的NPIs可能对预防中国广东的其他传染病也有很大的协同效益，该效益在人口、疾病、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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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利用大规模检测补充接触者追踪来成功遏制beta COVID-19变异体（SARS-CoV-2 VOC B.1.351）的大流行

背景：

SARS-CoV-2 “高关注变异株”（Variants of Concern, VOCs）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大规模检测和系统发生分析是如何在COVID-19群体免疫力低且人口密度高的城市中成功遏制SARS-CoV-2 VOC的地区性传播。

方法：

在这项描述性研究中，我们对指示病例的潜在接触者进行了接触者追踪、隔离和大规模检测。该研究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谱系地理学分析。

结果：

在香港2021年5月13日之前实验室确诊的11,818例病例中，有271例（2.3%）发现了SARS-CoV-2 VOCs。除10例本地感染的继发病例外，所有SARS-CoV-2 VOCs都是从隔离酒店境外输入或感染的。关于SARS-CoV-2 VOC B.1.351大流行的指示病例，是一名无症状感染的入境旅客，他在完成21天隔离之后的第9天确诊。在家庭、酒店和住宅楼对163名接触者进行了接触者追踪，仅发现1例（0.6%）继发病例。一名有症状的外籍家佣（FDH）在没有明显流行病学联系的情况下，随后被证实其感染了具有相同基因组序列的病毒。对34万名外籍家佣进行的大规模检测确定了另外两个系统发生学相关的病例。共发现10例与两次家庭聚会有关的继发病例。在隔离期间，家庭密切接触者的临床发病率显著高于非家庭接触者（7/25, 28%vs 0/2051, 0%；p<0.001）。

意义：

除了接触者追踪、隔离和快速基因组测序，还可以通过大规模检测加以补充，来成功控制SARS-CoV-2 VOC的疫情扩大。

7  

探究癌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医疗服务对自杀的影响：在香港的病例对照研究

背景：

很少有研究探索癌症患者的医疗服务模式是否与自杀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癌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医疗服务模式是否与自杀相关。

方法：

该研究确定了2012-2016年的癌症自杀病例，按出生年份、性别和住院年份对每个病例与两例患有癌症的非自杀对照病例进行匹配。该研究确定了自杀前六个月的癌症相关信息、身心合并症、阿片类止痛药的使用情况、住院次数和时间以及门急诊的就诊次数。通过建立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临床特征和医疗服务对自杀的影响。这些模型按年龄和癌症分期进行分层。

结果：

将383例病例组和766例对照组纳入分析。总的来说，年龄较小、转移或复发状态、患有头颈癌、患有精神类合并症、使用阿片类止痛药、频繁的急诊就医和住院增加了自杀的可能性。被诊断为肝癌、多次门诊就诊和长时间住院降低了自杀的可能性。分层分析证实了年龄较小和转移或复发癌症状态对自杀风险存在影响。

意义：

自杀的癌症患者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和医疗服务模式。发现和降低自杀风险应作为临床背景下癌症患者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END

题图 Cover image by Dr. Yongliang ZHONG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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