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生活在细节中
生活在细节中
——我读赫塔·米勒
■ 朵渔
冬日阳光下，一把闪闪发光的十字镐，售货员正用它将一坨冻得发蓝的鸡杂劈开。等待买肉的人群排成蜿蜒的队列，随着队伍的缓慢移动，脸上流露出不安和焦虑：那坨肉到底还能卖多久？那些终于买到了肉的人，从长长的队伍旁边走过。太阳照在裂缝的柏油路上，光秃秃的树杈投在地上，就像鹿角。一个穿着淡红色丝绸连衣裙的女人，提着一兜鸡杂，走在歪歪斜斜的鹿角上。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她手里的那坨肉开始融化，甚至露出了一只狰狞的鸡头，盯着她的鞋。那女人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半红半蓝的水渍，像痰迹。
这是赫塔·米勒在《饥饿与丝绸：日常生活中的男女》一文中，为我们描绘的一幅贫困年代的习见场景。饥饿与丝绸，这对矛盾的意象在那个冬天的场景里并置，实在太突兀了。米勒说，如果贫穷仅以贫穷的面目出现，还能让人忍受。因为普遍的贫穷和饥饿可以让人的情感粗粝，让人变得麻木。但是，当饥饿遇到丝绸，一种尖利的东西就产生了：它展示的是饥饿对饥饿本身的饥饿，它展示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的一种普遍的、毫无尊严的生存状态。“那一段二十米长的柏油路浓缩了整个城市、整个国家。”而“饥饿与丝绸”，也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赫塔·米勒的艺术世界。
赫塔·米勒本质上是个诗人。即使当她写起小说来，她的心灵状态也不是在散步，而是一种急促的喷涌。她对如何顺畅、完整地讲好一个故事兴趣不大，她完全由着自己的心灵节奏在写作。突然的转折，意象的跳跃，对梦魇的打捞，不断的穿插、中断、迂回，没有耐心的读者很难跟上她的节奏。但是，如果你了解了米勒的呼吸和心跳，理解了她的心灵诉求，特别是，如果你也拥有过她那样的生存经验，那么，读米勒的作品，简直就像是乘一艘鼓满风帆的大船，在浩瀚的情感海洋里自由搏击。
年轻时的赫塔·米勒
赫塔·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村镇，其父母都是罗马尼亚的施瓦本（德国裔）农民。她的父亲和叔叔曾在德国党卫军中服役，母亲则在二战后与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一样，被政府流放到苏联劳工营里接受了五年的劳动改造。这一出身背景注定了她一生不会平坦。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说她“用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率直，描绘出一幅无依无靠、被驱逐、失去家园者的景象”。所谓“被驱逐、失去家园者”，事实上说的就是她的故乡和亲人。二战后，这个由德国人建立的德语区尚有两千余人，到1990年代初，德裔人数已不足百人。其间自然充满了逃亡、流放、驱逐、镇压等等人间悲剧。赫塔·米勒一生的写作，几乎就是在把自身的经历寓言化。1973至1976年，米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巴纳特行动团”——一个有着明确政治取向的德裔青年作家组织。后来因不愿与秘密警察合作，透露有关“巴纳特行动团”的情况，而被工厂解雇。此后她靠当私人德文教师和幼儿园老师谋生，直至1987年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德国。其间多次被秘密警察侵扰，被国家机器追踪迫害达十五年之久。“起初我并未打算写作，只是不堪越来越多的刁难，父亲又刚刚去世，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自己究竟是谁感到迷惘。我成了国家公敌，工厂的同事对我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切让我陷入孤独无助的深渊。痛苦中我选择了写作。”米勒在回答德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我的主题从来都是暴政和专制对个体系统的摧残，集权社会中的个体无任何价值可言。”
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极端环境的压制之下，“像我一样经历死亡恐惧的折磨”，那么这些经历就会改变我们，在我们身上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努力克服恐惧的同时，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这些“别的东西”，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往往就是语言的粗鄙化，行为的流氓化。比如米勒就发现，处于贫瘠状态的人们特别习惯于随地吐痰，这些绿色的痰迹与城市的贫瘠几乎密不可分，没有人会觉得恶心。“在一个把冻在一起的泛着蓝光的红色鸡头和鸡爪子当肉吃、蟑螂在食品店中爬来爬去、老鼠在住宅区前的垃圾桶中窜来窜去的国家，谁还会觉得人行道上的痰迹恶心呢？恶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令人恶心的事太多了，人们已经麻木了。”还有，人们会毫无顾忌地顺从自己的身体，做身体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她发现很多罗马尼亚男人走路时习惯于搔自己的阴囊，“这个动作已经如此平常，以致它成了男人行为举止的组成部分”。就像pula这个词（相当于德语中的“屌”），人们可以很自然地挂在嘴上，遇到任何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都可以pula一下。但这些词在官方媒介中是不允许出现的，它们只存在于日常生活里。“我一直妒忌罗马尼亚语的生动性，”米勒说，“如果我骂人，就一定用罗马尼亚语，因为用德语骂不出这么花哨的效果。在德语中这些词也都存在，但它们不好使，它们沉重而猥亵。”这些秽语是一种紧张生活的缓冲剂，“我相信，它们能帮人活下去，让人能够忍受饥饿与丝绸的疯狂。”（《饥饿与丝绸：日常生活中的男女》）
赫塔·米勒的眼光非常敏锐，她总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部分。有一次坐车时，她发现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打开钱包在数钱。他数钱的时候，会做出一个用手掩藏的动作。“他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之间隔着四个座位”。米勒从这个“藏”的动作中发现，“这个男人不是在数他拿到手中又花出去的钱，而是在数自己，在数自己的秘密。”在罗马尼亚，许多人到商店的时候，会把钱卷起来握在手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包，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地伸出手去，以便在长长的队列里换到贫穷中匮乏的东西。（《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
匮乏会让一个人粗鄙化，动物化，只为果腹而生存。如果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又会将人变成什么样子？看看米勒那双惊恐的猫眼，就能明白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专制状态下的罗马尼亚，经常会有“被自杀”的事件发生，从窗户坠下的、上吊的、溺水的和中毒身亡的等等。“据说都是自杀，从来都不验尸就匆匆埋葬了。”（《标准像时钟一样滴答作响》）米勒从乡下进城五年后，买了辆自行车。审查者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冒出一句话：“是啊，是啊，交通事故也是有的啊。”买完车的第五天，一辆卡车朝她开来，将她抛到空中。第二天，她就将自行车送给了朋友。她没告诉朋友为什么，只是说自己不想要了。
真正的恐惧在于，它不是在眼前，而是在空气里。那些恐惧制造者往往不在现场，他只是个影子，他可以将恐惧注入一辆自行车、一瓶染发水，或一个普普通通无生命的物品中，将受威胁者的私人物品人格化，让其体会到恐惧无处不在。米勒将这些恐惧制造者称作“随风飘”，持久的恐惧就像空气，看不见踪影，却可以四处延伸和播散，让受审查者变成“恐惧啃噬者”。当然，恐惧制造者也会适时地现身，以达到威胁的效果。“他们出现时，在被威胁者眼中，像是不明飞行物，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他可能是你住所前一个站着看报纸的人。可能车站没看到却从电车里冒出来，下车时又不见了。等你走进面包店或离开服装店时，他又悄然现身。”（《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
米勒被工厂开除后，又先后被多所学校解雇，衣食无着，经常在市里到处徘徊。“我学会了游手好闲并开始在商店里偷东西。我是从偷晾衣架开始的，驱使我这样做的是一个抱负，不断把越来越大的物件不引人注目地顺手牵羊，好给剥夺了我一切的国家造成损失。我家里有各种东西：瓷杯、玻璃杯、炊具、餐具，都是‘单件’，因为是偷来的。”真是让人震惊。这让我想起我们周围那些随意破坏公共设施的人。如何解释这种无来由的破坏欲？米勒说：“我偷东西不是因为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我的双手有十个尖尖的指头，他们因国家的恐吓常常发抖。政治上我早就上了黑名单，生活中所有‘走得通’的路对我都已关闭。我已经没有任何可失去的东西了，剩下的只有一个：我拒绝合作的政治理由。”通过破坏来反抗，事实上是在驱逐内心的恐惧，以达至一种心理平衡，“我知道这不是反抗，而是盲目绝望下的最愚蠢的乱踢乱打。”
在专制制度下的罗马尼亚，像米勒这样的不合作者通常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人”，“疯子”。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往往也是标准制定者，他们会独占“常态”，剩下的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和彻底崩溃的人。对于“不正常的人”，国家机器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去处——精神病院。在那里，精神病院成了监狱的附属机构，对于那些法律不能定罪的人，可以很方便地推给病床和穿白大褂的人去处理。国家机器可以以逸待劳，因为有药品呢。“从外部只能一步步和缓慢进行的对人的损毁工作，药品可以马上和无止境地从内部进行。”然而，米勒认为，正是这些被逼疯了的人，这些将所有让人良心不安的东西都扛在自己身上的人，才是那种非常态下的正常人。“他们让人看到我们处在什么状态中。他们体现的是疯狂，他们看到的恰恰是这一政权表象后面的真相。”（《标准像时钟一样滴答作响》）
表象是乌托邦。真相则是生活里的细节。所有的专制制度，都会描绘一幅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美景，这幅美景金光闪闪，巨大无边，离我们的生活仿佛只有几步之遥，却永远无法抵达。在这个巨大的乌托邦面前，个人显得微不足道，生活永远在别处，而不是在当下。乌托邦是一个模子，可以将不同的心灵、不同的思想规范成一种模式。推行这种模式的方法有几种，制造恐惧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是另一种。纳粹党宣传部长戈贝尔（被认为是“创造了希特勒的人”）有一句名言：“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米勒发现，在罗马尼亚，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独裁者的上万个雕像遍布全国，配合他的声音对人们实施着潜移默化。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通过广播和电视，使他的声音成为空中控制。每个公民熟悉这声音就像熟悉掠过的风，飘下的雨，也熟悉他讲话的风格、手势以及额上的卷发、眼睛、鼻子和嘴。同样的内容翻来覆去，和天天打交道的日用品一样熟悉。”
这样的宣传控制，对米勒这样“不正常的人”可能功效甚微，但对于像白纸一般的孩子来说，的确可以随意描绘“又美又好的图画”。米勒在失业期间，曾到一家幼儿园代课。她发现这里的孩子已习惯唱自己根本不理解的“颂歌”。她试图教孩子们唱一首接近自然的《雪之歌》，却遭到园长的呵斥：“这首歌大纲上根本没有！”她问孩子们是否想唱《雪之歌》，孩子却说：“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米勒问：“是你们想唱，还是必须唱？”孩子们齐声喊道：“我们想唱！”米勒不由黯然神伤：“毁灭在幼年即已完成！”（《红花与棍子》）
即使生活真的有一个模子，那也是一个“人性”的模子。大家虽然都按同一个模子学写字母，那些字母一旦被一只只具体的手写出，就会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变化。“我想到，一种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手写体。为什么在思维方面就不允许有差异呢？为什么对所有人来说只有一种被规定好的‘未来’和一种被规定好的‘幸福’呢？”（《红花与棍子》）米勒认为，这实在是因为意识形态代表的“白眼”太过强大。在你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经乱了方寸。“由于存在着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可以被宣布为有罪，除非其思想已经受到强奸。”
个人如何对抗强大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而不致被其吞噬？米勒开出的药方是，拒绝加入合唱，生活在细节中。“我从来与整体格格不入。”米勒说，“谁无法生活在细节中，谁轻视和禁止细节，他就会变成瞎子。成千的细节形成的结果并非贯穿生活的一根拉紧的线，也不是普遍的一致，不是乌托邦。细节无法被置入链条和环节，也是世上的直线逻辑所无法解释的。”为此她重提欧仁·尤奈斯库的一句话：“我们活着。但别人不让我们活。所以我们就活在细节中。”（《十个指头不会变成乌托邦》）
乌托邦的巨大功效不仅会毁灭个人生活，而且会制造出大量的“词语怪物”，最终导致词与物的分离。在专制制度下，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着精确的政治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像在讲故事。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到处都有蟑螂。蟑螂在罗语中叫做“俄国人”，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籽是“俄罗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这种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米勒发现，所有专制政权，不论右派还是左派，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米勒的第一本小说集《低地》在罗马尼亚出版时遭到审查，敏感词之一竟是“箱子”。因为当时政府禁止德国少数族裔移民国外，因此“箱子”也就成了敏感词汇。设置敏感词，其实就是将民族语言置于监督之下，“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这比监督一个具体的人更加可怕。
词与物的分离，事物与名称不再如出一辙，二者缔结的永久契约也失效了。你说的不再是你做的，你做的却另有一套说法。于是造成了普遍的谎言化。“说话能有什么用？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只有沉默。在日常世界中的沉默，以及面对审查者的沉默。但说不出的还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就是一种沉默的行动。表面看来，写作似乎是一种说话，但实际上，写作就是沉默本身。当写作将一段经历转变为文字时，既不是一种诉说，也不是一场谈话，而是一种嘴角抿紧的内心独白。“落在纸上的文字之于经历的事件，相当于沉默之于说话。”它不诉求听众，不迁就读者的节奏，它是一个人的自由舞蹈。那些落在纸上的文字，它们本身也是自由的，它们有自己的目的地。这样就接近于诗了。在诗中，有一种神秘的未知，在现实与虚构的转圜中偶露曦光。“人们在阅读时感受到的一半内容无法诉诸文字。这无法表达的一半在头脑中引发迷失，开启诗意的震撼。这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或者说，感觉着。”沉醉于写作中的米勒是自由的，甚至是欢快的。她缝合词与物的裂隙，她打捞集权时代的梦魇，并最终将一种沉重的经验上升为一种诗意的表达。“在写作时，仿佛森林里支了张床，苹果中安放了一把椅子，街道跑进一根手指。”
2009年赫塔·米勒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视为一个“大冷门”，整个汉语世界竟然只有她一两个短篇。德国文学评论界的教父赖希-拉尼茨基认为，她的作品不属于起自歌德、传至托马斯·曼的德国文学正统，“我不会讨论赫塔，再见！”对于米勒而言，这些评价并不重要。她写作不为得到掌声，只为驱除“心兽”——内心的恐惧和恶魔。这种恐惧感太强大了。就在米勒即将登上离开罗马尼亚的列车时，一个警察还追着对她说：“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能找到你。”
如今，集权时代已成过去，独裁者被送上了历史的绞刑架。然而，吊诡的是，当年的“随风飘”们却转身成为现在的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教授。正是独裁时代的职位，为他们谋得今天的财富和影响力，并在社会转型中占得先机。那么，还有和解的可能吗？米勒说：“人与灾难是无法和解的。我怎么去和安全局和解呢？……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死在他们手上。我应当代表朋友们和他们和解，可是这个责任我付不起，我做不到。”那能不能不再纠缠于过去，去写点别的呢？“我没有选择，”米勒更加斩钉截铁，“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买鞋。”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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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阿绿
追蝴蝶：zhui_hu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