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 | 中国哲学的精神

我从小三岁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但是进了大学后，兴趣却在西方哲学，后来所读的书和所教的书多是有关西方哲学的。直到抗战时，才有了转变，觉得应当注意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哲学，于是逐渐由西方转回东方。

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印度刚刚独立，印度的学者拉达克利斯南到“中央大学”访问，希望中国的政府和学术界能够帮助印度。谈到印度人对印度哲学的兴趣与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时，他问道：“从中国人念哲学的立场，对于西方之介绍中国哲学是否满意?”我否认他的话。因为哲学大异于任何其他的学问，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楞伽经》)，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

东方哲学首先当有内在精神。如果只在外面兜圈子，就根本不是内行。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虽然目前交通频繁，西方也有不少名家，但是他们的精神与心态还是西方式的，所以没有办法透视这种内在的精神。内在观照重于外在观察。他又谈到，虽然西方人重新了解梵文的重要，重新恢复了这种语言，但是仍然不能透入其精神。正因为印度学者不满意西方人之介绍印度哲学，所以才自己出来介绍，他们在语文上受英国的影响，已经可以自由运用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瞠乎其后，因为中国文字复杂微妙，数千年以来形音义虽稍有改变，仍旧是一种活的文字。中国人对此有一种Pride(自豪)，认为自己的文字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智慧。

古代中国所谓的西方、西天，指的是印度。纪元后一世纪，印度思想东渐，当时正值汉代，国势强盛，民族自尊心重，于是设法翻译外来语文。直到六朝隋唐，在各个译场都有许多中国学者专家精通梵文。唐宋以后，重要经典已经译成，便视梵文为不重要。历史上，中国向来很少用外来语文向外人讲述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在近代也很少用西方的语文在西方传播本国思想。不像印度所做的，能够因而使误解渐消。

中国思想的介绍人都是由西方来华学者所担任，可是他们心灵差别仍然存在，使得误解愈来愈多。拉达克里斯南乃向我挑战，用西方文字讲中国思想，我便在中央大学逐渐由西方转回东方。

到了台湾后，我利用一年的休假以英文写成 The Chinese View of Life(《中国人生观》)，有人说这本书的名字太谦虚了，此书实写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中国人生哲学)。初到台大时，我教的仍以西方哲学为主，一九六四至六六年间在美国任客座教授，与西方哲学直接接触后，发现西方学生对东方哲学常感到困难，我于是由西方说起，辨其好坏，然后再讲东方哲学，使他们更容易了解。

在一九六四年东西哲学家会议中，我谈到“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发现西方哲学家虽然专注于西方的智慧，可是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并没有难处。在密西根任教时，发现青年的心态也有些改变了。他们对于东方几位大家，对于中国哲学，渐不感觉困难。回到台大时，反而看到我国的思想界偏差很大，关于这一点，老一辈的学人要负大责任。

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化、典章制度、学术，都有现代化的必要，可是他们把现代化只看成西方化，口喊西化，但是对于西化并非由西方的根源谈起，如：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只知道从外表去看，如：政治、经济、商业等，前辈学人对此应为负责。

因为这使得近代青年一直觉得西方月亮比东方圆。西方学者固然只从外表看中国，充满误解，但中国学者自己不少人忘本，使得中国青年由文字起，到思想习惯，都有一种内在贫乏症，这一点在西方也是一样的。

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以为历史是Linear Progression(直线的进程)，到了近代就把Progres—sion(进程)与Progress(进步)混而为一，以为一切都是后来居上的。现代西方人说“上帝死了，宗教死了”，但是应当问问“是谁杀死了上帝?谁杀死了宗教”?老实说，就是西方人自己。他们使希腊中世和近代古典文化都趋于毁灭，只知前瞻而不知回顾。

以中世为黑暗时代，只证明说的人是盲目，是知识上的盲目。因此西方青年也有“外国月亮比西方圆”的心理，使得中国、印度、日本的思想也能大畅其行，然而他们的立场只是未来主义，先把自己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都遗忘了，再盲目地追求东方，可是又无法越过语言隔阂，于是谈禅都成了狂禅，并无法解救西方的危机，所找的也根本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

所以，如果要使东西方相互了解，先应当观念正确，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民族中，有真正的东方心态，再去研究西方。

拿梁漱溟来说吧，他本身是一位好学者，可是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却有些根本的误解。譬如说，他一谈到印度佛学，就说印度文化是“向后的文化”，这是根本未曾了解佛学。看到罗素、杜威到中国演讲，以为他们就代表了西方，以为欧洲只有罗素，美国只有杜威；拿这两人去了解西方，自然很浅薄，对下一代青年的影响也就不堪设想了。

谈西化，应当原原本本地由希腊到中世到近代到当代。空袋子本身是站不起来的。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我们承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应当在这种优美的精神传统中，先自己立定脚跟，再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然后培养成内在的智慧，虚心反省自己的优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1966年我回到台湾以后，在中山北路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中国哲学史》，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写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虽然是抄日本宇野哲人的，可是还抄得象样；这一本书却荒谬百出，中国人怎么可能会写出这种书来？我于是放下一切西洋哲学的课程，改教中国哲学，由上古、魏晋三玄、惰唐大乘到宋明清新儒家哲学，一共花了四年时间，期待能有所收获，可是下一代一些青年毕业后，教这门课仍然感到很困难，我便再重教一遍。辅大是个有新希望的大学，在台复校后充满蓬勃的精神，改掉旧的习气，而由西方哲学原原本木研究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新的环境和新的青年，应当有新的希望。要去除旧病，以求得精神健康。我国五千年来，文化智能的成就，希望同学们能有好的成就，一及百人，百及千人。

我在台大开这门课，第一次四年，第二次三年，只讲到大乘佛学。我摘要地写一部书 Nature and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按：此即后来定名为《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英文著作），现在就是根据此书而讲，以英文写作，再以中文讲述。哲学思想原来几乎是不能翻译的，现在经过这两道曲折，难免有不少困难。当代也有不少人谈中国哲学精神，其中有正也有误。像冯友兰的《新原道》由英国人翻译成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的中国哲学完全是由宋明理学出发到新理学的观念。只占中国哲学四分之一的份量，再加上他之了解宋明理学，乃是透过西方新实在论的解释，因此剩下的中国哲学精神便小之又小。西方也有不少人谈中国的 Intellectual History（中国学术史），但多半把中国真正的哲学内在精神牺牲了，再以西方的观点去解释，误解难免就越大了……

我这部书是就思想传承、时代背景而作的，以儒家为例，由先秦、两汉、魏晋直下宋明清。

在先秦时代产生的许多哲学思想体系，应当就其时代精神去了解。两汉时，由于国家、社会、典章制度都改变，思想有新的发展，此时的儒家已经大异于先秦的儒家。再到魏晋，儒家衰退，道家兴起，是为新道家，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人物，何晏号称儒已人道；王弼则将汉代的易学、象数全用新的解释。周易原自乾坤二挂，王弼却由复卦说起，就是不再出哲学上的Ontology（本体论）立论。不由乾坤推展到万有，改用Meontology（超本体论）的方式，由无推展到万有，这是透过道家的解释对儒家完全误解。后代许多人，由于文字的困难不能克服，讲儒家由宋儒说起，由北宋五子、南宋及明清新儒家讲起。事实上，宋明是十世纪以后的儒家，已经受六朝佛学、禅宗、新道家、道教等思想所影响，如果说宋明理学可以代表原始儒家，也是一种误解。

近代许多作家并不是作家，而是文抄公，把……以前的著作拿来抄袭而已。西方对于这点却很负责任，都有附注的。不能以为住在这个小岛上面，四面隔绝了，就可以把别人的著作拿来随便抄录。

在胡适写的哲学史（按：指《中国哲学史大纲》，仅上卷）里面，重要如道家，他却把老子看成反政治意识，孟子的重要明明在教育学说，他却根本没碰上边。另外也有人看佛学非常复杂，难以整理，就到日本去乱抄。

中国哲学通史很少人能写，为什么原因呢？

第一、材料不充分，第二、无法驾驭材料。从三国起，原始佛学由西域（不是印度）介绍过来，后来玄奘去印度，才把原始资料取回来。北宋以后能读的人很少，只好束之高阁。古代到北宋的思想危机是原始的儒家、道家，佛学衰退，然后再有新儒家兴起。学术是有时代性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先把汉学的各门学问，包括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等分开，其生命精神才是哲学。如顾炎武、黄梨洲等人是学问家，但不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到清初已经死了。

所有创造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学已经死了三个世纪。西方思想于是乘虚而入，朝廷与士大夫所知道的只是天文、科学等等应用思想。而无法得到西方思想的精华。

所以今天谈哲学，根本上我们要认清：汉武帝时，原始儒家已经衰退了，汉儒所说的是经学。魏晋到宋朝末年，道家哲学也衰退了，道教起而代之。北宋以后，佛学衰退而产生了宋明理学。到了清朝，因受异族压迫，哲学生机早衰。我们如今受外力的激荡，如果回顾西方，尤其是希腊，再对照原始儒家，倒非常相似。如果了解希腊哲学深刻的语，也可以因而更了解我们本身。西方十四世纪时想要复古，回到古希腊，但是十四——十六世纪仍然办不到，因为文献缺乏。十八、九世纪时西方学者所写的西方哲学史，许多成为笑料。

后来才有许多希腊文、拉丁文专家，原原本本地从第一手资料去研究，所以十九、二十世纪产生了不少好的哲学史。近年来能写好西方哲学史的人很少，大体上 Catholic Scholar 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可以直通第一手资料。中国哲学史亦然，首先当解决文字的困难，以当时的思想还之于当时，再按系统传续下来，才能获得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