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活世界的语言哲学

西方哲学一直以来都关注语言问题，但是把语言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乃至塑造出一个语言工具论的新神话，却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鲜明地指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而语言批判即是要表明，传统哲学问题或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使用了含糊不清的日常语言。因此，要想有意义地进行哲学或科学的研究，就必须以现代数理逻辑为基础，构造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或符号语言，用准确无误、清楚明白的人工语言来取代日常语言，从而为科学的、统一的世界语言奠定基础。

西方传统工具论的语言哲学

如果我们去除现代思维的某些偏见，那么人工语言的理想其实早已潜藏在柏拉图哲学之中，他的《克拉底鲁篇》可谓是西方古代经典的语言哲学论文。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相适应，语言成为彼时哲学关注的重要对象，智者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个标志。一般来说，智者都是精通语言学或修辞学的大师，他们通过教导人们如何说漂亮话来赢得官司或选举等，从而赚取大笔钱财。事实上，智者是古希腊第一批职业的公众教师。在智者的推动下，语言的现实运用和丰富多样性被大大加强了。然而，智者并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他们的语言教学服务于现实的多元利益诉求。为了牟利，智者的言论可以前后不一、互相矛盾，这激起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猛烈批判。

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一开始就追问名称的真实性或正确性问题，他提出语词有真实和虚假之分，命题的真假可以分解为指称事物的名称的真假，真实的命题述说存在的事物，虚假的命题述说不存在的事物。显然，这种思考路径与罗素等人的现代语言哲学是有相似之处的。为了避免陷入智者的语言诡辩，柏拉图强调必须要有一种理想的名称，或者语言本身必须成为信息传递的正确工具，这样真理才能在语言中得到保证。柏拉图明确把语言看作一种工具、符号或图像，主张必须塑造一种理想的语言来通达真理。所有这些都可以使我们把柏拉图看作现代语言哲学在古代的先行者。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继续将柏拉图的语言哲学往形式化、逻辑化、工具化的方向发展，确立起口语是心灵的符号，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这三重关系。这种带着正确性和确定性理想的语言追求，并没有因为基督教的盛行而寂灭，相反，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论战使得语言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近代培根提出著名的四假象说，其中市场假象指的就是因语言而引起的混乱。笛卡尔曾根据数字符号图形的范式提出一种“理性符号语言”来克服自然语言引发的思维错误。莱布尼茨曾经设想一种普遍语言，通过数学式的基本计算就可以处理各种思想的分歧和争论。罗素把莱布尼茨奉为现代数理逻辑的鼻祖。正是通过现代数理逻辑，语言获得了使自身理想化的强有力工具。现代语言哲学要追问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必须遵守哪些条件，并且将其推向极致，结果把这些条件神话化了。罗素声称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逻辑问题，形式是逻辑哲学的真正对象。卡尔纳普把这种逻辑构造主义推向巅峰，他引述罗素的话强调说，科学的哲学研究的最高准则是，凡是可能的地方，就要用逻辑构造代替推论出的存在物。这样一来，人工语言理想就成为了一种新神话或新霸权。

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总体特征

反体系化是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鲜明立场和基本风格。现代语言哲学的奠基者罗素和摩尔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确立起哲学以语言分析为己任的核心思想。语言分析是指要把语言分解到它的最小单位（以分子、原子作比喻）来进行探究，罗素把这种主张明确标识为逻辑原子主义。然而，这种极端化的做法意味着一个整体被肢解为相互孤立的部分，真理变成碎片化的存在，哲学沦落为一地鸡毛式的语言分析。没有人愿意只要一个片段式的真理而拒绝整体的真理世界。语言分析哲学的后续发展破解了自身的神话，奎因哲学的整体主义扭转了这种碎片化、反体系的倾向。奎因质疑传统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是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二分法，二是还原论。他指出，语言的指称要依赖语境。这使得整体主义和系统的观点重新得到承认。

反形而上学是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第二大特征。现代分析哲学的开创者们曾经把形而上学比作胡言乱语的废物堆，要求运用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摧毁形而上学。卡尔纳普旗帜鲜明地主张把全部形而上学从哲学中清除出去，因为它们得不到合理的证明。然而，哲学能否仅仅满足于语词指称等小问题？人类对思考世界的终极大问题是否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古代柏拉图在讨论语言问题时就联系着神话或形而上学，例如他逐一解释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等希腊诸神名字的含义或来源。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通常都是理解他的形而上学思想的重要入口。基督教的道成肉身说更是强调话语的神圣意义。从历史的悠久传统来看，西方的语言哲学探究一直都伴随着对形而上学的关注。应该说，奎因的本体论承诺学说打破了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禁忌，形而上学重新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斯特劳森以系统的方式刻画了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这具有划时代意义。达米特亦说，我们正畅游于形而上学之海。

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又一特色。当分析哲学家们埋头用一大堆十分专业的数理符号来处理专名、指称、句法、意义等问题时，我们周围色彩斑斓的生活世界仿佛成了逻辑世界的阴影和剩余物。维特根斯坦曾公开主张伦理学和美学都是超验的、不可表述的，因而不属于哲学讨论范围。这种不断抛售哲学领地的做法，使得哲学越发空洞无物，令人们日益丧失对哲学的兴趣。现代语言分析哲学几乎成为一种新经院哲学。从现实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语言分析哲学在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美学、宗教学等领域几乎乏善可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分析哲学内部，那些被前人声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却被后来人一再拿来讨论。走向生活世界，走向语言的应用，走向日常语言，成为语言分析哲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可谓先知先觉。

面向生活世界的语言哲学

在分析哲学的近来走向中，它越来越自觉到自身的局限性，并开始强烈地对欧洲大陆的思辨哲学产生兴趣。冯·赖特把这称为分析哲学的日益折中化。也许正是这种折中化带来新的综合，使得打破藩篱的时机已经到来，语言哲学要面向生活世界，这构成了语言理解的新视域。语言研究不再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专业的语言哲学家手里，其研究视角也不再单纯是数理式的，而是具有文学、文化、历史、宗教、政治等更加宽广的视野。在这方面，威廉·冯·洪堡就是一位久已被人遗忘的德国重要语言学家。他有一个著名命题：“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意味着，语言不仅具有指称事物的功能，而且还有表达民族性格或文化特性的重要意义。世界观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观。因此，学习一门外语就是在学习一种新文化或理解一种新的世界观。

如果说传统的语言哲学研究像一种处于封闭实验室中的独白，那么新的语言哲学则更加强调语言对话的重大意义。现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就特别强调：语言的真正生命不在于语词指称的准确性，而在于人们现实生活的对话交流。经过近几百年的现代文明进程，人们逐渐意识到，通过暴力来解决冲突这种模式已经捉襟见肘，和平的对话协商成为大势所趋。显然，在跨文化对话与多元文明的交流中，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掌握一种文化，语言学习是一种便捷的途径。所谓对话，是指双方在一种彼此平等、友好尊重的精神氛围中进行的交谈，因此对话本身就带有一种对未来趋向美好良善的期待。解释学的语言对话论不仅致力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的对话实践，而且努力为传统与现代、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沟通协商铺设桥梁。古与今的沟通，不仅没有贬损古代文化的价值，反而给传统文化带来新的活力。同样，文明间的对话融合，不仅不会抹杀掉自身的民族性，而且会给本民族注入新的生命力。

语言就像光，照亮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皆可以凭着语言之光而被人所见、所理解。由此，真理在语言中获得了完满性的表达。学习另一种文化或文明，语言比起其他诸如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更具优越性。应该说，在人类的一切文化载体中，语言处于中心地位。按照德里达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如果将口语与文字这两种语言形式进行比较，那么文字绝对不是口语的某种可有可无的替补，毋宁说从口语进展到文字，标志着文明的飞跃。黑格尔曾经指出，语言与事物、语言与思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是文明的根基。一个发展不出自身语言文字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没有语言的人类世界，离野蛮状态只有一步之遥。就此而言，一个文明的国家或民族会无比珍视自己的语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黑格尔与现代解释学关系研究”（15XZX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