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丨佛教中国化和禅宗

佛教作为公元前六、五世纪发源于古印度的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扎根和开花结果，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就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适应中国民众的信仰需要，必须走中国化的道路。什么是“化”？有什么含义呢？毛泽东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所谓“佛教中国化”，就是指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的传播过程中逐渐适应和融入中国社会，实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会通结合，在佛菩萨信奉体系、教理思想和僧团教团组织等方面进行调整、创新与发展，使之易为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理解和信仰的漫长历程。

回顾中国佛教传播历史，这个过程从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佛教传人，至实现大一统的隋唐，前后经历了长达五六百年之久。总括说来，经过民族的历史的选择，并且经过中国历代高僧和广大信众的创新发展，相继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八大佛教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同时在佛菩萨信奉体系、僧团教团组织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发展演变，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基本完成。此后，进人了作为中华民族佛教的持续传播和发展时期，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

中国以往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经过翻天覆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众所周知，从建国直到“文革”结束，中国走过了３０多年的如何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奠基创业和探索、试验的艰难曲折历程，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终于确定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伟大贡献。

在新时期，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继承和发扬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有了新的更高认识并作出宏伟的战略部署。同时，党和政府对宗教的认识也日益全面、深化和客观，及时调整了对宗教的政策和法规。上世纪８０年代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谐调，９０年代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崭新论断。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比以往所倡导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我国各个宗教的要求也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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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个宗教，包括佛教在内，把握时代走向，进一步适应和融人社会，实现“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化，可谓任重而道远。中国适应时代和世界潮流在不断向前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科技在迅猛发展。宗教自然也要随应变化，佛教也要变，要在保持佛教基本特色的情况下变得更加适应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按照我多年的研究，佛教在传人中国以后经过了几个传播发展阶段：从公元前后传入至４世纪，经过汉魏西晋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佛教从开始只为一部分上层人士的信仰，普及到大江南北普通百姓的信仰；然后是５、６世纪南北朝的佛教深人研究时期，把我们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和创新理解，通过讲经和诠释经典的方法加以表述、传播和推广，相继形成很多学派，经过彼此间广泛交流，确立了以大乘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比较会通，从而在思想上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创立了条件，同时，以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寺院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在物质上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提供条件。

在６至10世纪初的隋唐时期八大宗派创立之后，各个宗派适应传法需要又彼此会通和融合。经过10世纪初至14世纪的五代和宋元二代，禅宗占据中国佛教主流地位。至14世纪以后的明代，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佛教。

历史证明，在八大佛教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最富有民族特色，而尤以禅宗最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最善于吸收佛教各宗思想和其他文化成份丰富自己，倡导在人间修行，在人间觉悟，最接近现实社会民众的生活。中国禅宗形成和发展历史大体经历了酝酿期、初创期、南北宗并立期和南宗独盛期。北魏到隋初，从被禅宗奉为初祖的菩提达摩，到二祖惠可、三祖僧璨，相当于禅宗的酝酿期；进人唐朝，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在黄梅创立“东山法门”，标志禅宗正式成立；六祖慧能从弘忍受法南归，在曹溪创立“顿教”禅法；弘忍弟子神秀与其嗣法普寂在北方弘传“渐教”禅法，形成南北二宗对峙的局面。

经慧能弟子神会北上与北宗辩论禅门正统和法门顿渐，至唐末（９世纪后）借助朝廷的裁定南宗取得正统地位，逐渐形成南宗独盛的局面；唐末五代，从慧能后裔法系相继形成“禅门五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将禅宗推向日益兴盛的局面，以至于在进入宋代以后成为佛教的主流派。

禅门五宗在向社会各阶层民众传法过程中，也吸收其他诸宗的佛法，如天台宗的中道实相论、三论宗的二讳论和相即不二思想、法相宗的三界唯心思想、律宗的心性戒体论、华严宗的理事圆融论、净土宗的念佛法门等等。

那么，禅宗具有什么特色，为什么能在社会传播中最有影响呢。

（一）禅宗强调自信、自修、自悟和禅在日用屮国禅宗主张人人生来具有与佛一样的清净本性，众生与佛没有根本差别，提倡自信、自修和自悟，如敦煌本《六祖坛经》所说“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佛是自性作，莫向心外求”和马祖道一所说“即心是佛”等等。禅宗还认为言教只是引导信众体悟自性的辅助手段，不应加以执著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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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思想，禅宗将作为传统修行重要形式的“禅”作了创新发挥。慧能创立南宗顿教禅法，将禅、坐禅、禅修形式和内容作出新的解释。敦煌本《六祖坛经》说：“慧、定体不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又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主张“于念而不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马祖提出“道不用修”，“平常心是道”。此后，临济宗创始人义玄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临济录》）强调自然而然，在生活中修行，在生活中达到觉悟。

（二）禅宗现实主义风格和传统—佛法在世间，成佛先修德禅宗主张修行不离生活日用，敦煌本《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说“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认为佛与众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对净土宗所倡导的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说法，也认为归根到底是不离自性的。

敦煌本《六祖坛经》记述慧能说：“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除十恶即行十万，无八邪即过八千，但行直心，到如弹指”，“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要求信众修“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悭贪、不嗔恚、不邪见，不做十恶，正是倡导成佛必先做善人做好人。宋代以后禅宗虽提倡净土念佛法门，然而最高理念仍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

（三）禅宗最重视修心，引导信众“明心见性”

南宋孝宗所著《原道论》说“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道出了三教的特色和功能。佛教的最大显著特色就是倡导信众“修心”，从小乘至大乘，莫不如此。但对于如何修心，有不同的说法。中国佛教以大乘为主体，八大宗派虽见解和理论有异，然而共同点皆提倡修心，其中尤以禅宗最为突出，并且主张最容易为人理解和修行。

禅宗所奉初祖菩提达摩提出“理人（悟理）”“安心”之后，二祖慧可提出“修道明心”，皆抓住了中国佛教核心的“修心”理念。此后，禅宗四祖道信提出“入道安心”，五祖弘忍提出“守本真心”，六祖慧能提出“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也皆倡导修心。至于禅门五宗，也皆倡导体悟自性。至宋代，禅宗共认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基本宗旨，而中国佛教教理共通的要点就是提倡通过修行达到心性觉悟的。佛教讲的修心，本身不仅仅是修行，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心性修养。

佛教讲的修心、明心，就是要你认识自己的本性与佛一样清净无染，自性本来是善的，倡导人们应当坚持道德修养，广修善行，制止恶念恶行，以大慈大悲的菩萨之道济世益民。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理念和规范纳人包括五戒、十善在内的善德善行的范畴之中，说行善必有善报，反之则有恶报，影响极为深远。

当代中国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必须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化新历程。怎样适应，怎样进一步完善中国化？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２０１６年４月）所讲的：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如果中国佛教能够做到这些，必将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的生气和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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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求以核心价值观作为行为规范加强道德修养。我们如果把作为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理念融人佛教的教义之中，纳人佛教的道德教化之中，通过讲经说法、图书刊物和各种法事活动，向信众进行持久地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提倡，必将有利于促进广大民众同心协力地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好，让我们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中国早日以富庶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