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

在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方东美认识到，现代中国哲学已经衰微，因此需要复兴中国哲学。

他说：“如今的西化论者对于希腊的文学、哲学，希伯来的宗教，以及近代的科学文化(并非只是科学唯物论)等等，根本都是彻底的误解。因为我们对自己误解，对西方的误解，所以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上缺乏长进，这才是真正的空袋子。如今我们应当重新发掘民族文化的优越，重新创造。”[1](P.13)

关于复兴中国哲学，方东美的思路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发扬本有的创造精神，培养内在的智慧，然后去会通西方哲学。

他说：“使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能够复兴，然后拿中国复兴的哲学思想去面对西方，也促进西方衰退的哲学精神能够复兴。”[2](P.11)

为了复兴中国哲学，方东美不仅考察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且设计了中国哲学复兴的“蓝图”。

一、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

方东美认为，哲学乃探本求源的学问。

他说：“总摄种种现实与可能境界中之情与理，而穷其源，搜其真，尽其妙，之谓哲学。”[3](P.2)由此来讲，哲学实际上就是形上学。那么，何谓“形上学”呢？他说：“形上学者，究极之本体论也，探讨有关实有、存在、生命、价值等，而可全部或部分为人类颖悟力所及者。且其说不一，容有种种殊异之诠释。”[4](P.20)

[1]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2]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方东美.哲学三慧[M].台北：新中国出版社,1968.
[4]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M].孙智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按照形上学的这一视角，方东美分析了中国哲学的“主干”(主要内容)。关于此，许多学者通常以某一个学派为“主干”或代表，然而方东美却没有将中国哲学置于某个学派之下，而是以四大精神传统为代表。

在他看来，足以代表几千年中国哲学最高精神成就者，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大乘佛学和宋明清新儒学四家。[1](P.8)因此，要历史地把握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综合地把握中国哲学精神，应该着眼于这四大精神传统，而不能局限于其中一家。

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方东美认为，唯有依据第一手资料，历史地、客观地研究，方可准确把握之。他说：“中国哲学史亦然，首先当解决文字的困难，以当时的思想还之于当时，再按系统传续下来，才能获得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1](P.7-8)

基于“第一手资料”，方东美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成型期”“再创期”“再生期”三个主要阶段。

其一，成型期。

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146-前246年，历史上主要指周朝时期。这个时期为有可信史料记载的“伟大的形成时期”，出现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为中国哲学创造力之最盛期。[4](P.24)

不过，这个时期之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起源时期，即大约公元前5042-前1142年，约四千年的“上古洪荒时代”。这个时期没有完整的史料记载，但其神话、宗教、诗歌的“三重唱”“隐涵”一套“原始本体论”。[4](P.24)

中国哲学进入“伟大的形成时期”后，儒、道、墨三家理论系统的出现非常关键，因为它们均为周代文化的“哲学的制定”。所谓“哲学的制定”，即“哲学革命”，指由“神秘经验”到“理性精神”的转变。方东美说：“‘哲学的制定’(Philosophical enactment)——把宗教的世界转变成为哲学的世界，把宗教的人转变成为理性的人，这理性人或是科学家或是哲学家，然后在思想上做重新建立的工作。”[1](P.97)

具体来讲，周代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其在原始信仰尚未充分发展时，已经转变为“理性文化”，而促成这种转变者为儒、道、墨三家。不过，这三家虽然同为“理性文化”，却具有不同的理论主张。

他说：“墨家是宗教的还原，道家是哲学的还原。而在两者之间的就是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1](P.103)墨家将世界归本于有意志的“天”，“把哲学世界还原到宗教世界”，故可谓为“宗教的还原”。道家采取反向或否定的态度，将“现实世界、现象世界剖开至其根本”，故可谓为“哲学的还原”。儒家则介于两家之间，既具有承续传统的保守一面而为“宗教的还原”，又具有革新传统的创新一面而为“哲学的还原”。[1](P.103)

其二，再创期。

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46-公元960年，历史上主要指汉唐时期，为“中国哲学之吸收与再创期”[4](P.24)。

方东美认为，这个时期，传统墨家未能延续，只剩下传统儒、道两家彼此消长，但最终却“让位”于大乘佛学。或者说，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长期的酝酿、吸收与再创，最终形成高度创发性的玄想系统，此即中国大乘佛学。[4](P.24)

从哲学方面来讲，这一时期，儒、道、墨三家均无大的发展，出现“成型期”后的一个“低谷”。他说：“当时举国上下，人人方汲汲于事功征伐，忽于玄想，思想界玄风浸衰，其号称一代祭酒者，固学者辈出，然俱非独立之思想家。此段时期，少数哲匠不为杂家，即为批评家：前者如吕不韦、刘安、董仲舒等，后者如王充之流。若辈中人即或仍谈学论道(形上学)，然其兴趣重心，固早巳移至以宇宙论及宇宙发生论为主题矣。

通常虽多依原始萌芽科学(阴阳五行之说)为基础，间亦诉诸诗意幻想。”[4](P.151)不过，此时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却不仅“落地”“生根”，而且“开花”“结果”，形成“中国化”的大乘佛学。在方东美看来，所谓“中国化”的大乘佛学，意指其已然为中国哲学，而非外来的哲学。不过，尽管中国大乘佛学有诸多宗派，但只有三论宗、天台宗和华严宗足以代表中国哲学智慧。[4](P.12)

其三，再生期。

时间为公元960年至今，历史上主要指宋明清几个朝代，为形上学之“再生期”，以新儒家之三派为代表，共同特点为受佛、道两家影响颇深。在方东美看来，这个时期，在佛道两家的冲击和影响下，儒家形上学的“原创力”开始“复苏”，从而出现了“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三种儒家学说。

他说：“吾人先后在新儒学(性、理、心、命之学)之形式中，次第复苏中国固有之形上学原创力，而新儒学，亦多少沾染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在此段再生期中，其最突出而值得注意者，为产有三大派形上思潮：(1)唯实主义型态，(2)唯心主义型态与(3)自然主义型态之新儒学。”[4](P.24-25)具体来讲，“唯实主义”强调“理”的实在性，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北宋五子”及南宋朱熹为代表。“唯心主义”强调“心”的本体地位，以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自然主义”崇尚自然，重视实践，以王廷相、“东林学派”以及王夫之、颜元、李塨、戴震为代表。关于形上学的“再生期”，方东美说：“由九六○年以迄今日，为形上学之再生期，表现为新儒家三态，而俱受佛、道两家影响。”[4](P.24)

显而易见，上述三个阶段均为中国哲学之发展时期。方东美进而认为，与三个发展时期相对应，中国哲学亦经历过三次“堕落”。

第一次是秦汉时期。

这个时期自由创造精神衰退，所出现的思想家多为“杂家”，而非创造性的思想家。

关于两汉时期，他说：“暴秦之后产生两汉思想，这时期政治武功昌明，实际上却是精神堕落的时期……所以汉代没有一位创造性的思想家，是思想堕落的时代。”[1](P.38)关于魏晋到六朝末年，道家衰退后道教起而代之，而道教乃对道家的“异化”。他说：“汉武帝时，原始儒家已经衰退了，汉儒所说的是经学。魏晋到六朝末年，道家哲学也衰退了，道教起而代之。”[1](P.7)正因此时中国哲学“堕落”，印度佛教才乘虚而入。他说：“汉末不重原始儒道思想，印度思想便乘虚而入。”[1](P.8)

第二次是唐末五代十国大动乱时期。

这个时期，因为政治动荡，国力衰微，儒家、道家以至佛教均出现“堕落”。

他说：“在唐末五代十国时，不仅原始儒道衰退，连佛学也保不住。这个大动乱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崩溃。”[1](P.38)

第三次是清代以后。

清朝以后，由于“异族”入侵，加上西方侵略等原因，中国哲学再次出现“堕落”。

他说：“明清之后又受异族的压迫而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中国以被侵略的方式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此时西方最精华的思想并未传入，只是以飞机大炮为后盾来摧毁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加以近代教育之错误，使青年总以外国月亮为圆，在精神上萎靡不振，后来虽想迎头赶上，却又食古不化，相继模仿日本、欧洲、美国，而一一失败了。五十年以来使得青年的文化意识、民族精神、人格尊严都丧失殆尽。”[1](P.38)在方东美看来，此次“堕落”程度之深可以“死亡”言之。他说：“中国哲学到清初已经死了。所有创造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学已经死了三个世纪。”[1](P.7)

这样讲来，中国哲学史实分为高低起伏的几个阶段：

在先秦处于高潮，进入汉代渐入低潮；自魏晋到唐代重新进入高潮，到五代又逐渐走向低潮；从北宋到明代再度形成高潮，清代以后又一次渐入低潮，以至于中国哲学“死了”。

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在方东美看来，代表中国哲学最高成就的四家有不同的主张，因而体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具体来讲，

原始儒家崇尚“中庸”“时中”，把宇宙真相、人生真相置于“时间流”之下，体现着“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故而可喻为“时际人”。

原始道家崇尚“虚”“无”，主张精神超升到宇宙最高境界，然后从最高境界即“太空”观照世界，体现着“天马行空”的艺术精神，故而可喻为“太空人”。

佛家分为“小乘”和“大乘”，“小乘”执着“空”，主张排斥生命世界，故为“遣空”；“大乘”主张参透人生苦痛，并以“大慈”“大悲”“大智”重返世间，故为“兼综时空”；若将“大乘”和“小乘”综合起来，即为“兼综时空而迭遣”。

宋明新儒家吸纳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及大乘佛学之精华，或者从时间或者从永恒而观照，故为“时空兼综人”。

质言之，原始儒家代表“圣贤”人格，原始道家代表“诗人”人格，大乘佛家代表“先知”人格，宋明新儒家继承并综合三大传统，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

方东美说：“各家原属不同格局之人格类型；道家为典型之‘太空人’(故尚虚、无)；儒家乃是典型之‘时际人’(故尚时、中)；佛家乃‘兼综时空而迭遣’(故尚不滞、与无住)；新儒家则意在成为‘时空兼综人’(故兼时空而不遣)。”[4](P.8)

不过，方东美认为，尽管四家有不同主张，体现出许多不同特征，但它们亦具有许多“通性”，而这些“通性”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故，可由此来综合地把握中国哲学精神。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旁通统贯论”，指中国哲学将宇宙万物看成“纵之而通、横之而通”的整体，故为一套“机体主义”的形上学。

方东美说：“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是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借《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这是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最大的差异。”[1](P.22)质言之，“机体主义”反对对立的、机械的、封闭的宇宙观，主张联系的、统一的、圆融的宇宙观。

方东美说：“中国哲学精神之显扬，恒以重重统贯之整体为中心，可借机体主义而阐明之。作为一派形上学理论，机体主义可自两方面着眼而状摹之，其特色如次：自其消极而言之，机体主义，一、否认可将人物对峙，视为绝对之孤立系统；二、否认可将宇宙大千世界之形形色色，化为意蕴贫乏之机械秩序，视为纯由诸种基本元素所辐凑排列而成者；三、否认可将变动不居之宇宙本身，压缩成为一套紧密不透风之系统，视为羌无再可发展之余地，亦无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可能。就其积极面而言之，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类，而一以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而广大和谐之系统。”[4](P.23)

方东美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四大精神传统在理论上的共同取向。他说：“中国哲学，不管其内容属于那一类那一派，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那一类那一派哲学之成立，总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体。用儒家的名词，就是‘一以贯之’(Doctrine of pervasive unity)。这是中国哲学上的第一个通性。”[2](P.39)

具体来讲，儒、道、佛诸家尽管有不同的主张，但均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处于交感和谐之中。

方东美说：“各家之间，无论其心态气质差异如何，其世界观或宇宙观皆莫不倾向于就理想层面而立论，以符合其在道德、懿美、宗教等三方面高度理想之标准，则其致一也。”[4](P.8)当然，至于如何把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各家的主张并不相同。

就儒家来讲，“旁通统贯论”从“人事”的角度来讲，所采取的形式为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即“忠恕之道”或“挈矩之道”。他说：“中国哲学的内容有三大通性，第一就是孔子所谓的‘吾道一以贯之’，将整个宇宙人生形成一贯的总体。”[1](P.33)

就道家来讲，“旁通统贯论”从“自然”的角度去讲，基本理路是“了解宇宙里面最高的秘密与真相，乃至于最高的价值”，从而把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把宇宙论放在最后阶段才讲，从理想转变为切近现实，便是道家的一贯之道。”[1](P.34)

就佛家来讲，“旁通统贯论”亦从“人事”出发，致力于消除各种执着和偏见，修炼出“内在的精神之光”，然后“投射到宇宙上面”，使精神和宇宙“最高真相”化为一体，从而将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他说：“三种差别的世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最后又联结形成一体，以最完满的智慧将三者贯穿起来，这就是佛学的一贯之道。”[1](P.35)

其二，“道论”即“殊异之道论”，指中国哲学为对宇宙“根本之道”探究的形上学。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把宇宙理解为“旁通统贯”的整体，然后以“一以贯之”的形式探究其内容，其中对于“根本之道”的探究便为“道论”。

总的看，代表中国哲学最高成就者虽有四家，但这四家都追求宇宙人生的根本，都非常关注“道”的探究和阐发。或者说，无论是主张“道德精神”的儒家，还是主张“艺术精神”的道家，或者主张“超越精神”的佛家，其在成就理论系统时都非常重视形上学，而这形上学便为“道”的智慧。因此，“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个基本范畴。

不过，不同哲学派别之“道论”的内容却有所不同。他说：“‘道’之一辞，虽为诸家通用，堪称共名，然于各系统之中，意指不一。”[4](P.26)因此，方东美又将“道论”称之为“殊异之道论”，以表明儒、道、佛三家“道论”内容的区别。他说：“殊异之道论——‘道’之一辞，意蕴丰富，涵义各殊。”[4](P.7)具体来讲，

儒家的“道论”，将“一以贯之之道”分析为三，讲“天道”“地道”“人道”，即所谓“三才之道”。所谓“天道”，指《周易》“乾元”所象征的宇宙“大生之德”，即原始的创造力；所谓“地道”，指《周易》“坤元”所象征的宇宙“广生之德”，即孕育万物的能力；所谓“人道”，指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并“厥尽其参赞化育之天职”[4](P.26)。

道家的“道论”虽然也承认人类社会的价值，但否认人类社会的价值为最高价值。因此，它要在人类社会价值之上再向上追求。由此来讲，“道家所讲的道，是超脱解救之道”[2](P.44)。就此来讲，如果说儒家哲学讲本体论，那么道家哲学则讲“超本体论”。方东美说：“天地之最初秘密并非透过本体论肯定其有，而是透过超本体论看出其隐藏一切表相之后的最后真相，这就是道家之道。”[1](P.30)

佛家的“道论”分为“束缚道”和“解脱道”两种。所谓“束缚道”，指小乘佛学的“道论”；它认为，人生无非是“痛苦”“愚昧”“毁灭”“死亡”的“苦海”，人们今生今世必然束缚在轮回之中，脱离“苦海”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来生”。所谓“解脱道”亦即“菩提道”，指大乘佛学的“道论”；它认为，人在生活中之所以感受痛苦和困惑，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缺少“智慧”，而大乘佛学可教人以“智慧”，从而使人摆脱痛苦和困惑。[2](P.49-51)

其三，“人格超升论”，指个人品格发展均可层层上跻，以臻于种种崇高之理想境界。

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的“旁通统贯论”和“道论”，最终均以“人格超升论”为目的。

他说：“各种不同的道论，都是要把世界提升到理想的存在平面。人生要配合这个理想的世界，要从人类现实的智能才性培养出来美的人格、善的人格、真诚的人格，这样产生‘理想化与圆满无缺的人格’(Idealized personality, integrity of human personality)。”[2](P.64)

依着方东美的理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在看待“个人”时有不同的着眼点。具体来讲，

西方哲学存在两种极端倾向：

一种是贬低人性。例如，基督教哲学认为“人性悉有原罪”，故而导致人的“自我贬抑，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毁灭”。

另一种是抬高人性。例如，近代西方哲学认为“个人为自然演进之颠峰”，故而导致人的“自我崇高，自我赞美”，乃至“狂妄自负”。[4](P.27-28)

中国哲学则与之不同，它区别人性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并致力于将人性从“实然状态”提升到“应然状态”。

方东美说：“其论个人，恒兼顾其可观察之现实性(实然)与理想化之可能性(应然)两方面着眼。由现实至可能，其间原有一种极细密之自我实现历程，一种极艰苦之自我修为功夫，以及全幅自我实现之道。”[4](P.28)正是因此，中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人格超升论”。

他说：“了解中国哲学一定要透视那一个哲学系统后面所隐藏的精神人格，把它呼之欲出！就一个人格的精神来看学说的内容，这是中国哲学思想上面的一个特点。”[2](P.67)

的确，儒家、道家、佛家都主张“人格超升论”。方东美说：“中国四大思想传统：儒家、道家、佛学、新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就是哲学的智慧是从伟大精神人格中流露出来的。”[1](P.39)

不过，这几大精神传统的具体理想和路径却不相同。具体来讲，

就理想化人格来看，在儒家是“圣人”，在道家是“至人”，在佛家是“觉者”。

方东美说：“儒家谓之高明峻极之人格典型或圣贤；道家谓之神人或至人；佛家则谓之觉者，而上参佛性。”[4](P.28)就实现路径来看，

儒家主张着眼于现实人生，以“身体力行”实现“圣人”人格。方东美说：“真正的儒家，他的圣者气象要在身体力行中表现哲学的智慧。因此儒家的生命焦点集中于现在世界的阶段！他的圣者气象属于现在的世界这一个阶段。”[2](P.68)

道家主张超越现实人生，凭借“奔放的想象力”实现“至人”人格。他说：“道家不是生活在现在的世界上面，他生活于陶醉过去的梦境中——‘黄金时代’，再把他的梦呓以诗人的幻想投射到未来可能的境界里面去！”[2](P.69)

佛家强调现实人生的负面，主张从事“反轮回”，在精神上求解脱，实现“觉者”人格。他说：“佛家的宗教开了一条路，把过去、现在的世界都当成一个现实的世界。然后，对于已有的世界不满足，要把这个世界投至未来的结就，……然后在‘未来的命运’(Future destiny)上面看人类怎么样子解放，佛家是代表一个先觉的精神。”[2](P.69)

三、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自清代以后走入低潮，以致于走入“死亡”的境地。不过，方东美所谓的“死亡”，并非指其真的已走入历史，而仅是指表面的“死亡”；它一旦受到“新刺激”,还会再复兴甚至出现新高潮。

他说：“清代哲学表面上看来是死了，其实它是受到新刺激，在一两百年来，会再有新的高潮，决非肤浅的西化论者所能预料。外在的刺激使内在的创造冲动再生，所以中国一定会再有高度的哲学智慧。”[1](P.8)

方东美的意思是，依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看，中国哲学在经历了低潮后，一定会再有“新高潮”出现。他说：“今天人类在精神的各方面无一不堕落，哲学上也尽是些肤浅的知识，面对这种时代精神，实在令人垂头丧气；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重新开辟精神上的光明境界，透过哲学智慧重新创造一新的世界，形成统一的科学思想系统、统一的宇宙构造理论、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终至道德、艺术、宗教领域之次第完成。……老子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就是这个意思。”[1](P.39)

因此，现代哲人应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为中国哲学的复兴描绘“蓝图”。他说：“现在面临着整个世界哲学的衰退、中国哲学的死亡，内心实在应从困惑、痛苦、惭愧里面赶紧觉醒过来，实在需要先在精神上重新振作，决心要为将来的中国、将来的世界创建一种新的哲学。假使哲学的命脉在我们的精神里面没有死亡，我们应当要担负起一种责任，为未来的世界，在这个哲学上面要打一个蓝图，仿佛建筑师一样，要建筑一个新哲学的体系！而这个新哲学的体系要有计画的建筑起来，要根据蓝图。”[1](P.8-9)

对于复兴中国哲学，方东美有充分的自觉，并为复兴中国哲学描绘“蓝图”。

在他看来，复兴中国哲学的途径分为“自救”和“他助”两种。他说：“矫正诸失，约分两途。一者自救，二者他助。”[3](P.21)

所谓“自救”，是指充分认识自身不足，并利用自有资源“矫正”，将其恢复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精神高度。

所谓“他助”，是指吸取西方哲学之长处，以弥补中国哲学之不足，从而促进中国哲学复兴。

不过，在二者当中，方东美更重视“自救”。他说：“中华文化本身有高潮也有衰退的时候，在今日这文化衰退的时代，应当把衰退时候的一切现象认清，再拿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为根据，如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大小乘佛学，尤其是大乘佛学，再往下一直到宋明理学，……根据这些高尚的精神成就，来表达我们高贵的人性，更一心一意向上追求，……如此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有希望。”[2](P.188)

他的意思是，要复兴中国哲学，需要“自我还原”以找到“立脚点”，然后依“活泼泼”的创造精神吸取西方哲学精华，进而实现中国哲学的复兴。

他说：“我们承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应当在这种优美的精神传统中，先自己立定脚跟，再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然后培养成内在的智慧，虚心反省自己的优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1](P.4)

就此来讲，若从整个中国哲学史衡量，现代中国哲学可谓“吸收摄纳期”。他说：“倘……再更进一步，……无疑显指针对西方思想模式之吸收摄纳期。今日学界之中，凡观察敏锐之士，皆不难处处嗅到此种气息焉。”[4](P.24)

在方东美，“自救”的根本方法乃复兴“人格超升论”。

他的意思是，借助道家空灵超拔的精神，把现代人失落的生命精神一步步提升，直至最崇高的价值理想境界，然后再将最崇高境界的生命精神一步步向回落实于生命的各个层次。

他说：“学哲学的人如果只认识此世之丑陋、荒谬、罪恶、黑暗，就根本没有智慧可言。应该由高空以自由精神回光返照此世，把它美化；在高空以自由精神纵横驰骋，回顾世界人间，才能产生种种哲学和智慧。”[1](P.9)

质言之，“生命”“大化流行”的过程应是“双回向”的：既层层“向上超越”，亦步步“向下流布”。也就是说，以物质世界为生活基础，去发扬生命精神、从事生命活动，以达到理想境界；在达到理想境界之后，生命精神并不能停滞无为，而应该“向下流布”，“反向”地关注生命层次，由上到下逐步“点化”现实生命。

具体来讲，方东美区分了“生命”的两个“界域”：“形下的自然界域”和“形上的超自然界域”。

所谓“形下的自然界域”，包括三种人生境界：

第一，“物质境界”，指凭借自己的生命能力来肯定、驾驭、“开辟”物质世界，并由此安排自己“躯壳”健康存在的境界。

第二，“生命境界”，指在行动上表现出某种创造性的境界。

第三，“心灵境界”，指以知识为基础、以理性作指导、把生命安排在“真理世界”的境界。

概括地讲，这三层境界所对应的人统称为“自然人”；“自然人”可以“开辟”出一个自然世界，但并不能构成意义或价值世界。因此，“生命”并不能停留于此，还需要向上提升。

所谓“形上的超自然界域”，也包括三种人生境界：

第一，“艺术境界”，指依着生命冲动和幻想创造和运用语言、符号美化自然世界所得的境界。

第二，“道德境界”，指以道德作为生命本质和生命价值所达到的境界。

第三，“宗教境界”，指精神提升到尽善尽美程度所达及的境界，它可以包容、统摄、左右、支配全世界。

概括地讲，上述三种境界所对应的人统称为“形上人”；“形上人”立足于自然世界而又超越自然世界，表现出高度的艺术好尚、哲学智慧和宗教精神，从而创造尽善尽美的“神圣世界”。在方东美，这六种人生境界是分层次、逐层提升的，故而为人之不断努力超升的阶梯。[2](P.11-21)

如前所述，生命精神在达到最高境界之后，还应“向下流布”，“贯注”到所有生命层次，“点化”现实生命。依着他的理解，生命精神一旦到达“神圣境界”，就会有无穷的力量“发泄”出来，使之“循下回向路径”再把它贯注到所有人性层次。

他说：“它有无穷的力量发泄出来，可以以这个路径向这一方面贯注到一切人性上面，就是道德的人格、艺术的人格、宗教的人格，一直到自然人的一切的知识活动，行动的人一切的动作里面。它的精神无所不赅，无所不贯注。”[2](P.23)

他还说：“他的精神像一个大水闸，把它一开了之后，它贯注流遍一切境界、一切领域，一直到达物质世界的低层，这样子的力量都是从上而来。”[2](P.27)

在方东美，“生命”的层层“向上超越”，既是“提升”，也是“创造”；同样，生命的层层“向下流布”，亦既是“提升”，又是“创造”。

他说：“自然人宗教化、精神化之后，在他的一切活动中，假使他有行动，他不仅仅是拿行动人的资格，他是拿神圣行动人的资格；他不仅仅创作，而他创作的目的是要提升整个世界的价值；他不仅仅有知识，而他这个知识的限制可以补救，把有缺陷的知识变成完美的知识。”[2](P.23-24)

这里，方东美强调“生命”依“双回向”路径“创造”，不仅把“形下的自然界域”与“形上的超自然界域”统一起来，而且因为凸显生命的“创造”，亦实现了其理论体系的周延、圆满。他说：“我之所以画这两条线是借用佛学上面所谓‘上回向’这双轨的路径，说明宇宙精神体同自然界的亲密关系。”[2](P.23)

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哲学自清代以后走入低潮，方东美致力于复兴中国哲学。

为此，他不仅考察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阶段，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且提出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即以复兴“人格超升论”为根本方法的思路。质言之，方东美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是，通过提升人的生命精神，不仅克服人类的意义危机，而且也实现中国哲学的复兴。

关于这个思路对于复兴中国哲学的意义，方东美本人坚信不移。他说：“要是能够把这么一个蓝图体会到并树立起来建筑一个立体的宇宙，在这个立体的宇宙里面成就一个最高的神圣的人类生命价值在上面，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人类的精神。我想，……假使这么一个精神进到‘牛津大学’……牛津大学里面的哲学精神一定复兴起来。在中国这一方面，假使这么一个精神能够建立起来，作为我们生活的途径、生活的标准、生活的理想同现实的榜样，那么，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所建立的最高哲学智慧，可以复兴于今日。”[2](P.27)

关于复兴中国哲学，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也提出了诸多“蓝图”。在这众多“蓝图”当中，方东美以“人格超升论”来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颇有价值，甚至可称为根本之举，因为无论是何种哲学，它均由人而创造，亦均为人而存在。

参考文献：

[1]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2]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方东美.哲学三慧[M].台北：新中国出版社,1968.
[4]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M].孙智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