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奎良丨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诉求
一、经济决定论的骚动
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振兴，德国思想界中的唯物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曲解和干扰。巴尔特是哲学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恩格斯称他为“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他曾著有《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该书肆意歪曲、攻击马克思学说，其惯用手法是曲解马克思的根本观点和立场，把他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然后进行批判;所以恩格斯说他“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同上，第704页)。巴尔特攻击马克思的矛头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观特别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把马克思描绘成只注重经济的决定地位而忽视政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单面人。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工于心计，一时俘获了许多青年，特别是他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的叫卖，在许多刚入党的青年党员中找到了市场。
恩格斯在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同上，第695页)这些人理论基础薄弱，不懂辩证法，听信巴尔特的歪曲宣传，以为唯物史观就是主张经济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单向决定作用，根本不了解其相互作用的机理，把政治和上层建筑说成是无关紧要的东西。然而“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眷“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同上)恩格斯挪榆道:“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J恩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同上)“这些老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既浅薄又低能，同时又十分狂妄和嚣张。他们与“在柏林的新党员”和以保.恩斯特为首的党内“青年派”坑靡一气，极力想以当时颇为流行的经济决定论为基础构筑新的理论体系，并抓住唯物主义充当建构体系的垫脚石。如恩格斯所说‘对德国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己经解决了。”(同上，第691 - 692页)把“唯物主义”这个标签贴到经济上去，就出现了经济唯物主义;贴到历史上去，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内核也就是经济唯物主义，即经济决定论，同时又伴之以对政治和上层建筑作用的轻视和贬低。当时这股思潮流传很广，影响极大，就连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也抵挡不住，他也写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实际上也是经济决定论的翻版。就样，在经济决定论的骚动中，“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套语，以对政治的拒斥为特征，最先在德国青年中流行开来。
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才第一次正式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批评说:“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不理解“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2页)，这些人醉心于构造体系，而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收集材料和研究工作‘他们只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同上)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适应当时构造体系的需要才出现的，而这又与以下两个事实直接相关:其一，是与德国作为一个理论民族相连带的构造体系之风。恩格斯早在饭杜林论》中就痛斥“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4页)时过十多年这股构造体系之风并未煞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被他们当作标签来构造体系时所使用的一个套语。其二，是逃避艰苦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用唯物主义套语来掩饰自己知识的贫乏和不作进一步研究的借口。他们是思想‘懒汉，只满足于第二手资料，从不对芜杂的历史事实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造成了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和一知半解。恩格斯批判说:斯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5页)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对立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只认同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因素，并把这种因素的作用绝对化、直线化、自动化，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对政治上层建筑能动作用的贬低。所以，我们从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看不出他对这种重新建构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有任何好感，而总是把它与“套语”、“标签”联系在一起，其中不乏批评之意。
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澄清和确立
恩格斯对青年中流行的这种浅薄的历史唯物主义感到很为难:既需要旗帜鲜明地与之划清界限，予以批评和揭露;又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那样会失去青年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欧洲流行的说法是，上帝也会原谅青年们的过失，马克思对巴尔特之流对他的批评也较为宽容和大度。恩格斯在信中曾描述过马克思的无奈:“‘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总是这样感叹的。”(同上，第710页)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经济唯物主义思潮针锋相对，大加挞伐，是鉴于它所独具的特殊性质。秉持这种思潮的都是一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理论造诣不深，思想绝对化，很容易受到巴尔特的蛊惑，走到经济决定论的歧路上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的分歧属于内部矛盾，主要是理论和认识问题，可以通过正面的批评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在马克思故去之后，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
在恩格斯看来，新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错不在于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它被当做套语，用来拒绝艰苦的研究工作，掩盖自己的知识贫乏。单就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来说，它与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早己现成存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没有原则的区别，都是表达对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理解。它们的共性是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对历史和政治的决定作用。但是现在刚刚冒头的历史唯物主义把这种决定作用绝对化了，否认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唯物史观的扭曲。因此，只要恢复了政治上层建筑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未尝不可以保留和使用。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青年中比较流行，留住这个概念，给它注入政治上层建筑元素，将更有利于争取巴尔特影响下的广大青年，使他们真正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正是有此一虑，我们才看到，在致康.施米特的信发出一个半个月之后，即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不仅接受了此前颇多微词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而且认为自己从前的某些著作就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本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为详尽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 - 698页)所谓“详尽的阐述”就表现在，既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又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应有的肯定。无论是《反杜林论》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阐述，还是《费尔巴哈论》对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及其与国家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说明，都凸显了政治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事实表明，恩格斯以实际行动兑现了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他接受和确认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批判经济决定论和强调政治上层建筑作用的过程。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无误地点明主题，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结果，……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同上，第695 - 6%页)
1892年4月20日恩格斯在锹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导言中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再次提升。在这里他不仅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宣布:‘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98页)，这就将历史唯物主义空前地合法化，达到了捍卫的程度。同年恩格斯把锹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一、二期上，并采用“论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标题。自此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就正式地登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殿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恩格斯要加以捍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他说‘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同上，第704 - 705页)这是恩格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回答，这个回答与恩格斯在((l泛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最为详尽的阐述综汇在一起，就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对社会划分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充分重视。如果说，唯物史观揭示了经济矛盾是一切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的终极原因，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这一结论的同时又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看作是经济矛盾的政治体现。阶级斗争在最直接和现实的层面上反映了经济冲突，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才能实现。同时，恩格斯又认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必然地具有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表现为罢工、议会斗争和武装起义等。超越经济视野，把阶级斗争提高到政治革命高度，是无产阶级充分觉醒和成为自为阶级的重要标志。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比唯物史观更强调树立政治意识，它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和全局利益出发来理解现实斗争和一切重大事件，因此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
恩格斯这个认识一直贯彻于8封信的始终，一有机会他就反复予以说明和澄清。他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4 - 705页)在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他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重电‘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同上，第732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之前，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唯一表述。遍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全部解说可以看出，在他们的视野中，唯物史观的重点与核心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以一定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社会历史和政治事件，是以经济为基础来演绎历史的发展进程;基本上强调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展开过程。所以，唯物史观针对的是唯心史观，强调的是经济必然J险;而历史唯物主义针对的是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它在经济与政治的互动的前提下，强调政治的重要性。经济唯物主义的泛滥是当时德国思想理论界的一段插曲，它虽然没有成大气候，但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传播和发展，恩格斯说:“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同上，第698页)
但是，恩格斯在批评经济决定论的同时，也看到了唯物史观在宣传和表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倾向和问题，特别是还从主观方面承担了责任。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不无憾意地解释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同上)他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又说:“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同上，第726页)
恩格斯在这两封信中所作的自我批评发出的明确信号，是恢复唯物史观的全面性。恩格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达中，不只肯定经济的决定作用，同时还在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的前提下，高度重视政治、思想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就是恩格斯所要阐明和捍卫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在唯物史观产生近半个世纪之后应运而生，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三、正确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
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初创立时起，就具有鲜明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但它也有自己特殊的针对性，尤其指向以“神本”和“思本”为主导的英雄史观和唯心史观。唯物史观中的“物”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会历史之物，即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经济关系。把经济关系作为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而与唯心史观相对立，就凸显了唯物史观的伟大创新。但是经济关系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自动的、唯一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既为经济关系所制约和支配，又反过来对经济基础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忽视政治思想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就否定了唯物史观的辩证实质，而只能陷入形而上学史观的泥潭。由此可见，正确理解唯物史观不仅要强调它与唯心史观的对立，还要重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辩证统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过程启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课题和庄严使命。
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是人类生存的两大基本领域，它们密切关联，须臾不可分离。唯物史观的开创性贡献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的基础地位，是对人类纷繁复杂的历史演进的科学阐释。
历史经验表明，从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算起，中间经过列宁反对俄国经济派的斗争，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当今的改革开放，在这一百多年间，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难题。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走极端、摔跟头，不是因为理论的不健全和不清晰，而是源于思维的惯性:一强调经济就容易忽视政治，一讲起政治就容易忽视经济。这种错误屡反屡犯，屡批屡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铲除。无产阶级政党只能面对现实，认真反思，努力学习，千锤百炼，才能真正成熟，自觉地走出经济与政治顾此失彼的怪圈。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