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

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创立了启蒙辩证法原则，而有了这个原则，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就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他把时代历史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同时把永恒与短暂、永恒与现实等联系起来，进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哲学的特征。当然，黑格尔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打破哲学传统。直到黑格尔的后代，才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

1841年，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在《德意志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中写到：

“在它历史发展的早期，黑格尔哲学就已表现出与以往体系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特征。这种哲学，第一次声称哲学只是其时代的思想，也第一个承认自己是自己时代的思想。以往的哲学都是不自觉的、抽象的，只有它才是自觉的，具体的。这样，人们会说，其他的哲学只是思想，而且一直都是思想；而黑格尔哲学，虽然表现为思想，但不会永远都是思想……而是必定要转化为实践。……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是所有哲学中最后的哲学”。

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不断地在阐述现代性话语。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终结了，不管是作为积极的挑战或纯粹的挑衅，这种观点都是属于一种现代性话语。马克思想通过把哲学付诸实现来扬弃哲学。而就在同时，摩西·赫斯（Moses Hess）出版了《最后的哲学家》（Die letzten Philosophen）一书。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则提到了“形而上学的灾难”，他坚持认为，“可以说，哲学已经彻底终结了”。当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并不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扬弃。而维特根斯坦或阿道尔诺对哲学的告别，也并非意味着要把哲学付诸实现。但是，一旦时代精神获得对哲学的支配地位，一旦现代的时间意识打破了哲学的思想形式，那么，上述这些立场也就都揭示出了传统的断裂（卡尔洛维特），因为这种断裂已经发生了。

康德把哲学的“通俗概念”（涉及到的是人人都感兴趣的东西）与作为理性认识系统的“学院概念”区别了开来。而黑格尔第一个把带有时代诊断特征的哲学通俗概念与学院概念融为一体。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以下事实当中意识到哲学的变化：黑格尔死后，学院哲学与通俗哲学又一次分道扬镳了。作为专业的学院哲学，与通俗哲学并肩发展，而后者在制度当中再也没有了明确的地位。从此，学院哲学就不得不全力应付被赶出校门的私人讲师、作家以及个体写作者的竞争，比如费尔巴哈、卢格、马克思、鲍威尔和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rd），甚至还有放弃巴塞尔教授职位的尼采。大学里的学院哲学把明确现代性自我理解的理论使命转让给了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文化人类学。此外，像达尔文（Ch. Darwin）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这样的名字，以及像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的潮流，都充分证明，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在19世纪释放出了世界观的主题，而且，第一次在没有哲学作为中介的情况下，对时代意识施加了影响。

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才有了变化。海德格尔再一次把现代性话语引入真正的哲学思想运动当中，书名《存在与时间》就说明了这一点。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G. Lukacs）、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道尔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借助于马克斯·韦伯，把《资本论》转译成一种物化理论，并重建了经济与哲学之间的联系。哲学沿着科学批判的路径，重新获得了诊断时代的力量，而科学批判的路径从晚期胡塞尔经巴什拉（G. Bachelard）一直贯穿到到福柯（M. Foucault）。可是，这种克服掉了学院概念与世俗概念之间差异的哲学，难道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吗？不管是什么名字——本体论、批判、否定辩证法、解构主义或谱系学——这些笔名都无法遮掩住哲学的传统形式。相反，哲学概念的这些装饰物，只是用来掩盖需要遮蔽的哲学终结。

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及其哲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导致了一种意识结构的形成。今天，我们依然还在坚持这种意识结构。自青年黑格尔派以来，相互征服的胜利姿态就反复出现。因此，我们也乐于无视如下事实：我们依然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同人。黑格尔揭开了现代性的话语。而青年黑格尔派则使现代性话语永久化。也就是说，他们把源于现代性精神自身的“批判”的思想框架从黑格尔理性概念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黑格尔认为，现实就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黑格尔恰恰就是用他的现实性概念把奠定现代性基础的关键环节搁置到了一边：意义深远的短暂瞬间。在这瞬间当中，反复出现的诸多未来问题纠缠到了一起。时代历史的现实性应当是哲学需要的源泉，而老年黑格尔把这一点从本质事件或合理事件的建构中隔离了出去，认为它是纯粹经验的，反映的是一种“劣质无限性”身上的“偶然性”、“瞬间性”、“无意义性”、“短暂性”和“扭曲性”。合理现实性概念克服了突发事件和新兴发展的事实性、偶然性和现实性，而青年黑格尔派（沿着晚期谢林哲学和晚期费希特唯心主义的路线），极力强调存在之于合理现实性的重要意义。费尔巴哈强调的是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感性存在：情感和激情证明了个体肉体的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克尔凯郭尔坚持的是个体的历史存在。此在的本真性在无限旨趣绝对内在和不可剥夺的具体决断当中得到了证明。最后，马克思强调的则是我们日常生活经济基础的物质存在：生产活动和社会化个体的合作，构成了人类自我繁衍的历史进程的中介。因此，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都反对如下错误的和解，即主观自然与客观自然、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知识仅仅在思想领域中达成的和解。他们强调要消除精神的崇高性，因为精神把当下出现的各种矛盾都纳入绝对的自我关系之中，以便消解它们；并把它们转化到记忆中的过去模式当中（这种模式既模糊又透明），进而剥夺了它们所具有的一切重要意义。

但青年黑格尔派同时也坚守了黑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他们从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中盗用了大量可资利用的结构，想把黑格尔的区分有效地运用到激进的历史思想当中。这种思想赋予相对主义因素即历史瞬间以绝对的重要性，而又没有落入历史主义不断激活的怀疑论相对主义。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强烈感情描述了这种新的话语形式。他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投身于历史思想：“他们想置身于历史之中把历史作为取向，这就好比船舶毁坏之后想抓住风暴一样”。 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洛维特的这段形象描述。青年黑格尔派的确很想把面向未来的现在从全知全能的理性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他们希望重构历史维度，为批判打开一个活动空间，以便应对危机。但是，他们要想获得一种行动的指南，就不能为了历史主义而牺牲时代历史，而且还要保持住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独特联系。

学习和荒疏是一个历史过程，既超越主体，又相互交织。由此作为前提，我们就可以揭示出黑格尔左派话语的其他特征：除了激进的历史思想之外，还包括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突出地位以及对历史延续性和断裂性的责任等。

从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各派就一直在争论如何才能明确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他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18世纪用“启蒙”概念所把握的学习过程，与一种影响深远的自我幻觉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还一致认为，狭隘的启蒙的权威主义特征集中反映在自我意识原则和主体性原则之中。这就是说，同自我有着关联的主体性获得了自我意识，但付出的代价是把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体化。由于无论在认知还是在行为中，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主体都必须与客体建立起永久的联系。因此，应当能够确保自我认识和自主性的主体行为变得既模糊不清，又不能独立。自我关系结构中所具有的这种局限性，在意识形成过程中一直都了无痕迹。由此，在反思和解放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出现了自我神圣化和幻想化的趋势，亦即自我绝对化的趋势。

在现代性话语中，反对者提出了指责，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和海德格尔，从巴塔耶、拉康（J. Lacan）到福柯和德里达，这种指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都是针对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他们强调认为，这种理性只是揭示和破坏了一切压迫、剥削、屈尊和异化的表面形式，目的是要在同一个地方建立起无懈可击的合理性统治。主体性被提升为错误的绝对者，由于主体性统治秩序把意识和解放的手段转换成为对象化和控制的工具。因此，在这种十分隐蔽的统治形式中，主体性获得了超常的免疫力。笼罩在实证理性身上的阴暗的铁屋不见了，变成了一座闪闪发光的透明宫殿。所有派别都一致同意：应当打破这个闪光的外观。但是，在克服理性实证主义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策略。

黑格尔左派倾向于实践和革命。他们试图把历史上积累起来并等着释放的理性潜能动员起来，反对曲解理性，反对市民社会的片面合理化。黑格尔右派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坚信国家和宗教可以消除市民社会的动乱，只要引发动乱的革命意识的主体性屈从于对现存合理性的客观认识。绝对的知性合理性集中反映在社会主义的狂热观念当中。针对这些错误的批判者，哲学家们则必须要动用起他们的元批判力量。最后，尼采试图揭开整个历史舞台的帷幕，因为这里上演着的是对革命的希望和对革命的反动。尼采消除了以主体为中心并退化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批判当中所具有的辩证法芒刺，并且完全像青年黑格尔派对待理性升华一样对待理性：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隐蔽的权力意志。

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言，也存在着同样的争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之所以占有要位，是因为现代性与理性有着关联。如同在历史中寻求理性的探寻者，现代性哲学家们也在寻找一些盲点。在这些盲点当中，无意识存在于意识之中，遗忘变成了记忆，倒退伪装成进步，而荒疏被看作是学习。上述三个派别都想揭示启蒙的狭隘性，但他们对知识分子实际上的所作所为的评价却各不相同。批判的批判者认为自己是急先锋，勇于面向未知，并推动启蒙进程不断向前。他们有时是审美现代主义的先驱，有时又是影响大众意识的政治领袖，或者以分散的个体形式出现，轻易就抛出了他们的重要思想，比如，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战后把《启蒙辩证法》交给一家小的流亡出版社，就是这种情况。相反，元批判者认为知识分子都是他者，有导致新的教士统治的危险。知识分子打破了强大制度和纯粹传统的权威，这样也就阻碍了焦虑的现代性不得不与自己进行的交易，也阻碍了合理化社会不得不与国家和宗教的束缚力量进行的交易。如今，新保守主义正在利用“新阶级”理论来反对椐称是敌对文化的颠覆性的拥护者，而这种“新阶级”理论主要来源于我们的话语逻辑，而不是来源于作为证据用来重新区分后工业职业系统的事实。最后，那些把自己列入尼采理性批判传统的人，竟然猛烈抨击知识分子的背叛行为，抨击先锋派凭借历史哲学的良知，打着人类普遍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只是，知识分子自我憎恨的突出因素在此是缺席的。（所以，我认为福柯的敏锐观点不是对对手的一种谴责，而是一种通过自我批判对过分要求的拒绝）。

现代性话语还有第三个特征：由于历史被认为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现在被认为是需要批判的分裂现象的闪现，而未来则被看作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所施加的压力，这样，人们就从存在意义上充分意识到了遭到忽略的决断和干预所带来的危险。一种视角出现了，由此出发，当代人发现自己有必要对作为未来现在的过去的现实状态加以说明。人们觉得有责任把两个相邻的状态关联起来，有责任把历史过程继续下去，而这个过程已经失去了其自发性，并拒绝承诺任何不言自明的连续性。这种非常敏感的紧张关系不仅让行动哲学家坐卧不宁——莫泽斯赫 斯称他们是“运动派”，也让那些追求克制的“顽固派”寝食难安。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面对这个过程，“顽固派”把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干预所具有的论证压力都转移到了革命者和运动者、变革者和活动者身上。当然，他们对待历史连续性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从考茨基到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他们都认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提供了保障。还有科尔施、本雅明和极左分子，他们只能把革命想象成一种断裂，目的是要摆脱反复出现的前历史的野蛮状态，也是要打破所有历史的连续性。这种立场受到了超现实主义时间意识的启发，但反而和无政府主义者有着相似之处，无政府主义者跟随尼采，捍卫迷狂的自主性和被遗忘的存在，捍卫对肉体的反思和局部的抵抗，捍卫饱受折磨的主体本性的本能反抗，坚决反对普遍的权力关系和欺骗关系。

简单地说，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那里接过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历史问题。他们集中关注的是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批判、关于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争论，以及对于如何正确平衡革命与历史连续性的问题等。他们由于在哲学实践化问题上摆明了立场，因此激怒了两个对手。这两个对手都捍卫讨论主题，遵守游戏规则，他们没有为了过去的权威而从现代性话语当中脱身出来。老的保守派回过头来依赖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真理，因而已不在现代性话语范围之内——欧洲古老的一切都失去了价值。灵活派是对顽固派的回应，后者只想保留市民社会的动力。他们把保守倾向转换为新保守主义所赞同的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动员。在尼采和新浪漫派那里，他们遇到了第三种话语伙伴。这个话语伙伴想拆激进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台。他们剥夺了灵活派和顽固派所坚持的理性，以此来消除理性批判中的主体性结构。这样，第三派就战胜了其余两派。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完全远离这种话语，并且认为，19世纪的这种表演方式已经过时。就我们而言，并不缺少相互超越的游戏。这一点，我们从用“后”来翻新的思潮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像当代虚构的人种学那样把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严格而又中立的考察对象，并轻易地跳出现代性的话语。因此，为了揭示上述三个派别的内在困境，我选择了一条比较常见的路径，从一个参与者的日常视角出发，勾勒出论证过程的轮廓。这条路径不会导致我们脱离现代性话语，但或许会让其主题得到更好的理解。当然，这样做，有些问题也就不得不简单化。我想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着手，追溯一下反思概念如何转变成了生产概念；并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考察“劳动”概念如何取代了“自我意识”，从而陷入了困境。黑格尔右派的元批判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认为，现代社会所达到的系统分化水平是不容逆转的。由此形成了一种新保守主义，不过，当它去解释如何衡量和稳定现代化过程的负面效果和动荡局面时，它在论证上却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