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丨“义利”问题的演变

张岱年哲学基础

作者简介：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当代重要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务。有《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重要著作。

孔子区别了义与利，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他所谓义指行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他所谓利指个人的私利。他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这所谓利显然是指私利而言。但是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利，曾经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政治主张(《论语·尧曰》)，他所强调的是“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他所反对的是见利忘义。“民之所利”是应该重视的；在个人利益与道德原则发生矛盾之时应该服从道德原则。

孟子继承孔子，更强调义与利的对立。孟子回答梁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说：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就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梁惠王上》)

这是认为，从利来讲，国君之利与大夫之利、士庶人之利，是彼此相互矛盾的。上下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发生篡弑，这是非常危险的。孟子所谓利也是指私利而言。

荀子亦反对后义而先利，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又说：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

荀子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考虑个人的利益，然而应该使关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服从道德原则的指导。

与儒家相反，墨家认为义与利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墨经上》云：“义，利也。”《经说上》云：“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义即是利。墨家所谓利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私利。墨子不考虑个人的私利，他反对“子亏父而自利”，“臣亏君而自利”，“父亏子而自利”，“君亏臣以自利”(《墨子·兼爱上》)宣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墨家把道德原则与天下之利统一起来。儒墨都反对私利，这是一致的。儒墨的区别在于，墨家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公利，儒家则认为道德原则不仅是公利，而是高于公利的。

道家对义与利的态度又与儒墨两家不同，既不看重利，也不推崇义，以为所谓“圣人”、“至人”一方面“忘年忘义”(《庄子·齐物论》),一方面也“不就利、不违害”(《庄子·齐物论》)，而超脱了关于义利的考虑。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想。

汉代董仲舒提出关于义利问题的两句名言，关于这两句名言，《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与《春秋繁露》所载不尽相同。《春秋繁露》的《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云：“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则说是对江都王问，其辞为：“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两个记载中，“不谋其利”一句是相同的。这所谓利，指私利而言。董仲舒区分了公利与私利，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赞扬“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他所反对的是个人的私利。经过《汉书》的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语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李觏提出了对于孟子“何必曰利”的异议，李觏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直讲集·原文》)他肯定了利的重要。

程颢强调“义利”之辨，他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以为义利即是公私之别。他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二程认为义利是不相容的。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大全集·与延平李先生书》)陆九渊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陆九渊集·语录下》)二程、朱、陆都严格区分了义与利。

叶适不同意所谓义利之辨，他批评董仲舒的言论说：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二十三)

叶适指出，道义是不能脱离功利的，为人谋利便是道义。

颜元肯定义利的统一，他说：

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这不谋不计两不宇，便是老无释空之根。……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言行录》卷下)

颜元对于董仲舒两句提出修改意见，他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他把道义与功利相互结合起来。

以上是历代思想家关于义利问题争论的大略。其中含有许多复杂的问题。

——摘自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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