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对故人思故国——读梁漱溟、唐君毅两先生五封往来书信

梁漱溟（1893—1988）和唐君毅（1909—1978）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峰林中两座令人瞩目的学术高峰。相较而言，尽管有学者将梁先生称为“最后的儒家”，但其终生以佛教徒自命，并不认为自己是儒学专家，因而其究否属于现代儒家谱系中人容存争议。唐先生虽比梁先生年轻十余岁，但作为昔日海外新儒家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早为学林公认；或许存在分歧者，乃在于应将其归属于第几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因为对于“新儒家”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势必涉及何者能够入列、何者不能入列，乃至某位学者应该归属于哪一代际的“新儒家”群体。本文无意在复杂扑朔的新儒家概念问题上纠缠，所欲探讨者乃是梁、唐两先生之间的书信交往，及其反映出来的思想旨趣和时代心理。

如众周知，梁、唐两位先生的关系较为密切。按照梁先生说法，上世纪20年代，其与唐先生之父迪风公（1886—1931）相识于南京欧阳竟无先生主办的支那内学院，得知其子君毅正在北京求学，随受嘱托给予关照，就此结识。但梁先生长期为国事南北奔走，与唐先生对坐把晤机会较为有限，多半通过书信文字保持联系。中共建政后，梁先生自四川迁居北京，唐先生则羁旅海外三十年，迄至唐先生去世（1978年），二人不曾再见。即便如此，梁、唐两位先生间具有深厚学术私谊，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梁先生一方面看，他始则对学生时代的唐先生垂爱有加，继则对唐先生所发表的多种著述文字表示赞赏，“衷心叹服”。甚至会将唐先生著述中的一些精彩文字，单独摘出，抄录于读书手册。自唐先生一方面言，其在学术思想上长期受到梁先生之引领感召，视梁先生为“平生最信服之师友”，并能自出机杼，蔚然成家，对于昔日前辈之厚爱更是永志弗忘。乃至其在临终前一日，对梁先生的“古道热肠”仍念念不忘——在北大求学时，梁先生曾作公开收费演讲，唐先生前两次购票到场聆听，但见左派对梁先生攻击甚力，遂不复前往。梁先生见唐先生缺席，则误以为无钱购票，乃以五元大洋相赠。当然，此类事迹或非绝无仅有，但足以说明：在梁先生心目中，唐先生自有其重要位置，绝非泛泛之交；在唐先生眼里，梁先生亦非平常父执之辈，更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导师。遗憾的是，至今专门研究梁、唐两位先生学术交谊的文章几不可觅。再者，即便我们可以逆知梁、唐两位先生之间的往来书信不在少数，但现存之书信材料比较罕见，自然也限制了相关研究之进行。2016年8月，九州出版社推出《唐君毅全集》共39册，收录唐君毅先生各类著述，以及大量图录文献。其中《书简》一册，收录唐先生致梁先生书信仅有一封，且无梁先生致唐先生的任何信件。及至2017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下两卷，集梁先生数十年往来书信之大成，内中收录梁先生致唐先生书信两封、唐先生致梁先生书信三封，虽然数量内容远逾前者，但亦不过五封而已。经过粗略比对：（1）《唐君毅全集》所收录1952年1月14日唐先生致梁先生书信，复见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并且基本可以确定，前者系信件底稿，后者为梁先生正式收到之件。（2）现存梁先生与唐先生之间五封往来书信，皆生成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迄至上世纪70年代。虽然现存这五封信件，相较于梁先生与唐先生实际往来之全部信件，或许不过其冰山一角，但遭逢政权变革、社会运动，有幸得以保存下来，故亦具有特殊史料价值，值得仔细研读。

下面，谨按时间顺序将五封信件逐一迻录，分析考辨其历史信息，并作简单评述，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唐君毅复梁漱溟（1950年11月25日）

漱溟先生道席：

赐示及嘱转玉川先生信拜悉。玉川想即嘉仪，当即转寄至日。《中国文化要义》此间流传不多，但有心之士，皆争传阅。先生之闳识孤怀，人皆能不以世俗之政治眼光相看，且此等特和气平心流露行间，人读之，当更易通彼我之情。赐书言对中共成功之处新有所悟。以毅推知，中共之成功，盖在其为中国人之故。由齐而变至鲁，并能识取数十年社会浮层之下之民间之力量与农民朴厚精神之故。唯此并未被自觉的肯定，而归功于外，并自觉求促进此外来之思想，则将伤其成功之所据。自觉者与不自觉者不相容，自觉者终为主，其可奈何。毅以是仍念学术文化之先有所立之重要也。西方人无不好杀，而北方之强为甚。世界局面，盖如转危石，不能自止，中国人搅在此中，实大可悲。国脉民命，能保全一分，即大功德。先生能书所言否？当世无人能言矣。毅在此亦时有所思，感怀亦不少，亦妄多所写作，惜不能尽理与情，而不免动乎气，唯初亦出于不忍。当另邮亲上一二，乞教正。家母前在锡，与大妹至中同住。因幼妹夫亦在港，故最近幼妹径迎来港同住，日昨抵此，精神身体均较前为好。承垂念，至感。不尽一一。伏维一切为道珍重。敬请

撰安！
晚唐君毅拜上
十一月廿五日
艮庸先生晤面代候。
家母嘱笔候安。

《中国文化要义》拟询有无无政治色彩之出版家为翻印。现只有台湾之正中及此间之王云五办之华国出版社能印书，但皆不免被人歧视耳。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一共收录唐先生致梁先生三封信件，整理者将这封复信列为第二。然该信末尾仅署“十一月廿五日”，并没有标明年份，整理者推测其作于上世纪60年代（“196？年”）。其实，该信写作年份不难推断，因为唐先生在信中早已提供了重要信息。其在信中谈道：“家母前在锡，与大妹至中同住。因幼妹夫亦在港，故最近幼妹径迎来港同住”。遍查唐先生日记，可知1949年后唐先生母亲陈卓仙女士一度赴港居住，后因不习惯在港生活，乃转回内地，长住广州，直至去世。1950年7月9日，唐先生日记：“六妹拟往接母亲过来，以时局不定暂缓”；10月27日，“廷光往看六妹，知六妹已去内地接母亲”；11月15日，“夜母亲与六妹、安儿抵港”；11月16日，“至母亲处”；11月17日，“与二妹一电，告母、妹平安抵港”。因唐先生在兄妹排行中居长，故“二妹”即是“大妹”唐至中，当时正居住在江苏无锡；“幼妹”即最小的妹妹，排行第六，故称“六妹”，即唐继渊。两相对照，除若干日期稍有出入外，日记与书信所记唐先生母亲来港过程大致相符。由此推知，此信应作于1950年11月25日，并非1960年代中某一年的“11月25日”。

其次，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所收信件中亦可发现若干反证，有助于我们确定本信的写作年份。即如1951年12月31日，梁先生在致唐先生信中询问：“张嘉仪玉川近通讯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1952年1月14日，唐先生复梁先生信该书整理者将此信时间误标为1951年，稍后再作辩证。中回说：“玉川兄仍在日”，表明其很肯定“玉川兄”仍在日本；当然，他也肯定知道“玉川兄”为何许人也。然在本信起首处，唐先生则言“赐示及嘱转玉川先生信拜悉。玉川想即嘉仪”。其中，“玉川想即嘉仪”六字，明显带有猜测语气。可见，唐先生当时并不十分肯定“玉川”与“嘉仪”是同一个人，因而需要梁先生进行确认。然则，此种猜测语气与前面的肯定之辞（“玉川兄仍在日”），在逻辑上明显存在矛盾：如果前信中已经很肯定地知道“玉川兄”的身份，后信又何必表示猜测，再行确认呢？所以，真实的情况只能是：本信在时间上应该比梁先生给唐先生写信的日期——即1951年12月31日更早，不可能作于其后。

另外，此中所谓“玉川兄”或“张嘉仪玉川”，实为作家胡兰成（1906—1981）的化名。胡早年颇负文名，抗战时委身汪伪政府，任文宣工作。抗战胜利后，为逃脱罪惩，始则化名张嘉仪，继改张玉川，避匿浙沪等地，教书谋生。大约于1947年初，胡兰成开始与梁漱溟先生通信。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下卷中，共收录1947—1951年张玉川（胡兰成）致梁漱溟先生信件九封，然据梁先生1976年8月所作批注，胡兰成与其通讯虽多，实“未得见一面”。梁先生长子培宽先生亦言，来信者“均署名张玉川或张嘉仪”，“故著者始终不知此人真名为胡兰成，对其生平行事更一无所知”。

1950年4月，胡兰成（张玉川）辗转赴港，冒用梁门弟子之名，在港结识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后在徐复观先生帮助下，偷渡日本。胡抵达东京后，曾于1950年10月3日写信给梁先生，报告行止，仍署名“玉川”。在该信中，胡除了继续谎称南下香港，是为了迎接眷属（“南来接眷”）外，特别谈及：“在香港时，得一新相知唐君毅”，并曾与之讨论梁先生1949年出版的新作《中国文化要义》，“欢喜赞叹”。在该信之末，胡更表示：当时中日尚未通邮，信件须由香港转寄，故留下唐君毅先生地址（香港九龙桂林街65号三楼），以便转接梁先生来信。参阅《梁漱溟日记》，可知梁先生大抵于同年11月初收到该信，并很快写信给唐君毅先生，内中谈及“张嘉仪”及其新近与唐结识情况，并附上寄往东京的信件。故而，唐先生在1950年11月25日复梁先生信中，一则表示已经收到“嘱转玉川先生”之信，二则因为胡兰成不断改换名目，唐先生特向梁先生确认：“张玉川”是否就是“张嘉仪”，即胡兰成。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或其他方面考虑，唐先生在信中并未向梁先生直接指出——张玉川（或张嘉仪）其实就是昔日的汉奸胡兰成。在此后二人通信中，唐先生似乎也未再提起过，以致梁先生自始至终，不知张玉川（或张嘉仪）的本来面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回信中，唐先生同时谈道：“《中国文化要义》此间流传不多，但有心之士皆争传阅。”这两句简短文字，颇可佐证1950年10月3日胡兰成致梁漱溟先生信所言，在港曾与唐君毅等人讨论《中国文化要义》的情形。因而更可确定：本信——即《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唐先生致梁先生第二封信，实际应该作于1950年11月25日，并非1960年代中某一年的11月25日。

在唐先生致梁先生的这封复信中，除寒暄问候外，唐先生所谈论者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谈到梁先生1949年10月出版的新书——《中国文化要义》。根据梁先生自序，这本书是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写作的第四本书，大约自1942春开始动笔，数易其稿，至1949年6月方告完成，初版于四川成都，后重印于上海。然据唐先生信中所述，该书当时（1950年）在港“流传不多，但有心之士，皆争传阅”。唐先生对《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十分重视，亦曾仔细阅读。如唐先生1950年8月8日日记，“阅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次日，“仍阅中国文化要义。”在唐先生看来，梁先生具有“闳识孤怀”，受世人敬重，在该书中有一种“和气平心流露行间”，所以很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不仅如此，唐先生计划在海外找一家没有“政治色彩”的出版社将之翻印，并谈到可能的两家出版社：一个是当时已经迁到台湾的正中书局，另一个是王云五当时在香港开办的华国出版社。另据唐先生日记，1961年9月27日，他专门写信给正中书局的总经理刘季洪，商量梁先生该书之出版；同年12月28日，为梁漱溟先生印书事，再一次写信给刘季洪，进行商讨。正是在唐先生的推动下，1963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其后，分别在1970、1975、1977、1983年，正中书局又曾多次翻印此书，发行量巨大。大约与此同时，1963年9月香港的集成图书公司，也出版了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虽然在唐先生日记中，并未发现唐先生与该图书公司联系出版梁先生著作的直接文字记录，但唐先生与这家出版社的关系十分密切，却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可以说，梁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之所以远播海外，未尝不包含唐先生一份功劳。其二，因为梁先生此前来信中曾言“对中共之成功新有所悟”，故而唐先生在回信中也谈了他的几点看法。其中，他特别强调中共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其为中国人”，是民族自觉运动的结果。中国政治虽然可能有“由齐变鲁”的差别，但毕竟都是中国人，做了中国人自己应该做的事。根本和主要的成功原因，在于中国人内部，并不在“外来之思想”。因此，中国的学术文化必须先有所自立，国家才能够独立自主；与其搅和进西方和北方（即欧美和苏俄）的斗争危局之中，不如注意维系本国之“国脉民命”，“能保全一分，即大功德”。其三，唐先生十分关切地询问梁先生：“能书所言否？”可能在他看来，当时中国除了像梁先生有如此身份地位者，恐怕已经无人能言了。当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舆论未必果真如此。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唐先生很关心国内的言论状况。进而，唐先生谈到自己“亦时有所思，感怀亦不少”，也写了不少文字，但感觉情理表达不够充分，未免时常“动乎气”，但不管怎样，对于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渝。正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唐先生“不忍”坐视国家民族文化之沉沦，才会时常“动气”，不吐不快。

（二）梁漱溟致唐君毅（1951年12月31日）

君毅兄：

久久未通讯，不审尊况如何，太夫人是否奉养在港？并以为念。国内情形总起来一句话“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惜彼此远隔，不得把握面谈。今夏到重庆，晤李源澄兄，对兄一致怀念，因而相商如何劝驾北来。当时决定，由源澄寄书左右，征求同意。得复同意，再由我征问政府意见。适有钱堃新君自贵州来信，专以劝兄北归之事嘱托于我。因即以钱信寄源澄阅，并促问其久无消息之故。兹得源澄复书，附奉一阅，并作此缄，奉讯尊意。盼见复。此外则有巨赞法师，亦甚关怀足下，曾以此事为问，兹并举以奉告，俾足下知此间朋友之意略同也。张嘉仪玉川近通讯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余不尽。即问

安好！
漱溟手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此信作于1951年12月31日，为目前所见唯一一封梁先生劝唐先生返国之信。据梁、唐二位先生日记，在此前后，二人之间尚有其他通信。如：唐先生1948年12月28日日记云：“复梁漱溟先生……一函。”梁先生1951年1月7日日记，亦云：“付去……香港唐信。”同年12月31日，梁先生日记：“发……唐君毅信。”即为此信。

在此信件开头，梁先生略作寒暄，并问候唐母（即陈卓仙女士）近况。接着，对于中国未来表现出一种乐观态度——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新生命的开端，随后详细交代了写作该信之背景。揆诸《梁漱溟日记》，1951年5月16日至8月30日，梁先生飞赴四川，参观考察地方土改运动。6月3日，在重庆访问了李源澄，多所晤谈。李源澄（1909—1958），四川犍为人，字俊卿，早年师从廖平、章太炎、欧阳竟无、蒙文通等文史大家，并曾任教于无锡国专、四川大学、云南大学。1948年，应梁先生邀请，出任勉仁文学院教务长，兼史地教授。在唐先生笔下，李源澄属于“平生最敬佩之师友”。1949年夏勉仁文学院停办的消息，便是李源澄写信告诉唐先生的。

检阅梁先生日记，此次川中之行，梁先生与李源澄见面会谈，有明确记录者仅此一次。因此，梁先生致唐先生信中所言“今夏到重庆，晤李源澄兄，对兄一致怀念，因而相商如何劝驾北来。当时决定，由源澄寄书左右，征求同意。得复同意，再由我征问政府意见”，或即为6月3日晤谈过程中所商定。然梁先生自川中归来后，数月未得李源澄回信，似亦未有所行动。及至钱堃新（子厚）自贵州给梁先生来信，专门嘱托梁先生，劝唐先生北归。梁先生随将钱信转给李源澄，并得后者回复之信，故而给唐先生正式写信，进行劝驾。据王川《李源澄先生年谱》：钱堃新字子厚，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清末民国著名学者王伯沆（1871—1944）门人，与文史名家张其昀、胡焕庸、缪凤林等皆系属同班同学。解放前后，曾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国立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据唐先生1952年1月14日复信，可知钱子厚之于唐先生，为“忘年之至交”，亦属“平生最敬佩之师友”。正因如此，钱子厚和李源澄对唐先生惺惺相惜，力主梁先生写信给唐先生，劝其北上。按照梁先生1951年12月31日信中说法，钱子厚来信原件已经附寄给李源澄，李源澄来信原件则又附寄给唐先生，因此两封原信皆不在梁先生手中。今翻遍《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及《唐君毅全集·书简》，皆未见收录这两封信件或其抄件，个中详情亦不得而知。

此外，尚有两点值得注意：（1）1957年1月16日，梁先生日记云：“午饭时，李源澄来谈，自渝来开会也。谈及唐君毅的问题，主张其回国。又谈及气功。约三小时乃去。”由此可见，在1951年12月31日梁先生向唐先生去信劝驾之后，虽经唐先生婉言拒绝，但李源澄仍力主劝其回国，故而六年后旧事重提。但在日记中，看不出梁先生当时意见如何。而事实上，随着次年（1958年）李源澄在四川去世，大约劝唐先生北归的主脑不复存在，兼以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也就再没人重提劝驾的事情了。（2）梁先生劝唐先生北上之信末尾，附带表达问候者尚有一著名人物——巨赞法师（1908—1984）。巨赞法师作为当时佛教界领袖，不仅在佛学方面深有造诣，政治上亦十分积极，甚至早年秘密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与叶剑英等人也比较熟悉。抗战期间（1944年），巨赞法师曾在内迁广西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执教。1948年创办武林佛学院，并亲任院长，后应邀赴台湾、澳门、香港等地讲学。次年，从香港抵达北京，作为佛教届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政治上颇具影响。因而，巨赞法师通过梁先生致唐先生此信转达问候，一方面，作为唐先生昔日旧友，自然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带有一定的政治统战意味。

（三）唐君毅复梁漱溟（1952年1月14日）

漱溟先生道席: 

赐示及源澄兄示敬悉。钱子厚先生亦毅忘年之至交。承先生等关爱，感激之意，匪可言喻。毅年来亦时以平生师友为念，未尝以形迹间阻也。关于国内进步情形，由报纸及舍弟妹等来信，毅亦略知一二。

先生所谓民族新生命之开始，盖亦即朴实勤劳……之民族精神数十年受摧残积压于下者之复苏。夫为此复苏之外缘者，为马列主义之功，毅亦何忍加以泯没。唯私意民族精神之昭苏之所向，仍将为一自意识思想至社会生活之一顶天立地之独立国家之建立。毛主席谓马列主义为武器，然用武器之主体之精神终不被自觉。先生所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精神，长居于坤位，而不能被自觉以居乾位。毅终忧武器之诱中华民族之沉浮于国际之漩流，而民族生命之嫩芽长漂没以终去也。毅南来后，所见所闻所思，容与先生等不同，唯亦不敢以私意昧良知，恒不胜感慨悲悯之情。

先生尝谓笃信人性善，毅亦深信此义，而人之可悲，亦即在其出于初念之好善之心者。其表现唯在恶恶之心，而以斗为教时， 即终于刻薄而以逞忿为公。其机微而势渐，终于发不可收，偏差之矫无已时，而真正农民之苦心隐忍而不敢言者，又谁得而慰之? 是知人道与仁道之不得不为首出，学术之名号不可不正。名与义，天下之大宝，纵确有其实（如实为爱国主义，依生道杀民），而名号不相应，亦将终亡其实。毅常以此兴忧思，有以自奋，然于先生等，取其实之苦心孤怀，亦未尝不敬佩，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存心当无不同。毅由此以知存心之为可贵。奈何人之必欲鄙古先圣贤，而清算及以至诚感人之乞丐如武训者。唯凡此等等，终不碍之深信中国之终将必为一自意识至社会生活之一独立国。黄河九转， 终必朝东，殖民地岂可久居。年来梦魂缭绕，回国之事，几月必一次。然若必先自认昔日思想皆封建之唾余，或资本主义所决定之形态，则良知所在，毅所不忍为。尤以此间二学校中，亦有少数青年，相与共学，依依之情，更难相舍。遥念孔子亦尝欲居九夷，此间所教，亦中国之青年。人生在世，求所以自尽及报国之道，亦多端，故 此间但可一日居，即拟暂不返国。家母原住此，近以此间生活不适，已与舍妹同赴广州居住，以后未必有自由出入可能，毅亦终将在国内侍亲。内子现在此间学缝衣，将来中国立国之道，如仍不能自作主宰，毅亦决无意在文化界工作，即直接用劳动糊口，以乐观世运之转耳。因先生与子厚、源澄兄，皆毅平生最敬佩之师友，故不敢相隐。略抒所怀，不尽依依。敬候

道安
唐君毅 拜上

该信收载于《唐君毅全集·书简》，并注明作于1952年春天。如前所言，此件为唐先生复梁先生信之底稿。《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下卷收录内容大致相同信件一封（该书排序第一者），末尾署作“一月十四日”；但不知何故，该书整理者将其写作年份标为“1951年”。参诸1951年12月31日梁先生致唐先生信，世间绝无复信比去信提前之理，因而《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的年份标注显然有误。另据唐先生日记，1952年1月15日“上午，覆梁漱溟先生一函”，与本信署名时间（1月14日）大致相合。因此，该信作于1952年1月14日，并非整理者所标注的1951年，当无疑义。

将此书信底稿与梁先生实收之件逐字进行比对，发现内容基本相同，但字词段落多有参差。今以前者为底本，将参差之处略作标示。其中：1 （）表示唐先生书信底稿所有，而实收信件所无者；2 【】表示实收信件之行文，而底稿所无者；3 第一处（……），为底稿与实收信件所共有。（“任侠”二字之由来，容后交代。）下面是比对之结果：

漱溟先生道席: 

赐示及源澄兄示敬悉。钱子厚先生亦毅忘年之至交。承先生等关爱，感激之意，匪可言喻。毅（年）【南】来亦时以平生师友为念，未尝以形迹间阻也。关于国内进步情形，由报纸及舍弟妹等来信，毅亦略知一二。

先生所谓民族新生命之开始，盖亦即朴实勤劳（……）【任侠】之民族精神数十年受摧残积压于下者之复苏。夫为此复苏之外缘者，为马列主义【……】之功，毅亦何忍加以泯没。唯私意民族精神之昭苏之所向，仍将为一自意识思想至社会生活之一顶天立地之独立国家（之建立）。毛主席谓马列主义为武器，然用武器之主体之精神终不被自觉。先生【等】所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精神，长居于坤位，而不能被自觉以居乾位。毅终忧武器之诱中华民族之沉浮于国际之漩流，而民族生命之嫩芽长漂没以终（去）【古】也。毅南来后，所见所闻所思，容与先生等不同，唯亦不敢以私意昧良知，恒不胜感慨悲悯之情。

先生尝谓笃信人性善，毅亦深信此义，而人之可悲，亦即在其出于初念之好善之心者。其表现唯在恶恶之心，而以斗为教（时）， 即终于刻薄而以逞忿为公。其机微而势渐，终于发不可收，偏差之矫无已时，而真正农民之苦心隐忍而不敢言者，又谁得而慰之? 是知人道与仁道之不得不为首出，学术之名号不可不正。名与义，天下之大宝，纵确有其实（如实为爱国主义，依（生）【此】道杀民），而名号不相应，亦将终亡其实。毅常以此兴忧思，有以自奋，然于先生等，取其实之苦心孤怀，亦未尝不敬佩，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存心当无不同。毅由此以知存心之为（可）【至】贵。奈何人之必欲鄙古先圣贤，而清算及以至诚感人之乞丐如武训者。唯凡此等等，终不碍【毅】之深信中国之终将必为一自意识至社会生活之一独立国【家】。黄河九转， 终必朝（东）【宗】，殖民地岂可久居。年来梦魂缭绕，回国之事，几月必一次。然若必先自认昔日思想皆封建之唾余，或资本主义所决定之【意识】形态，则良知所在，毅所不忍为。尤以此间（二）【之】学校中，亦有少数青年，相与共学，依依之情，更难相舍。遥念孔子亦尝欲居九夷，此间所教，亦中国之青年。人生在世，求所以自尽及报国之道，亦多端，故 此间但可一日居，即拟暂不返国【内】。家母原住此，近以此间生活不适，已与舍妹同赴广州居住，以后未必有自由出入【之】可能，毅亦终将（在）【至】国内侍亲。内子现在此（间）【兼】学缝衣，将来中国立国之道，如仍不能自作主宰，毅亦决无意在文化界工作，即直接用劳动糊口，以乐观世运之转耳。因先生与子厚、源澄兄，皆毅平生最敬佩之师友，故不敢相隐。略抒所怀，不尽依依。敬候

道安
（唐）【后学】君毅 （拜）上
【一月十四日】

【熊先生及巨赞法师乞代候。源澄兄、子厚先生处另函。】
【玉川兄仍在日。此间亦常遇见先生旧日朋友及学生，皆有一超政治之价值标准，均时对先生关念。】

经过比对，参差错落者共约十几处，但多数意思并无较大改变，或属唐先生不经意间走笔所致。较显著之区别，在于两点：（1）梁先生的实收信件署有明确日期——“一月十四日”，有助我们更加确定这封信的时间信息。（2）在该信末尾，唐先生附写有几行文字，一则请梁先生代问候“熊先生”——应即熊十力先生，以及在梁先生来信中附致问候的巨赞法师；再则表示会给“源澄兄”（即李源澄）、“子厚先生”（即钱子厚）两位单独写信，以表明心迹；三则补充回答梁先生来信中的问题（张嘉仪玉川近通讯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告以彼人当时仍在日本；四则言及在港有不少梁先生旧日朋友或学生，常与相见讨论，并对梁先生表达关切和想念。除上述细枝末节外，唐先生在给梁先生的回信中，极为坦诚地谈了他对时局及未来前途的看法。大致可分三层：

首先，唐先生表示，对于当时“国内进步情形”略知一二，但有些不同认识。此前梁先生来信中，曾以一句话概括当时国内情形——“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或“民族新生命之开始”。唐先生认为，民族生命之所以获得新生，其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经历数十年重重压力之后的一种内在回归。相较而言，马列主义只是一种外因，不过为中华民族精神复苏提供了一种武器。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精神之复苏觉醒，其目标理应是从思想意识到社会形态等各个层面，建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独立国家。尤其在“民族生命之嫩芽”阶段，不仅要注意保持民族精神的自觉和独立，更要注意避免卷入国际漩流当中，“长漂没以终古也”。

其次，唐先生认为，在中华民族精神复苏后，如果“以斗为教”，势必造成刻薄残忍的风气，甚至一些人会假公济私，以惩忿为能事。所以，一方面，应该基于人类善良之天性，采取和平手段，保持人道精神与仁义道德，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地做些文化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保持敬意，而不是妄加鄙弃和排斥。因而，对于解放初期兴起的清算历史、批判“古圣先贤”运动，唐先生很难接受。而自1951年5月开始，大陆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武训运动，他更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他看来，武训不过是学习圣贤“以至诚感人”的小人物，在运动中竟会遭到波及，实在有些过分。但即便如此，他始终深信：中国之未来，必将从意识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进而，唐先生谈到自身处境。正所谓“黄河九转，终必朝东”，“殖民地”（意指香港）并非久居之地，回国之念缭绕梦魂，几个月必来一次。但出于学术良知，绝无法接受把昔日思想当成“封建之唾余”，或“资本主义所决定之形态”。兼以当时在香港两个学校同时任教，“有少数青年，相与共学”，因而欲仿效孔子，拟居于“九夷”。另外，因为其所教育者，亦是中国之青年，于己于国，也算是聊尽报国之道。所以唐先生决定，只要香港一日可以居住，暂时便不准备回国。至于将来之生活家计，则有两方面计划：（1）因为母亲已经赴广州居住，将来不排除回国奉养；（2）如果将来中国立国之道，仍不能自作主宰，文化思想上不能独立，便不准备从事文化工作，改以“直接用劳动糊口”，静观世变。总之，唐先生在回信中，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袒露无疑，婉拒了梁先生等人的回国建议。虽然在梁先生等人看来，唐先生如此决定，或许有些令人遗憾；但通读全信，其拳拳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者，唐先生在致梁先生的复信中表示，随后会写信给李源澄、钱子厚。幸运的是，2016年版的《唐君毅全集》中收录了这两封信件底稿，为我们解读此时唐先生的心理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谨一并抄录于下。

其一为唐先生致李源澄先生函：

源澄吾兄: 

前承赐书，曾覆一详函，未敢发，盖闻兄处得港中信颇不便，舍弟亦奉组织之命，不得与此间家母通信云云。今得漱溟先生函，知子厚兄及兄始终念弟况，足见阶级意识以外之友谊。感激之情，言何能喻。弟之来此，本是暂时讲学，唯行时王英伟亦曾劝弟离京，谓唯心论之哲学，决不能讲云云。弟来此，本无所谓，唯见报端终日骂梁先生及若干师友，以是不平，故因循未返。关于国内进步情形，弟亦略知一二，唯私意皆视作中国民族固有之勤劳朴实任侠之精神之堕压于下者之复苏。唯弟终信此复苏之最后倾向应为自观念形态至社会生活之一顶天立地国家，而拔出于国际漩流之外者。

弟此间所见所闻所思，容与兄等所见不同，亦尝不觉感慨万端。弟所忧者，在民族生命之漂沉于此漩流，而不自觉，以是终不忍谓古先圣哲之所言唯是封建，西哲之言及耶稣之教皆麻醉剂。国内共党朋友来信，意亦甚厚，皆争取之意，然人本非物何可争取。又循例国内学者皆须自认错，弟未错从何能自认错？真理不以人数多少定是非，亦非可以势力屈人者也。至于祖宗墓庐所在，亲戚朋友所居之故国，弟固常在念中，梦魂缭绕，常觉难以为怀。唯弟此间所接，皆中国之同胞。一生在世，报国之道非一端，弟始终未尝有政治关系，唯以教书著文为事，亦无负于国家也。唯家母在此以居处不适，已于日前同舍妹赴广州住。内子在此学缝衣绣花。彼绣得很好，将来可以卖钱，并尝设法送兄一幅。如家母不能再来，弟亦终将回国侍母。唯亦当俟弟学得如斯宾诺萨之生活技能以后。如欲弟称赞马列贤于孔子以求食，则决无此可能。此间办学如武训之乞食，以武训之贤，犹不免视为封建奴才，其他更何论哉！子厚尊兄处，弟亦有函去问候。漱溟先生处弟亦有函去，恐未必收到。兄去函可代弟问候。弟始终以为人格、家庭及友谊，皆高于政治，而弟于兄等之感念不忘者，亦恒在此也。
天寒岁暮，纸短意长，诸祈

珍重！
弟君毅 上
一月十六日

其二为唐先生致钱子厚先生函：

子厚尊兄如晤: 

昨得漱溟先生书，知兄曾与彼一函，嘱设法使弟返国内。远道隆情，感激无已。弟来此亦无他念，唯常念平生师友，及家人昆弟，兄况固无时不在念中。前曾托贵州贵阳之陈君致意，不知得达否。关于国内进步情形，弟亦略知一二。兄等本仁者之心，以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志，弟亦未尝不深信其诚且佩敬也。夫以吏为师，以生道杀民，治乱国用重典，古亦有之，弟何忍多责。唯弟能信国内一二年之进步，皆昔华固有民族精神之朴实勤劳任侠一方面者之复苏，而此复苏之所向，必为一自意识形态至社会生活之一顶天立地之国家。而国内知识份子之不崇朝，而愿与无产阶级共甘苦，其精神之基础正为一超阶级之仁，而此仁道终将被自觉而重建立，然后中国文化乃得伸展，亦唯此中国文化之伸展，可免国家之沉沦于国际之漩流，以安顿好杀伐之西方世界。不知兄以为如何。弟之来此本属偶然，因未解放前，一大学约讲学，初意亦拟早返国。唯弟所授为哲学，而今日授哲学必须以儒家为封建思想，唯心论为资产阶级之辩辞，以宗教为鸦片烟，此皆与弟素所言者不合。夫真理自在天壤，固不以人之识与不识而异。然违心所安，以厚诬古人，弟所不忍为。夫人生在世，所能补益于人者实极有限，而要以尽其份位之责为第一。本心无处可瞒昧，一处瞒昧，则无处不瞒昧矣！弟行能无似，唯愿以此自守，然兄等之厚意，弟固已心感矣。家母及内子均住此间，继以生活不适，家母与舍妹已移住广州。弟亦非有意长住此。殖民地何以居？唯弟在此间仍是在二校教书，亦有数学生依依左右。学问不能独立，俟将来学术自立，或弟学得一劳动技能以后，当谋返国内。生年虽短，终可相晤。席抡英弟不知近况如何?陈君亦不知常相晤否? 不尽一一，敬候

道安
君毅 上

前者唐先生致李源澄函，署有明确日期“一月十六日”；后者致钱子厚函，则仅有署名，并无明确日期。今查唐先生日记，1952年1月16日“与李源澄、钱子厚、钱宾四、牟宗三各一函”。可知唐先生寄信给李、钱两位先生在同一天（1952年1月16日），即给梁先生寄信之次日。所以，唐先生致钱子厚信亦大致作于1月14—16日之间。对比参观上述唐先生致李、钱两位先生信件，以及此前致梁先生之回信，我们可以对上世纪40年末、50年代初期唐先生的心路历程有更多理解。

据信中所言，唐先生起初离开南京到香港，“本是暂时讲学”，未作长久之计。之所以这么想，部分因为他觉得主要从事哲学研究，远离政治，且以前从未写过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但在离开南京之际，不乏有朋友（王英伟）善意劝告其远离是非之地，因为唐先生所讲之哲学，被认为是“唯心论之哲学”，将来不仅无用武之地，更可能招来后患。

唐先生到达香港后，参与筹组并任教于亚洲文商学院，以及华侨工商学院。1950年3月，在唐先生等人努力下，亚洲文商学院更新招生，并改名为新亚书院。在此期间，唐先生虽对“国内进步情形”略知一二，但见“报端终日骂梁先生及若干师友，以是不平”，故而因循未返。此外，正如此前致梁先生信中所言，唐先生内心之“不平”大致源自两个方面：一则在于唐先生对于1949年后“国内进步情形”具有独到之理解。他并不认为，这是某种外来主义之胜利，而更倾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族精神觉醒的内在动力所致，并且势必以建成一个从思想意识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独立的国家为目标。二则在于唐先生觉得，他所研究讲授之传统哲学，并非封建糟粕，西洋哲学亦非精神鸦片，在学术上并无错误，更无法昧于良知，屈从某些政治压力，俯首认错。

引人注意的是，唐先生在前引书信中，两次提及1950年夏天开始的批判武训运动。他认为，以武训这样的小人物，况且遭到批判，被当作“封建奴才”，其他更何论哉？以意度之，此事对唐先生的心理触动之所以如此巨大，可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方面，武训乞食兴学，备极辛劳，属于传统文化所涵育养成之贤德之士。故而武训遭到批判，即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传统道德文化，这是唐先生所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唐先生当时在港生活略为安定后，即开始筹办学校，经济上压力巨大，与武训当年乞食兴学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是以心有所感。所以，唐先生不忍“称赞马列贤于孔子以求食”，既是表达他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绝对尊崇，也是为了显示传统知识分子的坚强气节。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1）唐先生对于梁、李、钱三位先生的劝驾北归，虽然婉拒，但始终认为“人格、家庭及友谊，皆高于政治”，在阶级意识之外，师友间的感情是难以泯灭的，故唐先生不仅对国家民族未来的独立自主前途满怀信心，更对未来与数位师友的把晤重聚充满期待。（2）唐先生致梁先生回信底稿与实收信件中，皆有一句关于中国民族固有精神特征的概括文字——“朴实勤劳……之民族精神”。其中省略号所表示者，应属文字脱落。参阅唐先生致李、钱两位先生信件，发现其中亦有类似语句：致李源澄信中作“中国民族固有之勤劳朴实任侠之精神”，致钱子厚信中则作“昔华固有民族精神之朴实勤劳任侠”。由此可知，致梁先生信中所脱落者，实为“任侠”二字。但文字脱落之真正原因，是唐先生写信过程中无意漏写所致，还是有意删除之，则不得而知了。

（四）梁漱溟致唐君毅（1974年1月5日）

君毅老友：

二十多年，南北暌隔，末由合并一畅所怀为憾。幸我老迈之年，精力不衰，或犹有把晤之一日耶？不敢知矣。我答胡时三来信，附请阅。尊况如承见告，可寄北京全国政协会转交。往者友人周植曾到香港后，据云常与君毅见面。他每届西人圣诞节，恒寄我一贺片，略附问候语，我亦必答之，如是者多年。最近两年，忽不见有贺年片来，又亡失其通讯地址，遂断联系。君毅能为我询知其情况否邪？其他不尽。敬问

合家安好！
漱溟拜手
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

（五）唐君毅复梁漱溟（1974年1月28日）

漱溟先生道右：

日前由时三兄惠下手示，知道履冲和如昔，至为欣慰。年来时由艮庸先生侄孙处得知先生及艮庸先生动定，辄深怀念。此间友人及青年，亦多有读先生旧作，时与谈及先生五十年前所示之东西文化之方向终当百世。他国文字论述先生之学者，亦时或见及。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来日世运亦可逆睹。毅及此间友人，于学术之事亦略有进境，惜道途悠阻，不获面聆教益耳。

艮庸先生处便中希候。其托黄居素先生转下之函，于十年后乃见到。遵骝与辅成两兄如晤面，亦盼为致意。

专此，敬请
道祺！

后学唐君毅拜上一月廿八

时三兄亦在敝校，任国文一课，唯与同仁不甚洽，或将来再谋介至他校。

上述两封梁先生与唐先生往来信件，分别作于1974年1月5日（梁先生致唐先生），和同年1月28日（唐先生复梁先生）内容时间均相符合，可知前书标注有误。，与前面三封书信的间隔超过二十年。对比查阅梁、唐两位先生日记，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二人并无通信往来之记录。虽然无法据此否定两位先生在此期间曾经发生通信之可能，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这二十多年里二人的直接联系很少。原因或许在于：（1）从梁先生所处境遇来看，自1953年9月在中央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顶撞，遭到长期批判，并屡次受到冲击，自然不便与外界发生过多联系。（2）从海外来看，1956年6月唐先生致牟宗三先生信中曾经述及：大约在此前后，不乏有人故意夸大梁先生是“反共分子”，“让共党因而杀梁，以便作宣传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唐先生考虑到梁先生的人身安全，也主动减少了与梁先生的书信往来。

1952—1974年间，尽管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梁、唐二位先生在空间上远隔万里，但彼此心灵距离始终是十分贴近的，双方一直尝试着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对方状况。1956年10—11月，唐先生二妹至中女士到北京就医，先到北大找到周辅成教授。11月3日，周辅成偕至中女士登门拜访梁先生，梁先生在得知情况后，立即写信给著名中医岳美中（1900—1982），请其多加关照。十余天后，唐至中再次访问了梁先生，一则介绍其就医经过，二则特别向梁先生讲了一些唐先生的情况。而在唐先生方面，1960年代某天，在辗转获知梁先生（及熊十力先生）一些近况后，立即写信给牟宗三、徐复观两位先生，因为他知道牟、徐两位先生同样“注念”梁先生，“故即以奉告”。其中特别谈道：“梁先生现在北平，近三年皆习太极拳，身体甚佳，其子均已婚，故家庭生活甚好云云。……去年罗梦册自大陆回来，亦谓梁先生之物质生活尚好，只是不让其说话。”

另将《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仔细翻阅，不难发现：1952—1974年间，除了唐至中女士曾藉来京就医之便，向梁先生当面介绍过唐先生一些近况外，还有两个关键人物，在梁、唐二位先生间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一个是梁先生的昔日弟子胡应汉，一个是梁先生的朋友周植曾。胡应汉（1913—2013），字时三，湖南人。据梁培宽先生言，胡应汉曾在1934年、1947年两度从学于梁先生，为梁先生著名弟子。1949年后，“侨寓九龙，读书奉亲”。1953年2月，胡应汉在港出版《伍宪子先生传记》（香港四强印刷公司），后曾于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另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艾凯教授（Guy S. Alitto）介绍：胡应汉是梁先生“最忠实的学生”，他“一举一动，包括思想都在追随梁漱溟”。当年艾凯教授为了撰写《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曾在香港亲自采访过胡应汉，故其说法具有相当说服力。目前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一共收录梁先生致胡应汉信件37封，最早一封的署名日期为1953年9月13日，最后一封的寄达日期为1985年12月11日，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为现存梁先生与个人通信记录最多者，足见二人往来之密切。当然，这与胡应汉对梁先生来信的珍视和精心保存有很大关系。参阅梁先生日记可知，1953年9月，胡应汉起初未敢将信直接邮寄给梁先生，而是先寄给梁先生弟子陈亚三，请其转交。9月9日，陈亚三将来信面呈梁先生；13日，梁先生给胡应汉撰写回信；14日早晨，梁先生将信发出。当时胡应汉到港未久，且与梁先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中断联系。在其致梁先生信中，胡应汉一则希望梁先生能寄几本《中国文化要义》，以便研读，但梁先生觉得邮寄或有闪失，打算请人便中携带至港；二则胡应汉特别问询黄艮庸（1900—1976）、云颂天（1901—1983）等旧友近况，梁先生一一予以回答。

上世纪50年代，胡应汉以“读书奉亲”之名栖身香港，期间结识了唐君毅先生等人。揆诸唐先生日记，其中有关胡应汉的记录，始于1955年2月2日。唐先生该日日记云：“至港大上课，下午与胡应汉及学生至沙田。”从行文语气来看，此前唐先生与胡应汉应该已经相识。此日之后，在唐先生日记中尚有——1955年8月26日，1956年9月2日，1957年4月30日，1958年4月9日，1960年1月17日，1966年2月7日，1965年8月26日，1969年8月20日，1975年2月18日——至少9条关于胡应汉的直接记录。在以简要为典型特征的唐先生日记中留下如许记录，足征二人关系不疏。

胡应汉在梁先生和唐先生之间的媒介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将唐先生主办之刊物邮寄梁先生，供其品读。如1956年12月29日，梁先生日记：“收胡时三从香港寄来《原泉》杂志十册”；12月30日，“写答云颂天及胡时三各一信，发去”。1957年1月6日，“又收胡时三寄来《原泉》第十二册”；1月7日，“阅《原泉》第十二册唐君毅文章，论明道、横渠之异，甚好”；3月10日，“收胡时三寄来《原泉》第十三期”。该《原泉》杂志属于月刊，1955年12月在香港创立。唐先生即为创办者之一，胡应汉则一度担任主编。該刊主张文化艺术可以涵养性灵，“从艺术之陶融，……先自正其心，以正其所学”，进而以宗教、教化、艺术为工具，“反之于身而心安命立，推之于世界而族睦邦宁”。1959年，晓云法师创办“佛教文化艺术协会”，将该刊并入该会。至1970年在港停办，而后又在台湾复刊。在1957年的《原泉》杂志中，唐先生共发表两篇文章：《略述明道与横渠之学之不同》和《略述伊川之学》。梁先生日记中所称赞者，即为前面一篇。

胡应汉的另外一方面作用，则表现在他充当了梁先生与唐先生之间的信使，不仅在致梁先生的书信中经常介绍唐先生的近况，更会将所获有关梁先生信息及时与唐先生等人分享。即如1956年12月30日，梁先生致胡应汉信中特别问及“君毅计当不少见面耶？”，并言“他令妹因病来京就医，曾来我家两次，得询悉君毅一些近况为慰。我在京一切均好，但说起话来就太长，短了说不明白，是以没有与君毅及弟等写信耳。可以此字送他以及其他相知阅看。”另外，前面所举上世纪60年代，唐先生曾同时致信牟宗三、徐复观两位先生，告知梁先生（及熊十力先生）近况，其部分信息来源就是胡应汉。

除胡应汉外，在梁、唐两位先生间充当信使者，还有一位周植曾。然而，目前我们对这位周先生的了解相当有限，甚至其生卒年份亦不得而知。据梁先生致胡应汉信中介绍，周植曾为近现代名人周孝怀（善培）之第三子，“先生为人和学识，是我十分佩服的”，“是我最敬服之前辈，他爱憎分明，而甚爱重我。于是植曾亦就相熟，如此而已。……此君有才气，对我一片好心好意，时思帮助我”。另据1971年周植曾致梁先生信中自述——“去国数年”，似乎其于上世纪60年代移居香港。《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收录周植曾致梁先生信件八封，梁先生致周先生信件一封，一共有九封之多。其中，周植曾致梁先生第一封信，虽未署明具体年月日期，但据内容推测，大致作于移居香港未久，最后一封信则作于1980年1月17日，前后时间跨度十数年。

周植曾在港期间，主要从事工商贸易，兼任教书，并与唐君毅等学者多所往来。十数年间，周植曾与梁先生书信往还相当频繁——每逢元旦，几乎必寄贺卡问候，并经常附带介绍唐先生一些情况。因而，书信不仅成为周、梁二位先生沟通问候的重要手段，更在梁、唐二位先生间架起了难得的信息桥梁。例如1967年12月28日，梁先生日记：“收周植曾香港寄来贺年片，附数语，知唐君毅在港”。1971年1月10日，周植曾致梁先生信中言：“弟在此间教授哲学，常晤君毅……每道风采，孺慕不已。”1972年1月6日，周植曾又来信，云：“君毅时相过从，目疾已大愈，仍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授哲学，颇有著作问世，俨然宗家矣，特嘱弟代问候起居。”然而，由于周植曾经营工商业，动辄外出贸易，行踪不太稳定。就在1972年1月6日致梁先生信件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音讯皆无，梁先生悬念备至，因而除按照既往地址亲自写信给周植曾外，特别写信给胡应汉，并托其向唐先生询问周植曾行踪，及其联系方式。所以，也就有了1974年1月梁先生与唐先生之间的再一次往来通信——即上述第4和第5封信。经查《梁漱溟日记》，1974年1月5日梁先生“早起阅书，写答胡时三信及唐君毅信”。致胡应汉（时三）信中云：“友人周植曾往者每届西人圣诞节，曾有一贺片寄我，略附数语问候，我亦必作答，如是者多年矣。最近两年忽不见其贺片，不知其地址，联系遂断。其人与唐君毅相识，于营商外亦教书。兹附致君毅一笺，能为我转致君毅否？”此中所谓“附致君毅一笺”，即本文所录第4封信。在短笺中，梁先生向唐先生表示，南北暌隔二十多年，一直遗憾未有机会畅谈交流。自身虽然老迈，但精力不衰，或许将来老朋友还有把晤之日。通读全信，梁先生去信目的很明显：主要是拜托唐先生帮忙寻找周植曾，并不在讨论思想或者学术，故亦无需赘论。

待胡应汉将梁先生来信转交，唐先生于1月28日复信给梁先生——即上述第5封信。在复信中，唐先生表示，因为得知梁先生道履冲和，一如往常，特别感到欣慰。在此之前，也常从黄艮庸先生的侄孙那里得知梁先生的消息，深表怀念。当时在香港的一些朋友和青年，时常阅读梁先生著作，认为梁先生在五十年前——即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已经预言了中西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进而，唐先生再次引用了“齐鲁变道”的说法——“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认为将来中国世运转变——即变成从思想意识到社会生活完全顶天立地的独立国家，是可以预见的。
大约在1973年底，未及唐先生代为查问，周植曾本人也收到了梁先生的来信。1974年1月5日，周植曾提笔给梁先生写了一封回信。其中不仅谈了自己的生活状态，更重点介绍了唐先生的著述情况：“年前接奉手示，故人无恙，乐何如之。以示君毅，亦至快慰。弟近来营工商业，尚堪生活。君毅则致力教授著述，近著《原道篇》，方告付梓，都百余万言，传世之作也。如长者感兴趣，请复示，即寄上不误也。”1月14日，周再次接到梁先生来信；2月18日，周在回信中言：

昨与君毅夫妇小叙，君毅谈及方收到大示，并承询弟近况，至感！君毅著《原道篇》共二册，并其令堂诗集一卷，均另邮寄呈。其《原道篇》，君毅本欲题字数行，惟正当运动期中，恐累长者，是以放弃，诸希宥谅。君毅又近著《孔子诛少正卯说之形成》一文，申崔东壁、梁玉绳之说，复有新见地。如认为无碍，请示知，弟当另寄上也。

据梁培宽先生讲，周植曾在发出此信同时，将几种书籍邮寄北京，但海关将《原道篇》二册没收，诗集则放行，且为此出具了没收通知书。3月9日，梁先生再次写信给周植曾，告以实情，周则随后通过电话告诉了唐先生。5月2日，周在回信中表示，他和唐先生从胡应汉处得知梁先生正在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故而特别提出：如果该书已经完成，他和唐先生等人可以设法在海外刊布，以广流传。然而，就在1974年4月，大陆掀起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公开表示拒绝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运动高潮过后，1975年3月19日周植曾特别寄信给梁先生，表达关切，并希望能择机来京看望。同月28日，梁先生写一短笺，寄给周植曾，并示意给唐君毅、胡应汉等人阅看。短笺内容如下：

三月十九日函示敬悉。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此时如从香港来人看我，大不相宜。此纸可转君毅、时三一阅。我身体精神至佳，虽年纪八十有三，仍然像六十许人，可以告慰远方朋友。漱溟手覆

三月廿八日

据胡应汉先生回忆，1975年4月6日周植曾接到该信，随即将之复印，并转交给唐、胡两位，故在《唐君毅全集》中也收录此一短笺。但该书将该短笺标注为“梁漱溟致唐至中信之二”，其实应以胡应汉的说法更为可靠。不管怎样，由此不难看出，周植曾和胡应汉有些类似，在梁先生和唐先生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并且二人在港期间存在一定交集，故而梁先生特别委托周植曾，将上面的短笺一并转给唐、胡二位阅看，以明心迹。

（六）余绪

1966年夏，“文革”乍起。8月24日，梁先生在京寓所遭到红卫兵查抄打砸。同年9月9日，梁先生在致全国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书信中，介绍了被抄家后的惨状：“书籍、文稿、信件、日记、笔砚、名章等，以及衣服、被褥、帽袜等，或则搜集运往街道派出所，或散失不知去向。家具木器、瓷器亦多砸毁，屋内殆为之一空，亦可以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据梁先生言，及至1970—1971年，在“上级领导”的帮助寻查下，前后三次发还了部分被抄之物。他觉得最满意的是，“手稿、日记、笔记、亲友信函均得归还”。——其中就有本文所最先讨论的，1950年11月25日唐先生致梁先生的复信。

文革末期，梁先生的政治待遇有所改善，生活亦趋稳定。经查《梁漱溟日记》，大约自1976年7月下旬，梁先生开始着手整理既往信件。在整理过程中，梁先生睹物思人，感想颇多，随手加以“批注”，给我们留下许多难得的历史信息。是年8月18日，梁先生日记“写稿（批注信札）”；次日，“早起，批注唐君毅信札”。我们有幸在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发现了当日梁先生在唐先生来信上的批注文字。梁先生的批注文字，主要集中在本文所录第一封信（1950年11月25日），以及最后一封信（1974年1月28日）的末尾。在前一封信的末尾，梁先生批注云：“‘国’字竟写成‘□’，可胜惊叹！其他的字亦多难辨认，不能不加旁注。（参看另页批评）”，并加盖个人私印（“梁漱溟印”），所署日期为“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在1974年1月28日唐先生致梁先生信件末尾，则批注云：

唐君毅为唐迪风（铁风）先生之子。一九二○年（抑或一九二六年，记不明确）我与其父相遇于南京内学院欧阳先生处，盘桓多日。其时君毅求学北京，而我任教北大，迪风嘱托照顾之。厥后忽得读君毅所著《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大为欣赏敬佩，曾摘录其精采文句于我手册，然迄未得晤对机会为憾。全国解放后，其大妹至中女士，曾从南方来北京访我，谈及其家庭情况，虽距今廿余年，犹留有印象。其后闻君毅讲学香港、日本，以至美国，甚见重于时。却想不到其人在楮墨间苟且随便，至于如此。此似属末节小事，而可觇其人气质近于褊急草率，不为大器，使我嗟讶失望。

在该批注末尾，梁先生亦加盖了个人私印，以示郑重。统观这两段文字，梁先生回顾了早年与唐先生结识之经过，对唐先生的著作——尤其《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大为赞赏，甚至将其中精彩文字抄录在册。但二人多年未曾会晤对谈，深以为憾。对于1956年唐先生二妹至中女士来京看病一事，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仍然留有印象。其后，通过胡应汉、周植曾等寄来信件，得知唐先生在香港、日本、美国等地讲学，深得时贤推崇，心里感到欣慰。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梁先生对于唐先生的书法文字，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且连带及之，觉得唐先生“个人气质近于褊急草率，不为大器”。梁先生作为唐先生的世交长辈，作出这种批评，明显带有长者求贤之意。或许在梁先生看来，唐先生作为在海外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学者，应该在小节方面力求完善。当然，这与梁先生与唐先生数十年未曾见面很有关系。假如上世纪70年代，梁先生与唐先生有机会晤面长谈，则可能会是另外一番评价。颇可佐证上述说法的是，1978年2月2日唐先生去世，梁先生觉得十分可惜。经查梁先生日记，唐先生故去的消息是胡应汉最早从香港寄信告知的。胡应汉于当年2月7日写信给梁先生，同月14日，梁先生收到该信，特在日记中记云：“收香港胡时三信，知唐君毅去世，年只七十。”此中“年只七十”四字，明显带有哀思。两天后（2月16日），梁先生提笔给胡应汉写回信，其中谈道：“来书述及君毅作古，艮庸去世后，知交又少一人”，“君毅逝世可惜，但他是明白吾人生死之理的。”随后，梁先生将此前从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中摘录的部分文字抄录在信中，其言曰：

心之本体是超时空的，是恒常真实的，所以人之有死一事根本不能成立。（意谓生命没有完结）人死只是其身体之销毁。然而身体这东西，我已说明它自始即一销毁中之存在，而于销毁过程中表现心理活动。所以人之身体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体之心理活动之一段过程之表现。所以，人之有死后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体，来继续他的心理活动，是不成问题。

接着，梁先生写下一段寄意深远的文字：

君毅必再来人世无可疑。君毅所见到者，古人早曾见到。如邵康节有云“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湛甘泉云“心包天地外，身在天地中”，祝无功云“身在心中”，皆是也。盖见为有时间限制的只是分寄于个体的生命，而生命本体实为宇宙一体性的。更要知道，心与生命同义。

作为唐先生的长辈兼知交，梁先生的怜惜之情沉郁而热烈，并能从一贯所从事之文化哲学角度进行解读，相信唐先生必能再次回到人世，延续其心灵与生命。1979年3月15日，梁先生收到香港周植曾寄来的“唐君毅著作六大册”，并立即回信。3月17—19日，连续三天，梁先生仔细翻阅了唐先生的著作，并作出正面评价。而在周植曾接到梁先生复信后，随即又给梁先生写了回信，其中谈道：“君毅逝世复周年矣，此间颇不乏论述君毅思想之文。鄙见其中以劳思光教授所论较是的评，因剪报附呈尊览。”同年10月16日，唐先生六妹之女胥远帆来京面见梁先生；同日，梁先生收到一册《唐君毅纪念集》。10月18日，梁先生日记：“阅唐君毅纪念集甚久，增识见。”然于一周之后，梁先生再次收到自香港寄来的“唐君毅纪念集”，因而发信给胥远帆，“拟还其书”。

1983年上半年——唐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刘雨涛致信梁先生，询问唐先生一些情况。梁先生在回信中，除再度回忆起与唐先生的相识过程外，特别谈道：“我曾劝他回国一游，他不肯”，“君毅去台湾，而不来大陆，是可以体谅的”，“他的人品学问，我十分佩服”。同年6月3日，梁先生收到唐至中来信。6月8日，梁先生回信给唐至中。其中写道：“令兄君毅先生学问造诣甚深，我尝摘录不少其精粹语于手册，至今保存。独叹其竟先我去世，又隔海数十年，不得把晤为憾也。”

同年12月1日，梁先生亲自撰文，怀念唐君毅先生，该文于次年2月13日发表在香港的《华侨日报》。该报同期刊出的怀念文章，还有周辅成的《记君毅先生若干事》，王肇年的《怀念君毅大哥》，以及唐先生外甥王康的《悼君毅大舅》等几篇文章。在这篇怀念文章里，梁先生称唐先生为“最近一代贤哲之士”，并对唐先生的著作进行表扬：“我虽未循序绎读，然其识解正确，时有警语精辟惊人，则我衷心叹服之矣”。在这篇文章中，梁先生仍不忘与已故之唐先生切磋学术，对于其未对“法相唯识之学”进行剖析，深表不解，但斯人已逝，显然已经无法再和唐先生讨论了。文章末尾，梁先生再次抄录了上引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中文字，并引用禅宗的两句偈语——“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身在心中”，以作呼应。最后，梁先生写道“盖身有尽而心无尽，君毅其知之矣”；言外之意，他绝对相信：唐先生的心灵生命没有止尽，终究会再次降临人世，而得以延续和永恒。

据梁培宽先生记述，唐先生去世三年后——1981年，梁先生年满八十八岁，读书看报一如往常，但很少动笔写东西，日记亦不再坚持。上述怀念文字写于1983年，即梁先生日记停止两年后，可见唐先生在其学术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情谊深远。面对知交故友们日渐凋零，梁先生孑然独存，萦绕在他心头的，孤寂恐怕在所难免。五年之后，梁先生这位“最后的儒家”，其俗世生命也走到尽头，在京溘然长逝。“身有尽而心无尽”，这句昔日送给唐先生的话，用在梁先生自己身上，恐怕也是再恰当不过的。如今，梁先生与唐先生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交谊，与我们渐行渐远。展读有幸保存下来的五封信件，梁先生与唐先生隔海阔别三十载，对于故国的满腔赤诚，对于故人的牵挂和思念，总是令人景仰和感动。

孙家红（1978—），男，吉林四平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法律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