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丨为什么是“民国学术”？

除非可以回到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体系，只要学术工作仍须在现有的学术分类体系之下进行，我们就仍得沿着民国学术开辟的道路前进。在我看来，假如民国学术至今仍然值得追慕，或者说需要在效法的基础上力求发扬，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融汇中西”这一为学之方。

大约在21世纪伊始，中国大陆似乎兴起了一股追慕民国学术的风气。这一风气最为首先和突出的反映，是出版界大量重印民国时期的著作，很多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如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穆等等，受到格外的关注。与此同时，作为民国学术的继续，目前活跃在台湾与香港的一线学者，其著作也纷纷在大陆出版。再加上文学界一些作家对民国学术人物的传记和演义，更是以通俗的方式将那些历史人物所代表的民国学术推向社会大众。一时间，民国学术无形中不仅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现代学术的典范，似乎更成为反显1949年到1980年代之间中国大陆学术贫瘠的一面镜子。

不过，最近似乎出现了一些试图重新评价民国学术的文章。如果说以往中国大陆推崇民国学术的文字对其未免有神化之嫌，那么，最近几篇重新评价的文章中，除了学者以较为客观的文字，指出民国学术在一些方面的不足，有的网络文字则对民国学术不乏整体否定之意，颇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气势。

对于以往神化民国学术的趋势，如今的重新检讨和反省有其必要。但如果说神化民国学术未免失真的话，过于矮化民国学术，试图整体否定民国学术的价值，也不免矫枉过正，同样距离事实的真相甚远。在此，我愿意以一名当今中国人文学术从事者的身份，谈一谈我个人对于民国学术的看法。

首先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我所要讨论的“学术”，并非狭义的与“思想”相对的那种“学术”，而是既包括对既有传统的研究（狭义的“学术”），也包括理论的创发与建构（狭义的“思想”）。因为，我历来认为那种“学术”与“思想”的区分，充其量是学问所展现的不同侧重，实际上根本无法一刀两断。即便是考据之学，也很难没有研究者的思想“前见”在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渗透其间。同样，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思想”而非“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或故作“耸人听闻”之语，都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知识积累之上。在对相关领域既有的知识积累缺乏足够掌握且不愿了解的情况下，任何以“思想”自我标榜的“造论立说”，都不过是为学路上的懒惰和投机取巧，终究难逃“拾人牙慧”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实在是颠扑不破之言。

其次，对于“民国”的确切所指，目前几乎所有关于民国学术的文字似都未有明确界定。当然，1911-1949年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民国”。但1949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50-80年代甚至今天，是否还存在“民国学术”？在迄今为止关于“民国学术”的讨论中，恐怕就未见得“百虑一致”了。政权转移因素姑且不论，如学术有其自身的连续性，那么，至少1949年离开大陆避地港台以及异国他乡的一批学者，显然属于“民国学术”的内在建构者。胡适、钱穆、林语堂、傅斯年等人不必说，即便稍晚而更多在20世纪50-70年代达到著述高峰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也无法被简单归于“港台新儒家”，而仍是“民国学术”的组成部分。至于目前活跃在港台及海外、在中国人文学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恐怕仍然不能摆脱“民国学术”的谱系，至少可说是“民国学术”滋养之下的结果。不过，我这里对于“民国学术”的看法，仍以20世纪20-40年代这一最无歧义的“民国”所指为限。

在目前重新评价民国学术或试图破除民国学术神话的论述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民国学术“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持此论者虽未有详细论证，其理据不得而知，但仔细斟酌，此说恐见仁见智。首先，这里的“学术”显然是限于人文学尤其文史之学。无疑，清代文史之学尤其考证之学成就极大，但即便限于文史、考证之学，也很难说民国学术“远没有超越清朝”。例如，民国学者利用包括甲骨文等出土文物结合传世文献，并吸收域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在文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单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就已突破了清代学者的藩篱。更为重要的是，将民国学术与清代学术相比，似乎多有“不类”。这里关键在于，民国学术根本是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体系发生根本变化之后的新生事物，其中不仅有文史哲这类可与传统学术经史子集大部分内容大致衔接和比较的人文学，更有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下诸多无法或很难在传统中国学术中找到对应的崭新的学术门类。如果民国学术不能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排除在外，所谓清代学术远超民国学术，就根本无从谈起。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这里所谓的“民国”，大概只限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并不包括1949年之后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世界的学术；而所谓“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我想也只能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改革开放迄今，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否大大超越了民国学术，自有专业学者去考究评判，我没有发言权。而就人文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而言，是否可以说已然“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即便是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期呢？

如所周知，认为1949-1970年代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近乎“一片荒芜”，大概并不过分。改革开放迄今三十余年，中国人文学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大陆学者所取得的成绩，在某些具体方面，的确已经超出了民国学者昔日在同一方面所作的贡献。前面提到那些重新评估民国学术的文章，有的就是于此立论。合乎事实之处，我们当然要予以肯定。学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后出转精，原本是应当如此的。不过，是不是中国人文学如今各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完全超过了民国的学术，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然而，这还不是我要探讨的重点。在我看来，即便198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较之民国学术，中国人文学当前仍然面临着一个根本的不足。

这个根本不足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中西学术之间严重的分裂。如果说民国学术最大的特点在于“融汇中西”，那么，当今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的分裂。就主治“中学”和主治“西学”两方面的学者分别而言，一方面，是主治“中学”的学者西学素养不足。这种不足首先反映在西方语文能力的欠缺，无法直接进入西方学术的世界。即以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且目前居于“中学”一线地位的学者来说，较之民国时期的同行学者，西方语文能力也相对欠缺。另一方面，是主攻“西学”的学者大都“中学”素养欠缺。与民国时期同行学者相较，这些主攻西学的学者关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和修养更是相去甚远。如此一来，当今个别治“中学”的学者固然可以在一些局部、具体的研究上比民国学者有所进步，但“学贯中西”的整体格局却不具备。而那些治西学的学者，西方语文的能力未见得超过民国学人，传统国学的修养经过长期反传统的洗礼，更几乎丧失殆尽。事实上，如果仔细检视一下目前那些试图重估民国学术的文章，我们就会看到，所有那些被强调超越了民国学术的特定方面，几乎无不局限于“传统”“中国”的文史哲领域，而且往往是局部的修正与推进，并没有整体性的典范转移，更缺乏那种深入西学但却是仅以西学为“参照”而非“标准”的博大精深之作。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恰恰可以说，即使在中国文史哲研究的领域，除个别杰出学者，整体而言，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还远未达到民国学术的水准。对于我的这一判断，如果将民国时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和当今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做一对照，读者或可认为所言不虚。

除非可以回到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体系，只要学术工作仍须在现有的学术分类体系之下进行，我们就仍得沿着民国学术开辟的道路前进。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的肇端，民国学术可以说为现代的中国学术奠定了楷式。不过，作为现代中国学术创制的典范，民国学术的意义还不在于新式学术分类系统的引进和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因为这是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的一个自然结果，无“理”可言，“势”之所趋而已。在我看来，假如民国学术至今仍然值得追慕，或者说需要在效法的基础上力求发扬，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融汇中西”这一为学之方。这一点，在当今之世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此，撇开一些媒体、文化界和社会人士对于民国学术的夸大和神化不论，也暂且不谈推崇民国学术背后对于健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诉求——尽管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环境对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不可或缺，仅就学术本身来说，民国时期所建立的“融汇中西”这一为学之方，仍是当今中国学术的目标。数年前，我曾在“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总序”中说过：“依我之见，现代意义上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尽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但学术研究并未受到意识形态的宰制，一时间大师云集、硕儒辈出。而那些中国人文学研究的一线人物，除了深入中国古典、旧学之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通他国语文，能够及时了解和吸收域外中国人文研究的动态与成果。”“如今中国大陆人文研究的再出发能否趋于正途、继往开来，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就是看能否接得上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学统’”。在此，我仍愿重申此言。

总之，只有尽可能消解当今中国学术界仍普遍存在的中西分裂，治“中学”者尽可能充分了解和吸收“西学”，“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不再抱残守缺；治“西学”者尽可能补充“中学”学养，不再仅以西方学术的“传声筒”自限，中国的学术才有可能在接续民国学术的基础上超越民国学术。也正是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对于民国学术的追慕，才仍然是“理有固然”而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