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晦涩与遗憾

世间的一流学府，美国有哈佛、耶鲁，英国有牛津、剑桥，法国则有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人的传统以哲学为最高，最卓越的知识人必然是哲学家。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有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大多写过哲学性质的著作，至少也要通过自己的学科来影响一些根本的东西：思维，逻辑、语言习惯、知识体系、学科的区分与边界。

1950年代雅克·德里达进巴黎高师时，他的同学里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有哲学家米歇尔·塞尔，他的授业老师路易·阿尔都塞，只比他大四岁，十几年后以《保卫马克思》一书成名，当时还没有任何作品发表；开学才几周，德里达就开始上米歇尔·福柯的实验心理学课，后者也毫无名气，但德里达已为他的风采所倾倒。“藏龙卧虎”这种词汇，用来形容巴黎高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就好比说“狮子山里有好几头狮子”一样。

1955年，德里达准备他的硕士论文，这篇长文是对他之前一年阅读胡塞尔的一个总结，阿尔都塞批改了这篇论文，并打了不及格。德里达早年在考场上的不顺利，以及他对考试的排斥态度，是相当有名的，不过，关于这次失败，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里的说法，与德里达自己的回忆略有出入。皮特斯写道，阿尔都塞给论文写了长达四页的评语，恳切地劝告他“在陈述与表达上进行彻底的‘改变’”，因为胡塞尔“并不是一个评委们‘熟知的思想家’”。

但据德里达自己在《切磋》一书（荟萃了他后三十年的访谈和对话）中的说法，阿尔都塞当时明确告诉他，他难以把握，要去问问福柯的意见。福柯看了文章后，亲口告诉德里达：“这篇文章要么F，要么A+。”福柯的意思很明显：他“不明觉厉”。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1955年，高师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人，对胡塞尔的了解程度和接受度还很低，这肯定是事实。考试给德里达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考虑到他后来的成就，这种程式化的选拔和考核制度真是大可诟病的。当然，迈过了这道坎，下面的路看起来就要平坦很多。德里达从胡塞尔现象学研究起步，当他翻译出胡氏《几何学的起源》，并为之撰写了超过此书篇幅四倍之多的导论时，他得到了哲学家康吉莱姆和福柯的肯定。康吉莱姆赞许说，读这篇长文带给他“精神上的满足感”，福柯则说：“哲学的第一行为就是阅读，你的阅读恰恰证明了这样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它具有如此庄严的诚实。”

对一个德国哲学家做了创造性的解读，为一个年轻的法国学者确立了地位。日后，成功解读德里达的后学，也能据此在这行里站住脚跟。叠床架屋，阐释之阐释之阐释，西哲之掘进就是这么一条路径；一个后学的命运，掌握在比他早入行的权威们的手里。在德里达的成长期，他与阿尔都塞、列维纳斯、福柯等权威过从密切。1963年后，他日甚一日地活跃，但每走一步都小心地探问前辈们的态度。

结构主义兴起于那个时间段，福柯、罗兰·巴尔特、列维-施特劳斯等是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何谓结构？我的理解，就是我们用手头的符号无法把握，但的的确确存在并起作用的东西，它在各个学科领域中无所不在。福柯对“知识范型”的探索、巴尔特对“写作零度”的揭示，其意正在向结构存在之前的语言和知识世界投射光束。

德里达也处在这个范型里面，自然深受影响，且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相当无奈的不自由状况：在一个时期治学，就得对那时时髦的学问有所研究和回应，正如同在21世纪，再喜欢写字的人也得被键盘所绑架。看德里达的著作，无论是《书写与差异》还是《论文字学》，结构主义的味道非常浓重，浓得让人窒息，句章之间不太正常的逻辑编排，以及成批量的术语使用，颇让人想起了罗兰·巴尔特那些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

但是，德里达的思想进路和写作，对结构主义的一套又形成了突破。学理问题太过艰深，只言片语难以说清，只谈一个核心概念：解构。皮特斯在传记的第11章里说，德里达对“解构”的最为清晰的阐发，出现在《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之中，而其立论的前提，是认定结构主义仍然被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主宰，“即长期以来贬低文字的‘语言文字的形而上学’。”按照西方学术的常规路径，他把这一思想回溯到卢梭那里，以此来显示，现代西方已经感觉到“文本性”是一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越是现实的在场，越是缺席。他说，结构主义把秩序看作一个由无中心的元素统一运行而形成的东西，而结构主义者首先接受了结构思想，再去试图描述结构的瓦解，由于他们只能使用瓦解前的语汇和符号，那么这种努力就必然是徒劳的，结构主义也必然显现出一种消极、无力的特点。

晦涩的学术并非《德里达传》的全部。皮特斯运用了大量的私人书简来描述一个哲学家血肉饱满的一生。德里达并非象牙塔里的人，他生于阿尔及利亚，青年时代赶上了那场惨烈的战争，赶上了戴高乐政府壮士断腕，艰难放弃了殖民地。和阿尔贝·加缪的立场相仿，德里达也不想看到白人和当地穆斯林之间互成仇雠，刀兵相见，“也挣扎于对法国的归属感和对去殖民主义原则的认同之间”。但是，他也未曾参与签署任何支持两族人共存的文件，因为有家人在阿尔及利亚，他担心陷他们于危险之中。

皮特斯强调，阿尔及利亚是德里达持续的内心之痛。2004年6月，他去世前参加的最后一场电视节目，主题便是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正如当年他不赞成法国人和穆斯林分开，他也不支持以巴分治，各建一国。他坚持认为，在多民族混居的地方，为了避免矛盾而将不同的民族分开、隔离，总不是最佳选择，这就如鲧以堵治水，不如大禹以疏治水，是一个比较懒惰的笨办法，也是缺少勇气、缺少政治想象力的表现。但是，给予他的时间还是太少了。一个常见的事实：思想家越是思想深邃、关怀深广，在进入永远的宁静时，带走的遗憾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