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深察印度哲学智慧

朱文信哲学基础

方东美的早期论文《哲学三慧》，对于希腊、欧洲与中国等三类哲学智慧以凝练语言赅摄之，唯独缺少了对古老的印度哲学智慧之总摄。故方东美晚年在讲课中，尝试将印度哲学纳入其“智慧架构”中以成其“第四慧”。他说：“印度人在宇宙中为人生造境，结果把宇宙人生的低层境界，打破束缚，将许多差别境界，归到宇宙的高度统一，我现在把它叫做‘功德慧’。”

　　方东美对印度哲学进行研习时，十分赞赏其所蕴有的圆融智慧。在《人生哲学讲义》中，他为印度哲学的源流正变之脉络做了较清晰的系谱学分析，分其为“一源一支二本三流六派”：一源，即四吠陀；一支，即耆那教；二本，即梵书与森林书；三流，即史诗传统、佛学传统与婆罗门传统；六派哲学，即数论学派、瑜伽学派、胜论学派、正理学派数论、弥曼差学派、吠檀多学派。

　　印度哲学的起点，是其古老的颂神诗篇《梨俱吠陀》。方东美曾论《梨俱吠陀》中著名的哲学圣诗《无有歌》。此诗起乎太古，发乎初民，其独特性在于，并非源于因果性的学理来探讨与追思宇宙之肇因，或诸神之起源，而展示了一种对存在图景的整体直觉；与其说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不如说是一种神秘经验的分享。这是印度文化奇特的神秘经验的最初记载，故谓为天启。它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即“独一之彼”或“彼一”。此概念意味着东方哲学本体论与形上学的源头已经确立，直指那唯一的、自有永有的最高“实在”。在印度哲学后来的发展中，此概念虽被另一概念“梵”所取代，但其影响力并未消失，正如方东美所言，“（彼一）的这种唯一性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任何的属性与特征都被超越；即在此既不可言说、亦不可思议的过程中，‘目击’了全部的存在与非存在”。

　　在《无有歌》的影响下，“有”与“无”构成了印度精神之两翼，亦成为区别正统与非正统哲学体系之分野。然而，《无有歌》本身却是以“彼一”为实在之道枢，并没有将“有无、常断”加以对立。故此，继承此一传统的《唱赞奥义书》也试图圆融呈现存在的有无二维。“有”与“非有”、“存在”与“非存在”等概念不足以穷尽那个超越言语思量、非可思议的“彼一”。这与老子《道德经》的“玄之又玄”的精神惊人地相似，都摆明了“有”与“无”只是“彼一”，或曰“道”的存有相与虚无相的双重呈现，体现了东方哲学中深邃的非二元论或不二论精神。

　　当然，若是只有对最高实在的默观与冥想，其精神难免乎萎弱与沉寂。故而《世尊歌》之行动精神登上了哲学舞台。在方东美看来，《世尊歌》虽然庞杂，但对羯磨或“行动之道”的强调与推崇却是贯彻始终的基本精神。其所歌颂的克里希纳是大神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是行动之神。如果没有神圣者的支撑，天地之间连一瞬都不能维系，宇宙的创造、维系与毁灭，都与神秘的行动息息相关。

　　这构成了印度历史上最为刚正雄健的、积极有为的精神。如果说，《奥义书》将九天之外的神话、天堂与吠陀诸神整个移入人的内心，使早期蒙昧的印度人踏上内向朝圣的冥想之旅，那么，《世尊歌》则使得安居在人心的神灵重新活跃起来、复苏其行动的力量。而其中的秘密是“行动瑜伽”构成了雄强的创造力，故罗马尼亚裔的宗教学者伊利亚德说：“《世尊歌》不仅代表印度精神的最高之巅，而且它还代表了广泛综合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之下，所有的拯救之道皆被合理化且整合进毗湿奴宗的信仰里面……克里希纳对瑜伽所赋予的重要性则代表了瑜伽传统的真正胜利。”

　　既然任何人在此世皆无法免于行动，而根据羯磨法则，每一种行动都会产生相应的业报，如何才能在羯磨中解除其束缚与捆绑，便成了《世尊歌》必须传达的精微妙旨。答案是：去行动，但不执着其结果之好坏，即行动和不执。“不执”的行动是不受业力束缚的。因此，“瑜伽”之道就变得极其重要，唯有其研习与实践，才能使一个人真正为行动而行动，而没有任何的私我之捆绑。

　　这是入世的正法，代表着由“梵”支撑的实相，即“行动瑜伽”已经摄入了吠陀经的“彼一”（寓“蓄素守中”）和“律则”（寓“积健为雄”），借此开出印度人最为刚健的生命哲学。

　　这样，“羯磨”所代表的精神，在《世尊歌》中，便与《梵书》所载有的繁琐祭祀颇不同，也有别于佛教所解释的无明之熏习所带来的世间法的束缚，反而构成此世通往绝对自由与解脱的有效桥梁。

　　这种精神也是印度与全部东方哲学所秉有的共义，即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不二性。哲学的实践品格才是其第一义谛。唯此，俾能外合物境、内证圣智，尽生灵之本性，成为人之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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