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身份认同：我们是否真的了解现代希腊？

哲学基础

罗德里克·比顿/文

希腊人是谁？是什么样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追求和成就，塑造了今天世界上的1000多万希腊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位于欧洲东南角的两个欧盟成员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当然，凡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大陆，都有希腊族生活的社区，这些社区被称为“希腊流散区”。

3000-2000年前，欧洲这个东南角落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在文学、哲学、政治和科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艺复兴以后，学者和旅行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文明。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对“欧洲”或“西方”文化的界定，包括对艺术、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的界定，都建立在古代希腊文明缔造者所奠定的基础上，而那些缔造者正是“希腊人”。

那些早已作古的希腊人在本书讲述的故事中也发挥着作用，但是我在《希腊三百年》重点论述的，都是当今时代的希腊人，主要探讨他们成为希腊人的方式、他们及其先辈曾经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做出的选择对塑造自我所产生的影响。

集体身份认同的演变

就过去两个世纪的希腊人而言，把集体身份认同称为“国家身份认同”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希腊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和巩固。所以，我们就从国家开始谈起吧。

对于国家的构成要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20世纪末以来，历史思考中一个很有影响的理论是对国家进行重新界定，把国家看作一个现代现象，认为国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治政府和多数公民的自愿参与，那么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也有人重提与此不同的观点，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称得上“种族”的人类群落一直都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这些群落不可以被称为“国家”呢？

希腊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根据第一个定义，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希腊这个国家，是基于地理概念的，有着共同的体制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是在19世纪20年代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革命中诞生的。从另一个方面，在有记录的、连续的历史上，希腊语一直被使用，在当今希腊所在的地理位置上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如此说来，作为一个国家，希腊的故事难道不是源远流长吗？

这两个定义都有其依据。但是我在《希腊三百年》中讲述的故事，是关于希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故事。因此，对于国家的定义，我选择的是更加狭义的、更加严格的含义，故事讲述时间的起点选定在民族国家诞生的那个世纪。

我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把这个现代国家想象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就是一个有生平传记的传主。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和一个人的生命旅程，表现出神奇的甚至是富有启发性的相似。那些将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的思想往往是个体生命的有机隐喻。因此，让我们先搁置疑惑，假定“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革命之中的希腊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与人生的历程有一些共性，就像人物传记梳理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一样，我们能够追溯希腊这个国家的历史。

与个体的人一样，一个国家也有遥远的祖先以及可以立刻进行查询的谱系或“家谱”。就国家的发展历程而言，诞生于19世纪初期的希腊，现在应该被看作青壮年。一个国家在成熟的时候可能会向其他方向演变，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国家演变的终点是死亡。

具体到希腊来说，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我们不会看到这个国家的讣告，给希腊写传记的作者也不用像对一个完整的、终结的生命那样，对其进行盖棺论定式的回顾。至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希腊三百年》看作一部“名人”传记，而且传主依然处于盛年期，并且星光闪耀。

希腊与逝去的古代文明的亲缘关系

没有人知道我们最遥远的祖先是谁。如果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是由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部落繁衍而来的，那么希腊人一定也不例外。遗传学的进展可能会揭示，现在讲希腊语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古代“经典”文化的创造者们有着相同的基因。不过，对于我们了解希腊的现代史，这真的不重要。人类的现代史只有几千年，从这样的尺度上看，影响历史的因素是环境、行为、事件、思想等，而不是进化生物学。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构成国家人口的个体的生物学祖先，而是某种比喻意义上的一个国家、民族、政权或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复杂现象的祖先，尽管“祖先”这个词最常见的意思是生物学祖先。对于古希腊文明是否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国家”，人们还是存有疑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腊文明时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主权国家。不过，希腊人与那些他们称之为“我们的远祖”的人，有一种类似亲属关系的感觉。最近几十年，“我们的远祖”这个术语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如此说来，此术语对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界定希腊这个国家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对于这种亲属关系，乔治·塞菲里斯给出了最为精妙的描述。他在1963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说：“我不是说我们（与古希腊人）有着同样的血统，因为我对种族理论有种恐惧感，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我们看到同样的山峦隐没在遥远的海平线上。”塞菲里斯还强调了语言的连续性。他指出，描述“太阳光线”的词汇，从3000年前的荷马时代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塞菲里斯在20世纪30—40年代经历了纳粹种族主义者给世界带来的恐惧。他强调的是一种亲近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自然风貌和语言的基础上，是在时间的推移中发展起来的，是从心灵深处感知到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武断的教条主义，不是建立在基因推测基础上的。

持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希腊人。希腊于2010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全世界有很多漫画家在媒体上发表他们依据希腊经典模式和形象创作的漫画，直观地表达他们对这个曾经创造伟大文明、而今处于糟糕状况的国度的看法。有的漫画描绘了希腊古代神庙，熠熠发光的大理石上布满了裂纹；有的漫画把欧元硬币上的铁饼描绘成歪斜的形状，寓示着希腊给欧元带来的混乱。这些漫画形象在远离希腊的国家引发了大众的想象，总的来说，即便人们的态度不是完全充满敌意，也是批评性的。

就希腊人而言，这种类似亲属关系的感觉让他们呼唤埃尔金大理石雕塑的回归。这些雕塑原本是帕特农神庙的石雕，在19世纪初被埃尔金勋爵拆下来运走。自1817年以来，这些精美绝伦的雕塑就一直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展出，其创作者在2500年前就已经作古，但是后人一直对其进行称颂、揣摩。这其中就有玛丽娜·墨蔻莉。她曾是电影明星、流行歌手，后来担任希腊文化部部长。她的赞叹感人至深：“那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名牌……是希腊文化的精髓。”

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至少是不能轻易抹掉的。有人认为，经过数百年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和战争入侵，古代希腊人的基因库不可能保存下来。有人摈弃对希腊先祖的迷恋，以此作为回避历史事实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样说都没有抓住要点。我们讨论的是亲近关系的感觉，是一种感知，不是一系列可以得到客观证明的现实。与先祖的亲近感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进一步理解和解释的历史事实。这种亲近感是如何存在的，尔后又怎样产生了如此持久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希腊如何变成现代国家这个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正是我在《希腊三百年》中要讲述的故事。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地把“现代希腊”作为古代希腊的延续，因此很难想象，在距离我们十分久远的古希腊时代，讲希腊语的人相互间是不存在这种亲近感的。我们称之为“古希腊人”的那些人，在当时可能不是这样称呼自己。

说来话长。4世纪的时候，那些说希腊语、写希腊语、居住在东部地中海沿岸内陆的人，已经在古罗马的统治下生活了好几百年。当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奉为国教的时候，希腊语中的“Hellenes”这个词被保留下来，意指那些已经死去的、没有得到新宗教恩典的希腊人。由于没能皈依基督教，那些希腊人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异教徒。过了不长时间，“Hellene”这个词的含义进一步得到扩展——用来指“异教徒”。也就是说，它可以指任何一个非基督教徒。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Hellene”在希腊语中的主要含义就是“异教徒”。随着世俗理念在18世纪的传播，“Hellene”变成了一个代表古风古义的词汇；“Hellenes”表示的是古希腊人，而此时说希腊语的人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不同的名字。

后来，希腊人又进行了一个有意识的选择，那是在1822年1月，希腊临时政府第一次全国国民议会做出决定——恢复一些古代名字的用法，即用“Hellenes”指那个时候新的、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公民，用“Hellas”指新的国家政权。

同样的道理，有人建议，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就应该重新使用德拉克马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货币”。从这种货币的名字可见，你想象它有多古老，就有多古老，但是截至1833年，在约1700年的时间里，这种货币从未被铸造过。再举一个例子，在和希腊诸城邦对抗的时候，古代的雅典一直执着于建立自己的优势地位。长期以来，雅典城中心卫城上的那些被毁坏的古代神庙被当作希腊的标志，这很容易让人认为，雅典从古至今就是希腊的都城，但实际上，雅典在1834年12月13日才第一次成为希腊的首都。

地名和人名等常常暗示希腊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更紧密的亲属关系。你在任何一张希腊地图上看到的至少一半的城镇和具有地理特色的名字，都能在古老的文献中找到。但是，很多名字是在希腊独立后被重新启用的，取代了使用数百年的惯常用名。

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信希腊东正教的父母有一半会用教堂日历上的圣徒名字，为他们的受洗的孩子命名。但是在18世纪90年代，父母在给受洗的孩子取名字时，要么将圣徒名字和古希腊著名人物的名字搭配使用，要么只用古希腊著名人物的名字，完全不用圣徒的名字。如今，希腊人的名字可能是奥德修斯、苏格拉底或欧几里得，也可能是珀涅罗珀或卡莉欧碧。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名字从古代开始就一直被家族使用。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你需要了解的你的祖先的另一面：他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当然，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是要减弱这些祖先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努力强化希腊集体认同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只有全面认识千百万希腊人在那些岁月里做出的选择，才能充分看到希腊所取得的成就的规模和范围。

从大约1800年开始，希腊逐渐强化自己与逝去的古代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这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既不无争议，也有很强的选择性。想一想那些完全被摒弃的古代做法，比如裸体、男色、奴隶制度、女性性奴、杀婴行为、异教信奉、动物献祭等，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作为一项政策，强化希腊与逝去的古代文明的亲缘关系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与漫画上欧元硬币扭曲的铁饼、古代神庙大理石廊柱上累累的裂纹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那些漫画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切，只是更令人感伤而已。

希腊的第二个祖先

即便祖上只有一个出名的祖先，这也是极不容易的。

希腊这个国家出名的祖先，不止一个，共有两个。希腊的第二个祖先从来没有获得第一个祖先那样高的盛誉，至少在西欧是这样的。另一方面，第二个祖先不仅从时间上看没有第一个祖先那么深远的根底，而且与很多希腊人在情感上也许显得非常遥远。这第二个祖先就是19世纪以来被冠以“拜占庭”名字的文明。

不过，拜占庭是另一个聚讼纷纭的术语，因为“拜占庭人”自己从来不那么讲，而且在说英语的人中间，这个词的发音也没有达成共识。通常来说，拜占庭帝国肇始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城市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这个城市位于面对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如今被称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那是330年，君士坦丁堡正好在那一年接纳了基督教。从那以后的1000多年里，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在他创建的东方都城中统治了一个基督教帝国，其官方语言很快变成了希腊语。这就是说希腊语的人逐渐失去旧名“希腊人”（Hellenes），并将自己定义为“罗马人”（Romans）的原因。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之所以称自己为罗马人，是因为从政治上说，他们所属的帝国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延续。即便在1453年罗马帝国灭亡以及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都城以后，他们依然使用“罗马人”这个称谓。正是这个原因，直到19世纪初期，现代希腊语都被称为“罗马语”（Romaic），而不是“希腊语”（Greek）。在1500年的时间里，被西方人称为“希腊人”（Greeks）的那些人，一直把自己定义为“罗马人”（Romans）。

在那段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也是欧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西边到北非国家和意大利，东边到波斯。除了公元前4世纪短暂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说希腊语的统治者从来没有统治过这么辽阔的疆域，也从来没有统治过那么多的属国，这一盛况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拜占庭文明常常被描述为过度注重精神层面，甚至接近禁欲主义。

从拜占庭文明流传至今的文学、建筑和艺术来看，的确是这样，因为其目的是高度宗教性的。但是，拜占庭人或者至少其精英阶层，有着深厚的修养，享受着高水平的世俗教育。他们是严谨细致的学者和深究幽微的读者，研读古希腊的戏剧、诗歌、哲学和历史。的确，我们今天知道的全部古希腊文学和大部分科学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而且在14世纪以后沿着适当的路径传播到西欧，要归功于拜占庭帝国的图书管理人员、书籍抄写者和有识之人（其中有些是女性）。拜占庭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获取了无上的权力，此前或之后说希腊语的人很少拥有这样的荣耀。

罗马帝国最终在1453年灭亡，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之所以依然对希腊人的创造力有着强大的影响，以上所述都是充分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是东正教体制的延续，因为在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几百年里，东正教一直在传教布道，从来没有中断过。与此相较，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时代开始形成的组织机构，没有任何一个能像东正教那样延续下来。现代的最高法院保留了古代雅典使用的名字“Areopagus”（战神山议事会），但那只不过是1844年以后的事儿。戏剧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大的影响，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复兴让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观众欣喜若狂。但是，不管是在希腊还是在别的地方，戏剧演出的历史都曾中断过。

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全国性的组织机构不断建立起来。乍一看其遵循的模式极有可能是从东罗马帝国那里继承来的，而且符合当时多数说希腊语的人的宗教传统，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拜占庭帝国只是在后来才成为现代国家效仿的榜样。那是另一种选择，并对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性才被认可，成为继古希腊之后的第二个卓越祖先。

身份认同是叠加还是分裂？

至少在150年的时间里，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卓越的祖先在希腊的国家形象构建中互相激荡。对这两个如此不同的祖先同时进行回顾所造成的结果，将会是身份认同的非凡叠加，或者身份认同的分裂，也许那样会更好一些。我们并不是将人群进行分类，把一部分人归为一类，把其他人归为另一类，而是认为，一个人拥有两种身份认同，也许这两种身份各自占的比例是不同的且不固定。

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祖先之间的二元性，促进或者反映了思想和认知在深层次的二元性。希腊（希腊人）属于东方还是西方？

希腊的两个祖先的文明繁盛的具体地理空间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我们一直认为古希腊是属于西方的。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古希腊首先对古罗马产生了影响，并在很多年以后，又对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一直是罗马帝国位于东方的那一半。自基督教在1054年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以来，君士坦丁堡就一直是（现在也是）东正教的核心，认同拜占庭帝国就是认同正教传统。现在，坚持正教传统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大部分巴尔干半岛国家以及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在书中指出了这样的悖论：“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而古典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事实上，希腊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200年里，希腊人已经确定了这一点。但是，正如希腊对其祖先的二元继承所显示的，它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这是同一个二元性的一部分，不能将其简化成一个单一的论断。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

事实也是这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位学者在2015年撰写了见解深刻的文章，这也算是对亨廷顿的回应。他写道：“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200年里，希腊从来没有严肃地考虑过要放弃西方。”19世纪20年代以来，希腊的每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决议，包括每一个政府行动和每一项民主选择，都一再证明其与西方的结盟；还在适当时候，与塞浦路斯共和国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为这种反复证明所付出的成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项决议只有在经历内部冲突之后才得以通过，而且是凭借最微弱的优势。19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希腊发生内战，国人之间相互残杀，希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与西方结盟的问题。这样的伤疤是不容易愈合的。

巴尔干半岛在20世纪90年代重燃战火，前南斯拉夫围绕是否坚持共产党执政而发生了分裂。此时，希腊公众的意见一边倒地站在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阵营。有时候，政府的政策罕见地与西方不一致。最近一次的不一致发生在2015年的春夏之交，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郑重地考虑：如果希腊不能继续留在欧元区，就应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结盟。即便从最终结果上看，希腊一直都在与西方结盟（或多或少），但它从来都不是全体公民的一致选择，有时甚至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希腊祖先的故事揭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形势迫使人们进行两难选择时，不管人们做出哪个选择，其注定会损耗一部分对希腊最诚挚的忠诚。

鉴于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人们认为未来的决定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么这就是不明智的。

本文整理自《希腊三百年》 2021.3 中信出版集团 [英] 罗德里克·比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