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传统文化自信论

袁新国哲学基础

马一浮（1883～1967），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师和现代新儒学思想家。他会通古今，兼融中西，贯通儒、释、道，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起被后人尊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周恩来总理赞扬马一浮为“当代理学大师”，现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推崇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创建现代新儒学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马一浮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80年前，在西学东进、国将不国的艰难时局中，他就发出了中国文化不会亡、中国不会亡的坚定声音。他坚信“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这是何等的气魄，又是何等的自信！这不仅对当时外忧内患的中国来说，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对于今天的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也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一浮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马一浮经历了从企慕追逐到理性扬弃的转变过程。当时，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的落后和被动挨打，而西方文化则能强国救国。西化成风所及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之所累。马一浮虽从小受教于传统文化，也开始向西学寻求救国之道。曾与好友谢无量、马君武共同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编译和介绍西方名著，致力于传播西方思想文化。1903年他又远渡美国，“万里来寻独立碑”。在美国，马一浮看到，相对于外国的蒸蒸日上，中国国民对亡国之危的麻木不仁及其奴隶性格，“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心中万分悲凉。他当时曾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君权与儒教扼制了国民的高尚、纯美和勇猛之性，因此对西方文化很是羡慕。他在1904年的日记中写道，人类的观念中有“美世界”和“恶世界”之分，欧美人以科学哲学抽象的美造就了社会国家具体的美，他们是能造美的国家。1905年回国后，马一浮治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寄居寺庙，广阅文澜阁《四库全书》。

　　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以及对发生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入侵中国的切肤之痛，马一浮发现，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人类日益堕于暴力与功利主义之中，西方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他对西方文明整体上进行质疑，认为西方近世文明“只务宫室车服之美,　游乐之娱而已。然上下凌夷,争斗劫夺,无所不为”，这是草眛。西方就是一部草眛史，不得称之为文明。一是西方文化是“循习”的文化，西方哲学以“习心为主”，不知有天地之性，不知有个根本，只是顺随习气。与“率性”的东方文化相比，仅停留在现实层面，流于肤浅。二是西方无道德可言，国家注重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有强权而无公理，有阴谋而无正义，国际间只有利害，无道德可言。人与人之间也只有利害的结合，父子、夫妇异财，恩义至薄。对于国家、社会的道德行为，都依断于法律，出于利害，绝无中国礼乐文明之温情。三是西方逐物竞争，好言征服，认为西方是物我二元论，外物于我，必然导致向外求索，重知识，重竞争，重征服，以至于暴力征伐。西洋人既不认识自己，哪能真正认识外物，他们对待外物的办法终究会成为伤害自己的办法。因此，好的政治不仅仅在于富强与否，更在于德教。马一浮转而反身求索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治之道，极力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马一浮深感传统文化本身之博大精深，时人实不知中国传统文化精义所在，后人为之所误不能致力于传统文化。首先，他自信中国固有特殊之文化，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他说，我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我国学术一定可昌明。其次，他相信中国文化不会亡。因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心性上，心性不会亡，中国文化自然也不会亡。即使现代的文化全被毁坏，心性却不能毁坏，那么中国文化终有复兴之日。

　　1938年，迫于战事日紧，马一浮辗转迁到江西泰和、宜山，受浙江大学之请，为学生讲授国学，力倡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六艺之学。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六艺之道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可以统摄诸子百家、四部（经史子集）等中土一切学术。六艺是圣人思想之总结，含天地之常道，依之可以明伦察物，彰往知来，别是非，正人心，厚风俗。用此代表一切固有的学术，博大精微，无所不备。他驳斥世人“倒退的”“腐旧的”“独裁的”“贵族的”传统文化论调，认为传统文化是“前进的”“日新的”“普遍的”“平民的”文化。进而认为，“要说解放，这才是真正的解放；要说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要说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传统文化不仅是前进、日新、普遍、平民的文化，还是“解放”“自由”“平等”的文化。所以，六艺之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如何弘扬和发展呢？“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地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仅仅保存国粹，而是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二是不能仅仅单独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而是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泽惠于全人类，使人类能够复“本然之善”，全“性德之真”，而成和谐之美。马一浮的学生乌衣风说，自马先生出而讲学, 世人方知世界上除现代知识以外, 还有人类最高之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中国先哲数千年来发明最早、理解最深、剖析最精、讲论最广的传统文化，为人类寻求理性之最高知识和生活之最高境界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中统西，寻求中西文化融合之路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东进，中国文化如何应对，如何发展？马一浮对此有自己独特的思考。首先，他并不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从企慕到质疑，对中国传统文化从质疑到推崇，并没有导致马一浮完全排斥西方文化。他说：“吾说六艺，颇采义学家方法。……虽推论远及西方，未尝有外之之意。”当美国亚力山大教授在浙大讲演，认为各民族各有其文化，应互相了解尊重，而不必强归一律。马一浮深以为许。其次，究其根源的话，他并不认为有中西文化之别或东西文化之称谓。针对熊十力好言东西文化之不同，马一浮回应说：“谓若克实而谈，有东有西，即非文化。圣凡犹不许立，更说甚东甚西？”强说东西的话，就不是文化，就像没有圣凡之别一样。如果一定要说东西文化有别的话，只是圣人和凡人之心行的差别，东方文化是“由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由习”的文化。就如南北朝时的南学北学之不同，“南人简要，得其菁华；北学榛芜，穷其枝叶”，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

　　在这样的中西文化观下，马一浮立足于自己的本位文化，提出中西文化融合之路，认为六艺不仅能统摄中土一切学术，还可以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西来学术举其大概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可统于《易》，“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这样的融合方式，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其实马一浮是从学术宗旨上来理解中西文化，是从本体和人心上贯通中西文化，他说圣人之道，亘古常新，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也不为方域所隔碍。“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突出地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增强文化自信心，不至于自卑于人而盲目崇外。同时，也是他在不少人高唱“全盘西化”情势下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论。

　　马一浮是立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世界主义者，限于当时的国势家情和个人偏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拔高之嫌，但他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提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寻求中西文化融合之路，对今日的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精髓，提高文化自信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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