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丨评胡适、陈寅恪、冯友兰、梁漱溟

民国以来，在学术界最出名的是胡适之先生，从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看来，他本是一个讲中国哲学的人，但其实他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根本不知道禅宗内部的问题，只去做些外围的事，如考证版本的真假，这与禅宗有何本质的关系？况且凭什么你就能断定《六祖坛经》一定是神会造的呢？

照我一看，我不须考证，就知道神会写不出来，因为神会的思想是另一个思路，神会禅是「如来禅」，《六祖坛经》是「祖师禅」，祖师禅是真正的禅宗之禅，是神会了解不到的。胡适先生连这一点都不清楚，还想跟人辩，难怪被铃木大拙当面斥为外行，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所以他虽以哲学起家，到后来不但不讲哲学，并且反哲学。

他极力宣传科学与考据，考据也并非不可以讲，不过考据是历史家的本份，但胡适先生既不读历史，亦不读哲学，亦不读科学，他只去考红楼梦。考红楼梦能考出科学来吗？—他所有的学问就是这样—浪费、无成。所以冯友兰出来写哲学史就超过他了。

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比胡适进了一步，至少表面上很像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史，还是以冯友兰所作的为最好，余英时也这样说。但他的讨好，其实是表面的，因为他此书有一讨巧的地方，平常人看不出来。他用的是选录方式，西方人写哲学史大体是用诠释的方式。选录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冯友兰作这本书很狡猾，说好听是很谨慎，所以很能保持一种「学术谨严」的气氛。

因为他很少对所引的文献加以解释，他尽量少说自己的话，尽量不做判断，所以读者实在很难猜透他到底对那些文献懂呢？还是不懂？到了他该说话时，他就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若有真正下论断的大关节，则一说便错，由此，我们便可看出他实在不了解。所以很早我就说他这本哲学史是「脓包哲学」，脓包的特性是外皮明亮精光，但不可挑破，挑破便是一团脓，我是一向不欣赏那种书的。

这本哲学史大体上卷还象样，主要是他用了他那一点逻辑知识整理了名家，有一点成绩，其它讲儒家、道家都不行。先秦都讲不好，后来魏晋道家、随唐佛学更难讲，他根本是门外汉，于宋明理学更是门外的门外。他以为他懂得朱夫子，但他何曾知道朱夫子是理学家，不是西方的新实在论，他以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解释朱子，这当然是不相应的。他后来又讲「新理学」，以程朱自居，这都是妄人妄作。《中国哲学史》表面上写得那么严肃，出版时是那么郑重其事，他请金岳霖与陈寅恪来作审查报告。

其实金岳霖先生是外行，陈寅恪虽是史学家，并不读哲学，但他的见闻实比冯友兰博洽得多，所以多少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只是冯友兰不承认罢了。像陈寅恪这个人也了不起，其考证历史确是当行，但这个人也有其缺点，我称之为「公子型的史学家」，他为人为学带有公子气，公子气有什么不好，我们暂时不去详论它。

近代中国史学界颇有成就：例如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有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史，这都是众所公认的。史学之所以有成，因为他们上了轨道，有当行之客观的了解。

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讨论就未上轨道，像冯友兰的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历代各期哲学核心问题根本未接触到，更遑论有什么有价值的讨论。以如此之书，而不论中西都公认它是一本代表作，这表示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在太差劲了，不但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世界，这真是这一代中国人的耻辱。

又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出冯友兰对中国思想没了解呢？在纪念熊先生的文集中，有一篇冯友兰的文章，他以九十高龄，平生写那么多书，理应有些心得，谁知他却说：熊十力之新唯识论和老唯识论的争辩是一个老问题的复活──就是说有关这些问题在古代就有人讨论过了，现在他们又拿来讨论而己—我一看，这样说倒是出语惊人！我仔细看他说的是什么老问题的复活，原来冯友兰是指南北朝时代神灭不灭的讨论，我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了。

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和玄奘《成唯识论》的不同怎么会和神灭不灭扯在一起呢？请问熊先生是主张神灭呢？还是神不灭？而《成唯识论》又是神灭还是不灭？我看两边都安排不上，这种故作惊人的论调实在太差了！神灭不灭的问题重点在那里都不能把握，后来佛学的高度发展更不容易契接得上，故其侃侃而谈者，大体不可信。

此外如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与我老师熊先生在所谓「客观的了解」上也都有缺陷。梁先生是了不起的人物。但他和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讲学或许有错误，但他的民族文化意识纵贯意识很强，而梁先生在这方面很欠缺，梁先生的头脑是横剖面的，如他的「乡村建设」之理论便是在横剖面下了解中国社会而写出来的。

他并没有通过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去了解中国社会，只照眼前的风俗习惯而想办法。他对中国社会的具代表性的了解是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说的：「伦理本位，职业殊途」，他这样了解并不算错，但若止于这样了解，是只了解到现实的社会状况，若其社会所以形成之文化根据及背后之历史渊源，则并未接触到。

以上是说梁先生的文化运动之无所成，至于纯学术上的对中国儒、释、道三家的研究，也是很薄弱的。所以熊先生每次劝他不要再搞乡村建设了，要出来讲学，梁先生两眼一瞪，说：「我有什么学问可以讲呢？」梁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是得自于张申府先生讲的罗素，与张东荪先生翻译的博格森的创化论。博格森在西方哲学上的地位并不高，罗素于逻辑有贡献，于真正的哲学并无多大贡献。当时中国哲学界对他们两位推崇备至，也可见学风之浅陋。

梁先生对中国的学问则欣赏王学再传门下的王东崖，对「自然洒脱」一路颇寄其向住，欲由此而了解孔子之「仁」。其实从这一路进去也可略有所得，但毕竟不是了解儒家的正大入手处。梁先生是谓有性情、有智慧、有志气之人，思考力很强，也有创发力。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年纪并不高，全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

但也因如此，其中所造的新名词都是无根的，所说的文化类型也太简单，如说西方是前进的，印度是后退的，中国是适中的，这样讲都是一些影子罢了。所以思考力强，性情真，志气高，也有相当的智慧，可惜无学以实之，结果尽成空华，白白的浪费了一个人才。这种人间大憾，平常人是看不出来亦感受不到的，就连他自己也不自觉。他的这部书实并无多大价值，他本人亦不予以肯定。他最后是相信佛教，而不再做儒者，在中国这样的乱世，生命人格想要卓然有所树立是很难的。

马一浮先生只能作文章，作高人雅士，不能讲学问，他文化意识并不如熊先生强，他自己也承认悲愿不够。文化意识不足不能讲学，悲愿不够也不能讲学。所以他的架子摆得很大，他说现在一般人都不足以教，若要教，也「只闻来学，未闻往教」，要人去他那里请教才行，他决不接大学的聘书。

他从年青时起便隐居西湖，二十七岁就不见外人，也不出来。到熊先生写出新唯识论时，那时他和熊先生都已四十多岁了。熊先生听说西湖有此一高人，想往见之，或告之曰：他不见人，熊先生想找人介绍，介绍亦不行。熊先生不得已，就自己将稿子附一封信寄去，结果好久都没下文，正待要发脾气，马一浮亲自来了，真是「惠然肯顾，何姗姗其来迟」。

一见面，熊先生责问他为何久无回音，他回答说：「你若只写信，我早就回了，你又寄了著作，我要详细看，看看你的份量，如果份量够，我才来相访，现在我不是来了吗？」两人于是结为好友。由此可以想见马先生的为人，这个人的名士气太重，从学识方面说，他比梁先生、熊先生博学，但客观的了解则没有，譬如他好用新词，但往往不通。

以上都讲老先生的毛病，大家不要误会我对前辈不客气，其实我还是很尊重这些人，在这个时代，出这种人物，有真性情、真智慧、真志气，已经是很难得了。我只是要强调「学」的重要，无「学」以实之，终究是浪费了生命，辜负了时代，这大体也是整个时代的毛病。

即如我老师熊先生念兹在兹想接着现有的新唯识论写出「量论」部份，也写不出来。本来依熊先生的计划，新唯识论应有两部，上部「境论」，讲形上学，下部「量论」，讲知识论。但「量论」一直写不出来，其实就是因为学力不够。因为熊先生的所得就只有一点，只那一点，一两句话也就够了。一提到儒家大易干元性海、体用不二，熊先生就有无穷的赞叹，好像天下学问一切都在这里。当然这里有美者存焉，有无尽藏，但无尽藏要十字展开，才能造系统，所以后来写好多书，大体是同语重复。

我奉劝诸位如果要读熊先生的书，最好读其书札，其文化意识之真诚\自肺腑中流出，实有足以感人动人而觉醒人者，至于《新唯识论》不看也可，因其系统并没造好。不过虽说熊先生所得只有一点，但那一点就了不起，不可及。当年马援见汉光武，叹曰：「乃知帝王自有真者」，此语可移于赞熊先生，熊先生之生命是有「真者」在，这「真者」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学，这点抓住了，就可以立于斯世而无愧，俯视群伦而开学风，这一点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关键，我们就从这点尊重我们的老师。但他的缺陷我们也应知道，知道了，就有所警惕，警惕之，则可以定我们这一代学问奋斗的方向，此之谓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