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丨“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辩证法与中国道路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可用”的城市理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革命的科学，经常遭遇资本主义出于摆脱自己危机的需要而“出人意料”地迫使自己转变发展方式的新变化问题，及其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危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社会危机”的批判科学，也经常面临着“自身科学的理论危机”。这种“危机”既是其不适应自身所处时代的表现，也是其转入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生产的契机。“城市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现实问题在理论中的表现。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专门研究城市问题的一种“主题化”体现，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都市总问题式”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总视野中的一个焦点”，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与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体系所无法认同的新的开阔地带所要求的一种新理论视野。“城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越界的”“异质性的”问题域，而不是简单的学科综合。正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现实社会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理解与容纳的新地带，马克思主义就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学，然后用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因此，先是拉萨尔(1851)，后是葛兰西赞美马克思是“经济学的黑格尔加社会主义的李嘉图”。这有点像卡斯特所批评的那种“本末倒置”“主谓颠倒”的“范式转换”做法，即把本来是对都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化分析”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都市化分析”。“城市马克思主义”不是以城市为客观研究对象的认知理论，而是以城市问题本身为主体的自身思想活动。“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意味着我们并不把城市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而是把城市作为思考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体”。其重点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待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问题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问题”。当然，这个主体是“既定的”客观存在，而“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城市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理论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从解决城市社会日常生活这一微观角度出发思考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问题，所以它似乎有些“空想”色彩。这好比在一座建筑物的地基没有打好之前，便把空中楼阁造好一样。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更关心工业社会发展问题、资本主义剥削问题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与之相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关心城市问题或住宅问题。所以“城市马克思主义”类似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是21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正像恩格斯当年所说，在经济科学形式上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可能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城市马克思主义”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意志上的乐观主义”与“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是“栖居的”悲观主义者而不是“定居的”乐观主义者。也就是说，不是从现实的科学批判中，而是从辩证的艺术文化想象中，寻找替代性的解放方案。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与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是其中的奠基之作。前者之著名，在于首次大胆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完全都市化社会”这样一个颠覆性的假设。故此，有人高度称赞说，列斐伏尔在20世纪第一个把都市想象为一个浓缩的全球或世界，同时把世界想象为“同一座”都市，“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都市革命》之革命性见解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两个革命阶段，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飞跃，二是工业化社会向都市化社会飞跃——其中包括“全球或全社会从属于都市的社会”以及“都市从属于栖居的问题”，今天都市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住户们的沉默寡言与消极。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关心的不是工业社会式的理性设计管理与经济增长，而是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城市权利，也就是“栖居的”权利。《乡村与城市》更多的不是面向城市的现实研究及未来展望，而是用“以文证史”(陈寅恪语)的方式津津乐道地对逝去的乡村表示了无穷眷恋之情。此书可谓乡愁式的城市文化学、城市社会学研究著作。有人把这本书和列斐伏尔的城市著作系列相提并论——它们不约而同地把“栖居的”城市权而不是财产所有权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头等大事。当然，我们今天必须警惕形形色色的虚假的“栖居主义”消费意识形态作祟(最为典型的就是城市中心的“绅士化”与“郊区化”两种“伪栖居”现象)。

在“城市马克思主义”看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只是把城市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只是把城市社会作为工业社会的问题之一来理解与解决，而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全新的总问题结构来理解，从而也没有把城市问题当成求解以往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的总问题。当年马克思心中的发达社会是工业资本主义，今天的发达社会则是城市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只是把城市与乡村作为对立面来理解，这对于古代封建社会甚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今天的世界二重化为城市与农村两个世界，或者二重化为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城市社会内部矛盾的地理结构的表现。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农业是工业的一个部门，今天农业与工业则完全变成城市社会的组成部门，城市化已成为“普照的光”，成为理解全球化、国家区域化、多元性发展的关键。

在“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的“刚性”学科划界策略，已经不适应也满足不了今天复杂的城市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需要突破与激活自己的概念逻辑问题域。议程之一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视野中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新的发展与摆脱危机的动力途径等现实运动，由此入手理解城市社会出现的世界历史背景及其深层的社会矛盾运动规律。议程之二就是透过城市社会对传统社会结构与阶级群体的巨大冲击，透视城市资本主义的新的压迫形式，由此来思考未来社会的民主力量形式，从而为探索未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治理形式作好理论准备。议程之三就是城市文化研究，通过文化视野研究城市，通过城市视野研究文化。诸如，电影城市、网络城市、人工智能城市、游戏娱乐城市、音乐城市、身体城市、生活节奏城市、旅游地理城市、健康生命城市(也就是生态城市)。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是把现代城市社会视为消费与分配的再生产领域的生活表现，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城市社会的本质视为文化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二者都有可能把城市理论研究引向抽象甚至神秘。全球化城市社会的形成表明，已经不再有资本主义“外围”，而只有资本主义自身不断自我生产的“内部空间”扩张。这种扩张的表现，马克思称之为世界分工与市场，而“城市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城市空间的内爆与外爆，或集中化与扩张。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狭义的城市理论，不如说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商品形式与价值形式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并未完成的世界市场理论。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是资本主义得以摆脱旧的社会制度限制的一个条件，那么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则是这种市场扩张的条件与基础了。一方面世界市场本身形成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所使用的“世界市场”概念换成“城市化”或“全球化”一词，这就是一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或“城市化”版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在“城市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诞生的温床是“城市的”，所以是一种城市理论。其主体是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及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潜在的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与战略，而不是对象式的、构思式的认识论课题。

康德说过，思维没有内容则空，直观无形式则盲。在城市哲学研究中这两种问题都存在，但更为突出的是抽象与想象的形式缺失的问题。如何理解今天这个全球化城市时代？上世纪的科幻小说与抽象艺术均以自己的方式预感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如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其“基地系列”中，以“敌托邦”的想象向读者预示未来世界将是一个所有人都居住在一座城市的世界，这座巨型全球城市在今天的网络社会似乎已经变成虚拟现实。而波洛克的抽象的表现主义艺术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同样向我们展示出抽象城市空间统治着整个人类的怪诞现实。在哲学中，其实斯宾诺莎的“实体、属性与样式的三位一体”，黑格尔的“具体的抽象”辩证法以及马克思的“抽象成为现实”的商品“价值形式”思想，均已经从哲学角度提出了今天的城市社会的认识与理解的形式。而洛杉矶后现代地理学派代表索亚的“第三空间”思想与美国杜克大学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泰斗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都是新时代城市哲学的抽象想象图式与概念方法的典范。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詹姆逊为例。

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观点，通过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并指出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相应的空间认识论或者空间表现或者再现性的图绘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古典的民族的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它相应的文化表征与空间表达形式是把中世纪与古代社会一切神圣的、复杂的、异质的空间形式“一扫而光”的笛卡尔式的同质性空间(相当于尤尔与马克思所说的“工厂哲学”，福柯将其概括为“透明的监狱”)。由此形成以描绘冷酷无情的生活世界为己任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形式(如狄更斯的《双城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这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社会文化的叙事形式。在接下来的帝国主义阶段, 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个人微观与社会宏观、现象与本质、日常生活与社会历史现实、经济日常生活与政治文化之间发生了根本断裂。在这个时期，个人的主观认知能力已经无法直接理解他的现实。真正的现实，并不在身边，而需要辩证地把握或者以一种主观神秘的形式扭曲地表现出来。如果人们以一种日常直观感性方式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那么这种“现实主义”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所谓的经验现实恰恰是一种主观的误认——现实只能是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把握到的本质结构。例如，某个19世纪末伦敦街道上的行人的感性“周围世界”的本质并不在伦敦街道上，而是“并不在场”地控制整个世界的英国殖民主义体系。当年以福尔摩斯命名的侦探文学，反倒更形象地反映了这个帝国主义时代深层的秘密。在该时期，金融城市文学表现不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把这种缺失的、“无法到场”的全球“同步发生”的资本主义现实“完全主观化”为一种“感觉”“诗歌语言”“语言游戏”。也就是说，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资本主义现实是一个完全“缺席的原因”，这个缺席的原因或现实通过文学和隐喻以扭曲和象征的方式得到表达。这种表达就是每个人的或者每一种感觉都是一种封闭的主观的世界，这是一个表面上封闭的主观记忆的情感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巨大无边的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现实的抽象空间。

这种关于“纯粹主观”的(如乔伊斯式的意识流、普鲁斯特式的“回忆”)个体内心封闭的精神世界的描述与隐喻，不仅反映了金融资本与消费社会统治下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而且更是今天被称作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时期——跨国资本主义时代, 人们对周围现实的把握更加地困难和扭曲，“精神分裂”是唯一比较恰当的隐喻了。正是在此情势下，詹姆逊所说的具有辩证批判深度的、把握现实的“认知图绘”才派上用场。在这种弹性积累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出现了新的再现的形式或者说“图绘”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的经验与想象。这种新的再现性的空间、经验表现为对距离的压制消除，这种空间又表现为一种纯粹分裂的主观精神世界。原来是一个封闭的纯粹的内在主观世界(现代主义)，今天表现为一种不断流动着的分裂的精神世界、符号王国、虚拟叙事(后现代主义)。随着资本主义成功跨入更富有制度弹性与技术动力的全球化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抽象的时间统治机制(即速度)，把时间扩展到了全球，于是超越一切地点与空间限制的“同时性”发生的“时间”(极限速度)把自身“悖反性”地变成了“静止的”“空间”。因此，“我们这里根据时间性试图寻求的一切，必然会首先经过一种空间的基质才得以表达”。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空间性”，同质化高速扩展的时间对空间与地方的统治“二律背反”地依赖于或者“颠倒性”地表现为一种同质性空间对时间的统治格局。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必须采用“空间的”辩证法形式，“城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而然地也需要一种新的即“空间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想象力。

在城市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用武之地何在呢？如前述，马克思主义通常习惯于从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阶级关系等这样一些宏观而本质的角度来理解城市问题。但从学理上说，不是直接地介入现实问题批判，而是反思性地从对主流的城市研究学科的方法论批判入手，可能是更恰当之举。诚如福柯所说，哲学家们只是试图以不同方式解释与改变现实，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有关“现实知识生产的话语结构与学科制度、研究方法”。这才是“批判”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从对城市的规划设计实践反思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找到介入现实问题的方法论抓手。初看起来，此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但是，按照一种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讲，它是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知识思想的表现。城市设计是在执行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布局意志的某种实践形式。一个城市发展的前途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掌握在城市的规划设计部门手里，但在它背后却有着深不可测、盘根错节的社会利益、关系与力量的角逐。比如土地所有权，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就是土地的分配、购买、流通、生产、消费、使用过程。这些问题的最“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就是城市的规划设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城市发展就是规划设计师的工作，就是建筑研究院、规划设计院或者政府主管部门能够拍板决定的事情。这种非反思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恰恰以颠倒方式反映了当代社会有决定性意义的空间生产之现实。

城市除了通过建筑师的设计目光来打量与透视之外，至少还可以通过另外两种空间视野来加以描述与还原。其中一种空间就是日常生活中用于步行、享受、使用、消费的城市景观，这是一般人所接触到的那个日常生活经验性与知觉性空间。此空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的空间或者空间的一种实践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日常生活空间实践的主体或人们，往往是属于被统治的或者说被主宰的社会，即底层社会的民众，他们所能够参与的空间主要是这种空间。

而对于城市管理者或设计人员来讲，他会以一种“冷眼旁观”或“鸟瞰”的角度，例如从他所乘坐的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的位置或角度，来考虑城市美观不美观、街道宽不宽或绿化环保安全程度高不高。这种日常生活步行者的具体的身体节奏空间和规划设计院所规划的那种“高大上”的抽象化、符号化、立体化、透明化的城市几何学空间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甚至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阶层、阶级利益的分野。借用当代法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的措辞来讲，建筑设计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与情趣的“区隔”。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情境主义后期著名代表人物米歇尔·德·塞托，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第七章“行走于城市”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隐喻：那些端坐在纽约摩天大楼一百多层上的办公室里的老板，和密密麻麻走在大街上的那一些人，在空间视觉上和城市理解上是有明显差别的：“上升到世贸大厦的顶楼，等于挣脱城市的控制……他所处高度的提升将他变成了观察者，将他放到远处。将施加巫法使人‘着魔’的世界变成了呈现在观察者面前与眼皮底下的奇观。它使得观察者可以饱览这幕奇观，成为太阳之眼、上帝之眼。这是一种想要像X光一样透视一切的神秘冲动所带来的激昂”。

德·塞托这段极富想象力的空间视角隐喻与想象的描述，启发我们想到，除了这两种空间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种空间。这种空间所采取的是想象的、文学的、游戏的、文化的、符号的这样一些形式，它更多是一种表征性的或者符号化的空间，一种意义升华了的可能的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空间体现出了一个社会、一个制度的一种凝聚力或者记忆力(如纪念碑性建筑空间)，但是有时候会表现为很多人生活中所实现不了的一种文学艺术化的或者心理学化的解放的“梦想”。比如，我们每天观看的电影电视、闭目随身听的音乐、流连忘返的体育赛事、沉迷于其中不能自制的电子网络游戏，甚至是充满风险刺激的飙车运动……这些流动不居的，或者冲破现有的社区、体制的种种空间局限的富有想象力的、富有重新创造性的空间……

以上所说的城市社会三种空间形式或空间视野及其辩证关系的观点，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之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三元空间辩证法”(trilectic of space)。此三元空间之第一“元”就是“空间实践”(知觉)，第二“元”就是“空间表象”(构思)，第三“元”就是“再现性的”或者说“表征性空间”(体验)。我们必须通过多种空间形式，来想象、理解一个城市，这就是一个差异性的空间，或者说辩证法意义上的空间，而不是抽象的同质化的知性空间。我们只能从一个又一个单独角度来理解、认识、设计空间，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空间切换到另外一个空间，以至于无穷。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上那种冲决一切罗网限制的“解放感”或者“超越感”。任何一个专业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不可能单独对城市这本“大书”做出一个透彻的说明，城市哲学研究一定是复合的、多方位的、交叉的与视野转换的研究过程。

这种“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预示着一种适用于城市社会哲学研究的新辩证法。实际上，以尼尔·布伦纳、斯图亚特·埃尔登、安迪·麦瑞菲尔德、克里斯蒂安·施米德等几位“1960后”为代表的辩证都市主义者或“城市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从斯宾诺莎、黑格尔到马克思、尼采乃至列斐伏尔、德勒兹、哈维、索亚、吉登斯、詹姆逊等哲学家那里，寻找都市的辩证法灵感与资源。诚如马克思早已言之，辩证法在其“神秘形态”上能让现实显得“合理”甚至“闪光”，而在其“科学与合理的”形态上则包含着对现实的“否定的批判的革命的”理解。辩证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今天，城市哲学研究的正确提法不是以狭义的静止的城市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城市”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21世纪的城市哲学研究的正确提法是“资本的城市化”“都市化社会”“全球化都市社会视野中的城市问题研究”等动态图绘，城市研究必须放在全球、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关系之中。资本通过都市化把原始社会“游牧化”与国家社会的“辖域化”有效结合起来。当代资本主义是电子游牧与智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综合体(德勒兹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城市智能化、信息化之后的集中化，这种新官僚制治理形式。城市化意味着是灭绝差异生命的决策中心，是冲突的内卷或内爆与破坏的外扩或外爆的双重辩证法。这是都市革命的本义——在全球都市化的今天，不再有美丽乡村空间的异托邦，只有反抗的身体的差异化空间；不再有城市之外的前现代乡村，只有城市化之中的自然被殖民化。今天问题不是城乡二元对峙或城郭乡野的泾渭之别，甚或全球化与地方化之博弈与壁垒，而是国家的都市化治理以及全球国家与城市的“脱域化”与“再区域化”。正像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辩证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世界交往的网络及其纽结，是国家与地方管理的边界、区域，以及个人生活身体的差异化视野这样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者为一体的多元复合存在。换而言之，城市因生产力发展、自然资源的流通、社会交往、消费生活需求而成为网络空间实践，因设计管理安全而有相对规范的秩序与界限，因每个人的生活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节奏。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的冲击和被接纳共同促成的结果。“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既缺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准备、知识支持、方法运用，更缺少结合本土的经验性的研究著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国内两极化的研究模式，既要注重对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地方城市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又要注重对城市文化理论、社会空间批判的哲学资源的消化吸收与创造性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种科学性、严密性与包容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在辩证的批判的哲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性的学科架构上，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科做好充分的准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中国社会并不是从工业化走向城市化，而是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跳跃式”地进入城市化这个存在状态。但毕竟中国社会总体上仍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中国当代主要社会问题还不是过度发展的“城市病”，而是走出传统的停滞的农业文明不发达状态，建立现代文明社会。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城市化发展，而不是城市化批判。当代中国是一个明显不平衡发展的、多种经济社会形态共时性并存的复杂性社会结构，包括农业社会、行政社会、市场社会、城市社会与网络社会以及智能技术社会，等等。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业社会、传统的行政社会，也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而且是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社会或者高度空间化、流动化、网络化、区域化的社会。由此来看，如何从空间化的方法论维度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历史，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与问题，这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前提与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开始集中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城市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城市中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着力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

必须看到，任何直接直观的认知方法都无从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同样，直接照搬西方现代化城市化理论也无济于事。我们固然承认，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一是城市化，“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但对于中国来说，正在到来的城市社会是多重意义上的“既在场又不在场”，是矛盾不平衡的发展在地理与空间上的表现。如果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逆城市化”运动一度是中国革命道路以及反封建反殖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理论之核心任务，是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历史辩证法，从而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那么，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城市化发展是在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制造业进程遭遇严重衰退，全球的金融地产与消费经济的畸形发展与严重膨胀等历史背景与空间结构下出现的，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城市社会”就是这种不平衡或矛盾格局的现实征候。

中国的城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近现代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阶段性的“串联性”的产物，而是相对落后的农业文明、相对独立完备的工业文明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交叠在一起的、“并联式”发展的结果。在其中，全球化资本空间的生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三个主题左右着城市发展问题。现代民主法制建设的未完成性与城市化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治理形式重叠于一处。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法律治理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扩张所需要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内在冲突，资本主义灵活投资所需要的殖民化地方分工与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居民、城市居民的城市权利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了。规模空前、速度惊人的中国城市化发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就范于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扩张，不是盲目地听命于资本追求巨额利润的疯狂欲望之摆布，而是满足人民的美好多样的生活需要？这对于正在走向更新更高的民主文明社会形态的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列斐伏尔曾经说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生产出自己的社会空间，特别是城市建筑空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必须区别于资本主义“千城一面”的城市空间，而不断地进行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革命。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城市建筑是人类劳动和创造的结晶，承载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每一个建筑都在穿行的岁月里留下沧桑的故事。城市特色风貌是城市外在的形象和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因素、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长期积淀形成的城市文化特征，决定着城市的品位。我国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城市是一个主要载体。我国古代城市建筑，蕴藏着极为丰富且极具智慧的思想观念、理论原则、技术方法。……我们要借鉴国外城市建筑有益的经验，但不能丢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城市建设中所存在的“同文化越来越远，同浮华越来越近；同传统越来越远，同西化越来越近”，这种“城市风貌乱象横生、缺乏特色”的病态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自己民族历史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城市建设就是“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基因”。这是“城市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再生产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城市化建设必须既吸收西方城市建设的智慧和经验，充分享受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但同时也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霸权对我国城市建设的资本化、同质化的影响。应该在学习、借鉴西方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本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例如“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与“元气论”等具有高度对话性，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齐物论》蕴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明代刘宗周在《圣学宗要》中说：“太极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阴生阳，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万物，皆一气自然之变化。”《管子·禁藏》说：“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生态化、小型化、生活化的城市文明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那里找到重要的证据，例如《周礼·考工记》就有对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模型。而古人对于城市的选址也非常注重生态和谐、适宜人类居住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状况，这就是所谓“风水”文化观念。例如《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及《管子·度地篇》：“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肥饶者。乡山，左右绕水若泽”。《周易·乾卦·文言》中所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传统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天、地、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节奏的城市概念，与列斐伏尔关于“未来的”富有和谐节奏的“诗意地栖居”的城市革命的展望相一致。总之，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实践必须吸收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智慧与当代地方性实践知识，尊重中国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参与城市建设的权利，处理好全球、都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建设充满多元性、异质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格局与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