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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是西方的一个文化中心。如果讲特色的话，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时尚”制造中心。“时尚”(Fasion)的本义是指服装的流行样式，即“时装”。长期以来，巴黎不仅领导着世界的时装潮流，而且也不断地制造文化时尚。现代派文学艺术时尚大多滥觞于巴黎。
二战结束后，哲学也成为时尚翻新的领域。存在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纷至沓来，而且在每一种“新潮”中也是五花八门，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当代法国思潮的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现象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勃然兴起，风靡一时，马克思主义也在知识分子中获得同情。其次是1956年及其以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引起思想界的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做的秘密曝光；苏联出兵匈牙利，法国共产党予以支持；法国新上台的社会党政府镇压阿尔及利亚革命，并得到法共支持。知识分子普遍失望，不愿面对政治和历史。结构主义适逢其时，异军突起，第三是1968年5月风暴后，“后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法国新潮思想明星也相应地更换了三批。大体上说，第一批以萨特、梅罗-庞蒂等为代表。第二批是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福柯和阿尔杜塞。第三批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包括福柯、德里达、布贺丢、博德里雅尔、李奥塔德、德吕兹等。法国新潮思想叠出不穷，有其复杂的原因，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厄运，资本主义时代的剧烈变化，现代性固有的矛盾、异化，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冲击，等等，都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危机。单就思想领域本身而言，盲人摸象，不妨试着提出其中的几点具体原因。首先是思想传统。回顾20世纪西方社会思想界的曲折演变，不难发现，滥觞于17世纪的欧洲思想的两大支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和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到20世纪仍在延续。如果说英、美思想界在逻辑实证主义方面愈益精深，那么，欧洲大陆则更纠缠于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留名、人本(道)主义和反人本(道)主义的矛盾情结。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涉及的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因此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工具思考，那么，欧洲大陆的思想则更关注变动环境中的人类生存命运，因此是一种主体层面的目的反思，是“价值重估”。社会历史危机必然引起思想冲突。其次是思想的杂交。法国作为欧洲乃至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历来对八面来风兼收并蓄，从而保持着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二战结束后法国思想界更呈现出一片“混沌”。由于法国在二战中的胜利来得“不光彩”，传统的自由主义备受打击。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德国思想”竞相涌入，尤其在一些著名大学里，如巴黎大学(索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各种思想的冲撞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杂交品种，结出了奇花异果。这些新潮思想不是传统自由主义的简单延续，而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者说与马克思主义有互动关系。那么，为什么法国的一些有创造力的学者没有执著于某种既有的“思想体系”，如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而是另辟蹊径，自立门户？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Wallerstein)在论述法国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解释：在法国的新史学思想中，民族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战后几年是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同盎格鲁-撒克逊国际霸权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教条化，而且成为僵硬的斯大林主义的国际战略工具。在文化观念领域里实现既非盎格鲁一撒克逊化，又非苏联化，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强烈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年鉴学派的存在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提供出口。“大学里所有的年轻人都转向‘’年鉴‘’式历史学。”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也很相似。第三是多学科的杂交。现代学科愈益细密的分殊化，无疑与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经验实证主义传统有着更密切的关联。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则有一种追求“普遍原则”的冲动，当然，各国情况也千差万别。如果说德国人更偏爱聚敛式的“体系”，那么法国人似乎更喜欢发散式的“百科全书”风格。广泛涉猎，心有旁骛，关注和吸收其它学科的进展成果，在法国学者中蔚然成风。用现代的学科框架往往难以界定一些重要学者的归属领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恐怕我们不能把萨特只说成是哲学家或文学家，也不能把列维-斯特劳斯说成是哲学家或人类学家或语言学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说成是“思想家”，而在现代的学科划分中恰恰没有“思想学”这个学科。反之，多学科的交叉又刺激了各个学科的边界的扩大和思想的突破。拿破仑帝国继路易十四绝对主义王权之余烈，造就了高度集中的政治-文化体制。尽管法国文化“放眼世界”，但其实际活动空间很小，浓缩在巴黎一地。故有人称之为“巴黎知识分子村”（Parisianintellectualvillage)。一个村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熟识。某人在某学科有什么重大进展和突破，立即成为“全村”的新闻，并竞相效尤。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乃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相互借鉴、互通有无，相得益彰。尤其是方法论，不分你我，没有“知识产权”，而奉行拿来主义，种到自己的花园里，嫁接在自己的果树上。南桔北枳，对文化和学术发展无疑利大于弊。因此，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神话学等等研究中绽放出哲学思想之花，造成新潮拍岸，激浪冲天。时尚就意味着新奇。新潮必须标新立异，争奇斗艳，并且大有睥睨一切之势，方能压倒和排挤旧潮。法国的新潮思想就总是以其“片面的深刻”惊世骇俗。时尚还意味着流行。法国的新潮思想得以流行于世，多赖实现“massproduction”(可译为“批量生产”)的美国。往往是法国发明“思想”，再经过美国学术界按照学科进行标准化加工和批量生产而推向全球。时尚也意味着短命。每种新潮所能维持的寿命已越来越短，能够独领风骚三五年，就很不容易了。记得几年前，当“解构”这个新词刚刚在中国登陆。一个在美国读博士的朋友回国探亲时感叹道，只要在paper中出现“decon”(解构)这个词，美国教授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国内闭门读哲学史之类的教科书，总以为西方现代思想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大断裂、大更新，似乎西方现代思想已面目无非。仔细想想，其实不然。尤其是本世纪后半期的新潮思想，大多是以反主流的姿态崛起。为何造反之浪此起彼伏，绵延不绝，而新潮作为时尚，只是昙花一现？这不正说明主流之根深蒂固、撼之不易吗？即便是“去中心”的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按福柯的说法，也是由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开创的。以后的“作者”都是“话语功能”。可以说，西方社会-文化在主要方面依然笼罩在启蒙时代的巨大阴影下。然而，新潮思想绝非过眼烟云。毋庸赘言，尽管大浪淘沙，但人类的知善恶之树变得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新潮思想冲击和修正了主流思想，当然也就可被主流思想所容纳和消化。许多当年的新潮作品已经成为西方大学的必读书或参考书，就是一例。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纵观法国20世纪后半期五彩斑斓的思想，令人感到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时代，不由地想起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当时，也是新潮迭起，狂飙激荡。我们现在用“启蒙思想家”一言以蔽之的那些人物，他们不也是各立门户，聚讼纷坛，何尝在聚义厅里排座次呢？但是，正是这些思潮汇合起来，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我们现在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也是绵延两个世纪之久的多中心的文化现象，而不是单一文化流派的独唱。资本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经若干阶段。思想领域同时也在变化。现在资本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经若干阶段。思想领域同时也在变化。现在，资本主义还在变，有人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近几十年西方(主要是法国)的新潮思想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这不无道理。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哲学-社会学原则，不是统一的人文科学流派。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大反思、大批判，既是西方社会深刻变化的体现，也是这种变化的催化剂。后现代主义表达了世纪末的孤独、愤懑、哀怨、无奈、刻毒、放荡、狂欢，也尝试着种种突围的努力。其核心思想或许可以用福柯的说法来表述。即用差异哲学取代求真求同的哲学。近代启蒙思想打破了等级思想，代之以平等思想。其核心是一个无差异的原子社会观。“摩登时代”的流水线生产大有塑造出这种“单向度的人”之势。后现代主义则强调每个人之间的差异，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其核心思想似可归纳为：承认异质的平等观。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对启蒙思想既有突破，又有继承。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启蒙思想的根本否定，而是启蒙思想的延续和扩展，实际上把近代个人主义原则又推进了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扩展为对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批判，例如“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则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启蒙思想的“普遍原则”、“线性发展阶段论”和“大同观”等理论是支撑现代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打破这种“普遍真理”，承认民族性的差异、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差异，则预示了一种新的世界历史发展图景。在当代法国思想发展中，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无疑是一位极其引人瞩目的人物。福柯在西方思想界获得了广泛的盛誉。他被称作“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萨特去世前，其存在主义思想影响已经日渐消退，而福柯去世后，其思想影响方兴未艾，日益上升。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吕兹宣布：这个世纪将被称作“福柯时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大师哈贝马斯说：“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美国著名学者克利兹曼说：“福柯之死在法国知识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像他那样对历史学、哲学、文学和文学理论、社会科学乃至医学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福柯在西方被视为思想知识界的一个斯芬克斯，一个谜样的人物。但是，福柯之谜并非如中国一些介绍文字所说是由于福柯著作的“艰深晦涩”造成的。这种说法十分奇怪。须知，福柯的主要著作大多不是那种堆砌术语的“理论著作”，而是历史分析。另外，它们大多是“畅销书”(包括个别“艰深的理论著作”。如《词与物》。可见，福柯的大部分著作对于法国读者乃至其他国家的读者并非“艰深晦涩”。当然，“畅销书”不等于“通俗读物”。福柯的著作毕竟是非常严肃的学术研究。理解福柯，首先需要有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的知识。但是，中国研究者绝不应该给“福柯之谜”凭空再增添一重迷雾。相反地，可以告诉读者，只要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福柯的著作至少可以直接窥见当代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福柯之谜首先在于福柯思想的离经叛道和难以归类性。1978年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Geertz)在《纽约书评》上介绍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英译本时有一个精彩的说法：“60年代初，福柯以其《疯癫与文明》突然跃上学术舞台。……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这段话已经成为对福柯的一个经典性评论。这段话既涉及到对福柯一些基本思想的评价，也涉及到福柯在法国和西方思想和知识系谱中的定位。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福柯是哲学家吗？他不论述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不讨论传统的哲学概念，而是从西方文化的边界入手，考察疯癫、医学、监狱和性的历史。福柯是历史学家吗？在他的历史分析中，疯癫、疾病、犯罪和性，乃至“人”，都不是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而是“观念”、“知识”、“话语”。历史是时间的流程，但在他看来，历史不是进步、发展，而是断裂、不连续。福柯自称致力于“科学史”研究，但是他研究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他在人文科学中看到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权力关系。他的科学史研究是理性的，但是现代理性话语却成为他严厉批判的对象。福柯经历了法国战后此起彼伏、前后相继的三大思潮：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个思潮的风云人物往往会被下一次思潮所吞没。福柯在每一种思潮中却总是保持着一种独立和疏离的姿态。他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超越流行思潮，不断地发出惊世骇俗的声音。福柯曾经被称作“结构主义冒险四巨头之一”。但是，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他仍然是一个主将。仔细研究福柯的思想，不难发现其中的一致性。这就是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铁笼的努力。早在1967年，福柯在一次谈话中说：“当人们考察古典时期时，人们只需要描述它。但是说到现代--始于1790-1810年，延续到1950年--问题则是如何从中解脱出来。这种明显的争议性质源出于这个事实：人们不得不挖掘脚下积累的大量话语。……考古学家不得不像尼采主义哲学家一样拿起榔头来敲击它们。”1983年，福柯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当然，仅用“尼采主义”一言以蔽之，就会抹杀或贬低福柯思想的丰富性和独创性。实际上，他的考古学、系谱学等方法论，他的话语实践分析和权力-知识理论，他对许多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等等，都已成为国外“福柯学”的话题。福柯之谜还在于福柯私生活的云谲波诡。作为一个思想家或作家，个人生活与其创作、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福柯表面上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数十年埋头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以一种实验科学家(他自己的说法是“考古学家”)的态度研究人类社会的“反常”、“离轨”、“变态”的现象。但这只是福柯个人生活的一面，另一面被故意掩盖了。首先是福柯本人极力保守自己的隐私。他不愿公开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多次声称，自己的生平就是由一系列的著作构成的；个人生活是乏味的，毫无故事性，不值得公之于众。而且，福柯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也秘密分割。在较亲近的小圈子中，福柯的同性恋不是秘密。但是，在他死后，那些自以为是福柯某一时刻唯一伙伴的人，发现自己错了。更让他们惊讶的是，他们以为福柯极端厌恶女人，但一些女人回忆了与福柯的亲密合作。其次是“权力机构”有意掩盖。福柯英年早逝，举世震惊。医院为保护名人声誉，始终对病因予以保密。因此，当福柯死于爱滋病的消息悄悄流传出来后，许多崇拜者不敢置信。美国学业者米勒(JamesMiller)是一个典型。据他自己描述，这一消息给他强烈震撼，从而促使他深入研究福柯的思想与生平的关联。神秘恐怖的爱滋病及其与声名狼藉的同性恋的联系，也使福柯的形象变得更扑朔迷离。事实上，福柯的生活也是“尼采式探索”。他如浮士德一般，一生追求“极限体验”，从未止步，直到最后耽迷于非性欲化的“极乐”体验，也就因此被“魔鬼”摄走。福柯的文化边界研究与其社会边缘心理相辅相成的。对“现代性”的批判是西方一股绵延不绝的潮流。但这毕竟不是主流，而是一种“反文化”。在这个理性的世界里，福柯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在理性世界的眼里，福柯的思想与行为无异于一种疯癫。而在福柯的眼里，这个理性世界无异于另一种疯癫。究竟谁疯了？但是，至少在法国，类似福柯这样思想离经叛道、生活奇诡怪异的，不乏其人。仅就与福柯的思想或交往有关的人而言，前有萨德、鲁塞尔、巴塔耶等，同时代有阿尔杜塞、巴尔特等。他们构成了一个长长的系列。福柯之谜正被逐渐揭开。福柯的思想与生活不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怪胎”，而是现代西方(具体地说是法国)社会和思想所孕育出的一朵“恶之花”。反之，福柯这一类怪异的思想家也正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最真实的揭露者和象征。对于福柯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可以稍加修改地套用《疯癫与文明》的最后一段话：“西方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和确认疯癫，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像尼采、梵高、阿尔托和福柯这样的人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来评估自身的。而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并不能使这个世界确信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本文选自刘北成老师所著《福柯思想肖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初版前言。原文撰写于1994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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