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忠与孝

忠、孝的伦理观是儒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忠与孝在儒学这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殊的关系。近代以来的流俗之见将忠、孝概念加以简单化，从而对儒学进行大肆攻击。他们所攻击的儒学本是中世纪末期走向歧途的异化儒学，并不是真正的儒学本来的特征。本文正试图从源头上重新梳理早期儒学的忠孝观的内涵，它们内涵之所本，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冲突时的应对之策。

一．忠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将早已异化了的儒学的忠孝观给与严厉批判，以致将异化了的忠孝观简单地覆压在孔子头上，孔子俨然成了“忠君”、专制思想的一个传播者。殊不知，孔子未曾明确提到一定要忠于所谓专制君主，即便被近人大为引用用来作为证明孔子的专制等级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未曾真正意义上明确是臣对君或子对父单方面的尽忠的义务观。“君君臣臣”明确是一种双向负责的伦理要求，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果君不能事臣以礼，则君正是违背了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正名”说也可以理解为指出国君在位的非法性，故而需要正名将非法继承君位的国君革去。“忠君”含义下的“忠”并不能孔子“忠”的全部含义。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朱子注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论语集注》）可见，孔子之“忠”更为广泛的含义当指：对于普遍性的公理的遵循，这个外在的公理又当是源于人之内在，以通过对于内在于己的价值的坚持以确定外在的这个价值的普遍性，而这个价值又应当是人所先天具有的价值诉求，“忠”正是要求恪守这一价值而不至丧失。这个价值观在孔子那里或许包含了“忠君观”，但更主要的当指对于生来所具有的先天为“善”的价值的持守，具体在孔子的思想中就包含了“仁”以及由仁丰富了的“礼”，在孟子那里则明确指的是人本性的善端。将这些内在的先天价值加以持守之时，内在的价值也就赋予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普遍性，成为相对意义上的外在的客观公理，从而要求众人对此“公理”以“忠”的态度进行遵守。所要求以“忠”的公理的表现是外在的，但在孔孟这里，它的来源确实内在的。

二．孝

“孝”的观念在儒学思想中具有一个比起“忠”来更为根本的意义。儒家之学注重的德信，德信之本也正在于“孝”。“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儒家看来，为人孝弟，就不会犯上作乱，这里依然是本于儒学的由内而外的扩展思路而来。前面提到，孔子所讲的“忠”的外在性源于人对内在所先天禀赋的价值的持守，在孔子这里就是仁的保持，而仁之本正在于“孝”。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之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儒学对于人之本质的认识在于人生来就处在血缘关系的纽带之中，人之为人在于血缘关系内的人际关系之中。人出生最早面临的血缘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是人人都会面临的人际关系，因而具有普遍性。子三年之后方能免于父母之怀，父母去世后子女也当为父母服满三年之丧。在儒学看来，这条准则是人类社会自然所具有也是人理应所遵守的，人遵守了这条准则，也就距离“仁”近了一步。“仁”的外在表现就是为父母三年之丧的孝行上，内在表现是对于去世后的父母依然保留有思念之情，保有孝子之心，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孝”更重要的应当是它的内在表现，在于人的内在性，而这内在的孝，因为作为父母的子女，自然理应为行孝，这也成了一条内在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条价值来源于自然的血缘关系所带来的情感，但在儒学和孔子这里，已经将它发展为一种社会性的伦理，带有理性的特点，它即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这个内在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孝”与“忠”不同的是，它更倾向于人的内在心理和情感，并且也是外在表现的“忠”的公理的根本来源和所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当外在公理所要求的“忠”与内在所要求的“孝”相冲突时，儒学往往是更为倾向于“孝”的。

三．忠孝的两难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着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这是条表明儒学的亲亲相隐的材料，是孔子在处理忠孝冲突时采取的态度。叶公“忠”于公理，在他看来偷盗理应遭到惩罚，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也应该揭发偷盗者，即便是自己的父亲也不能违背这条原则，他的这个观念本于的是公理的至高无上性，类似于西方讲的法律观。而孔子则是本于人的内在的情感，对于父母的孝心而产生不忍揭发自己的父母，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也是一样，因而当自己的父亲攘羊之时，外在的公理这时就不再具有它的威信，因为人天然禀赋的“孝”的人伦观更为根本，人的自然属性表现的“孝”此时要重于已经不再是自然属性的“忠”，因为在儒学看来，要求所“忠”的“公理”正是源于人的自然性的“仁”以及作为仁之本的孝。如果孝丢失了，也就不再具有了仁，更不用提所当“忠”于德外在公理了。“忠”让位于“孝”正体现了，儒学强调内在修养，内在自然本性的特点。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

当忠孝两难全的时候，孟子也是选择的也是尽孝。舜作为贤君，自然会忠于“秉公执法，犯法就要受惩”这一公理，但当杀人者是它的父亲瞽瞍的时候，舜干脆国君之位也不要而尽孝道了。以上两个例子我们看到，当忠孝两难全时儒学是更倾向于自然情感的“尽孝”而不是“公正无私”的“尽忠”。在西方的法律观看来，“忠”理应高于“孝”，因为“公理面前没有私人情感”是西方法律观念的基础，在法律观之下，公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并且理应统摄“私情”。而在儒学看来，相比于“忠”与外在的公理，内在的人所与生俱来的“情感”是更为根本，因为这正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而存在，是儒学对于“人”的根本理解。

四．结语

儒学所说的“忠恕之道”的“忠”通常解释为自我内在的端正，而“忠”的表现所需是外在，但“忠”的根本却依然是内在的，这个内在根本正是和儒学讲的“孝”相符合。因而忠恕两难的问题严格来说在儒学这里不存在，重视内在修养的儒学已经决定了它会更倾向于孝，即便是忠君的忠于孝相冲突之时，通常也是忠要让位于孝。李密的《陈情表》为何能感动当时的君主和后人，也正在于儒学的“孝”先于“忠”的观念早已本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