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 中国哲学中的情感问题

   中国的儒家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人的情感问题。如果将其同西方哲学进行一些比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考察，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  
     
   人们都承认，儒家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是讨论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学问；但是，讨论人的存在和意义的问题，就不能没有情感，这正是儒学之所以重视情感问题的原因所在。所谓“重视”，就是把情感放在人的存在问题的重要地位甚至中心地位，舍此不能讨论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情感具有基本的性质，情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儒家哲学为情感哲学或情感型哲学。这是儒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西方哲学也有自己的传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理性主义传统。“爱智”被归结为理智、理性。从古代的“逻各斯”、“理念”到近代的“我思故我在”，就是这一传统的重要标志。所谓理性，是一个涵义十分广泛的概念，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涵义是西方哲学家共同接受的，这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包括逻辑推理、数学证明，概念分析等等，延续到现代，则称之为“智能”。   
     
    当然，西方也有另一种传统，即经验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但很多经验主义者使用理性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自文艺复兴始，同时开创了近代理性主义传统。 17、18世纪出现了一批思想家，普遍关心情感问题，有的用情感说明道德（休谟、叔本华等），但他们公开声明是非理性主义者。其实西方的人文主义同理性主义是相辅而行的。康德开始了“认识论的转向”，随着康德道德形上学的被批判，理性真正变成了认知理性。康德本人提出了情感问题，但又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理性之外，从而否定了道德情感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中有所谓“情感主义伦理学”，一方面承认道德伦理由情感决定，另方面又宣布这样的伦理学是主观的、相对的、非科学的，目前又遭到新的批判。 
         
    与此现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儒家哲学不仅肯定情感（特别是道德情感）的重要作用，而且没有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而是寻求二者的统一，并由此建立普遍的德性伦理和“具体理性”学说。 
    
    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特别看重人的“真情实感”，认为这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所谓“真情”，就是发自内心的最原始最真实的自然情感；所谓“实感”，就是来自生命存在本身的真实而无任何虚幻的自我感知和感受。这是一种神形、心身合一说，与灵与肉的二元论有区别。“真情实感”是人所本有的，也是人所特有的，是最原始的，又是最有价值意义的，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由此而来。   
     
    阳明将这种情感活动称之为“人情事变”，认为人“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传习录上》）“事变”就是人生的历程，其中有喜悦，有悲伤，有快乐，也有忙碌，这就是人生。因此说，人除了“人情事变”就再也没有什么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是对人的存在问题的一个基本看法，说明人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情感活动，而不是抽象思维的“自我”。     
     
    儒家论情感，首先是从“亲情”开始的，最重要的是“孝”。孝被认为是家族伦理，但首先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孝弟为仁之本”，说明亲情之孝是实现人的最高价值――仁的基础。       
     
    儒家承认，在亲情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有“极相似”（如程颢、朱子等人）之处，这是人与动物连续性的一面，但这未必有损于人类的尊严。自然情感之对于人，既有原始性，又有目的性，它决定了人生的目的追求，“安身立命”之学，就是求得一个“安”，但又是很高的境界。      
     
    从存在及其价值的意义上理解亲情之孝，是很有意思的。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何谓“直”？在孔子时代显然有不同看法，叶公和孔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看法。孔子所理解的“直”，是指父子之间不可隐藏的“真情实感”，而不是对偷羊这件“事实”本身的指证。孔子并不否定这件事实，但是去告发和指证就是另一回事了，这里有价值选择的问题。孔子选择这件“事实”本身，就是要说明情感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这才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     
     
    这里还引出另一个问题，情与法的关系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情是人的存在问题，法是制度社会问题。作为社会的人，当然要面对“法治”还是“礼治”一类问题。但是作为个体的人，便有存在方式及其价值选择问题，当情感与法发生冲突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叶公和孔子可以有各自的选择。孔子的选择也是承担责任的，这就是朱子所说，是“天理人情之至”，应当如此。儒家哲学就是“天理人情”之学。        
     
    儒家是主张“礼治”的，未能开出民主法治，这是事实；但这里的问题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孔子反对法治。因此，我们需要“划界”。    
     
    如果说，孔子没有直接论及情与法的冲突，那么，孟子的“窃负而逃”却直接提出并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孔子所说的情况下，可以父子相隐；在孟子所说的情况下，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最高权力而实现个人的心愿，享受人生的乐趣。孟子并没有否定法的合理性，更没有以权压法，当然不存在“徇情枉法”的问题。     
     
    孝固然处于对父母之爱，但又不止于此，它只是生长点、“发端处”，它要不断生长、发展，最终要实现仁德。郭店竹简中有多处提到孝，《唐虞之道》：“孝之方，爱天下之民”，《五行篇》：“爱父，其攸埃人，仁也”，《语丛三》：“爱亲，则其方爱人”，等等。孝已经由所谓“私人情感”发展而为普遍的人类情感。在儒家看来，这是有内在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体现了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竹简还提出亲情是一种纯真无伪的自然之情，为孔子学说作了论证。“父孝子爱，非有为也。”（《语丛三》）“凡人伪，可恶也。”（《性自命出》）这就是说，自然而真实的无人为造作的情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也就是人的本真存在。这说明，儒家的理性学说是一种“自然理性”学说和“具体理性”学说。这同道家也不是对立的。     
     
    孔子讲情感，但未提出“情”字。孟子提出“情”字，但很多学者（包括西方汉学家葛瑞汉等人）认为是讲“情实”、“信实”，而非情感。郭店竹简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孟子所说的“情”就是情感，而且先秦时“情”字成为人的存在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