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与福柯的世纪之辩

　　1971年11月，福柯与乔姆斯基同时作为嘉宾出席在荷兰电视台的一个知识分子系列访谈节目中。詹姆斯·米勒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一书中说，让乔姆斯基和福柯二人在一起讨论问题是很有意义的。那时他们都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写过论语言结构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以政治观点激进好斗著称。

　　据乔姆斯基回忆，他和福柯在节目开拍前曾在一起待了几个小时，顶着语言方面的困难（乔姆斯基不会说法语，福柯那时的英语还不太流利），建立了某种共同的立场。然而有迹象表明，这将不是一场普通的辩论。节目的主持人、荷兰哲学家方斯·厄尔德斯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他想刺激一下稳重古板的荷兰电视观众，为此弄了一个鲜红的假发想让福柯戴上，但未能如愿。同时，他瞒着乔姆斯基，给了福柯一大块印度大麻，作为请他出场的部分报酬。

　　电视辩论的气氛很友好。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观点：人的本性有一种在生物学上已经有定论的、不可改变的基础。对此福柯提出了一些疑问。乔姆斯基概括地谈了他关于生成语法的看法，而福柯则简单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看来，历史学需要消除认识主体的困境。谈话就这样轻言慢语地进行着。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厄尔德斯一直在桌子下面不停地捅福柯，指着他膝上的红色假发悄声催促他戴上。福柯起初不理会他，但是随着厄尔德斯的问题提得越来越尖锐，他终于开始发火了。

　　厄尔德斯问福柯：“你为何对政治这么感兴趣？”福柯反问道：“我不该吗？政治对于我们的存在可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若是连这样的问题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那我岂不是瞎极、聋极、蠢极了吗？我们生活的本质，毕竟是由我们栖身于其中的社会的政治运作构成的。”

　　乔姆斯基展示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一种结社的、非中央集权化的自由协会制度。福柯则拒绝制定任何理想的社会模式。乔姆斯基接着谈起有必要建立某种关于人的本质或本性的严格而人道的概念。福柯又表示不赞同：“难道这样做不会让人误入歧途吗？”

　　福柯开始直接向乔姆斯基提出挑战：“在美国，当你做了一件非法的事情时，你会用正义或某种更高的合法性为它辩解吗？”乔姆斯基仍然用平心静气的语调，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是的，作为一个拒服兵役者，我常常也认为国家是罪犯，国家的法律没有效力，但这绝不是说正义的原则应当被抛弃，恰恰相反，我认为对不正当的法律的抵制，事实上就需要依据某种正义的原则。我们应当做敏感的、有责任心的人。”

　　米勒说：“乔姆斯基的这种感情可能会显得平庸，在这个场合，也只能如此。福柯事实上根本不要这些东西：什么责任感、敏感、正义、法律，统统都是些空洞的观念，意识形态的符号，是压迫人的、骗人的、有害的。”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在《非批判理论》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乔姆斯基与福柯的论辩，比较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并宣称乔姆斯基是获胜的一方。诺里斯的基本立场是，他认为批判性解构跟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不同，前者注重认知，如德里达，尤其是在电视辩论时坚定地反对福柯的乔姆斯基；后者是相对主义者甚至是虚无主义者，如博德里亚尔、罗蒂、列奥塔和福柯。

　　方斯·厄尔德斯说，在过去40年中，人们对乔姆斯基和福柯这场辩论的兴趣越来越浓，主要原因是：“乔姆斯基和福柯揭示了当前居于西方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冲突。西方的世界观并非大一统，它包含了多层面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又存在着内在的对立倾向，比如古典主义与浪漫情怀的冲突，国家观念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价值观的冲突。乔姆斯基与福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都有分歧，在过去的300年中，这种分歧一直存在于欧洲和美国的哲学理论、政治理论中。”

　　厄尔德斯认为，乔姆斯基与福柯的冲突在于，福柯是一位经验主义者，而乔姆斯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福柯认为，只存在一个可感知的由信息和事实组成的世界，这些信息和事实在不同的结构中的不同层面上结合在一起。他对人性这一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斗争中建构出来的。乔姆斯基则认为人性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具有相同的天赋思想和人性。乔姆斯基这个理性主义者还是最深刻的普世论者，相信每个人跟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思想和天赋的解构，有协调自己的生活的潜力，因而有能力过上正直的、有创造力的生活。

　　乔姆斯基与福柯的对立更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立。福柯说：“我想就此借用一点点尼采的观点，我认为公正这一观点本身就是人发明的。我认为有一个任务非常紧迫，那就是将所有隐藏的政治权力的关系指出来，揭露出来，是它们真正在控制社会，压迫它，压抑它。至少在欧洲社会，人们习惯把权力局部化，认为它只存在于政府手中。不过我认为，政治权力也通过某些中介机构来行使，这些机构看上去似乎与政治权力毫无关系，它们似乎是独立的，其实不然。家庭、大学等所有的教育系统，它们看上去仅仅是传播知识，其实它们是维持某一当权的社会阶层的工具。”

　　美国学者保尔·鲍维说，爱德华·萨义德对福柯的权力理论做过批判，但他没能成功地应对福柯的挑战。萨义德在比较福柯和乔姆斯基时的着重点便是福柯的权力理论。福柯在与乔姆斯基辩论时，赞同说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批判既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威，但他拒绝提供未来的、作为替代的更好的制度。他说，任何这样的方案都会受到当前的虚假意识的玷污。这对乔姆斯基和萨义德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福柯认为，他和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会是革命的障碍，知识分子倾向于傲慢地担起想象替代性社会和政治安排的任务，但他们这么做时处于一个跟权力有联系甚至共谋的话语和体制中，因此应该受到怀疑。

　　乔姆斯基在辩论时承认：“我们已经深深卷入政治之中，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当然是有限的，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受到我们自身品性的缺陷、我们所在的知性文化的局限性的束缚。我们正在想象一个更好的社会，建设一个更好的公正体系，这个更好的公正体系当然也有自己的缺陷，不用误认为更好的体系就是理想化的体系。”他在《制造共识》一书中说，大众媒体在政府和公司的协助下，知识分子可以散播谎言和与现实矛盾的说法，使大部分人陷入幻想。记者、教师、知识分子和官员表面上体验到的自由使统治精英的愿望更能实现。

　　美国学者威廉·哈特维护乔姆斯基和萨义德的立场。他说，乔姆斯基与福柯的一个重要分歧是，福柯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管制真理的体系，决定什么话语是真理，谁可以说什么算作真理。萨义德追随乔姆斯基，认为权力与对权力的抵抗不是一回事。“萨义德和乔姆斯基是政治激进分子，福柯是认识论激进分子，是怀疑论甚至愤世嫉俗的，是一个失望的感伤分子，认定我们无法也不应该想象乌托邦。乔姆斯基和萨义德知道想象力的局限，知道我们的判断会出错。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想象力和权力很危险就拒斥它们，人类的境况就是危险。福柯是一个笛卡儿主义者，学会了不信任绝对，再也无法信任什么了，还认为他的袖手旁观是世故、老练的表现，想象别样的未来的人很天真。萨义德正确地把福柯的权力理论述为斯宾诺莎式的，并且说福柯式的知识分子为了论证他们政治的寂静主义而超出了左派的乐观主义和右派的悲观主义，同时他们希望自己看上去是现实主义者，接触到了权力世界与现实，使他们的偏见看上去是历史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