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感觉主义哲学

哲学在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两方面都不同于常识意见或日常思维。尽管各种早期文献中屡见不鲜的善言嘉语、格言警句包含了深刻的哲理,但仍不能和哲学思考同日而语。柏拉图《理想国》通过苏格拉底的论辩给出了一种哲学思考的范式,使希腊哲学思考成为“苏格拉底式的”。《理想国》第六卷里面的“洞穴比喻”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倾向——舍弃感性及可感世界而趋近理性和相(eidos)的世界。既然哲学强调逻各斯(logos),那么哲学的起点和原则应该是尊崇理性,并以理性力量驱役感觉以及感觉的对象。然而,古往今来的哲人们思考生命价值、生活意义的时候,总需要直面感觉力量抑或感觉主义的挑战。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面相丰富,既有主张克制感觉、重视理性的儒家、墨家和道家等,也有体现感觉主义思想倾向的杨朱和公孙龙。

　　 我们首先来讨论杨朱。杨朱“贵生”,特别重视“生”和“身”。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认为,他的思想几近道家,冯友兰甚至认为他是道家先驱,但是这些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细检老子的相关讨论,不难发现他既有“贵身”意思,也有突破“生”的倾向,这与《列子·杨朱篇》所载杨朱遗说判然有别。作为感觉论者,杨朱以感觉和满足感性欲求作为基本原则,其基本观点是:人生在世,就是要追求生理欲望的满足,而“烈士殉名”却划不来;既然生和身的价值既不能以金钱衡量也不可让渡,何妨“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倘若人人自扫门前雪,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事儿。应该说,杨朱的感觉主义伦理学具有深刻的人性基础,同时具有非凡的吸引力,是任何时代都不容小觑的日常观念。蒙文通撰《杨朱学派考》,梳理和分析了杨朱学派的波及面和影响力,指出主张“贵生为上”“六欲各得其宜”的子华子,以“纵情性”“贵己”为特点的魏牟、它嚣甚至詹何,其实都是感觉论者。可见,感觉论者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并不乏见,只不过其被误解为道家之支裔了。

　　 公孙龙“离坚白”、惠施“合同异”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老生常谈。然而,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早已指出公孙龙是唯感觉论者,可惜无人问津。受他的启发,笔者撰有《公孙龙子指物论绎旨》一文,旨在阐明“离坚白”“白马非马”“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等命题都出乎公孙龙子感觉主义哲学原则。具体地说,公孙龙只承认耳目诸感官及其对象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理解的世界只有形色、坚柔等可感特性。公孙龙甚至反对现象背后的本质,质疑可感对象所依赖的实体概念。例如,公孙龙所说的“马”其实就是指人可以目击的“马之形”,仅此而已。可见,公孙龙不是老庄孔孟,更不是柏拉图。从形色角度认识和把握万物乃是早期思想的重要特点,公孙龙比较极端,他只承认形色而不承认实体,而且通过“白马非马”命题阐明了人的感官各有攸司、不能挪移的特征。这种思想逻辑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他否定“名”(抽象概念)的倾向:既然现象背后的实体不为感觉所及,那么“名”的存废也就是个问题了。“物莫非指”的“指”其实就是“指而谓之”的“谓”,而不是“名”。简言之,公孙龙哲学的特征就是感觉主义名理学,他基于彻底的感觉主义,质疑和挑战了那些未经反思的常识观念,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哲学命题,犹如悖论,促进了哲学思维的发展。

　　 杨朱感觉主义伦理学和公孙龙名理学形式的感觉主义,可谓思想史上无独有偶的巧对。这表明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多元丰富的特征。相较而言,儒家和道家都不是感觉主义者,更准确地说,它们都突破了感觉主义思想原则。儒家追寻人文理性,并试图以此建构伦理政治秩序和生活世界。儒家大多不会否认人的生理欲望的合理性,只不过力求通过伦理规范节制它。道家的精神气质更特别,儒家那种匹配于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人文理性从来也羁绊不住其玄思,更不会落入杨朱这种享乐的唯物主义、粗俗的感觉主义之窠臼。应该说,儒道墨诸家都是从更高层次上重新审视、肯定和深化了感觉及其意义,从而真正扬弃了感觉主义。从哲学史研究角度看,无论感觉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哲学都不能不在爱欲与文明、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张力中展开思考。这正是我们发掘古代感觉主义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