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把哲学变成美学

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是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若从它的创始人克尔凯郭尔算起,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从它的一些代表人物看,它包括了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和波伏娃这样一些杰出的思想家。随着波伏娃的离世,这个流派的人物全都已经作古。但他们的精神遗产在人类思想史上流下一道不灭的强光,它照耀着文学,也温暖着我们的生命。

西方现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哲学与文学的联姻。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主义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无论是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还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者萨特以及尼采、海德格尔、加缪等,都兼有文学家的特色。他们的某些作品,将哲学、文学、美学熔于一炉,像《诱惑者的日记》,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像《恶心》、《禁闭》,像《鼠疫》等等。难怪昆德拉说:“尼采使哲学与文学接近,穆齐尔则使小说与哲学接近。”而在哲学与文学的这一双向追求中,本质上更属于文学的加缪就曾这样说:“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存在主义者的这一观点,给现代作家和批评家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即:不管你采用什么形式或风格进行创作,作品的水平高低,最终要看你的作品的哲理含量。

由于存在主义者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具有了一种慧眼,就是能从20世纪文学众多的风格、流派中,识别出自己的血亲。就像海德格尔首先发现了荷尔德林和里尔克作品中存在主义的精神血液那样,萨特和加缪最早看出了卡夫卡作品中属于本族的基因,那就是对世界的荒诞感、陌生感或异化感、孤独感和危机感。此后在萨特提及的所有世界作家中,卡夫卡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加缪,大家知道他的成名作《局外人》发表于1942年。须知,他在评论方面的成名作也诞生于这一年。而这篇著作就是评论卡夫卡的,题目是《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加缪把希腊神话中西绪弗斯被动受难的形象改造成为主动抗争的悲剧英雄,从而创造性地传承了尼采的悲剧美学。这赋予了卡夫卡的作品以积极的意义。

存在主义对文学的贡献之一是把哲学变成了美学,也就是把某些哲学范畴或哲学概念变成了艺术手段。例如“荒诞”,这本来是个存在哲学的范畴,但它在萨特的《禁闭》、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或卡夫卡、贝克特等人的笔下却成为艺术方法。而荒诞的感受往往也是通过一个哲学术语即悖谬得到表现的。悖谬就是一件事情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或行为上的互相抵消,从而令人啼笑皆非,或莫名其妙,它往往能构成“黑色幽默”的悲喜剧情趣。加缪在评论卡夫卡的上述文章中就运用了这一术语。他的下面这段话就被人广为引用:“这种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必须使这些矛盾粗略化。”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马克斯·勃罗德编纂的《卡夫卡文集》六卷集的出版,卡夫卡的创作虽然已经引起国际文坛少数人的注意,但使他的影响迅速越出国界的,可以说主要是萨特和加缪。因为他们用存在哲学的观点去解读和评论卡夫卡的作品,更能切中肯綮,可谓惺惺惜惺惺。

说来有点巧:在我比较熟悉的两位德语作家中,即卡夫卡和迪伦马特,都与加缪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加缪在比他大一辈的卡夫卡的作品中发现了西绪弗斯的现代原型,那么比他小半辈的迪伦马特则是受了他的理论的影响,在戏剧和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西绪弗斯式的悲剧英雄。这些人物,明知他们的对手,不管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是不可战胜的,但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可失败,也不愿投降,有一股子海明威式的“硬汉子精神”。用迪伦马特的话说,这叫“顶住现实的英雄”。加缪所倡导的这种悲剧美学,显然是有积极意义和启示价值的。尤其是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个别人想要抵制社会歪风的努力是不会有成效的。但是每个个人都能做到不与社会歪风同流合污,那么歪风就不会蔓延,而且渐渐失去土壤。所以迪伦马特说:整体世界固然是你不能驾驭的,但个人世界每个人都是可以把握的。

前面提及存在主义思想之光给我们以温暖,指的是,萨特曾经给存在主义的价值作了这样的定义:“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后一个说法我讲不了。但前一个说法我似乎还有一点领会。存在主义剥去了人的所谓“阶级性”或“社会性”,也撇开各种社会规范,他研究人的具体的生存处境,特别是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会如何行动,像萨特的《禁闭》、《死无葬身之地》,加缪的《鼠疫》等。警察与小偷,一个拼命的跑,一个使劲的追;被追到的惊恐万状,追到的兴奋异常。这在存在主义者看来非常荒诞滑稽:两个个体生命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人的生存的这种“粘兹”现象,是令人“恶心”的。所以存在主义者特别关注“危机中的个人”。前东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Neumann访问我所。我问他:您对现代主义文学怎么评价?他说:“现代主义文学能唤起人们对于危机中的个人的关注。”我一听,他指的主要是存在主义文学。那么,什么叫危机中的个人?我首先想到了过去被我们批判过的日本影片《啊,海军!》中的山本五十六,他正面临着死亡与服从的两难选择。他最后选择死亡。对这个人物的选择的态度,我想文学与历史学是有区别的。因为历史学关注的是事件的结果,你选择了不义的战争,把你定性为战犯,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文学家关注的是事件的过程。描写你此时此刻的内心矛盾是他的职责,甚至同情你此时此刻的痛苦也是他的本色。不然,什么叫“文学是人学”?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作为国君你还沉湎于儿女情,这是有罪的。但皇帝也是人,他也有爱的权利,因此也是文学家应该关注的一面。人的许多困境都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造成的。中国和意大利拍的两部《末代皇帝》可作比较。我们的导演是按编年史的方式叙述历史故事,题材成了影片本身,手法老套。而意大利导演是按荒诞的美学原理拍摄的,题材作为媒介,手法新颖,因而更具艺术价值,所以获得奥斯卡大奖。如果我们过去就懂得关注危机中的个人,则我们的人性就会比现在更丰富一些,就不会劝阻别人不要去对具体的穷人施“小恩小惠”,就不会把人整错了还要求他“正确对待”;亲人被整了,不是更多的体贴,还要和他“划清界线”甚至离婚。最后我还想说:存在主义者愿意把自己的学说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马克思主义一再宣称她是要发展的。难道存在主义的学说真的没有一点值得马克思主义吸取的地方吗?